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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极品公子-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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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太奢侈了！
“贤侄！那便是贤侄造出来的玻璃！”
顺着太宗皇帝手指的方向，薛琰看过去，头皮不禁一阵发麻，糟了个惨，还是被狼给盯上了。
“叔父说的不错，此物正式小侄机缘巧合之下造出来的玻璃！”
太宗皇帝强忍着给薛琰一耳光，惩罚他奢靡之罪的冲动，假笑道：“机缘巧合？只怕言之未详吧！贤侄学究天人，连这等巧夺天工造化的玻璃都能造出来，岂是一句机缘巧合就能解释的！”
薛琰老老实实的低头，道：“叔父谬赞，小侄惭愧！”
薛琰是打定了主意不搭音，太宗皇帝为什么会突然驾临他一个小小的郡公府邸，这等荣宠，只怕是当朝权贵都不是人人能享受得到的，太宗皇帝的目的是什么，薛琰其实早就猜到了，还不就是为了玻璃来的吗？
大唐如今表面上是花团锦簇，可是前世分析历史，薛琰能够看得出来，大唐在花团锦簇之下，事实上，朝廷的日子却过得并不充裕。
前朝末年的战乱，将隋文帝杨坚父子两代人积累下的财富消耗的差不多了，如今民间依旧没有能从战乱当中完全恢复过来。
太宗皇帝想要玻璃的制造工艺，无非就是想要给朝廷创造收入，毕竟眼下谁都能看得出来，玻璃其中蕴含着的巨大商机与暴利。
可是薛琰会交出去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薛琰还没有大公无私到心中只有国家没有小家的地步，他这个人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想安安分分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平白的将玻璃这等暴利产业交出去，想都别想。
更何况，活字印刷术都献出去了，虽然是被动的，但好歹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了，而且和玻璃相比，活字印刷术，不但能刷财富值，更是可以同时刷人气，太宗皇帝还不满足，薛琰可不想继续惯孩子了。
而且将玻璃制造业国有化，无异于杀鸡取卵，有了这一次，太宗皇帝要是吃顺了嘴，今后难保不会继续这么干，到头来，谁还敢发明创造，大唐的科技更是会因此止步不前。
薛琰虽然没有为国为民的情怀，可是身为炎黄子孙，他自然也希望有了他这只小蝴蝶卖力的扇动翅膀，可以让在历史上原本就十分辉煌的大唐帝国变得更加强盛，而大唐的强盛，自然离不开科技的进步。
说起来，薛琰倒是和太宗皇帝想到一块儿去了，只不过，如今太宗皇帝眼红玻璃创造的巨大商业利益，想歪了心思。
既然如此，薛琰觉得自己完全有必要帮助太宗皇帝这个国家的领头人，重归正途，让这位天下的主宰明白什么叫做富民学。
………………………………
正文 第六十七章 藏富于民
薛琰原本想要装糊涂的，谁知道，太宗皇帝这个时候，居然犯起了一根筋，开始不断旁敲侧击的往薛琰的脑门儿上杵，后来见旁敲侧击不成，干脆挑明了要巧取豪夺了。
“贤侄有大智慧，当知先公后私，玻璃这物事利益非同小可，倘若献于朝廷，想来当今圣上必定不吝封赏！”
“贤侄此言差矣，倘若无国，何以家为，贤侄欲要生活安泰，当须知只有国家强盛了，百姓方能得享安乐，方尽天下，圣天子当朝，正欲大展宏图之时，然前隋战乱多年，而后又有突厥寇边，如今虽平息了边患，可朝廷国库已然空虚，贤侄岂能只顾自家，而罔顾国家！”
那意思分明就是：小子！快点儿将玻璃的制造工艺交出来！否则的话~~~~~~哼哼！
薛琰是真心无语了，特别是听着太宗皇帝不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突然有种腻歪的感觉，“圣天子当朝”，好吧，这话不错，您老人家确实算得上是华夏五千年中难得的有道明君，可是这话，从你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听着咋就这么别扭捏！？
而且，把理由说的那么高大上，归根结底，还不就是眼红玻璃赚钱了，你老人家分到手的税太少了吗？
薛琰也是个牛脾气，太宗皇帝越是这么说，他就越是不愿意顺着太宗皇帝的意思干。
而且什么叫国富民强，这句话说的好像不那么有道理，应当是民富国强才对吧！
藏富于民懂不懂啊！？
要知道，藏富于民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经济理论，是华夏自古以来富民学说的延伸，藏富于民更是后世东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观，更是一种民主及国家强盛的现象。
当然了，薛琰这个时候和太宗皇帝说什么民主，那纯粹是扯淡，但是藏富于民的道理总归是错不了的。
事实上，这种思想并非是后世才出现的，华夏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家，在有关国家与百姓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历来都主张藏富于民。
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富民思想在华夏的思想界更是不断出现，影响深远。
华夏的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百姓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富民思想。
薛琰觉得有必要和太宗皇帝辩论一下了，要不然的话，这位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还不得因为眼红，变成巧取豪夺得专业户啊！
正方：太宗皇帝，论点，国富民强！
反方：薛琰，论点，民富国强！
如今被视作正统的儒家，就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老夫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
孔夫子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百姓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
他把百姓的富足看作是朝廷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政治思想。
孔夫子的富民思想在华夏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
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荀况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
墨家则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
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
道家倡导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百姓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让百姓们自由牟取财富。
薛琰引经据典，从儒家，墨家，道家的理论，阐述着民富国则强的道理，将太宗皇帝说的哑口无言。
太宗皇帝虽然少年之时，也曾博览群书，可他怎么可能有薛琰这种变态的记忆力，想要反驳，却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薛琰则越说越起劲，说完各家学说的富民思想，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论据，接下来就是引用前朝的实例，打算一举击垮太宗皇帝“国富民强”谬论。
事实上，富民思想一直以来并不是只存在于学说当中，华夏的历朝历代的无数政治家都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西汉时，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要求取消盐铁官营，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均富思想。
司马迁亦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因顺百姓自由求富的愿望，发展农工商虞，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薛琰滔滔不绝，太宗皇帝都不禁有些动摇了，低头沉思良久，道：“薛琰！你这小儿倒是极擅诡辩！”
薛琰一愣，听太宗皇帝突然变了称呼，赶紧离席而起，绕到了太宗皇帝面前，跪倒下拜：“微臣参见陛下，适才微臣失仪之处，还望陛下念臣年幼恕罪。”
太宗皇帝都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显然是不打算再将这角色扮演进行下去了，薛琰要是还不乖乖下拜的话，那就当真是不识抬举了。
太宗皇帝见状一愣，不禁笑了道：“你倒是通透的很！算了，平身吧！”
薛琰闻言，谢了恩，起身垂首而立，也不言语。
太宗皇帝见薛琰此刻这幅模样，方才被薛琰辩驳到哑口无言的气闷也都消散了，笑道：“这会儿怎地不说话了，方才不是很能雄辩的吗？民富国强，薛琰！你说的不错，是朕太心急了。”
薛琰能猜到太宗皇帝所说的心急是指什么，作为一个帝王，太宗皇帝最大的心愿，就是讲大唐帝国打造的远超前隋。
谁让太宗皇帝极力的打压，贬低隋炀帝呢？
倘若，这个国家到了他的手上，还比不上被他贬低的隋炀帝，作为一国之君，太宗皇帝的脸面往哪里摆。
当下，太宗皇帝最为心急的就是，他不但要恢复前隋之时的版图疆域，更要将隋炀帝三征不下的高句丽彻底征服。
当然，这就需要大笔的钱财来支撑，自然而然的，太宗皇帝就盯上了薛琰手中的玻璃制造工艺，这种东西来钱实在是太快了，犹不得太宗皇帝不心动。
可是听了薛琰的这番富民理论，再想到当初自己担心的一些事情，太宗皇帝对薛琰手中的玻璃制造工艺，也便淡了心思。
倘若当真因为玻璃的制造工艺，就阻碍了大唐的科学发展，那么大唐还怎么继续发展壮大？
“罢了！薛琰！你便安心的做富家翁吧！你那玻璃制造工艺，朕不动心思了！”
薛琰闻言，不禁一阵惊讶，因为按照他所认知的太宗皇帝，这应该是个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皇帝，现在，他居然认错了，虽然没说出一个“错”字，但是太宗皇帝这么说，分明就是低头了。
太宗皇帝这么一说，薛琰反倒是不好意思了，人家怎么说都是皇帝，是一国之君，为了充盈国库，竟然都屈尊降贵，到了臣子的府上，要是不拿出点儿干货的话，薛琰的心里，还真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
………………………………
正文 第六十八章 盐
作为一个穿越者，薛琰头脑当中，用来生财的办法自然不少，之前鼓捣出来的活字印刷和玻璃，在他眼中不过是小打小闹，倘若真的想要迅速积累财富的话，办法还有很多，比如一一盐！
小小的盐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在华夏的历史上，却曾是决定国家的生死和富强的关键，可以说，盐对农业社会的价值，并不亚于后世石油对工业社会的价值。
春秋之际，齐国为何能称霸一时，归根结底，原因就是，齐国立国在了一个好地方，早先，周武王平定商纣后，就把原来东夷族所属的营丘封给姜子牙。
《史记》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不得不说，周武王对功臣实在是太大方了，相当于把波斯湾给了姜子牙，当然，东夷族做了几千年的高富帅，一直不太服管，也确实需要让老姜整治一下他们。
不过营丘当时多是盐碱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人口不多，然而姜子牙到齐后，在鼓励纺织等手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鱼盐等自由贸易，齐国的商品很快行销天下，而开明宽松的环境，更是吸引了各国人才和商贾云集齐国。
《史记》记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瀉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繈全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借助鱼盐之利，借助于古济水这条黄金水道，齐国人建立起大范围的贸易系统，向外出口鱼盐、布匹，从中原腹地进口大量粮食、物产，而齐国都城临淄也因为贸易，崛起为东方第一大都市。
晏婴曾对楚王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在。”
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临淄人口达到20万人，战国中期达到35万人，到了汉武帝则达到50万人，按照当时和后世的人口比例，临淄简直就相当于后世大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
由此就不难知道，盐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历朝历代，人们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比重最大，粮食也是古代贸易系统中最大宗的商品，而盐流总是和粮食流形影相伴，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要控制了盐流，就可以控制了农业贸易。
盐的生产非常集中，便于垄断管理，只要控制了盐的供应和价格，就可以向所有消费者征收食品消费税。
华夏历史上的的历朝历代都非常倚重于盐税，盐税更是政府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之一。
政府可以跑到1000个老百姓家里每户征收1元税，也可以从1个盐商身上征收1000元税，虽然征税总额一样，但征税成本却有天壤之别。
前者需要维护多大规模的公务员队伍？每个公务员需要跑多少路才能征到税？
而且每个人的盐消耗量少，即使涨价涨一倍，人们对价格也不敏感，最重要的是盐税可以隐藏在很多商品背后，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自己买的一只咸鱼里面，政府已经通过盐进行了征税，通过这种隐形的征税手段，盐还起到现代发票的作用。
征盐税既不需要花钱圈养庞大的征税公务员队伍，也不会因为征税引发官民矛盾，真是最佳的征税手段。
《管子》有云：“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春秋之时，管仲第一个将盐铁从私有转变为国有，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开辟了税收之外的另一个庞大财政来源。
《史记》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而齐桓公则通过砍柴煮盐，再借助于齐国商人在各诸侯国建立的庞大贸易网，实现了全天下人向齐国交税。
齐桓公由此称霸诸侯，没有盐带来的贸易系统提供财政支持，齐桓公哪有钱去组织多国维和部队、哪有钱年年开诸侯峰会、怎么维护周天下太平、又如何建立春秋国际新秩序呢？
春秋战国时代，又有多少国家因为没有这样的系统支持，惨遭齐国蹂躏，遭遇亡国之灾呢？
有了齐国的成功案例，诸国纷纷效仿，同样靠海的吴国也学去了，《汉书》记载：“吴煮东海之水为盐，以致富，国用饶足。”
西汉吴王刘濞继续在淮南煮盐，富可敌国，但是后来因为造反被汉景帝剿灭，算是古代版的萨。达。姆吧。
可以说，正是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都掌控了盐，才有财力来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系统。
薛琰最开始想要向太宗皇帝献的便是盐铁国家专有的策略，虽然从春秋战国时起，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会将盐铁之利国有化，但是到了前隋，也不知道隋文帝杨坚脑袋被门挤了，还是被驴给踢了，居然将盐铁国有，重新转化成了私有制。
到了大唐立国之后，依然没有收归国有的打算，太宗皇帝想要称为一代明君，圣君，他可以对着薛琰巧取豪夺，但是却不能对着百姓伸手，很显然，这个策略无法实现。
不过这也难不倒薛琰，盐铁经营私有化又如何？
只要朝廷能够掌握优质资源，进行高端垄断，就像薛琰现在垄断玻璃产业一样，到时候，纵然民间依旧可以参与盐铁经营，也会逐渐的被朝廷掌握的高端产品冲垮。
如今人们吃的大多都是井盐，矿盐，所谓的海盐与后世的海盐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名为“焚海煮盐”，事实上，人们从海里提取食盐，不过是从沿海的海泥当中取。
薛琰对于当下民间常用的食盐，站在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可谓感触颇深，食盐当中的杂质不但很多，而且味道也略微发苦，与后世的精盐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
正文 第六十九章 盐政
太宗皇帝显然没有理解薛琰的意图，当薛琰提到的盐的时候，本能的就要摇头，别看太宗皇帝在薛琰这里，拿的都顺手了，但是“不与民争利”这一点，纵然他是皇帝，也不敢随便违背，特别是太宗皇帝一心要做一个有道明君，这“不与民争利”，可是后世之人，评价一个皇帝之时的标准，越线了，可是要被扣分的。
其实对于当下允许百姓私营盐铁生意的政策，太宗皇帝也非常不爽，那些利益原本都应该是属于朝廷的，如今却平白的让了出去，明明是口袋里的钱，却飞到了别人的口袋里去，谁的心里能爽？
要知道，国家对食盐的专营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春秋之时的齐国管仲，盐业经营的巨大商机和利润，被齐国的国相管仲看在眼里，他亲自担任起商务部长，一心为国家搞创收，直接将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收归国有，推行食盐国营制度。
齐国临海，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尽管在食盐生产方面，管仲部分放权给老百姓，但官府仍然严格控制食盐资源的管理和生产者的生产时间。
至于食盐官府专运方面，无论是本地生产的还是从境外进口的，均归官府统制经营。除了为政府赚钱外，食盐官府专运还能达到战略上的目的。
对于那些不生产食盐的诸侯国，不听话就不给盐吃，因此，有理由怀疑，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很可能是因为那些前来会盟的诸侯嘴里已经淡出鸟来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政治目的的案例。
当时，东方诸国除了齐国外，多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就是任用食盐民产、商销，官府只管收税。
但西方的秦国，也有一个和管仲一样，认识到食盐产业具有“百倍之利”的人物，这个就是商鞅，在他推动下的变法中，山川河泽国有化是一项重要内容，食盐国营也就不在话下。管仲富国，使齐国成为霸主，商鞅又富国又强兵，所以秦能成为超级大国，并一举实现统一大业。
秦灭六国建立秦朝后，继续推行食盐国营政策，食盐国营的确可以使得国家GDP一路高歌猛进，始皇帝很高兴，但老百姓就不是很开心了。
秦历二世而亡，虽然不能说是因为盐而亡，但却和盐业国营背后的精神有关，归根结底就是管得太严。
所以在汉初，为了标榜和前朝不一样，也是民间实在太惨，开始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开放盐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汉初的“弛山泽之禁”，意味着食盐国营政策被取消，民间可以“自由”开采、运输和销售。
盐官不再承担食盐的产运销，只负责征收盐税，但这同时也给权贵、豪强和富商大贾以垄断的机会，汉高祖弟弟的儿子吴王刘濞就是典型代表。
吴国靠近东海，有丰富的海盐资源，还有铜矿，于是吴王刘濞招揽天下亡命之徒，煮海为盐，开矿铸钱。
吴国实力大增，底气足了后，吴王就不甘心屈居自己侄儿汉景帝之下，召集人马，拉起“清君侧”的大旗，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因此，汉初取消食盐国营的最大获益者，实际上就是这一类权贵和豪族，如此看来，食盐自由经营也是充满弊端的，但实际上，吴王所推行的食盐政策和中央朝廷根本是相悖的，仍然是国营，只不过是经营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诸侯而已。
当汉中央平定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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