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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之东方日不落-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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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明纸币，主要是为了便利银行业务，因此他们的纸币是一种银行券。甚至可以说是客户的存根。当时欧洲有好几百种货币，阿姆斯特丹银行推行标准化作业，最大的业务几乎就是货币兑换。客户将各国的货币存入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给客户一张换算称荷兰盾的存单。客户拿着存单，随时可以去银行兑换称金银币。后来发展称任票不认人，有种银票那种感觉。不管是谁拿着存单就能去取钱，这种标准化的存单，就有了流通作用，可以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流转。也就有了货币的功能。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信用和操守，以及权力，即便是正在跟荷兰国家进行战争的敌对国家，只要拿着存单也能从阿姆斯特丹的金库中把钱取出来，导致这种银行券受到了一致的认可。
之后英国商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基本上沿用的也是荷兰那一套商业体系和制度，英国各大银行也印刷自己的银行券，伦敦金融家通过自己的实力，以借款给政府的条件，从政府手里取得了特许权，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并开始印刷英镑，但英镑依然是一种银行券，是跟金银币挂钩的，等到1833年，英格兰银行获得无限法定偿还能力之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才正式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周琅从荷兰人那里详细了解到欧洲银行券的发行模式。
经过对比他发现，西方的纸币从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是跟银行这个金融机构紧密相连的。而中国纸币过于早熟，早早被政府控制在手里。政府掌管纸币的发行，本来应该带给纸币更坚挺的信用，可政府高于一切的权力，让他不再受制于商业法则的限制，导致纸币失去了商业意义，成为政府的工具。
周琅相信自己，即便掌握了发钞券，也不会滥发，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危害。可他提出印刷纸币的时候，十个部下九个反对，唯一那个不反对的魏连理，周琅又不相信他的操守。
纸币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时代的英国人肯定认为是金银币，是含金量，可周琅明白，纸币的内涵在于信用，金银币只不过是赋予纸币信用的工具罢了。周琅要发行纸币，连他手下的官员都无法取信，如何取信老百姓。
这就是纸币被老朱家玩烂的结果，给周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空口让别人相信你发行的纸币有用本身是没有用的，必须赋予纸币信用，这还得走跟金银货币挂钩的老路，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印刷纸币的前期工作，其实是铸币，周琅铸币，不是为了收铸币税，也不是为了繁荣贸易，现在广州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制钱，满清铸造的制钱，1文重1钱，铜铅合金，康熙时候为1比1，雍正之后改为铜4铅6的比例。
周琅本来打算用纯铜铸造铜钱，他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铜，由于现在已经改用铁铸炮，这些铜就一直存着作为铸钱的原料，但是铅作为军事物资，随着周琅部队数量的扩大，甚至还要从印度进口，尽管铅的价值不高，可是军事意义重大，所以周琅打算减少铅的浪费。
可是当他跟福建铸钱局的几个老监督讨论之后，对方苦苦劝谏周琅，不要减少含铅量。满清在全国各地都设置了铸钱局，有铜的地方就有铸钱局，福建虽然不产铜，但通过贸易可以得到大量的铜，所以福建也有铸钱局。周琅占领福建之后，就有一批铸钱局的本地户投靠了周琅。他们告诉周琅，这个比例可不能乱改。
周琅其实也不坚定，劣币驱除良币的道理他还是懂得，但他现在掌握着政权，他可以断绝满清劣币的输入。他没想到的是，铸钱局的老工匠告诉周琅，满清的铜钱之所以加入大量的铅目的并不是为了谋利，收取铸币税，目的是为了防止民间熔铸。即便现在铜4铅6的比例，还是有铜匠熔铸铜钱，打造其他铜器。老工匠们建议，应该改为铜3铅7，或者铜2铅8的比例，那样就没人熔铸了。
听的周琅很纳闷，但这就是现实。
自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中国的货币体系就进入了白银和制钱复本位时代，官府通过控制白银和制钱的汇率，对金融进行调控。官府认为，只要银和钱的比例保持稳定，则市面就是稳定的。
因此保持银钱比例，一直是努力的方向。但是由于银和铜中国都比较稀缺，尤其是铜，需求量太大，光是用来铸钱就无法满足市场流通，这导致康熙年间长期的钱贵银贱现象，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到800文制钱，甚至只有700多文。
官府收税是用银子计价，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白银的价值就太高了，因此民间普遍使用铜钱，钱贵银贱现象，影响老百姓生活，官府一直在努力对此进行调控。
直到乾隆初期，这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各地督抚纷纷报告说钱贵银贱现象，希望官府铸造新钱。乾隆九年十月，由于“京师近年以来。钱价昂贵”，大学士鄂尔泰甚至钱法八条，希望遏制这种现象：
一、镕铜打造，即收集各类铜，熔化铸钱；二、京城各当铺。宜酌量借给赀本银。派给银三千两。听其营运。将所领银两。存留作本。每一日交制钱二十四串；三、官米局卖米钱文。每局各给银二千五百两作本。收买米石。将卖米钱。三日一次。赴市易银交部；四、京城各当铺。现在积钱。宜酌钱数送局，每大当一、彻出制钱三百串。小当一、彻出制钱一百串。俱自行运送官局。交局员发卖。陆续易银给还；五、钱市经纪。宜归并一处。官为稽查。以杜擡价；六、京城客粮店。收买杂粮。宜禁止行使钱文；七、京城钱文。宜严禁出京兴贩；八、近京地方囤钱。宜严行查禁，不许囤钱至一百串以上。
这八条方法，在于增铜钱数量，打压昂贵的钱价，甚至希望收集各种铜器，融化铸钱，把官府的银子借给当铺经营，让当铺把铜钱交上来给官府，还让官府的米局，卖米的钱三日一次上市场上换银子，将制钱尽快流入市场，还要严查囤积铜钱的现象。古代这些文官对经济学原理的认知还是有一些的，虽然比不上后世的专家，但比普通人还是强很多的。
可惜事与愿违，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政策手段能打压的了一时，等市场适应了政策，反而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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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2）
真正解决钱贵银贱问题，已经到了乾隆中期，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银钱比例终于降到了1比1000，到了乾隆五十七年降到了1比1300，到乾隆五十九年更是到了1比14001450的比例，反而出现了钱贱银贵现象。官府马上收紧铸钱，很快就又上升到乾隆六十年的1比900，嘉庆二年之后维持在1比10201030的理想状态下，到嘉庆四年时候，也在1比1080，可以说已经控制住了。
乾隆年间为什么能够控制住钱价，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终于控制住了铜的供应。
后世有专家认为，清代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巅峰，清代前期“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清朝矿产的开发，确实比前代大大增加了。
但这并不是矿产政策的创新，或者技术的突破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加，以及对边疆富矿的开发。其中对云南铜矿的开发，大大缓解了因为日本对贸易限制，导致的铜矿输入不足问题。由于清政府依然对矿产开发的管理非常严格，经常性的禁止民间采矿，大部分铜矿的开发都掌握在官府手里。民间用铜依然不足，所以民间熔铸现象屡禁不止，可由于清政府手里的铜产量十分充足，到了乾隆中期，已经可以做到抵消民间熔铸带来的影响了。
周琅为铸币做的准备十分充足，至少是详细收集了福建历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对比加以分析。
他发现，银钱比例这些年受到了控制，可是物价比康熙年间增长了许多。
最重要的米价和布价，有老人回忆说道：“闻四五十年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则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
米价涨了四五倍，布价也涨了四五倍，这整齐的比例，显然不是物资短缺引起的，物价普遍增长往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货膨胀。
周琅马上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满清朝廷是通过控制银钱比例来控制货币发行的，可是银钱中的铜产量清政府可以控制，但是白银的输入却是因为贸易，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
造成的结果就是，为了保持银钱比例，输入的银子越多，清政府铸造的铜钱就越多，结果造成货币超发，引起了通货膨胀。乾隆五十年，江浙遭受旱灾，粮食歉收，导致米价上涨，但是乾隆五十一年春夏，江浙一带风调雨顺，夏收后米价非但不降，反而见涨，对此乾隆皇帝诧异“当此民食充裕之时。一切米麦等项。市价自当渐就减落。即或未能顿减。应亦不过照前。断无转比上月加增之理”。并质疑“似此有增无减。伊于何底？”
乾隆不了解为什么粮食丰收了，米价还会增加的原因。朝臣提出可能是官府收粮收的太多，导致市面上米粮稀缺，然后乾隆停止收了一年大米，但结果米价还在涨。乾隆只能感慨说，“米价之贵，原非一岁骤长，自不能一岁骤平”。乾隆不了解货币原理，只以为米价增长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平抑米价得长期努力。
这个发现，让周琅很纠结，他联想到了后世许多国家跟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储备越多，国内发行的货币越多，通货膨胀越严重。跟现在清朝输入的白银越多，铸造的铜钱越多，导致物价增长竟然是一样的道理。
果然，贸易还是平衡一些的好。
最近广东的物价涨的极为厉害，钱价大跌，一方面是战争影响了生产，导致商品稀缺，一方面广州抽走了太多的白银，而制钱却没有少，一直保持在过去的超发状态，这种情况，几乎让广东经济体系濒临崩溃。
这种情况下，加上做了长期的准备，周琅准备铸钱。
吸取传统经验，周琅打算采用现代方式，将货币的发行，跟银行整合在一起，而不是让类似户部的民政机构来管理铸钱。
至于银行机构吗，周琅已经建立起来，取名货殖银钱公行，货殖的意思基本可以代表商业，司马迁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一篇，其中货殖的含义已经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周琅的货殖就指的是工商业，只是中国还没有引入工商业这个名词，干脆就借用古词。银钱二字代表的经营对象，主要就是银子和制钱。公行的意思，是说这个机构不是私人的，但也不是官方的，而是一家类似十三行这样的行会，关系到商业、手工业、矿产业等所有行业的一个以金钱为业务的总行会。
目的就是将官府影响排除在货币管理之外，以免形成滥发的危机，采取公行这种传统商业组织形态，更容易取信于商人，更容易让人接受。
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商人，同时更快的融入广州商业中，周琅还请了十三行伍家的子弟来担任公行的行首，这个人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伍秉鉴，此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商人。
正是在伍秉鉴手里，将怡和行打造成了第一商行，后来纵横香港的怡和洋行就是借了怡和行的名字。
此时的伍秉鉴还是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而他跟他哥哥伍秉钧一起经营怡和行已经五六年了，神奇的躲过了几次十三行商人的浩劫，现在随着潘家的退出，怡和行已经是事实上的广州第一商行。
两兄弟取得这样的成就，完全归于运气是不可能的。而是俩人有魄力，敢开创，又能抓住机会。他们有那种开创性商人的脾性，这一点跟周琅极其相似。
其实他们开办怡和行，他们的父亲伍国莹是不支持的。伍国莹曾经做过行商，但忍受不了官府无休无止的勒索，甚至卷款潜逃了一段时间。后来就退出了十三行，以一个普通茶商的身份经营，家业做的也很大，高达数百万两银子。是潘家的大供应商之一。
伍国莹、潘振承这样的豪商，已经不看好十三行贸易前景，可两兄弟竟然十分渴望加入这个行业，他们认为对外商业大有可为。俩人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帮父亲经营生意，做生意的本事是有的，但他们的父亲不看好他们的眼光，坚决不支持他们去做行商。
拗不过兄弟二人，只给了俩人一万两银子，然后就生气不管他们了。两兄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联合应募洋商，手里只有1万两银子，只能用来上下打点，连领牌照的钱都不够，行商的领牌费在3万两至10万两之间，俩人的营运资金全部是自行解决的。
俩人最大的机遇，是他们跟美国商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十三行中都有自己固定的客户，潘家跟最大的那些洋商做生意，进口茶叶最多的瑞典人，英国人都是潘家的座上宾，而资本不足的伍家兄弟看上的是同样初入贸易的美国商人。
结果美国贸易发展很快，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其他国家，成为广州贸易中，仅次于英国人的第二大势力，伍家兄弟也借此成为仅次于潘家的第二大行商。
所以上次周琅邀请十三行商人出山，也就只有伍家和蔡家出面，蔡世文是迫于无奈，已经资不抵债，不做生意还能做什么，伍秉钧却是相对积极主动。
至于这次周琅请伍秉鉴帮自己做事，就是伍家的第一次机会了。伍秉钧大力支持弟弟担任货殖银钱公行行首，并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本积极帮忙奔走。至于怡和行的生意，少了伍秉鉴并不碍事，这些年主持者一直都是伍秉钧，而且时人评价，伍秉钧才是一个商业奇才，要不是短命，伍秉鉴后来的成就应该归属他哥哥。
伍秉鉴也不负众望，周琅建立的各种标准商业账册，他很快就掌握了原理，然后将账目做的明明白白。并且通过向经营最良好的商行放贷，短时间内不但把货殖银钱公行的业务做了起来，借出去了两千多万两银子，一直能够如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同时帮助外贸行业的商行迅速恢复了经营，最大的得益者就是蔡世文家族，他们总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先是借了八百两银子，还清了之前积欠的高利贷款，然后用这些借款迅速恢复了自家生意，虽说规模上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扭亏为盈了。
支持国内商人是周琅的初衷，伍秉鉴还开拓洋商业务，利用自家的人脉关系，他先是说服美国人通过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来进行各种交易，由于十三行的突然退出，过去洋人们习惯的担保制度结束，他们一时找不到可靠的货源，大批中小商人倒是愿意跟他们做生意，可他们不放心，有货殖银钱公行提供担保，交易往来中也是以账目往来为主，降低了现银交割的麻烦，同时质量上有伍秉鉴的保证，也可以信赖。所以美国人马上将自己的金钱往来，交给了货殖银钱公行。之后其他洋商发现了奥妙后，也积极采纳。
结果大量洋人的银子存入货殖银钱公行的账户，伍秉鉴大量放贷的同时，不但没有降低库存白银，还能保持在一个充足的水平，这是超过周琅期望的部分，有能力的人，总是能够脱颖而出。
当然货殖银钱公行也不是完全变成了过去十三行的替身，首先这是一家现代银行，周琅请来了荷兰人作为顾问，经营的一直都很规矩。至于伍秉鉴发展出来的贸易担保业务，其实也是银行业务之一，只是一般银行担保的是资金，而不是商品质量。
除了开拓业务之外，货殖银钱公行还负责对广州银行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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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九节 规范金融业体系（3）
首先是吸纳了一大批广州的银号、当铺和钱庄的东家或者掌柜加入货殖银钱公行，货殖银钱公行是一个公行，伍秉鉴是行首，当然也会有其他成员，行会中的成员称之为行东，行首也叫行董或者行总。
这些人不负责具体经营，但有权提出建议和对重大决议投票，其实就是董事会成员。
广州是有银行的，这个银行是银钱行会的意思，简称银行，康熙年间就建立了会馆。
主要组成成员，就是这些银号、钱庄和当铺，每行选举行东十人加入货殖公行。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金融业形态，其中银号的经营业务是熔铸白银，明清实行的是古典银本位制度，白银的流通是不受限制的，包括熔铸、剪切等等银号通过收集散碎银子熔铸等方式，赚取一定的额外钱息。提供的白银流通中的标准化服务业务。他们的作用类似于西方银行发行银行券的作用，是制作让市场接受的标准货币。各家银号的银锭形势也不一样，并不都是官银那种元宝型，还有船型，马蹄形等等形制，上面压上各个银号的炉号作为信用凭证。
当铺的作用很简单了，就是银行中的抵押贷款业务，但比后世的银行要亲民的多，面向普通百姓，从旧衣服，到金银首饰，甚至房产都可以抵押。
钱庄则主要是银钱兑换业务，由于货币管理很粗陋，就像阿姆斯特丹银行需要将欧洲几百个邦国流通的货币，先兑换称荷兰盾一样，钱庄是将各地流通的不同形制的银锭，欧洲流入的银元，日本流入的银判，跟官府标准的制钱进行兑换。他们进行的是汇兑业务。
之前对这些行业的管理，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基本上可以说是合作。一方面货殖公行向他们提供低息资本帮助他们恢复和扩大业务，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他们扩张公行的业务，有些大额业务，他们做不了的，比如大商人抵押房地产，他们进行评估后没有足够多的资本，于是介绍给公行。或者因为银贵钱贱，钱庄积压了大量的制钱，却缺乏白银，影响经营，于是跟公行之间进行大额银钱交易。
大家相得益彰，在商人身份的伍秉鉴主持下，他们跟公行的往来中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的地方，基本形成了公行作为他们背后大保人的角。形成一定的合作和依赖关系。
在银行业务稳定，深度融入广州商业网络的情况下，周琅这才让伍秉鉴着手铸钱，发行纸币等事宜。
而这时候对金融业的管理就要深入一个层次，成为真正的管理而再是简单的合作。
不过这种管理目前还没有太多强制性因素。
首先随着白银不断流入广州市场，银贵钱贱的现象开始缓解，一度飙升到1比1500的银价，慢慢下降到了1比1200之下。
管理的第一步是调整汇价，伍秉鉴先是宣布降低公行收购制钱的价格，以此来影响市场汇价，从1比1200降低到1比1100，公行将按照这个标准，无限制收购制钱。由于公行的资金实力，定下的汇价基本上就相当官方汇率，目的是慢慢降低到1比1000的理想汇率，统一内部货币的比值。
公行铸钱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因为周琅没有按照铸钱工匠的建议，降低含铜量，但降低了整体的重量。
中国古代铜钱，都是有标准重量的，历朝历代有所不同，唐代的开元通宝通制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也就是一枚铜钱重1钱。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清朝通过增加含铅量，让制钱看起来厚重。但主要价值还是那些铜，所以周琅打算通过削减整体重量的方式，削减含铅量，达到节省铅，又不影响铜钱重要价值的目的。
周琅将铜钱比例提高到了铜9铅1的比例，尽管整体重量和大小都跟满清制钱一样，是1钱4分，但重量并不是保持不变，因为周琅铸造的铜钱，一枚面值两文。因为含铜比例是满清制钱的两倍多，所以价值反而是稍高于满清制钱两枚的。古代的制钱，基本都是一文钱的小平钱，偶尔有当十、当五之类的铜钱，也数量极少，往往在皇帝登基、大婚之类的日子铸造，属于纪念性质。周琅大量铸造两文面值的铜钱，也算是创举了。
周琅铸钱的目的，并不在于铸钱获利，而是为了给印刷纸币做准备。所以他铸造的铜钱一定要成十足，比满清的制钱更有价值。
除了铜制钱之外，还开始铸造金银币。金银币的形制跟西方银元不同，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铢钱形制，也就是跟铜钱一样的孔方兄，由于中间有个方孔，又重达一两，所以通过水力模具压出来的银币，比重七钱左右的西方银元要大很多，也比中国传统的一钱左右的金银币大的多，简直就是一块银牌。金的密度接近银的两倍，铸造出来的金币，反而巧合的跟西方银元差不多大小。
之所以银币选择了中国传统形制，又以“两”为单位，除了考虑历史传承因素之外。还是为了方便今后更好的统一币值考虑，虽然乾隆年间大量银元流入，但流通最广的还是闽粤一带，也还不占绝对主流，内地基本上都是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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