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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讲故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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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薛宝钗的“金锁”和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被认为是“金玉良缘”的象征，体现着缘分与感情的寓意。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采用“金镶玉”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褒奖。这一设计方案，创意十分新颖，突破了以往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又融入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与智利，也通过北京奥运的“金镶玉”奖牌，再次结下美好的缘分：6000多枚金、银、铜牌，使用的玉为“昆仑玉”，而与玉镶嵌的合金，全部由世界最大矿业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在智利的矿产企业提供。世界最大的露天铜矿埃斯康迪达铜矿的含金铜精矿提供了制作金牌所需的13。04公斤的金；坎宁顿铅银矿提供了制作金牌和银牌所需的1。34吨的银；另一家铜矿斯潘塞铜矿则提供了用于制作铜牌和纪念奖牌的6。93吨电解铜。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出口国，而中国是智利铜的最大进口国，进口的铜40％来自智利。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从智利进口220万吨铜，相当于智利铜出口量的39％。
如今，中国与智利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智利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智利则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鲜果进口来源地、第三大葡萄酒进口国，以及第七大海产品进口国。自2006年双边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从2005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318亿美元，是10年前的近4倍。现在，中国品牌汽车在智利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智利葡萄酒、三文鱼，以及蓝莓、车厘子、食用葡萄等水果，已成为中国消费者青睐的产品。
在智利媒体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以北京奥运奖牌为例，道出了中智人民的“金玉良缘”。智利金和中国玉制作而成的“金镶玉”，隐喻着习近平的深刻判断：中智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发展，是因为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是因为双方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更是因为双方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推动两国关系迈向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就地理位置而言，智利是世界上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但习近平却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天，太平洋早已不是将中国和智利分开的屏障，而是联系彼此的纽带和桥梁。正如习近平在会见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时所说的，中智双方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多边协作日益密切，中智关系已经进入成熟稳定的新阶段。在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与巴切莱特一致决定将中智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进入更加深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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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通惠总局的百年往事
秘鲁是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早在400多年前，中秘人民就跨越大洋，拉开了双方交往的序幕。多年来，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同秘鲁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30年前成立的“中华通惠总局”，为促进中秘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了解到，目前，秘鲁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约250万人。在秘鲁，西班牙语“老乡”一词用来专指中国后裔，中国广东话“吃饭”一词演变为中餐厅的统称。中秘亲如一家的友好情谊早已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1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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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惠工，造福侨社。”1884年，清政府派光禄寺卿郑藻如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郑藻如到达秘鲁后了解到，华人在秘鲁已经生活了40年，分散在秘鲁各地，约有六七万人。为了把各地华人联络起来，保护华人权益，兴办各类善事，1886年，郑藻如创立了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栉风沐雨130年，中华通惠总局目前已发展成为秘鲁境内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侨团组织。
成立后的中华通惠总局秉承“复畴无私、通商惠工、义重合群”三大信条，在团结广大华人华侨、发展中秘友谊、支持祖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中叶，一批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越洋过海来到秘鲁，从事铁路修建、矿山开采等工作，任务繁重，生活艰辛。通惠总局便在秘鲁筹捐善款，帮他们排忧解难，并资助贫老华侨回国。同时，还在广州设立秘鲁华侨安集所，收容归国老华侨。
抗战期间，远在秘鲁的华侨华人心系祖国，中华通惠总局倾力联合在秘华人成立了“秘鲁华侨抗日筹饷总会”，并在秘鲁各地设立分会，组织侨胞捐款、义卖，支援祖国。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为抗战筹款100万美元。周恩来曾赞扬：“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如今，中华通惠总局继往开来，继续擦亮这家“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通惠总局不仅经常协助、配合中国驻秘大使馆、国内涉侨单位举办各类型的座谈会、庆祝会、联欢会，还协助当地警方搞好警民关系，组织筹款委员会以华人名义每年向秘鲁全国性电视筹款节目捐款。这些善行义举，为中秘友好交往、两国人民互相了解起到了桥梁作用，受到了中国和秘鲁各界的好评。在2016年6月北京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上，中华通惠总局还因其贡献，荣获“华社之光”社团的荣誉。
辽阔的太平洋阻隔不了中秘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2016年是中秘建交45周年。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述中华通惠总局的历史往事、中秘两国人民的百年情谊，正是要说明，“中秘亲如一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安第斯山雄鹰”秘鲁是在拉美国家中华人移民最早、同新中国建交最早、开展对华经贸往来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在习近平访问秘鲁仅仅两个月之前，刚刚担任秘鲁总统的库琴斯基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正式出访。两国元首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实现互访，也在两国交往史上创下新纪录。秘鲁第二副总统阿劳斯不无感慨地说道：“习近平主席对秘鲁的访问意义重大，必将把秘中关系提升至新高度。”习近平发表这次演讲前，还被授予秘鲁国会最高等级荣誉勋章“大十字勋章”。这也从侧面证明，中秘双边关系发展正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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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乐在相知心。”中秘两国人民历来感情相连、心灵相通。这里，我想提及两位秘鲁朋友。一位是已故秘鲁作家、记者安东尼奥·阿尔塞，上世纪60年代起，为了向拉美民众展示真实的中国，他多次远赴中国采访报道。1970年，他的女儿梅梅在北京出生，但不幸罹患败血症。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医学专家对她进行救治，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组织战士赶往医院献血，梅梅最终转危为安。长大后，同父亲一样，梅梅长期为中秘友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位是秘鲁汉学家和翻译家吉叶墨先生，他1979年至1991年在中国南京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西班牙语，撰写了《来自中国的报道》、《李白诗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等著作。此外，他在中国还是一位影星，出演了包括《大决战》、《重庆谈判》等25部中国电影，受到中国观众喜爱。现在，吉叶墨先生已经87岁了，听说他仍然坚持每年访华，我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1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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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东尼奥·阿尔塞是秘鲁记者和作家。他于1931年出生在秘鲁北部城市特鲁希略，25岁时就当选为秘鲁全国记者协会主席，并先后在秘鲁的多家知名报纸担任总编。
阿尔塞长期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新中国的文章。1967年，阿尔塞带着妻子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3年后，他的女儿梅梅顺利出生。然而没过多久，梅梅就得了严重的败血症，病情危急。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请军区医院安排几位专家为梅梅进行会诊。要给梅梅治病，需要大量输血。然而，医院的血库与梅梅血型匹配的血浆却已不多。情况紧急，医疗部门迅速向驻京部队求援。战士们知道消息后，纷纷赶到医院献血。最终，梅梅转危为安，脱离险境。
在中秘建交的历史过程中，阿尔塞还扮演了“特使”的角色。1970年前后，在回秘鲁探望病重的父亲时，阿尔塞把中国愿意与秘鲁扩大交往的意愿，以及建交的相关原则传递给秘鲁政府。经过他的牵线搭桥，中秘两国迅速建立起了沟通渠道，并于1971年11月2日正式建交。1983年，阿尔塞再次来到中国，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西班牙文专家。他撰写了大量报道中国的文章，刊登在拉美和西班牙的报刊上。
已近90岁高龄却还在不断播撒中国文化种子的吉叶墨，原名吉列尔莫·达尼诺，是秘鲁的一位汉学家。他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79年。那年，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担任文学和语言学教授的他，受邀来到南京大学，为15名西语教师开设课程。除此之外，他还是“影星”和“诗人”。在中国的20多年里，参演了《大决战》《重庆谈判》《毛泽东与斯诺》等25部中国电影，并用9年时间翻译了9本唐诗，成为拉美国家翻译唐诗最多的汉学家之一。此外，他还出版了《雕龙·中国古代诗歌选》《勤劳的蜜蜂·成语、谚语、歇后语1000条》《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等多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讲述两位秘鲁朋友的感人故事，旨在说明，“中秘两国人民历来感情相连、心灵相通”，是心与心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国家友好，根在人民，源在交流。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访问过秘鲁。时隔20余年再次踏上秘鲁的土地，他用了“三个好”概括中秘友谊：相互信任的好兄弟，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共担责任的好朋友。在演讲中，习近平还引用秘鲁作家里韦罗的一句名言：“真正的幸福在于始终保持开拓的热情。”以此寄寓对两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道路上精诚合作的愿望。秘鲁要在2021年独立200周年之际，实现“公正、公平、团结的秘鲁”这一奋斗目标；届时，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习近平将中秘两国的奋斗目标并举，正是希望两国人民“并肩同行、携手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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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革命歌曲的自由战士
中国和津巴布韦虽然远隔万里，但联结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深厚而牢固。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了难忘的战友情。我听说，许多当年在中国国内和坦桑尼亚纳钦圭阿营地接受中方培训的津巴布韦自由战士，至今仍会哼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这令我非常感动。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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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三大纪律”，到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歌中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和发展，前后经历了20年的时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被斯诺、史沫特莱和索尔兹伯里等3位美国记者先后写进了各自的作品中。斯诺当时在甘肃省豫旺县采访，听到了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都在唱这首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红军初抵陕北时，曾引发老百姓恐慌；可仅仅数月后，当地百姓就将这支队伍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军队”。“铁的纪律、铁的军队、铁的战斗力”，随着歌曲深入人心。
津巴布韦人民之所以熟悉这首中国军歌，是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津巴布韦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中方曾向津方提供无私帮助。津巴布韦“解放军”中有一批人曾受过中国军事训练，他们学会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也学会了中国的革命歌曲，理解了中国革命者的精神。据津巴布韦语言学家彭维尼回忆，当年军中流传最广的革命歌曲就是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鼓舞士气、增加凝聚力和广泛团结群众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独立当天，中津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30多年来，双方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友好合作关系顺利稳定发展，双边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津关系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
2015年12月，习近平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首次访津。在临行前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习近平以津巴布韦自由战士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例，回顾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的难忘战友情，正是要说明，中津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也借此表达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中津两国不仅要做政治上的好朋友，还要做发展中的好伙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津两国作为真正的全天候朋友，要将中津友好更多转化为深化务实合作的动力，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中津友谊源于两国真诚友好、重情守义的文化传统，源于两国共同遵循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等对外关系基本原则，源于两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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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爱不可妈妈团体
中津友好也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据我了解，旅居津巴布韦的华侨中间有一个名为“非爱不可”（Love of Af
ica）的妈妈团体，还有一位连车牌号都被当地孩子熟知的“程爸爸”（Fathe
Che
g）。他们多年如一日给当地孤儿送去关爱和温暖，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中津友好的“现在时”，也培育着中津友好的“将来时”。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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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捐助孤儿院，为孤儿万里寻药，给孤儿精神关爱……在津巴布韦华侨群体中，有一个名叫“非爱不可”的爱心妈妈团体远近闻名。
据统计，津巴布韦有约180万名孤儿，他们或被父母遗弃，或是父母早亡，其中还有不少是艾滋病孤儿。一些幸运的孤儿被社会福利局收留，分到了各孤儿院，还有很多则成了流浪儿童。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津巴布韦大部分孤儿院的资金都非常匮乏。2014年4月10日，彭艳和津巴布韦的一些华侨华人妈妈们决定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以帮助更多孤儿。妈妈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个动听的名字——“非爱不可”，一语双关，既有“必须要爱”的意思，也有“非洲之爱”的含义。
“非爱不可”爱心妈妈团体成立后，专门选择了几所资金匮乏的孤儿院给予支持。除了积极捐款捐物，还帮助孩子们筹集学费。在非洲大陆上，“非爱不可”的妈妈们播下一粒粒爱的种子，她们与不辞辛苦的“程爸爸”们一道，温暖着一个个孤儿的心灵。这样的善举感动了很多人，卡若依孤儿院财务经理林迪对这种无私的帮助非常感激。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们这样善良有爱心的人，从来没有过。她们给孩子们付学费，给孩子们带来新的床垫，给他们买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爱心妈妈的帮助，我们很难支撑下去。”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习近平讲述了“非爱不可”妈妈团体这个动人的故事。当地主流报刊《星期日邮报》在刊登习近平署名文章时，就用了“来自中国，带着爱”的标题。该报主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做这个标题，就源自读完文章之后的直接感受。
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还引用了两句谚语，一句是津巴布韦的“一根柴火煮不熟萨杂”（萨杂，即Sadza，在津巴布韦通用语言绍纳语中意为白玉米面，是津巴布韦人民喜爱的主食），一句是中国人常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说，中非人民友好交往是中非关系发展的牢固基石。正如习近平在2012年第二届中非民间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的：“现在，直接参与中非合作与交流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中非双方民众对发展中非关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中非双方更多民众分享日益丰硕的中非合作成果，进一步夯实中非合作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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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马克林教授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格里菲斯大学的马克林教授。1964年，马克林教授首次赴华任教。半个世纪来，马克林教授60多次访华，在亲历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林教授的儿子斯蒂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可以说，马克林教授以不懈努力和真挚热情，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搭建起一座桥梁。今年9月，马克林教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我要对你及众多澳大利亚人士为中澳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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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林1939年出生于悉尼。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林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生涯。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他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1964年，刚毕业的马克林与妻子自荐来华执教，那时，澳大利亚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5年2月，马克林的长子斯蒂芬在中国出生，这是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孩子。
如今，当年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著作等身的中国问题专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旅游孔子学院澳方院长、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教授热爱中国，以中国文化、中澳关系等为主要研究领域。他关注中国的戏剧，出版了《京剧的崛起》《中国戏剧简史》；他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全球化》《1912年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及融合》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他更关注中国的历史，有《新剑桥当代中国手册》《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等著作。马克林曾说：“当初决定来中国是受母亲影响，此后的生活，中国也像母亲一样影响了我。”
作为中澳友谊的使者，马克林已经访问过中国60余次，或以学者身份参加学术会议，或观光交流进行实地调查，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多次任教。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往返奔波，孜孜不倦地向澳大利亚、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他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深入分析了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受到汉学家们的好评。
把老朋友的故事讲给后人听，把结识更多新朋友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介绍马克林教授的故事，生动说明了一个道理：一座相亲相知的大厦，需要众多国际友好人士共同搭建。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每位朋友。”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生动细节，充分印证了这一点。3000多名日本各界对华友好人士访华，习近平亲自出席，与朋友们叙旧，为中日友好打气；访问印度，专门安排会见柯棣华大夫的妹妹，令她感言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柯棣华和他的家人；访问埃及，特地会见了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2014年6月，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其目的正在于鼓励更多友好人士为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发挥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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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
巴西一位耄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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