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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花六照--梁羽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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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e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还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注六】，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注七】，完成其名山事业【注八】。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注六：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注七、注八：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大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一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年），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年）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注九】。
注九：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十二。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是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注十】。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注十：《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群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
简又文视我如子侄，金应熙则自始至终把我当作朋友。他不但丝毫不以师长自居，甚至完全泯灭了师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对方的恋爱参谋。
初时我还以为他是对我特别客气，因为我是“带艺投师”的。后来发现他对比较接近的同学都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人亦都是毫无架子。
在他去世后，我在《岭南校友》读到一班相识的老同学给他的挽联：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注十一】
注十一：联语见王屏山、梁石、胡景钊等人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邹云涛女士的唁电。
我不觉潸然泪下。虽然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和金师见面的机会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来次吧（“文革”期间，更是根本未曾一见），却也没有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但毕竟是会少离多，许多有关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证。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参与商，相见无从。最后一次见面在九一年三月，由于我是匆匆来去，亦无深谈机会。见面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写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金师（主要是在岭大这段期间）。治史者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身后是非，我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这些感思，也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得来。错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对金师认识更深的智者。金师友朋弟子遍天下，这样的智者当不难求。
是为正文前的闲话。
象棋？武侠？诗词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
我不是他的“本门弟子”，若用禅宗的说法，或勉强可称“教外别传”。因此我不想正儿八经的谈学术，而是谈一些可能被人目为“不务正业”的玩艺。
我在大学时代和金应熙比较接近，有许多原因，“气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几样共同的爱好。第一样是象棋。我最初是学围棋的，后来因为围棋对手难觅，改下象棋，经常废寝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摆棋谱）。但迷的程度还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个关于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学机会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学生，是比较崇尚英国的“绅士风度”的，只有金应熙不修边幅，经常和街边“摆棋”的职业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时间。他是寄宿的，回到学校已是深夜，宿舍之门已关。他在校园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没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门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来，要不是发现得早，几乎踢着他。教授大不高兴。本来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规定应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学英国的资格，由于该教授的反对，遂作罢论。
我从金应熙的学生“升级”成为他的棋友，说来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获得岭大象棋比赛冠军，有一盘棋是我以后手屏风马打败劲敌的，甚为得意，遂填了一首咏屏风马调寄《鹧鸪天》的词：
天马行空信不羁，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足下风云共护持。
强敌破，虏灰飞，昆仑东海任由之。连珠炮发何能阻，渴饮清泉到玉池。
词的起句和结句都和马的运用有关，“天马行空”是局法名称，“双马饮泉”是象棋的基本杀法之一。“银河浪涌小龙驹”、“控弦并辔双双出”两句则是描写河头马和连环马。历来有关象棋的吟咏，都是偏于当头炮的，专题屏风马的则难得一见（我孤陋寡闻，尚未见过）。我并不是觉得自己这首词写得好，但似乎还算得是“内行人语”，遂投到校刊发表。金师见了和我说：“原来你也欣赏屏风马。看过李庆全的对局没有，他虽然位居华南四大天王之末，但屏风马用得极好，值得研究。”【注十二】那天恰巧他有空，我们就下了两盘棋。
注十二：“华南四大天王”为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
第一盘我先行，以当头炮猛攻他的屏风马。他果然名不虚传，着法绵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几乎给他反先，只好急急兑子成和。第二盘他先行，还以当头炮。我不上马而用顺手炮对付，他似乎有点诧意，我知道他想问什么，也不先说，一心专注继续下棋。中局我试用自创的变着，或许有点出乎金师意料之外，此盘则是我后手反先，不过结果还是成和。
对局终结，他果然就问：“因何你不用屏风马？你那首词——”我这才有机会向他解释：“金师，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环正是屏风马。我喜欢用进攻来代替防御，所以不论先行、后走，我都是动炮（顺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赛的某君，实在是个劲敌，他熟悉我的顺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从未用过的屏风马。胜了他，我都觉得侥幸呢，怎敢用来对你这位屏风马的大行家。”金师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当了。我本来准备和你斗屏风马的，准备好了的那套，结果白费功夫。”我说：“你熟读兵书，再下我是下不过你的。”
金应熙的“熟读兵书”，也确实到了惊人地步。他喜欢搜罗棋谱，古今并集。且往往有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现场抄录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夺鼎赛”在香港文园酒家举行【注十三】，参赛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来国手，隐隐含有“对抗”意味，更加引入注意。结果由早已拥有“七省棋王”衔头的周德裕夺魁，董文渊第二，卢辉第三。六王赛不仅轰动一时，对往后棋坛亦有深远影响。中国象棋史家徐骥在他的专著有纪事诗云：
戏马犹存旧将台，文园夺鼎挟风雷。
云飞凤去六王毕，又见杨陈旷代才。
（自注：一九三九年香港文园六王夺鼎赛，事已风流云散。）【注十四】
注十三、注十四：褚石、徐骥编著《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六王夺鼎赛”纪事诗见卷一徐骥之《自题棋史并答谢梁羽生先生》。有关“近代棋坛盛衰”之论述，见卷一梁羽生序。
“六王夺鼎赛”期间，金应熙是文园的座上客，偶有缺场，亦必补录。我曾见过他的手抄本。
近代棋坛的盛衰，似乎是由北而南【注十五】，自三十年代开始，港穗就双翼齐飞，髒髒然有取代上海、扬州，而成为另一象棋中心的趋势。在香港，一九三零年爆发的东南大战【注十六】掀起了象棋热潮；一九三四年周德裕入《华字日报》主编象棋专栏，影响尤为巨大。他编印的四十八课《开局法》，得者视同秘笈。在广州，一九三一年举行的第一次全省象棋赛，就杀出了“华南四大天王”，棋风炽盛，比之香港，犹有过之。金应熙三十年代在香港读书，四十年代在广州教书，受两地棋风的影响，自不待言。是故他不但对周德裕的开局法了如指掌，对“华南四大天王”的专长【注十七】，更是如数家珍。象棋在民间十分流行，但棋谱却并不易找，尤其在抗战时期。像我，读得比较熟的就只有《橘中秘》与《梅花谱》这两本古谱，这是像《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堪列为入门书的，比起金师差得远了。
注十五：北起沪、扬，南为穗、港。
注十六：象棋史上的“东南大战”指一九三零年十月间在香港举行的华东、华南选手比赛。代表华东的选手为周穗裕、林奕仙，代表华南的选手为李庆全、冯敬如。结果成和。
注十七：“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擅长当头炮，冯敬如擅长单提马，卢辉擅长五七炮，李庆全擅长屏风马。
岭大毕业之后，和金师下棋的机会更少了。“四十年来几局棋？”真是屈指可数。但另一方面，我和象棋却有了更多的接触，完全是由于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初时做翻译，不久就调到副刊部门，担任《大公园》编辑。《大公园》是个综合性副刊，设有象棋专栏，由我兼任主持，负责组稿与审阅。杨官璾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另外我还替《新晚报》写棋评，并以该报象棋记者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亚洲棋赛在内。由于工作关系，许多象棋大师的对局，我都是在第一时间取得的。当我研究这些对局时，我常在想：要是金师在这里，那该多好！我也曾与许多一流高手楸枰对弈，当然都是我胜少败多。对高手中的高手杨官璾，我更是输得一塌糊涂，从没胜过他一局。而这时的我，大概可以比金师略高半先。我真想和金师探讨为什么我们和这些高手，总好像有个不能逾越的差距，恐怕不仅仅是业余与专业之分（近年有个陶汉明，就是以业余棋手的身分获得全国冠军的）【注十八】，也不仅仅是限于天分吧。可惜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没时间问这“无关重要”的问题，永远得不到他的回答了。
注十八：业余棋手陶汉明，一九九四年全国冠军。
不过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有关他迷于棋的趣事倒时有传来。例如下面一个：
据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某公安部门请他去做一个政治报告。演讲完毕，他一个人回去，走到街上，看见有人下棋，他就蹲在街边观战。有个人民警察跑来赶走这堆阻街的人，他大概起身得慢，给警察踢了他的屁股一下。他站起来，警察一看，吃一惊道：“你不是刚才做报告的那个教授么？”金说：“不错，我就是。”摸摸屁股，笑一笑也就走了【注十九】。
注十九：梁羽生《杂写金应熙》，《笔？剑？书》（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页三十三。
最后一件有关他与象棋之事可用广东社科院悼金文中的这一句话来作说明：“他（金应熙）曾表示在晚年实现《中国象棋史》一书写作的夙愿。”
此愿落空，令人伤感！于我，更有特别的感受。一九八一年五月，褚石、徐骥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史》卷一在香港上海书局出版，序文中有一篇是我写的。我说：“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形），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盘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金应熙是广州棋会顾问，也曾为《广州棋坛六十年史》题字，相信当会看过我这篇文字。他的“夙愿”急于在晚年实现，不知是否因此而受触动。但我则更加“兴叹”了。
但金应熙未完的“夙愿”又岂只象棋史，连香港通史，他都尚未完成呢！
我写了整整三十年的武侠小说，但在二十岁之前，我读的武侠小说其实不多，成为“迷”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我何以会写武侠小说？“近因”自是由于罗孚的“催生”，“远因”则是金应熙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写）。“近因”早已有人写过【注二十】，“远因”就让我自己写吧。
注二十：龙飞立《剑气箫心梁羽生》，《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香港伟青书店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再版）。
记得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初会，那时他刚刚读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我真想告诉他，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并不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是孔孟之徒，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他虽无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关于我的“家庭教育”，我在《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文已有叙述，此处不赘。）
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所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大学时期，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逆反”心理。
但如果没有碰上金应熙，这种“逆反心理”可能还是止于欲望，最少不会这样快就成为武侠迷。
武侠小说属于“俗文学”范畴。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涛比较【注二一】，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均表推崇。金应熙虽无涉及“俗文学”的著述，但他没有“自设”的雅俗之“障”，则是和乃师一样。四十年代，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武侠小说最为流行。这两人都是多产作家，单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有五十集之多，而且是还未完成的。要不是后来禁止出版武侠小说，还不知要写到多少集呢。金应熙可真是个标准的武侠小说迷，还珠、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并且借给与他有同好的学生看。我不但和他借书，且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我们除了谈论小说本身的特色和技法之外，也往往“旁及”其“附属”的文学性，例如《蜀山剑侠传》的回目。
注二一：陈寅恪《论＜再生缘＞》（手抄本，一九五四；香港友联本，一九五九）。
章回小说的回目是讲究平仄对仗的，还珠楼主的回目往往就是一副非常精彩的佳联。限于篇幅，试举几例。
写情的——
生死故人情，更堪早岁恩仇，忍见鸳鸯同并命
苍茫高世感，为了前因魔障，甘联鹣鲽不羡仙
写景的——
大地为洪炉，沸石熔砂，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虹飞电舞，再建仙山
这个回目是写“峨嵋开府”（《蜀山剑侠传》中的重头戏）的神仙境界的。仙家景物本来纯属幻想，在他笔下却是极具“动感”，令人有如现场目睹此一“开府工程”。
谈禅的——
弹指悟夙因，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一泓寒月证禅心
这个回目是写高憎天蒙禅师对女弟子（叶缤）略示禅机、恩赐法名一事。书中写：“大师笑道：‘你既虚心下问，可知殿外钟声共是多少声音？’叶缤躬身答道：‘钟声百零八杆，只有一音。’大师又道：‘钟已停摆，此音仍还在否？’叶缤又答道：‘本未停歇，为何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则甚。’大师笑道：‘你既明白，为何还来问我……’”叶缤因此得名“一音”。“一音”的取义出《维摩经》：“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从这一回书看来，还珠的佛学是宗禅宗的。禅宗要义在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它的教学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常以简洁突兀的问答为教学手段。
陈寅恪佛学之精深，世人皆知。金应熙通梵文，且曾身受其另一业师许地山之薰染，有志于在宗教史上有所建树【注二二】，是故对于谈禅说偈，自是优为。虽然他是站在马列主义者的立场来谈佛学，但绝非左倾幼稚之辈，对佛学全盘否定。我在少年时代对佛学亦曾略有涉猎，且在“新”、“旧”之间，亦正是处于“彷徨求索”的阶段，所以我们才可以畅言无忌，取得共鸣。武侠小说涉及的方面甚多，金应熙在每一方面的知识都足以做我的老师，我和他谈武侠小说，比我在课室中听他的课获益还多。
注二二：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我和金应熙共同的爱好，象棋武侠之外，还有诗词。
据说“一九五八年曾有人问金应熙懂得多少首唐诗，金回答：‘大概两万多首。’闻者无人怀疑回答的真实性”【注二三】《全唐诗》总数也不过四万余首，若然，则可能是超过《全唐诗》的半数了（要看“两万多首”的“多”字“上限”何在）。不过，我对此说，亦无怀疑。因为每有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来问他某句诗词的出处，他都可以把整首念出来，并解释其中僻典。“懂得”加上“记得”，尤其“难得”。
注二三：与“注二二”同。
唐代诗人中，他又似乎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著名难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绝句》）。一首《锦瑟》（以起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的开头二字作为诗题，实质亦等于是“无题诗”），就不知引起多少注家的争议，有的说是“爱情诗”，有的说是“政治诗”，有的说只是李商隐发牢骚的“自伤之诗”……陈寅恪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晚唐有“牛（牛僧儒）李（李德裕）党争”，李商隐曾得牛党的令狐楚提拔，后来又娶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儿，在当时的党争中是去牛投李，为人非议。陈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就是这样说的：“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这段话亦可作为陈寅恪对此诗的注释。不仅如此，对后来发生的所谓“金叛师门”一案，亦可提拱不同角度的理解。
由于李商隐诗对金应熙有点特殊意义，故此不辞词费。首先要说的是金应熙的文学观点。
金应熙是非常重视老师的创见的，他讲中国通史，讲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陈寅恪所创的“关陇集团”一词，来分析初唐政治的。讲到李商隐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将他牵入牛李党争。但在文学观点上，他却不是“索隐派”，而是比较倾向于纯文学的。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粱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李商隐诗论稿》【注二四】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娶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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