帝国最后的荣耀-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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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就只有黄石城。他们先虚晃两枪，让朝鲜军对日军战略意图造成误判，龟缩到星州和昌宁两处，然后两路主力这才赶到黄石城会师，从天川、镇安一线杀气腾腾地奔全州而去。

　　　　攻取黄石城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即从侧翼威胁全州，使全州的陈愚衷所部明军不敢赴援南原。这也是日军根据沈惟敬透露的情报而制定的计划可见沈惟敬在临被捕前的拼死一搏给明军造成了多大的被动。

　　　　就在右路军成功甩开朝鲜主力的同时，左路日军与联军在南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南原位于全罗南道中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只要控制了南原，北可上全州，南可扼顺天，西可占光州，进退自如，相当于全罗道的十字路口。日军如果想占领整个全罗道，南原必须要捏在手里。

　　　　早在五月份的时候，杨元便派了部下李新芳率领两千辽东军进驻了南原。到了六月十三日邢的战略布局成熟以后，杨元亲自带了一千人前往，使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人。

　　　　八月初七，作为左路军先锋的岛津义弘军抵达了求礼，踏入南原境内。杨元一方面命令朝鲜兵使李福男、助防将金敬老等人集结附近驻留朝军，一方面派遣斥候去元川附近刺探敌情。

　　　　次日斥候回报，敌势极其浩大，而且更糟糕的是，居昌、三嘉附近也相继传来右路军大举进袭的情报，这让杨元异常紧张。他手里只有三千辽东军马加上一百多家丁，算上朝鲜军也不过六千左右，再算上全州两千明军，也不过八千人。而这次大举进攻的日军，少说也有五万多人。

　　　　面对这种压力，杨元没得选择，只能死守。他以辽东军为主力，在城头四面布置了八百人，墙下一千两百人，还有一千人的预备队。朝鲜军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配，杨元还让麾下的亲信家丁混编入朝军队伍中，希望能够藉此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他早在六月驻留南原的时候，就派人增筑了城墙，还在羊马墙增设了不少射击孔，城门安了三门大炮，四周挖深壕沟，摆出坚守的架势。明军之前在这里有过驻军，做过修缮，虽荒弃日久，但总比没有强。

　　　　但杨元知道，这些只能延缓沦陷，无法退敌。唯一的指望，就是大将军麻贵能够及时识破日军的主攻方向，尽快来援。当初麻贵在规划战略的时候，有过明确指示：“脱有缓急。南原告全州，全州告公州，公州告京城，次第驰援。”按照这个规定，杨元已经派遣了急使前往全州通知陈愚衷。

　　　　他万万没想到，陈愚衷不知哪根弦搭错了，压根没继续上报。

　　　　从八月九日到八月十三日，这大概是杨元最难熬的五天。在这五天里，每天斥候都马不停蹄地传来坏消息：“敌人已至屯山岭！”（九日）、“敌人已过宿星岭！”（十一日）“敌人前锋已抵达蓼川边！”（十二日）。

　　　　蓼川边就在南原城东南四十里，日军出现在这里，说明战斗已经一触即发。从南原的城头，杨元可以看到远处村落滚滚黑烟，那是日军一路烧杀抢掠的标记。南原城里已经挤满了军民，都是这几天从附近逃难进来的。这个时候的杨元，应该在心中掠过一丝念头：“干脆撤退。”

　　　　六千人对五万人，根本不成比例，很难守得住。可是南原和晋州不一样，晋州丢不丢无关大局，南原一丢，整个全罗道就没了。这个责任太大，杨元不敢承担。

　　　　唯一能让他稍微放心一点的，是朝鲜兵使李福男的到来。

　　　　李福男是一路从求礼溃退而来的，到了南原时身边只有五十多人。当时南原附近已经有许多日军小部队聚集，李福男毫无畏惧，大摇大摆地从敌人之间穿过去。日本人被这种大胆举动惊呆了，居然没前去阻拦，就这么让他进了南原城。

　　　　杨元对此十分佩服，拍着李福男肩膀说：“拥兵自保者，滔滔皆是。而公独以孤军赴之，南朝一李侍郎矣。”

　　　　八月十三日，日军主力抵达了蓼川边。仿佛为了炫耀兵威似的，他们摆列出了无比煊赫的阵势，拉开了两道阵线。第一道阵线由小西行长的第二军团组成，从防川由禅院一直穿过长城桥，围到南原西门；第二道阵线由岛津义弘、来岛通总、加藤嘉明的水师组成，从漆场截断河流，沿越川、栗场到大毋泉，与西门阵线连接到一处。日军把本阵设在了乡校山和麒麟山上，在城外四处建营，竖起大旗，号角连营，光是支起来的阵幕就连绵不断，层层叠叠。时人形容是“相续结阵，连延互回，月晕百匝”声势极其浩大。

　　　　这是刻意地炫耀武力，吃准了守军不敢出城。

　　　　杨元确实不敢出城，他正忙着分配了守城任务。他自己和李新芳守东门，千总蒋表守南门，毛承先守西门，朝鲜军战斗力偏弱，让他们守北门。杨元还接连下了数道命令，整肃军纪，明确号令，绝不让部队未战先乱。

　　　　到了十三日中午，五个日本人大摇大摆走到东门，站到东门石桥上仰起脖子，打算喊杨元来谈话。这些人是来劝降的，觉得两国交兵，怎么也不会斩来使？可他们万万没料到，杨元是存了拿他们祭旗的消息。

　　　　趁着这些人喊话的当儿，杨元带着几名朝鲜弓手偷偷摸出城去，冲着石桥一顿连射，当即射死三个人，另外两个人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

　　　　这一下子可把日军激怒了。很快大批日本兵呐喊而来，到了距离城墙百步远的地方，一边放枪一边大骂。忽然城头飞了几十个圆滚滚的黑影，落到地上还在嘶嘶作响。

　　　　“是震天雷！”

　　　　有日本老兵一声惨叫，随即这些铁疙瘩轰轰地都炸开了花，让日本人死亡惨重。

　　　　原来这是一种朝鲜自主开发的新式火器，与大明的霹雳弹类似，是用铁制容器承载火药与尖锐硬片，外接引线，通过大碗口铳发射，威力很大。早在壬辰之战的时候，朝鲜义军就用这东西吓唬过日本人。和谈期间，这种火器得到了大力发展，生产了数千枚，南原也分配到了不少。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日本人仓皇地撤退了，守军都松了一口气。杨元却怎么也放松不了心情，他久经战阵，知道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晚上搞不好要夜袭。他下令在濠沟外多埋菱铁，又在桥头偷偷装好钉板，亲自守夜静待。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到了二更天，三个日本兵偷偷摸摸地从石桥摸过来，一踏中钉板，立刻被埋伏好的明军几刀砍死。杨元知道大军肯定藏在后头，下令把四面吊桥都拉起来。桥刚拉起来，四面日军点着火把就冲了过来，一看桥断了，只得彻夜鼓噪，在南原附近到处放火，搞得百里内都能看得到烟火涨天。

　　　　到了八月十四日，日军经过一天的试探，开始动真格的了。他们欺负联军兵少，大摇大摆地在城外建造攻城器具，还运来了大批草谷木石，堆积在大毋泉附近，把壕沟填平，用木头挡在两侧，形成封锁。日军还搜罗了一大堆门板、床板，在上面挖出射击孔，下面装有支架，构成一个单兵射击掩体。

　　　　最开始遭到攻击的是南城。南城城外民户十分密集。在开战前，杨元已经派人把这些尽数焚毁，只剩下断垣残壁。但日军利用这些石壁做掩体不断射击，给联军造成了极大伤害。

　　　　很快焦点又转向东城。日军在东门城外建起来的高棚，这些高棚都比城头要高出一头，日军射手站在高棚上，有条不紊地向城内射击。联军试图拿火铳对轰，可惜射程上够不着，震天雷数量又有限，不得不从城头撤下来。大明架设在城头的火炮进行了有限的反击，可是日军队形太过疏散，效果不明显。

　　　　过了中午，西城又出事了。南原西门往外走两里路，有一座万福寺，寺里有四尊天王雕像。日本人占领了寺院以后，把这四尊雕像拖出来放到车上，拉到西城外去转悠，让联军士兵惊骇莫名。

　　　　杨元觉得上午士气已经跌了不少，下午如果再坐视敌人挑衅而无所作为的话，对士兵精神是个很大打击。他拒绝了部下的苦劝，带了一千人杀出西门，要把雕像抢回来。

　　　　这当然是日本人的诱敌之计，杨元的部队一过石桥，就被日军伏兵围住。要说辽东军人，就是能打。面临重重包围，他们毫无惧色，就像在碧蹄馆时一样，背靠背结成坚实的阵势，与日军展开对攻。这一场仗打到太阳落山才各自收兵，谁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八月十五日。小西行长派来了正式使者。杨元不好再玩杀使的手段，便在龙城馆内接见。使者转达了小西行长的问候，希望杨元早日撤出城去，大家都不致死伤太多。杨元回答：“我从十五岁从军打仗，横行天下从来没败过。如今这城里有精兵十万，足够守城。没有上头命令，我是断然不会弃城的。”愤然扯碎了日军的文书。

　　　　可惜这番话对日本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小西行长早已经从沈惟敬那里了解到了南原的虚实。既然杨元不肯投降也不肯撤退，那么就打呗。这时候南原城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身处绝境，士气低迷，四处可闻哭泣声。

　　　　十五日当晚，天空非常晴朗，月色如昼。位于城南的藤堂高虎找到胁坂安治，说今天晚上天色好，索性乘夜突袭，胁坂安治连连称是。

　　　　当时日军的围城态势是：宇喜多秀家亲自挂帅，主攻南门；小西行长主攻西门；毛利吉成主攻东门，只有北门没有配置攻城部队，但是第六军团的一部分水军众在北面埋伏，准备阻截逃兵。藤堂、胁坂把这事报告给主帅秀家，得到了秀家的热烈支持。监军太田一吉主动请缨，也率领本部兵马进行配合。

　　　　说来惭愧，宇喜多秀家自从领衔侵攻以来，自己还没取得过什么像样的战绩，南原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调整之后，日军从三面开始对南原展开最后的突袭。

　　　　藤堂军之前已经收集了无数杂草稻禾，做了无数大束，这时他们每人抱起几束，开始一层层往城下狂堆。这些大束很快堆出一个小山，先填平了壕沟，又堆的与羊马城高度平齐，可以非常方便地登上城楼。

　　　　俗话说，夏雨无常。偏偏就在攻城的紧要关头，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这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联军陷入窘境，他们既无法使用火器，也无法用火箭引燃草堆，只能用投石机进行反击。而日军则趁机加大了突袭力度，还安排了许多防雨的火枪手向城头射击，掩护突袭部队。

　　　　不计血本的投入很快产生了回报。藤堂高虎一马当先，踩着云梯踏上南原城头，夺得“一番乘”的荣誉。紧接着太田一吉的部队砸开了南门，日军大部队一涌而入，喊杀四起。

　　　　其他两面的防守原本就已经陷入苦战，一听到南城失陷，士气当即崩溃，先后被日军突破。

　　　　杨元当时正在城内少歇，忽然听到南城被突破，大为惊骇，知道已不可守，急忙换了一身传令官的衣服，光着脚带着十八个人匆匆离开府衙。在走之前，杨元派人去叫李福男一齐逃，李福男却拒绝了，他说我誓与此城共存亡，在官府内堆了许多柴薪，举火自尽。

　　　　杨元感叹不已，又去找接伴使郑期远，这是朝廷命官，不能丢弃。可是郑期远早吓得两股战战，从马上掉了来好几次，根本爬不上鞍子。杨元一看，得了，不跟你玩了，转身自己跑了。

　　　　城内最后的巷战非常惨烈，三面围过来的日军大肆屠杀。全城军民惊慌失措，都聚集在暂时没有敌人的北城。明军纷纷跨上坐骑，想从北门突破，可是北门关得太死，一时之间不好打开，后头的人已经挤了过来，当场有许多人丧命在马蹄之上。

　　　　好不容易北门开了，这些溃兵一涌出去，希望能逃得一条性命。在这时候，大雨停了，月亮重新从云里出现。这对于逃兵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早已埋伏好的日军借着月光一顿砍杀，一时间鲜血乱飞，惨叫四起。明军将领李新芳、蒋表、毛承先和朝鲜将领金敬老、吴应井等人都死于乱军之中。军民死伤更是不计其数。鲜血让日本人的兽性暴露得极其明显，他们根本没打算收容战俘，基本上逮着一个杀一个。

　　　　在混乱中，有五、六百人的联军冲破了北门的封锁，试图向山中逃去。谁料到岛津义弘已经算准了，率主力予以截杀，杀死了四百多人。

　　　　当时有一个叫金孝义的朝鲜军人，本来负责守南城，南城被突破以后他逃到北门，正好遭遇了埋伏。他急中生智，藏身在水田之中，这才得以幸免。他的供述，成为南原城攻防战的第一手细节，里面提及了大量日军攻城的手段，对于联军来说，弥足珍贵。

　　　　而此时的统帅杨元，正在西门奋战。

　　　　杨元对于这个结局，早有了预感。他凭借丰富的经验，知道敌人一定在北门埋伏了重兵，所以一开始就存了走西门的准备。日军的注意力此时全都在北门，西门反而防守薄弱，被他和亲兵们一下子冲到了城外。

　　　　在城外，日军已经挖好了数条壕沟，他们没有菱角、鹿角之类的专业阻骑设备，就找到许多木桩、丢弃的刀剑埋在壕沟里，用来阻截逃跑的骑兵。

　　　　但这难不倒杨元。他是辽东将领，骑术了得，随身牵着四、五匹训练有素的战马，随时换乘。这些马匹一听唿哨就散开，以避弓矢铁跑，再一唿哨就聚到一齐，十分灵活。到了壕沟之前，杨元先让一匹马跑过去，踏到利刃倒地，再鞭打着下一匹踩着前者尸体继续前进。

　　　　至于日军在远处用铁炮狙击，这也难不倒杨元。史书上说他“被甲腾换，有如易席，贼终不能害之。”不能不赞叹，一个人在逃生时迸发出了多么大的战斗力。

　　　　凭借着这种血腥马戏团式的方式，杨元很快就突破了封锁，逃出生天。他沿着大陆先逃到凤山，再绕到恩肆馆。一清点人数，跟在他身后不过一百十七人而已。而根据事后大明的统计，是役明军伤亡的准确数字是二千七百名，马匹损失三千四百匹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仅以身免”了。

　　　　而此时陈愚衷到底在做什么？

　　　　南原先后派了两次求救信使抵达全州，第一次陈愚衷的回答是：“敌情难测，恐怕顾此失彼”，第二次又回答：“信地难离。”死活不肯发兵。等到他第三次听到消息的时候，日军已然攻陷南原。

　　　　陈愚衷此时慌了手脚，他再一打探，更是惊骇无极。

　　　　原来日军左路军在攻克南原以后，留下一部向南扫荡，其余主力一齐北向，和在黄石城的右路军呈钳形攻势，逼进全州。换句话说，陈愚衷即将面临的敌人，大约有十万之众。这个消息，让全州里的居民惊慌失措，纷纷出逃。守军本欲阻止，反而被这些急于活命的乱民冲散，拆毁了城门，一哄而散。

　　　　八月十七日，左路军前锋小西行长军至任实，右路军前锋加藤清正进入云峰。两路倭寇合兵一处，在八月十九日抵达全州城下。

　　　　陈愚衷二话没说，点齐了兵马就要撤退。当地朝鲜官员拉着他的缰绳，气得大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原来这位大将抵达全州以后，发现城里没粮食，粮食都藏在全州城外十里的山寨里。当时朝鲜军的战斗力太差，一遭遇日军就会溃散，所以守官干脆不把物资存在城中，省得便宜了日本人。陈愚衷抵达之后，强行命令把这些东西搬回城里，谁说也不听。现在好了，全便宜了日本人。

　　　　陈愚衷一路北遁，一直逃到公州，才跟前来接应的明军游击牛伯英碰上头，两人呆在公州不敢动弹，静等援军。

　　　　最后说说杨元和陈愚衷的结局。

　　　　杨元在南原突城逃出的时候身中两枪，刀伤数处，直接被人抬回了汉城。在汉城，朝鲜国王李搀着他的胳膊呜呜哭泣，说将军你为朝鲜辛苦了。朝鲜国王李对杨元一直很有好感，他还记得，在壬辰战争期间，辽东军将领对朝鲜人都不友善，只有杨元态度还算和蔼，经常居中调停。

　　　　可惜杨元伤势不轻，已经无力统军，很快便在朝鲜君臣的惜别声中被送回了国。他万万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朝廷宣布以“弃城脱逃”的罪名，给他下了大狱。

　　　　说实话，杨元真冤。

　　　　南原是一场惨败，但这场惨败的根源，是战略部署上的失误，主要责任要归咎于明军高层未能及时判明日军动向，导致让杨元的三千人要面对五万日军这仗换谁来打，都是同样的结局。更何况杨元并未一开始就弃城而去，而是认认真硬抗了三天，给后续明军争取来了宝贵的时间。虽然他最终弃城而走，那也是血战之后的不得以。

　　　　真正该死的是陈愚衷。他第一条罪状罔顾南原战局不及时上报，导致明军反应迟缓；第二条罪状踟蹰不前，不主动策应杨元。虽然他的兵力也只有两千，但只要稍微在外围有所活动，日军必不会把全部压力加在南原；第三条罪状是毫无作为不战而逃，弃全州不说，还把大量物资留给敌人。

　　　　一个是败将，一个是逃将。一个是能力问题，一个是态度问题，谁更该死一目了然。

　　　　但明军对这两个人是如何处置的呢？

　　　　对陈愚衷的惩罚是，打一百军棍，免死充军。

　　　　对杨元，先是拿下，关了一年多，然后跟沈惟敬一齐处死。

　　　　这种厚此薄彼的处置，十分蹊跷。且不说杨、陈二人的功过清清楚楚，毋庸置疑，就算杨元对南原惨负全责，也不至于要判到弃市这么严重。要知道，同为辽东军背景的祖承训当初在平壤城打的那么惨，都没受多大惩罚。杨元在辽东军地位比祖承训要高得多，怎么判决却如此之重？

　　　　对这种不对等待遇，朝鲜人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杨总兵血战孤城，兵单援绝，则南原之败，势所然也。陈游击愚衷，拥师全城，坐视不救，则其罪固大矣。愚衷尚保首领，则总兵先就极刑，人莫不惜之。”

　　　　杨元之死，我猜测可能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是党争之祸。蔚山之战后，军前赞画丁应泰弹劾率先逃跑的杨镐“丧师党欺”，把他和麻贵、邢乃至身后的大学士张位、沈一贯等人连到一起要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杨镐和麻、邢等人必须要把责任往外分，摘出去一点是一点。所以我们查阅史料时能看到，南原之战在万历二十五年八月打完，一直到万历二十六五月，兵部才正式提出处置杨元。关于杨元的责任追究，都是在杨镐被弹之后才纷纷冒出头来。

　　　　这个切割责任的运动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看到，在战后议论功罪的时候，麻贵因为稷山、青山、岛山的功绩而“免议”，杨镐也因为单骑入汉城，得了个“功亦难泯”的考语，没受多大罪，没人追究他们南原惨败的责任，这帽子自然而然就得扣到了杨元的头上。

　　　　第二点是政治影响。对大明来说，南原失守比全州失守更加难堪。全州影响的不过是朝鲜三道战局，南原却波及到了整个大明沿海的防务。南原一失，全罗南部沿海不保。至此日军可以从全罗道直入黄海，袭扰天津、山东、浙江等处，航程大大缩短。

　　　　所以在得到南原失守的消息以后，北京大为震惊，立刻下令让沿海各地修备军务，调集水师陆营加强巡防，防备敌人跨越黄海打过来差不多半个东亚都因为南原这座小城的失陷而骚动不安。可见南原失守在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恶劣，必须得有人出来背这个责任。

　　　　弃城而逃的杨元毫无疑问是最好的人选，他是直接责任人。再说，南原明军实打实地损失了三千人，伤亡如此惨重，在朝鲜战场还是第一次。不管杨元有多少苦衷，于法于理，杀他都说得过去。

　　　　第三点原因，是辽东军奇特的沉默。

　　　　让人不禁想起来，当年祖承训大败之后，李如松出面维护，最后朝廷只轻轻打了一下板子。杨元在辽东军的地位很高，这一次怎么辽东军不说话了呢？

　　　　李如松离开朝鲜已经很久，朝廷不必顾忌他的面子，反而可以借机削减辽东军的势力。麻贵是宣大系统出身，不会出言相保；邢、杨镐等人虽然跟辽东军关系不错，但让做顺水人情可以，下死力捞人可是强人所难何况他们还得指望杨元帮他们承担责任。

　　　　结果在这三点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杨元稀里糊涂地被下狱弃市，与他亲手抓获的沈惟敬同时问斩。沈惟敬这一手报复，总算是见到了效果。

　　　　时间回到万历二十一年，《平壤续志》里记载：平壤之战结束之后。为了感谢李如松及麾下健将的光复之功，朝鲜派了一名叫李臣钦的画手，要为石星、李如松、杨元、李如柏、张世爵五个人画像，置于武烈生祠中四时祭拜。

　　　　李臣钦前往明军军营，说明来意。明军将领都挺高兴，李如松头一个画，他摆了个威猛姿势，用手在下巴做捋髯状，提醒李臣钦说：“我这人胡子短，面相太和善了，不够威猛，你记得给我多加点虬髯上去。”李臣钦点头称好。

　　　　等轮到杨元坐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