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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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六：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一九五五年《新晚报》连载的，只比我迟一年，柳苏在《侠影下的梁羽生》中误记为迟了三年。
注七：白羽生平见冯育楠著的《泪洒金钱镖》和收在《武侠小说论卷》（香港明河社出版）由宫以仁撰的《略论白羽作品之特色》。

当然，如果说我早期的武侠小说毫无特色，那也是“故作谦虚”的，《龙虎斗京华》以义和团事件作为背景，触及的是“真实的历史”，我是试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这部小说引起的议论很多，不过引起议论，也就说明了还有人注意。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是有失偏颇的，虽然我也谈到了义和团的缺点，但是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毕竟是正面的评价较多，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另一方面，是有关诗词的运用，似乎也还受到读者的喜爱。我想不管怎样，既然这两者，历史和诗词，是我的“偏嗜”，那就让它保留下去吧。我就是这样，逐渐走出“自己的路子”的。现在看来，这条路子似乎也是走得对的，历史方面就有评论家认为：“梁羽生作品特具的浪漫风格，形成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者权力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注八】诗词方面，也有人指出：“梁羽生虽然以新派武侠小说而知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上的素养，却更值得注意。”【注九】

注八：陈晓林《萍踪侠影录　新派武侠梁羽生》，台湾《中央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
注九：李永平《梁羽生作品的悲剧美感》，台湾《中央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

我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报》连载的《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是受到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响的。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父子在狱中相会一节，非常感人。我把牛虻“一分为二”，让男主角凌未风是个反清志士，类似他的政治身分；女主角易兰珠是王妃的私生女，类似他的身世。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是可以和王权分庭抗礼甚至高于王权的，清代的王妃则必须服从于皇帝，“戏剧性的冲突”就不如原作了。《七剑》之后的一些作品则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与西方小说人物的相似，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拟。如《白发魔女传》主角玉罗刹，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朵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精神自由的影子，女主角厉胜男，身上有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个人自由的影子。
从《七剑下天山》开始，我也尝试运用一些西方小说的技巧，如用小说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变“全知观点”为“叙事观点”。其实在《红楼梦》中亦早已有这种写法了，如刘姥姥入大观园是姥姥眼中所见的大观园，贾宝玉的房间被她当成小姐的香闺，林黛玉的房间反被她当成公子的书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绍。不过，在旧武侠小说中还是习惯于作者去定忠奸、辨真伪的。故事的进行用时空交错手法；心理学的运用，如《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为桂仲明解梦，《云海玉弓缘》中金世遗最后才发现自己爱的是历胜男，就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西方小说技巧的运用，我是不及后来者的，但在当时来说，似还有点“新意”。
历史方面，我采用“半真半假”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真实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了。《萍踪侠影录》比较根据正史，《白发魔女传》则采用稗官野史较多。《萍踪侠影录》曾被编成京剧，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　
这是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改编自武侠小说的京剧。小说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背景，我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于谦。于谦在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外敌俘虏之后，明知会有不测之祸，毅然不顾，另立新君，他非但挽救了国家的危亡，而且在击败外敌之后，力主迎接旧帝回来。后来朱祁镇回朝，发动改变，夺回宝座，果然就下旨把他杀掉。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剧”，堪与岳飞的“风波亭”冤狱相比。我是含着眼泪写于谦之死的。　
但写真实的历史人物，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背景的小说，有时也会给作者招来莫名其妙的烦恼。我的《女帝奇英传》写了另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我之写她，是因为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我写她建立特务制度的过错、罪恶，但也不抹煞她善于用人等的政治才能。观点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主要根据陈寅恪的两部著作——《隋唐政治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陈氏从种族及文化立论，看问题是要比只知简单地写武则天为“淫妇”深入得多的。
不过，虽以“女帝”作书名，故事的主线却并非放在武则天身上。这部小说曾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台湾三地的报纸连载。台湾报纸连载时对它的内容曾作简介，指出：“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则天的诡奇浪漫事迹，但情节却环绕在两对江湖儿女永难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梁羽生为本书主角设下的难题，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诸多历史恩怨的爆发。”【注十】我认为这个“简介”是很恰当的。

注十：陈晓林《简介梁羽生及其〈女帝奇英传〉》，《台湾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

这是就作品本身的评论。但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好像特别“敏感”，喜欢猜测小说中人物“影射”的是什么人，甚或猜测作者写作的目的。这部小说在大陆未经我同意盗印出版后，一位朋友和我说：“你这部小说引起的议论可还当真不小呢，什么人物不好写，你却偏要写武则天！”我问：“犯了什么禁忌？”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江青自比武则天，有人怀疑你写此书是为了讨好江青呢！”听了此话，倒真令我啼笑皆非了。江青自江青，武则天自武则天，怎能因为江青自比武则天，就给她们划上等号？武则天能文能诗，不论好坏也有政治才能，江青连慈禧太后也比不上，凭什么比武则天？我告诉朋友，我的《女帝奇英传》是一九六一年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的，有案可查，那时江青在政坛上还未出道呢。　
我一向胸无大志，对政治亦无兴趣，罗孚曾在一篇谈金庸的文章中提及我的一件往事：“查良镛这一份办报的兴趣也是梁羽生所没有的。当《明报》办得已是站得稳时，有人也劝过梁羽生，既是一时瑜亮，何妨也办一报。梁羽生笑说没有这个兴趣。”【注十一】我并不特别喜欢柳永的词，但我却欣赏他这一句：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注十一：柳苏《金色的金庸》，北京《读书》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苦”的说过了，也说说“甘”的吧。
写武侠小说三十年，最大的快慰当然是看到武侠小说逐渐获得“各方”的“认同”，它的社会地位也似乎是“今非昔比”了。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大报或自命大报是不屑刊登武侠小说的，用罗孚的话来说，“它们就像流落江湖卖武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时至今日，不但香港的大报在刊登，海峡两岸的大报、海外著名的侨报也都在刊登了。
如果说香港是我武侠小说的老家，则新加坡可算是“第二家乡”，我的小说在新加坡报纸出现，仅落后于香港一年。罗孚在写我的文章中，提到星马报纸重金礼聘香港武侠小说作者的事，新加坡最早登我的小说的报纸《民报》，在当时却还是未入“大报”之列，虽是“礼聘”，却非“重金”，只是当地的“一级稿酬”。但这个虽非重金的稿费，却最令我难忘。当时的新加坡还未独立，主编黄科梅曾因政治案件入狱数月，报馆关门，出狱后又过了一段期间方重新开办。当时香港的翻版小说是非常快的，在报上连载的小说，几乎是每十天就出一个小册子，早已充斥于新加坡市面了。我有一批稿件因失了报纸的“时效”未能刊出，但黄科梅出狱后仍坚持要“照付稿酬”，说是不能连累作者因报馆的意外事件而受损失。稿酬事小，这个守信重义的精神却是最为难得。
新加坡的大报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后才连载我的小说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在刊登，所付的稿酬也的确是超乎当地“标准稿酬”的“重金”了。
大陆的报纸则是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刊登的，虽然迟了二十多年，在大陆却是“最早”。一九四九年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已属“禁区”，连提也没有人提的，好像武侠小说从未存在过一般。大陆也是先在“小报”刊登，然后才是大报。“小报”是作为《花城》和《广州文艺》增刊的《南风》，一九八一年二月开始连载；销数在大陆数一数二的报纸足以称为大报的《羊城晚报》，则是迟至一九八四年十月才开始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的，但在当时也还是最早刊登武侠小说的“官方大报”，在刊载过程中，曾经受到很多人反对。同年十二月，北京邀请我参加全国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会上，在我所属的那个小组中也有讨论武侠小说，至少武侠小说的“禁区”虽然尚未明文开放，亦算得是官方默许的开放了。大陆也因而掀起一个武侠小说的高潮。有朋友对我说，“这回武侠小说总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不错，这个“堂”虽然不是某个“大雅君子”的私人之堂，但却是集中了全国著名作家的会堂，足够分量称为“大雅之堂”的。
武侠小说在台湾是从未受过歧视的，但对我的小说“解禁”则是一九八七年底的事。虽然是来迟了的解禁，却令我有最为意想不到的欣悦。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台北的文学、戏剧界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为例”说明问题。研讨会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解禁可望弥补文化断层”，与会者《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认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问世，可见已到了‘武侠小说研究学术化’的时候，并且由专人研究撰写武侠小说发展史。”【注十二】

注十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台湾《民生报》。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中央日报》首先连载我的《还剑奇情录》，由台静农先生题字。台老是台大前中文系主任，著名书法家，鲁迅的门生，今年已八十多岁了，也是我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在报上得见他为我的小说题字，实有意外之喜。继《中央日报》之后，台湾的民营大报《联合报》刊载我的《塞外奇侠传》；另一民营大报《中国时报》从八月开始，也在连载我的《武林天骄》。
同年七月下旬，我首次访问台湾，参加《中央日报》副刊主办的“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孙同勋、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小说家黄凡、散文家陈晓林等多位学者，结论是“一致赞成应归属于文学领域”。【注十三】

注十三：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台湾《中央日报》。

得见武侠小说的地位提高是第一个“甘”，第二个“甘”则只是属于作者的“所得”了。古人云“以文会友”是一种乐趣，我也曾写过其他类型的“文”，发现还是武侠小说最能结交朋友。
武侠小说的读者是最热情的，他们对小说的投入，甚至超过作者。我写《萍踪侠影录》时，接过几位女读者的来信，认为女主角云蕾并非特别出色，“不服气”张丹枫何以对她情有独钟。写《女帝奇英传》写到李逸之死时，也有读者来函认为不该悲剧收场，“贡献”几个可以令他“起死回生”的办法。
热情的读者不一定可以成为持久的朋友，我当然还有因武侠小说之“缘”而成为老朋友的。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编者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当真可说得是肝胆相照。去年他过香港，我与他谈古论今，一时之间，颇有纳兰容若赠顾梁汾词中所说的“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之感。　
因武侠小说之缘而结识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见如故，这次在台北，我和许多新朋友谈得都是十分投机。其中有武侠小说的知识非常广博的学人，谈起武侠小说，只有我向他请教的份儿；也有对我的小说比我还更为熟悉的作家，对我的小说评论之中肯，令我为之心折。
除了益友，还有良师。华罗庚教授虽然是老一辈的学者，思想却极“新锐”，他对武侠小说的观感，对我具有启发作用。有趣的是，谈起武侠小说时，他似乎童心犹在，他的腿不大灵活，有一次谈得兴起时，曾伸拳比划几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学术演讲时，不幸突发心脏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线。已故老词人刘伯端最讲究格律，对我小说中的词，往往可以整首念出来，在谬赞之余，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词某一个字不协音律。清史专家汪孝博则在武侠之外，对我的”联话“写作帮助更大。
第三个“甘”则是更加“自我”，说出来只怕给人骂我只知“独善其身”了。除了还会写点东西之外，别无谋生本领，“所幸”的是，武侠小说的“市场价值”的确要比“严肃文学”高一些，所以还可养家活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样潦倒终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中，借龚自珍的一首诗答友人：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我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的因缘，故曰“忽遇”也。
写武侠小说是需要丰富的幻想力的，我认为过了五十岁，已是不适宜于写武侠小说的年龄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龚诗两句给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为酬雅意，拖迟两年，恰好凑满“三十”之数，虽然实际的时间是二十九年零八个月，但计年的习惯是取其约数，所以也可自称是写武侠小说三十年了。　
无钱购买“金盆”去“洗手”，余资倒还可以在澳洲雪梨的郊区买一层楼。雪梨雨量甚少，附近亦无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云。看云的情调似也不差于听雨，人到晚年，例应退休，想白云也不会笑我“懒如此”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完稿于雪梨）



中国的武与侠——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梁羽生　　　

我曾经写了三十年武侠小说，不敢说有什么写作心得，但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类型。
顾名思义，它是有武有侠的小说。就武这方面来讲，它包括了不同门派的技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chinese　kungfu），包括气功，包括各种兵器的使用。中国俗语“十八般武艺”，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侠的内容随着时代改变
中国一位学者周纬，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兵器史稿》，单是周代的剑已有十几种。暗器是侠士比较少用的，但单是清代的暗器就有三十四种。不过真正懂得武术的小说作家恐怕很少，像我就一窍不通。因此只能以意为之，比如用一句诗来表达那个意境。
侠的内容那就更丰富了，它的概念也是随着时代而变的。从古人对于侠的要求“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赞门人子路的说话，后来司马迁加上了“诺必诚”，作为他的游侠标准），到现代武侠小说作家，有的主张要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有的认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侠的行为”；有的认为只要是人类某些高贵品质的表现就是侠。

都可找到中华文化烙印
几乎每一位武侠小说作家，都有他对于侠的不同诠释。但不管怎样不同，在那些侠的身上，也总可以找到中华文化的烙印，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佛家的，或者是道家的。附带说一说，佛教虽然是从印度来的，但与中国文化结合，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成分了。有关“侠”的研究，有许多学者写了论文或专书，这里就不多说了。
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根据一般中国文学史的说法，正式的武侠小说，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杜光庭生于公元八五零年，死于九三三年，距离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

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
武侠小说虽有那么长远的历史，但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却像一条长流突然被堵住一样，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严禁的情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稍见松动。
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一九八零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萍踪侠影录》（the　adventure　of　wandering　swordmen）；一九八四年广州《羊城晚报》（那是在中国一张销量很大的报纸）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seven　swordmenfrom　mt。tian）。

中国对武侠小说大开绿灯
到了八四年十一月，我的《萍踪侠影录》被改编成京剧在北京演出。武侠小说这个“禁区”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了。不过，一直到那个时候，武侠小说还是未曾取得合法的地位。
八四年底，中国第四届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应邀参加。大会分组讨论一些有关文艺的问题，“武侠小说算不算文艺”也是讨论题目之一。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有骂《羊城晚报》不该登武侠小说的，有欢迎武侠小说回归本土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八五年开始，中国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一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方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演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作者：梁羽生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的，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