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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色寡妇-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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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江有了二胎，伊妹在家给找的人，交了三千块钱罚款，落上了户口。
伊江还真把人给招来了，顾客简直不像买书，而是抢书了。卖到最后那天，负责上书的那两个人，从棚子后面往前倒书，都供不上卖的。
老戴也来了，他一看伊江的书这么好卖，就把弟弟挑好的成套的书全给包了。
一个书市，伊江包来的三大货车的书，卖了两车半，只剩下小半车拉回来了。
这个书市，伊江稳赚。
赚了钱，伊江一家就想好好地过个春节了。
我们从到北京来，每年的春节都赶庙会，三十晚上布展，大年初一就开始卖书了。年年如此，好的电视节目也看不着。再说了，瑾儿已有几年没回娘家过年了，他们该回去看看了。
伊江问我想不想参加庙会？如果不想，就呆着，在北京也好好过个年；如果想，库房里的书可着我买。
我说，我不想呆着，我想卖书。
这倒不是说我不想休息，不想好好地过年，而是我呆不起，如果这一个月我什么也不干，要吃掉多少？花掉多少？
伊江帮我报上了摊位，他们一家三口就回东北了。
这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故障，可能是我常年在外面卖书的缘故，特别是冬天，经常是浑身冻透了，回到家里，手、脚、身上摸不到一块热乎的地方，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时，即使是屋里有暖气，我也不别人怕冷。我的膝盖疼得更是没法，如果我坐在椅子上，不小心被人碰了，就会疼得我“啊——啊——”地大叫，他们还说我在虚张声势。疼的是我自己，不是他们，所以，一到有人要碰到我的腿时，我的两只胳膊就先伸了出去，嘴上也快快地说：“别碰我！别碰我啊！你们可别碰我的腿！绕着走，绕着走，别过来……”
由于长期着凉，我的腰部也出了问题，搬不动成捆成箱的书，瞅着它们，就像瞅着山。想着能干动，但是已经干不动了，怎么使劲也干不动。
有了这两个病在，我就知道，再想挣钱就难了。
我没有和伊江说我的病情，他也不知道我已病成了这样，我平常都是咬着牙挺着干的。只有妈妈知道我的情况。
一六七
伊江给我提供了车，又给我提供了书，妈妈说她帮着我卖书。
我的妈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腿脚也不太利落，但她跟我说：“我的身体好着呢！我能搬书，能当小伙子使！累活你别干了，全交给我，我干！你光卖书就行。”
春节了，也找不着人帮忙，只有让妈妈帮我了。
看着妈妈帮我搬着一箱一箱的书，我真想哭出来，她那么大的年纪，我没有使她安度晚年，却让她跟我遭这样的罪，我咋这么不孝？
妈妈帮我搬完了书，还故意地伸伸腿，摇摇胳膊，“你看，一点儿都没事儿！我的身体好着呢！”
没有妈妈的支持，我也干不下来。妈妈、孩子和我，这三个人是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
在庙会上，我也用了伊江的那个办法，低价销售，仍以“五元两本”的书招揽顾客，其它的书卖的也比较便宜，每天的利润还不错。我的那个小摊，书都摆满了，只留出一角，够我一个人坐的。妈妈不会卖书，我就让她逛逛庙会，她也不逛，她坐在台阶上，瞅着行人，也瞅着我的这个摊。
我在里面，妈妈在外面，我们这么看着，也没看住，有两套的书被一个年轻人趁乱中拿跑了。等我发现，让妈妈去追。哪还追得上啊，早就不见了！
妈妈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我说：“妈，你别追了，追不上他，他跑的肯定比你快！丢就丢了吧。”
偷书的人是在我们最忙的时候，来捣乱的。再去追他，那么多的人还等着买书呢，又怕影响了买卖，因此他们得手的机会就多。
我还碰到了一个来倒钱的。他也是在我最忙的时候来的，挑了这套书，又挑那套书，最后定下来了，要一套四十元的书，八开八本。他把一百元钱给了我，我正要给他找钱时，他说：“我好象有零钱，零的够。”他从我的手里把那张一百元的拿回去了。只见他左翻右翻的。这时，又有人不断地问我书的价格，还有买书的。
那个人翻了半天，也没凑够零钱，最后他说：“不够。还是你找给我吧。”
我从我的钱里又给了他六十块钱。
他拎着书走了，等我明白上当了，也见不着他了。他没花一分钱，就从我这里得到了一套书，又倒走了六十块钱。
过了一天，这个人上又我这儿，还想故伎重演，被我识破，我说：“你赶紧给我走！别让我见着你！”
一年以后，我在另一个展销会上，看到了这个人，他没有上我这儿，眼睛这瞅瞅，那看看，像是在踩点。
这种骗子，如果当场不抓住他们，事后就很难取证。他们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一次次地行骗，一次次地得手。
我的两位亲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人骗过。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顾客买了一百多块钱的书，在他走后，我才看出，他给我的一百元钱是假的。
我开车时，又被警察逮着了，罚了二百块钱。
这个月可挺全乎，这几样事都让我碰上了！人要是倒霉吧，没个治！
妈妈心疼钱，老叨咕那二百块钱。我劝着妈妈：“咱这常年都在违章，警察也没逮咱几回，够意思了，罚二百就罚二百呗，别老是想它。”
妈妈看我想得开，也变得好起来了。
原先的庙会有很多小吃，今年却没有，为了防火。我和妈妈吃饭就成了问题，小商店关门了，小吃部也关门了，只有一些推着车子的流动的烤地瓜及卖大饼的，我和妈妈就对付着吃。
庙会的晚上没有人给看摊，那些书，我们又不能天天往回拉，又怕书丢，妈妈就决定陪着我在那住。如果卖的好，缺的书多，晚上封好了摊，我还得回家拉一趟书。我让淘气儿先在家把饭做好，我去库房装好了书，回家再吃一顿，喝点热乎的，再给妈妈带回来。
淘气儿做菜，是我和妈妈现打电话教的。他还真行，给做出来了。但是也有做得不好的，蒸鸡蛋糕成了鸡蛋水，米饭放水少了，煮得生硬。做的不好的，他的态度却很好，说自己整砸了，问我原因。他的悟性极好，一点就会。
淘气儿还有项任务，就是看家，看好我每天带回去的钱。整钱全放在他那，他也很把这个当作一项任务完成。他怕钱被人抢去，一再问我，有强盗进来怎么办？
由于我平时工作很忙，我常常是早晨上班，孩子还没醒，等我晚上回来了，他已经睡了。经常是连着好几天，他也见不着我。我没有时间照顾他，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这次，他肩负着做饭、看家、看钱的任务，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我和他姥姥的态度都很明确：保命要紧，再多的钱，也比不上他的一条命！
我们总希望他能平安。
我还给妈妈带去了一暖瓶开水，想让她喝些热水，暖暖身子。可这个暖瓶在庙会上又丢了。
晚上，我把车停在了摊位的旁边，我和妈妈铺了两层被子，盖了两层被子，我们穿着衣服在车里睡。半夜里，如果被子里透进了风，就会把我们冻精神了。
妈妈和我天天在那住，邻居的几个摊位对我们很信任，他们的货也存放在我们的摊位上，让给看着。大家挣钱也都不容易，我和妈妈就都答应下来了。庙会结束时，他们也赠送给我们礼物作为感谢，有的给野菜，有的给套娃等，他们卖啥，就给我们啥。
伊江他们回来时，他包下来的那些书快让我给卖光了。我与他们结完了帐，除了本钱和各种花销，剩下了四千多块钱。我给妈妈钱，她说啥也不要，就由她自己挑选了一件她喜欢的人造毛的大衣，算作送给她的。
渗透到生活细节中的母爱，让你不得不说其伟大。
有一件事得说说。
大年初一，我和妈妈准备去库房装书。
我们的库房坐落在五环的边上，是那种乍一看，随时可以拆迁的小平房，东西走向，院里共有五栋这类房子，住了二十几家，有几间打通的房子做了锯房。租房子的人共有两类，一类是做木材加工生意的安徽派，一类是从事图书经营的东北帮。安徽派的人，工作、生活都在这里；东北帮呢，只存图书不住人，两大帮派很少往来，互不干涉。平时，这院子里，男人做工，女人做饭，打打毛衣，干些拉杂的活儿；孩子们拿着附首可拾的板条子，打打杀杀。赚得钱了的安徽人，便把“松花江”小面换成了“昌河”。“昌河”挤得愁坏了房东老刘，老刘想把院子里的线路改成单行线。按照他说的，我们不倒着出来，就无路可走，连最基本的单行线的循环条件都没形成。
而今呢？院子里空空的，没有一辆车，孩子们的吵闹声不见了，锯房的电锯声不见了，到处是冷清、萧条和破败，与外面的祥和、喜庆、红红火火的年成了个对比。
挣钱不挣钱，都得回家过个年——安徽人开着私家车回去了。
一六八
地上的障碍物仍然很多，我把车开了过去，车身像个喝潮了的醉汉，一摇一晃的。
“妈，这地上咋这些砖头呢？”我问。
妈妈也拣起了砖头看。
每个小砖头，都用旧塑料布包系上了。这大过年的，谁有闲心给砖头穿“衣服”呢？我们掂量着砖头想，它们是从哪来的呢？它们是经何人之手包装的呢？包装之后的砖头做何用途呢？……
经过一番侦察，我看出了破绽：我们库房隔壁的门玻璃碎了。可地上没有一块碎玻璃，难道玻璃是有人从外面向里面砸进去了？
“爷俩肯定又干仗了。”我说。
妈妈怕人听见，小心地问我：“谁和谁呀？”
“那屋住的老头和他的儿子。爷俩总干，前几天，儿子把他爸的脑袋打破了，还上卫生所了。”
“我去看看。”
我打开了库房，刚刚拎出几捆书，妈妈便向我证实说：“肯定打了！”
当妈妈走近那个窗户时，老头差点把妈妈当成了他的儿子，端个两米多长的木头方子正想往外捅呢！
我们走向了老头，他已放下了手里的方子，眼里的敌视慢慢散去。
门上的四块玻璃全碎了，窗户上也有两块碎的，留下了几小块玻璃茬子，像一把把的冰刀斜刺着。里面有两块木头方子斜插着，一口大锅和直径约一米多长的红色塑料盆吊在了上面，一条破旧的床单如旗子，悬在了上面，被风吹得直响，像是在投降。墙的一角立了几块长短不齐的方子，床的一头堆了几块用塑料布包裹了几层的砖头，他们的作用显而易见，是老人用来自卫的。外面的砖头也一定是他仍出去的了，他又怕这坚硬的砖头真伤了他的儿子，所以，他不惜工夫，左一层右一层地包那砖头。
妈妈拉了拉门，没开。妈妈善意地向他打着招呼，“过年好！过年好哇！”
老人的表情有些麻木，有些落魄，有些凄清。对于他，“过年”和“好”，还是能捆绑在一起的词汇吗？
妈妈把手从窗户中伸了进去，打开了门栓，但门还是开不开，妈妈又把头探了进去，见里面竟然上了一把锁！妈妈劝说着他：“大哥，你把门打开吧，过年了，我们给你拜年！”
老人说了几句。
“妈，他说什么？”对南方口音，我是历来少能听得懂，妈妈年轻时在南方生活过，她能懂点。
“他说他不开。”
“他咋不开门？”
“他说他儿子要杀了他，他不能开门。开了门，他儿子就来杀他了。”
老人为自己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人间地狱！”妈妈说，这是他的儿子给他造的。
因为我们要赶时间，不能耽误的太长，装完了书，便走了。
在路上，我和妈妈说：“这哪像个年哪！”
“他能不能吃上饭还两说呢！”
“妈，明天来时，我想给他带点瓜子、花生啥的。”
“他吃不了。”
“他能吃，过年了嘛！”
“你没看见他满口没牙呀？”
“……是，我还真没注意。那他能吃啥呀？糖？”
“糖能吃。”
“枣？”
“能吃。”
“还有啥能吃的？柿子？”
“能吃。”
当我们再次去库房时，妈妈将上述几样吃的和我们在超市买的现做现卖的蛋糕包好，想给老人送去。
妈妈到了老人的门口时，发现了老人的门上又上了一把锁——是在门外！
妈妈问他：“是你锁的吗？”
他说不是，是他的儿子锁的。
门里的一把锁是他自己锁的，门外的锁是他的儿子锁的，钥匙在他的儿子手里，如此，老人的房子真成了名副其实的监狱了！
妈妈把一包吃的及我和她凑的四十元钱从窗户递了进去。老人不要，妈妈松开了手，使它们落进了屋内的地下。
“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啊！”妈妈向他挥着手，并把微笑做得近乎完美，那也是妈妈想让他从那个小窗户中所能看到的人间尚存的温暖和爱，有爱才有希望。
“妈，他把东西又拿了出来了！”我看见老人的窗户处伸出了一只胳膊，上面挂着我们给他的吃的和钱。
妈妈向他说：“拿去吃吧！这钱，你想买啥就买点啥吃。”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衰弱，一声比一声凄凉。
妈妈向我说：“咱别管他，他就要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装好了车，老人的胳膊还在那举着，他的手勒出了白印，“我不要”的声音没有断过。
老人说，他不要别人的东西和钱。他有过钱，他的钱有一铁盒子，被他的儿子骗去了，不给他了。
妈妈坳不过他，拿回了它们。妈妈说：“穷人的骨气！一辈子也是个要强的人哪！”
“妈，咱们报警吧！让警察管管那个不孝之子！”
“不能管这事，警察来了，那老头的命运会更不好。”
“咱不能看着不管！”
“老头的儿子会恨，谁管了，他恨谁。他对别人不敢，他敢把气撒在他爸的身上，老头就更完了。别人家的事，咱不能管！”
那个儿子也有儿子，他咋不想想他老了的时候，他的儿子对他会咋样呢？
老人的儿子有着一副尖细的娘娘腔，每每用于与他的父亲的交流上，拔得尤为尖，尤为高。
这不，他来了。
他的一只手拎着一个带嘴的铝壶，一手插进裤兜里，踱着方步，从他自己的家向老人的屋子走来，离着十来米远，就哇啦哇啦地嚷上了，听那语气，像是在说：“你这个老不死的，还不赶快来接我！”行至近前，他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门外的一把锁，退后两步，做了个“稍息”，脖子用力向后抻了抻，使他的声音传得更远些，向他的父亲实行每日例行的“喊话”政策。无论他喊什么，他老爸守着固若金汤的“城堡”，就是不出来。他被老头的沉默激怒了，操起一根木头方子，狠命地从窗户中捅了进去，上下左右乱捣一气，就如捣蒜，恨不得要捣出泥来，那管致命不致命啊！也许他玩的就是心跳，要的就是致命吧！被逼无奈，老人的方子也捅了出来，两根方子交叉与窗户口，一时竟分不出胜负来。
一六九
他边打边问：“你开不开？！”
老人边阻击边答：“不开！”
他有些低估了他老爸的战斗力，他捅不死他爸，也赢不了他爸，奈何不了。
“我不打你了，你开不开？”
“你不打我了？”老人不大相信儿子的话。
“是，我不打你，你开不开？”
“你不打我了……你先放下方子我看看。”
他把方子撇向了一处，“我放了，你也放！”
老人迟疑再三，也放下了方子，并开了门里的锁。
“开了吗？”他问。
老人答：“开了。”
“开了怎么还打不开？”
他把手从窗户中伸进，拉开门划，用力一耸，将铁门拉开，甩向了墙，发出了“咣当当”的响声，又有两块玻璃被他弄碎。他从地上操起一个木头条子就冲了上去。
老人被他的举动惊吓住，幸好手离方子不远，伸手可抓——老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那儿子还没有疯狂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他略一停顿，做了一番思量：他拿的是“轻型武器”，老人拿的是重型武器，双方交战，他必定要吃亏。于是他说：“你放下！”
“你放下！”
他用木头条子敲砸着吊起的大塑料盆子和铁锅，边敲，边用娘娘腔骂，像在说：“你把它们给我拿下！你看谁家吊着它们过？你自己看看，谁家吊了？……”
他仍下了木条子，老人也仍下了方子。他站在门外，看着他的父亲迟缓地卸下了盆子和锅。床单仍挂着，老人没听他的，因为它多少可以挡点风。
他的一只脚刚进屋，就扭身出来了，站在外面又是一顿骂。像在说：“你把它拿出去！放在屋里干什么？拿出去！拿出去！拿出去！……”
在他的威吓下，老人端出一个盆来，里面有屎和尿。老人的一只手的虎口处还在淌着血。
他狂喊：“你把它倒了！你把它倒了！倒出去——”
老人清理完了盆子，他又嚷了一句。老人拿出一个暖壶，把它放在屋内的门槛上。
他大叫：“把盖子打开！”
老人打开了暖壶盖，他站于门外，往暖壶里倒热水。一父一子，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有点热度的，恐怕只剩下这烧开了的，却不再发烫的水了。
倒完了水，他又向老人喊了一句话，然后摇着刺耳响声的铝壶走了。
老人靠着门，伸出了头，看着他的背影，足有半晌，才拿出自己的上了渍子的小铝盆及一个歪了把的勺，向他家的方向走去。他也出来了，手里也拿了个盆，两人在路中相遇，老人的盆在下，他的盆举得高高的，向下一倾，噼里啪啦地，连饭带菜，从半空中掉进了老人的盆里。那饭是牙口好的人爱吃的硬米粒，那菜也没有切，足有半尺多长，炒得断生。老人向嘴里扒啦了一口饭菜，用满口牙床“嚼着”，一下，两下，三下……一口饭，要嚼上几分钟，才下咽。
过了初十，院子里的人多了，那儿子也不给他老子上锁了，老人偶尔插着门，偶尔也打开门，但精神却远不如从前了，常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有时，也发出阵阵的怪叫声，手上、脸上、身上的伤不断，肿了，冻得发红，上半身躺在床上，下半身当啷在床下，这个姿势能保持一个上午不动。
老人的儿媳个子不高，梳着短发，肥粗，长了一脸横肉，脸色发红，眼大如牛，厚嘴唇子。老人去打饭去，我们常听到这悍妇的吵骂声。老人的气是少不了受的。
老人的孙子到处乱跑，但是，他们住这儿院里一年多了，我没看见他去他的爷爷房间一次。
妈妈说：“出去要饭吃都比这强！吃儿子那口饭，难哪！”
老人的玻璃已碎了十多天了，还没安上。我遇到了房东老刘，想请他给安上。
老刘说：“不能给安！他儿子说了，他爸有病，精神不好，安了，他还是砸！不用安。”
欺骗！我见证了那一幕幕，事实的真相，我看得最清，可老刘为什么还信那儿子的呢？
那儿子会说普通话，他可以向能听懂普通话的大多数人讲他的父亲，栽赃他的父亲，混淆视听。而他的父亲却不会说，无法和人沟通，任由他的儿子信口雌黄。
只有一天，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老人坐在板凳上，他的儿子站在他的身旁，两人说起了什么事，都在微笑，我看到了老人发自内心的笑，看到了人性中最善、最美的画面，定格了，并成为永恒。我路过他们，并在心里祝福他们和好相处。
没过多久，老人的房间里空了，连床都撤走了。
老人病了？住院了？走了？没了？……
遇到老刘，问他，他说：“他儿子让他回老家，他脑子有病，能在北京呆吗？去他闺女那了，他还不爱走呢，硬劝的！叫我说呀，早该回去了！”
丁一坤说：“对父母不孝，我最看不起这样的人！朋友谁敢和你交？你对你爹妈都不行，谁还能交透你？”
妈妈对丁一坤大好起来，说他是个有良心的人。
说完他们，我又闯祸了！
当我被强令制止再向前开并听到了狗的哀叫声时，我想：坏了，我把狗给轧了！
小狗只有一个月大，黑色，四个爪子带黄毛，它已瘫倒在地，轧伤的腿抖着，它的眼睛看着瘟神似的车，恐惧着。
我，一个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踩的人，却用一台大车轧伤了一只小狗，我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我用什么办法才能弥补我的罪责？
“小狗，对不起，我让你受伤了……”我的眼泪在转，“小狗，我不是成心的，我真不成心的……”我如一名被囚的战犯，向小狗低头认罪。
小狗的脖子上有一条长链子栓着，在库区的院子里，肯定是有主人的。我问：“这是谁家的狗？”
一位中年男人蹲下身，看着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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