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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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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抒情、咏叹。
3礼记。乐记,郑玄注:“嗟叹,和续之也。”
4诗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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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53
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在反映客观对象世界的功能上是一致的。正如“诗”
、“文”在“言情说理写景记事”上有相同之处一样。所不同的在于“言之说之写之记之”
,就是在反映客观对象的手段不完全一样。
但由于它们都是以文字为媒介,亦就“可诵可读,又无不同”了。请注意这里的所谓“工”
,既可作为“作”解,又可以认为是艺术化的最高要求。
接着,陈衍还对古人或以有韵无韵来划分“文”
、“诗”
,或以工文、工诗论作者,持不同意见。实际上是诗说这两种观点,并没有抓住以“直言”与“非直言”区分“文”与“诗”的要害。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文论史上,阮元、刘师培先后引用了“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
1,或“就应对然,则直言之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
2。但他们两人却没有象陈衍那样,既撇去“论难之语”
,又不在是否修辞上作文章,只取“直言之言”为区分“文”与“诗”之尺度。
二情景合一形象思维的一种体现。
以上说过,陈衍论述诗的特质在于形象思维的理论基础为“诗言志”。先秦关于“志”这个词就包含着“意”和“情”。孔颖达正义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据朱自清的考证:古“志”与“诗”原是一个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义,包括理性的和感情的活动3。随着语言
1阮元:文言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页。
2刘师培:广阮元文言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3页。
3闻一多:诗言志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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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词汇丰富,到汉代,“情”这个意义分了出来,写成于西汉的礼记。乐记,把哀、乐,喜、怒、敬、爱六种心理活动,不称“志”而称“情”了。西汉儒家学者在论诗时,往往只谈“言志”
,不直截了当地谈“抒情”
,这是因为“志”是理性的,经过规范的,而“情”偏重于感性,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从封建教化的观点出发,就着眼于前者,而不去提倡后者,以免不合规范的感情自由发展。
诗大序根据语言发展的实际,把情、志并举,是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
陈衍沿着诗大序情、志并举的理论发展的脉络,推崇“诗中有我、情景合一”
,使之成为形象思维的一种体现。
他指出:
唐以前名句,多全联写景者,宋人除陆放翁,范石湖、杨诚斋诸公外,往往写景中带着言情。一联中或一句写景,一句言情,或两句半写景,两句半言情,岂好景果为前人写尽乎;抑亦厌赋体浅直不如比兴深而曲耳。
然景中带情,六朝盛唐人已有之。如薛道衡之“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杜甫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是也。沈休文云:“相如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
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此言情与景分者也。
刘彦和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又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随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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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此言情与景合者也。
1由于诗者“非直言已”也,情景合一中的“情”
,就是一种“已情”在写景中抒发。所以,陈衍在接下来的另一则诗话中,认为“诗中”皆有人在,则景而带情者矣。“
2
情景合一的艺术效果,接近于“比兴”所能达到的。
所以,陈衍推断,情景合一的名句的创造和欣赏,“
抑亦厌赋体浅直不如比兴深而曲耳。“并以刘勰彦和
文心雕龙和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圣俞的有关论述为佐证。其实,陈衍在这里所说的“诗中有人,情景合一”
,表现为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从而传达或体验到一种难以表达而又极其微妙的情感。
其东坡之“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
“酒阑倦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陈简斋之“游客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诗中皆有人在,则景而带情者矣3。
这种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相当于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有我之境”。王国维认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4。
1石遗室诗话卷十四,第2页。
2石遗室诗话卷十四,第2页。
3石遗室诗话卷十四,第2页。
4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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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陈衍的“诗中有人,情景合一”说的理论概括范围可以扩大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的创作实践,这些都是“非直言已”的必然的结果。
三赋比兴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
毛诗序提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1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作了这样解释:“风、雅、颂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2陈衍同大多数近代诗人一样,采用了孔颖达之说,指出:
诗三百篇,有六义焉,大略风、雅、颂,体制不同;赋、比、兴,作用殊异3。
这就是说,风、雅、颂为诗的体例,赋、比、兴为诗的表现手法。不过,陈衍又继续指出:“雅、颂,赋多而比、兴少。风、比、兴多而赋少。其赋多者皆稍长之篇,有似大、小雅者也。如硕人、载驰、氓、定之方中、小戌诸篇皆是。降而汉魏,六朝,以迨唐宋,比兴日少,而赋日多,非风气使然。比兴有限,而赋无穷也。”这么一段话,是陈衍作为对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赋、比、兴的第一层次的历史回顾和考察;包含了以下三点:其一,既然风、雅、颂为诗的体制,赋、比、兴为
1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0页。
2孔颖达:毛诗正义。
3诗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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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表现手法,二者不能不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在“雅、颂、赋多而比、、兴少;风,比、兴多而赋少”。
其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体现在诗作上便出现了“比兴日少,而赋日多”。
其三,产生“比兴日少,而赋日多”的原因,不是在于“风气使然”
,而是因为赋与比、兴本身各自特性不同,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比兴有限,而赋无穷也。”
在这样的历史回顾和考察以后,陈衍又对赋、比、兴,作了第二层次的探究。这个探究,更多是从“非直言”的形象思维的角度去论述的:
诗之所以稍异于文者,非其达难达之隐,非比兴不可。周公作鸱鸮,以贻王是也。其他鹑奔,相鼠、猚狐、蜉游诸篇,其尤显者。然七月、东山、破斧,又何不洋洋洒洒,畅所欲言,无韵之文,大书特书,不是为过。楚辞以赋之体,用比兴之法,无韵之文,奏议之事,往往用譬,但不如诗之数见耳1。
鸱鸮是诗经。豳风一篇诗名。诗中假托鸟的口气诉说其处境的困难,应有寄托。
诗序云:“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之遗王,名之曰鸱鸮
1诗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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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1尚书。金滕也有相同记载。
近人或谓诗中并无确证,其说不足信。陈衍显然持诗序说。同样,鹑奔、相鼠、猚狐、蜉游诸篇也有难言之隐,或为“刺无礼”
,或为“刺奢”
,所持仍诗序说。至于对楚辞“用比兴之法”
,则依据王逸说了。
虽然陈衍在诗学概要中并未对赋、比、兴,作界定性的说明和论证。但从他完全赞成诗序和王逸的观点看来,他把赋看作为直接叙述,比就是譬喻,兴就是寄托。如果说“赋为
………………………………
第36节
直接叙述”
,接近于“直言”的话;那么比、兴能“达难达之隐,则属于”非直言“了。此后的王国维在论述诗的形象直观性的问题时,指出,诗歌包括小说、戏剧与”呈于吾人之耳目“的建筑、雕刻、绘画相比较,要借”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
;必须“多用比兴”
2,才能使艺术形象具有直观、可感的价值。王国维赞同朱熹在清邃阁论诗中评论宋诗的论点,“一直说将去”
的诗,一日可作百首3。
因此,“多用比兴”
,避免“直说”
,可以更好地发挥艺术的感染力。
不过,陈衍也好,王国维也好,只是在诗要形象思维的性质、根源、构成和表现手法等问题上进行了论述,并没有直接使用“形象思维”的观念,然而,有人却断言,“中国古
1诗序。
2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静安文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4册。
3人间词话删稿。二六,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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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论从孔丘到王国维没有谈到形象思维“
,似乎**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中国文论的坚实土壤。而且断言,“被视为艺术的规律、定义、基本特征的形象思维,在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中找不出理论根据。”
1这里,并不想在概念上作争论,也不想按照上引的三大类“文论”来澄清,只是提示一下,陈衍、王国维有关形象思维的特质、根源、构成和表现手法等论述,既是客观存在,要想搬石头那样轻易搬掉,谈何容易
第二节 反印象式批评的可贵尝试
从美学批评的角度,中国传统诗学大致可归纳为一
印象式批评,二有体系、重解析的新式批评,三其他批评方法。
生活在中国近代的陈衍,多少受过一点科学训练,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逻辑思维方式。他的石遗室诗话虽还不能说真正建立了有体系、重解析的新式批评的范例,但他的反印象式批评,确实作了可贵的尝试,值得给予肯定。
中国诗学的印象式批评,印象的对象,大多采取摘句式的,较少顾及全篇:对印象的表达,可分为两个层次:初步印象和继起印象。
“佳”
、“妙”
、“工”
、“警绝”
、“今于古”
、“本色”
、“三昧”等,为表达初步印象用语,是直觉式的价值
1刘远:搬掉“形象思维”这块神秘的大石头,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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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判断。继起印象用语,有抽象和具体两种。
“飘逸”
、“凝重”
等属前者,“金鸡擘海”
、“香象渡河”等属于后者。诗学以为作品贵在言外之意,可是,对言外之意,却极少细论,而要读者去玩味1。
对于这种印象式批评的极端现象,持有两方面的异议:一方面,不是“不可解”
,而是力求解释明白。
陈衍批评钟惺、谭元春的诗学,“往往有说不得,不可解等评语,内实模糊影响,外则以艰深之固陋也”
2。接着,他对钟、谭所评点的“说不得”
、“不可解”之处,作了逐条解说。
比如,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云:“天清风雨闻”。
谭评为:“瀑布诗此是绝唱矣,进此一想,则有可知不可言之妙。”对此陈衍问道,“夫天清本不应有风雨,而闻风雨自是瀑布,有何不可言之妙”
3
比如,王维酬张少府云:“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钟评为“透语说不出。”对此陈衍问道:“夫问穷通而付诸入浦渔歌,且益以深字,则理乱不知,黜涉不闻,入山必深,入林必密之理,并不识所谓穷通也,有何说不出”
4
比如,杜甫后游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钟
1黄维梁:中国诗学纵横论,台湾洪范书店1977年版,第1页。
2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第13页。
3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静安文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4册。
4人间词话删稿。二六,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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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53
评为:“无私二字解不得,有至理。”杜甫江亭云:“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
钟评为:“自私无私,各得其妙,传不出。”陈衍解为:“均此春物,而忽言无私,忽言自私,宜伯敬按即钟惺引者注之解不得传不出也。不思江山何待,即待此花柳等物为之点缀,前此经过秋冬,摇落闭蛰,黯然无色,一旦春来,灿漫者行将至矣,故言待也。
“万木无声待雨来”之待,亦此意。花柳得气而生、各效其红紫青绿之色,以状点江山,虽欲闭而不发,花柳不能自主也,使卷而藏之,花柳亦不愿也,供人把玩,供人攀折,真可谓无私矣。然凡物之各尽其能事,而不遗余力者,皆自由私来者。桃之或红或白,李之白,杏之红,柳之长条细叶,各有独到之处。花柳无知则己,使其有知,必阴喜自负,汲汲然上承雨露风日,下汲土膏泉脉,以增高而继长,故逢春倾阳。
皆有欣欣向荣之意,由是能自立者,各有以自见。人之寻花问柳,于花柳实有荣焉,在花柳只知自私,在人则但见其无私,不自私无以为无私也。“
1
陈衍在这一大段中,对钟、谭的印象式批评的批评之例有六、七则,以上只引了三、四则。这种变钟、谭之“不可解”为“可解”
,确实向有体系,重解析的新式批评靠近了一大步。
但就其“可解”的解释,还有不尽人意的牵强之处。
就拿上举的第三则来说吧,自然山水风物“自私”
、“无私”
,本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含有一定的美学意味。中国古代传统的山水景物观不象西方那样物我对立,而是物我圆融,“风景
1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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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知赏“
1,是审美价值的发现和肯定。正由于这种物我圆融的审美关系,自然山水风物作为人我的审美对象具有“无私”的共通性2。而所谓“自私”
,是因为风物随时间、季节的更选,不愿丧失其美的本性和特色。
陈衍反印象式批评,由宋大樽茗香诗话中关于所谓“伫兴”一说的虚妄性,追根于王士祯“模糊惝怳欺人之谈”
对宋著的影响,他举孟浩然的诗来说明。孟浩然的名句:“微云淡何汉,蔬雨滴梧桐”
,是千百年来为人传颂的所谓伫兴而得的杰作。陈衍却有自己的看法,说:
何汉有云,梧桐有雨,至为常事,粗心人所不留意。
自胸襟高雅者遇之,则古人所谓轻云蔽月,梧桐滴露者,两相凑泊,不觉以“淡”字、“疏”字写之,而成佳语,所以适工于俄顷,而前此后此不能工;其俄顷不能必工者,则皆粗心领会,与下字未当耳,又何至莫知其所以然耶3
孟浩然是否“胸襟高雅”
,这是另一回事。这里根据主观心理状态客观自然景象两个条件以及用心的粗细,来说明骤得佳句的客观原因,不能一味夸大灵感的作用,是比较全面而且符合实际情况的。无论如何这要比空谈“伫兴”
,“灵感”
等踏实得多。
陈衍力求对诗歌创作进行科学解释的精神,力图与印象式批评划清界限。他还认为:
1参见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471352页。
2参见拙作:有山共须故人看,中国市容报i985年8月15日。
3石遗室诗话卷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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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63
严沧浪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殊为得之。孙、吴有实在工夫,李广则全靠天分,不可恃也。渔洋与沧浪,不取此二语,而取“羚羊挂角”之说,盖未尝学杜故也。表圣之“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已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羚羊挂角”是底言乎
至如禅家所云“两头明,中间暗”
,及诗家之“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
,竟是小儿得饼,且将作谜语索隐书而后已乎渔洋更有“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喻,直是梦魔,不止大言不惭也1
前面对钟、谭的“说不得”
“不可解”的批评,是对印象式批评的初步印象的诠释。这种印象式批评,被陈衍统称为“作谜语索隐书”。
“羚羊挂角”指什么呢
“华严楼阁,弹指即现”
,又指什么呢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扭住王士祯的神韵说不放,并且旁及于神韵说的先驱者,如司空图、姜夔、严羽之辈,对他们都有抨击的话2。
钟嵘似乎与神韵说关系不大,倒不完全因为王士祯论诗绝句中有一首诗“五字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使人思。定使妙不关文字,已是千秋幼妇辞”而称赞他,而是因为“妙不关文字”
的印象式批评,同出一辙,也受到陈衍的批评。
陈衍为了硬要驳倒钟嵘所例举的几句古诗“清晨登陇首”
、“高台多悲风”
、“明月照积雪”竟不惜使出的一般不肯使用
1石遗室诗话卷十,第2页。
2参看石遗室诗话卷十,第12页。
“宛陵此四句”及“白石譬喻尽不尽处”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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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词夺理的手段1,这颇使我们感到滑稽。
但他勇于与诗学上印象式批评争一高下的精神,无论如何也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不是只摘句,力求顾及全篇。
以上说过,“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论述作家作品时,往往笼统概括,好用比喻,评语简约、用的可说是印象式批评的手法”
2,这种“印象式批评家雅好摘录诗词中的佳句,有时附带精简批语,有时摘而不评,只把佳句罗列出来,甚或编成句图。他们选取的句子,十九为对偶句,其中又以描摹自然景物居多。对偶句虽然只是两个句子,不过既是作家用心经营的结果,本身意义完整,又有对比性,便可以孤立起来欣赏。
石遗室诗话当然不是绝对排斥摘句鉴赏3,但它却提出了如何正确理解一首诗的问题。过去的印象式批评很少加以注意。陈衍指出:
工诗难,言诗尤不易。在孔门,惟赐与商与可言诗,而文学之子游不与焉。子贡颖悟,故淇奥之切磋琢磨,自知取譬;“始可”云者,引重之辞,若谓不如是便不足以诗。
子夏笃谨,倩盼素绚,直苦思不解而问之,譬以绘事而始喻;“始可”云者,仅可之辞,若谓今而后乃可与言诗矣。子贡闻一知二,故曰“告诸往而知来者”。
1石遗室诗话续篇卷一,第1页。
2黄维梁:诗话词话中摘句为评的手法兼论对偶句和安诺德的“试金石”
,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五卷第一期1979年抽印本。
3石遗室诗话卷十四指出:“说诗标举名句,其来已久”
,“唐以前名句,多全联写景者,宋人除陆放翁、范石湖、杨成斋诸公外,往往写景中带著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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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63
子夏之“起予”
,则答问而已。康成之笺诗,子夏之谨守也。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又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此子贡言诗之旨,不同于子夏者也。后世诗话汗牛充栋,说诗焉耳,知作诗之人,论非诗之人之世者,十不得一焉。
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明,姬昌为臣罪当诛,严将军头,嵇待中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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