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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明朝的少年天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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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和因此更加想要揽权,提拔听话的官员上来,在朝廷中分掌各种事务。在他的授意下给事中、御史们递上奏章检举了王琼的罪证,王琼被投入京城的大牢中。王琼被逼急了,就上书攻击廷和,来为自己解脱。法司用奸党的条例判王琼死刑,王琼极力为自己辩护,得以减免罪过,充军边疆。
嘉靖怀疑法司断案得到过廷和的示意。正好石珤以礼部尚书的名义掌詹事府事务,即将改任吏部尚书,廷和又奏请皇上改派他掌管詹事司的诰敕。有人因此说廷和太独断了。然而廷和自信可以辅佐皇上致天下于太平,因而事事都有所劝谏。
嘉靖皇帝当政之后,就将钱宁、江彬杀掉了。可是张锐、张忠、于经、许泰等的官司久不能决。陈廷和等人说:“不杀了这些人,国家的法律就不算正大,天下的公道就不算彰明,祖庙的神灵不安,百姓的心里不服,祸乱的根源还算未除,太平政治就不会实现。”其实,这些人,当初是反对钱宁、江彬的,当初还有所贡献。现在陈廷和一概杀之,外面的风传很不好。
有人为此而担心,裁汰的官员们也很不高兴,说:“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意思是,陈廷和独断专行,砸人饭碗,取人性命。
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的作为则表示赞同,这可省得自己动手了。当然,对于尽退哈密、吐鲁番、佛郎机各国的使臣,他是不赞同的。”
但是,现在还要借用他的名义裁汰和减少藩王的供给,所以他宣布杨廷和的所作所为是忠君的表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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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大败佛朗机人
佛朗机使者带着嘉靖皇帝的国书回到了葡萄牙,没想到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对明朝皇帝并没有放眼里。
他命令自己的使者做好两手准备,要是明朝武力不行,就强行征服,如果武力强大就结成同盟。
国王便授权印度总督派遣一支远征船队向中国进发,司令官为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中还有一名叫做托迈·皮雷斯(tomé pires)的药剂师。
这个人是一个东方通,在此之前撰写过一本介绍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区概况的书籍。此次来华,他肩负着代表葡萄牙国王拜见中国皇帝,以便签署贸易协定的使命。托迈·皮雷斯首先来到广州,会见了当地官员,获得了北上的授权。得到允许后他们立刻启程,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到达北京便被迫折返了。回到广州后这些外国人立即被拘押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此时舰队司令官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等不及托迈·皮雷斯,自己先回马六甲了;中国方面的指挥权被交给了他的弟弟西蒙(simo de andrade)。这个弟弟远不如哥哥稳重,以为中国和几内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印度、马六甲等地一样,也是个不堪一击的主儿,只要按照以前的做法就能很快将其控制。
1521年八月底(此时嘉靖皇帝已继位),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佛朗机人。此时葡萄牙人由阿尔瓦雷斯率领,已占据“屯门岛”附近若干年,不久前又新加入了卡尔佛(diogo calvo)的一艘大海船。汪鋐已料到葡萄牙人不肯轻易离开,因此先加强了军事力量,汪鋐主要的备战措施如下:加强了南头寨及东莞守御千所的兵力;收集战船及渔船,以备军用;加强保家卫国的宣传,组织兵力;在望族乡绅吴瑗、郑志锐的帮助下,招募民兵,并询问海情。
汪鋐探知葡萄牙人的战船体形巨大,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
完成备战后,汪鋐对葡萄牙人宣诏,要求葡人尽快离去,但葡人对此并不理会。于是汪鋐派军队驱赶葡人,遇到武装抵抗。汪鋐亲率军民猛攻葡人船队,此时又有科埃略(duarte coello)及雷戈(ambrocio do rego)各带两艘大船前来援助葡人,明军终因葡人火炮猛烈而败阵。
汪鋐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新制定了作战计划。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待一天刮起很大的南风,汪鋐率军士4000众,船只50余再次攻打葡人船队。先将一些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火船快速朝葡人船只驶去,由于葡人船只巨大,转动速度缓慢,无法躲开火船进攻,很快燃烧了起来,葡人大乱。汪鋐又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人船只凿漏,葡人纷纷跳海逃命。然后汪鋐命军士跃上敌船与葡人厮杀,葡人大败。最后剩下三艘大船(卡拉克?),在9月7日趁天黑逃到附近岛屿藏身。天亮后,风向逆转,葡人才借强劲的北风勉强逃过明军的追击,逃回已窃据的满剌加。至此,中国收回被葡人盘踞的“屯门岛”及经常滋扰的“屯门海澳”及“葵涌海澳”。
此战明军出动兵力为4000,船50;葡萄牙兵力据说为1000,船5艘,比例要小于葡萄牙在印度洋的许多仗,但明军还是成功利用了16世纪的欧洲船依然不够灵活的弱点取得了胜利。当时明朝人士的心理底线还是比较高的,对这样以多胜少的胜利评价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一个“仅”字就能看出对此还并不满意啊。
嘉靖皇帝得知广东的胜利后,下令对汪鋐进行嘉奖。但是,又命令不要自高自大。下任使者,如果来到大明,马上派人护送他们由陆路进京。这时,大明的陆路运输已经发展起来。使者可以乘坐大车直接进京。
葡萄牙人取代了阿拉伯人成为了印度洋贸易的实际控制者;这直接导致了地中海的衰落,而南大西洋取而代之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航道;里斯本发展成为非洲贸易和东方贸易的超级中转站,所有来自这些地方的商品都被运送到里斯本,在几内亚公司或是印度公司进行分配调度后才能发往欧洲各地;在贸易活动丰厚利润的吸引下,大批的农民涌入沿海城市寻找出海机会,葡萄牙的农业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国家开始依赖于海外贸易;在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许多异国商品的同时,本国也开始大量进口外国的产品。
由于农业的衰落,农村劳动力的缺乏,依靠土地生存的教会和传统的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此同时,从事商业活动的资产阶级和参与海外扩张的贵族或掌握钱财,或握有大权,成为了时代的宠儿;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奢华之风也开始在社会上盛行;有钱人开始使用黑奴;在这片铺天盖地的铜臭味中,中世纪纯朴节俭的民风一去不复返了。
在航海活动的带动下,天文学、数学、地图绘制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医药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在此背景下大大丰富了起来;欧洲人认识了新的人种、新的民族、新的风俗习惯、新的宗教形式,开阔了眼界;葡萄牙文化在此时打上了深深的海洋的烙印,而葡萄牙语也开始成为一门世界性的语言。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航海活动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进行的,反过来航海活动的发现又为文艺复兴运动注入了活力。建筑上的表现就是“曼努埃尔式”装潢的出现。文学上,记述航海活动的游记性质的散文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门德斯·平托。他记述其远东之行的《游记》。因为这本书大大褒扬了中国和日本的文明和富饶程度,致使葡萄牙人都不愿意相信;还拿作者的名字开玩笑:fe&;amp;atilde;o mendes pinto 变成了fe&;amp;atilde;o, mentes— minto!(意即:费尔南,你撒谎吧?—对,我就是在撒谎!)。另外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is de cam&;amp;otilde;es,澳门译做贾梅士)了。根据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几本东方游记,再加上自己远航到印度和澳门的经历,他写出了歌颂达·伽马远航印度事迹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iadas)。除了达·伽马的事迹之外,他还借诗中人物之口,讲述了从阿丰索·恩里克斯开国以来的葡萄牙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的爱国热情。据说这部史诗最精彩的篇章就是在印度和澳门写就的。
至今澳门东方葡萄牙协会旁边的白鸽巢公园里面,还留有当年他曾经避过雨的山洞,旁边立有纪念碑。他逝世的日期六月十日(1580年)如今被定为葡萄牙及葡人社区日(dia de portugal e das unidades portuguesas),供全世界的葡萄牙人纪念那段辉煌的过去。比卡蒙斯稍早的吉尔·文森特(gil vicente)被称为“葡萄牙戏剧之父”,写出了许多讽刺社会现状的戏剧作品。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发明的十四行诗(soneto)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了葡萄牙,被卡蒙斯等人发扬光大,一直到十九世纪也仍然是葡萄牙文坛的主流。
但是,在这片繁荣背后隐藏着危机。从达·伽马远航开始,海外发现活动便不再是某个大商人或某个王子所能负担得起的了,庞大的远洋船队,军队的粮饷和弹药等等,都必须从国库拿钱。而这些付出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回报。葡萄牙人总是在世界各地碰到驻军被杀害、商行被焚烧、舰船被击沉的厄运。开始时他们的巨舰大炮还能形成威慑力,但是时间一久兵员不足的劣势便暴露无遗。在印度的几个要塞总是受到当地人或阿拉伯人的围攻,日后马六甲等地也受到了荷兰人的骚扰。要维系这些要塞的所有开支都必须从海外贸易的收益中支出。东方商品的成本一下子就高了起来。这还是能为王国带来收益的地方;超级鸡肋北非更是困难重重,几个据点不断受到摩尔人的压力。
得到了来自东方的财富之后,国王曼努埃尔开始变得挥霍无度起来。用来自印度的黄金,他在里斯本建造了一座庞大而豪华的修道院:杰洛尼莫许修道院(mosteiro dos jeronimos,应该是为一个叫做圣耶罗米's jeronimo'的教团兴建的)。这座修道院的完工标志着新的建筑式样的出现。这种建筑风格的装饰以海洋为主题,窗户周围和廊柱上雕刻着海浪、贝壳、远航的船只、航海仪器、远方奇异的海洋生物和植物等等。因为这种建筑风格始于曼努埃尔统治时期,所以被称为“曼努埃尔风格”(estilo manuelino)。今天这座修道院里面安放着四个人的遗体:第一个到达印度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撰写史诗歌颂葡萄牙人远航事业的葡萄牙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is de cames);十九世纪葡萄牙作家、史学家亚历山大·艾尔库拉诺(alexandre herculano);以及二十世纪葡萄牙文坛上最伟大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ando pessoa)。
国王还改变了若奥二世时期对犹太人相对宽容的政策,下令所有犹太人必须改信天主教。这批被迫改变信仰的犹太人被称为“新基督徒”,他们的悲惨经历成为几个世纪以来葡萄牙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伟大的荷兰数学家、哲学家,犹太人斯宾若沙的父母当初就是从葡萄牙逃难来到的荷兰。但是另一方面,在前任国王若奥二世的遗孀莱奥若尔的倡导下,于1498年在里斯本成立了以救助穷困为目的的慈善堂,并很快推广至帝国的每一片殖民地。该系统成为了现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前身。澳门的慈善堂至今还在新马路市政厅广场上。1521年幸运儿曼努埃尔去世了,葬在了杰罗尼莫修道院。
继位的若昂三世是狂热的天主教信徒,在他任内耶稣会的组织正式进入了葡萄牙。后者藉着在东方的优异表现迅速取代了圣方济各会,成为海外传教活动中的中坚力量。为了培养传教人才,他还将数度易址的里斯本大学永久性的迁到了科英布拉,并从欧洲各地聘请了大批的有水平的教师,改革了教育体制并增加了教师的补贴。宗教裁判所也是这位国王任内开始在葡萄牙设立的。因此他得到了“虔诚者”(o piedoso)的雅号。
不过,这时嘉靖皇帝正在为自己和葡萄牙国王签订的合约而高兴。从此,大明可以学习欧洲的先进知识,同时可以将设立工厂所生产的多余物资通过葡萄牙而倾销欧洲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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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来自大明的船队
与葡萄牙王曼努埃尔开始的合作,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不少收益。
葡萄牙是一个小国,看到大明的强盛之后,放弃了彻底征服明朝的幻想。和明朝签订了贸易协定。为了学习葡萄牙的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大明开始派出使团,到葡萄牙占领的果阿去学习文化。更为庞大的使团和舰队则来到了里斯本,部分大使则分别来到了法国与意大利。当时,这两个国家是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
同时,也有使臣来到了西班牙,不过西班牙大使对于西班牙国内狂热的宗教气氛并不喜欢。和大明使臣一起到来的还有商船,与欧洲商船相比,大明商船更为庞大。和欧洲商船不同,大明商船的出现,都是成群结队的。每支商船队,都有远洋舰队护航。远洋舰队收取商船队伍利润的三分之一作为报酬。
为了建造这些远洋船队,大明派人请来了欧洲和亚洲最好的造船技师。当时,泉州、广州、宁波、杭州、上海县,以及内地的武昌、沙市、安陆州、南昌、安庆都是有名的造船基地。北方的莱州府(青岛)、天津、连云港也是有名的造船基地。大明的造船机器一开动,整个欧洲都感到害怕。大明的造船量比整个欧洲造船量的两倍还要多。因为,大明的造船厂有政府的无息贷款。
这些船队最小的规模也是十艘船,船员加乘客至少在两千人以上,另外加上两艘护卫舰。大明的船队上面悬挂明的旗帜,威风凛凛。这些船装载着大明的工业品、瓷器、茶叶,运回欧洲的金银、科学家、技工、画工、火药、教师以及各种机器。
在威尼斯的一位商人写道:“这些人喜欢和******人以及佛罗伦萨人做生意,奥斯曼舰队因为盟约的关系,不去骚扰他们。西班牙舰队因为害怕他们报复美洲殖民地和吕宋岛,对他们也很客气。敢于骚扰他们的,恐怕只有北非海盗了。不过,明朝皇帝发誓要消灭北非海盗,也许海盗们应该祈祷神的保佑了。大明拥有自创世纪以来,最强大的舰队。他们肯定会剿灭这些海盗的。”
上帝的帮助,让人惊叹。大明就是像在万能的上帝祝福下,飞速发展的国家。因为远洋航运和战争准备,刺激了工业的成长。枪炮、造船业、棉纺业、面粉业、制药业、造纸业,以及各种化学工业飞速发展起来。短短两年,造访过大明的亚洲和欧洲商人就超过了十万。特别是在饱受天主教徒迫害的新教徒们,都将大明视作福地,他们纷纷迁移。有些家庭变卖所有财产只为弄到一张前往大明的船票,有些白人一下船就沦为苦力和娼妓。
为了防止有技能的人被浪费,嘉靖皇帝特地设立了一个甄别委员会。这里的官员由先到大明的弗朗机人和通译馆培养的官员所担任。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无论是制革工人,药剂师,教师,画工,还是别的才能,大明政府都会帮你支付船费,并帮你找到工作。
为了安置这些欧洲人和东南亚人,政府设立了西人街和东南亚街。礼部尚书毛澄奏称:“西人优待,情有可原,他们科技先进,文化昌明。东南亚土著为什么也要优待,土人只堪奴仆使用。”
为此,嘉靖皇帝特地召见了毛澄,他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大明铁蹄迟早征服东南亚以及南亚蛮人。不过,我们自己前去犹如盲人摸象,现在给他们些好处。将来,我们征服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是带路先锋。将来治理这些地方,他们也用得着。我们先在经济上扶殖他们,将他们变成我们经济车轮上的一个部件。将来,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原料的来源和工业成品的倾销地。”
毛澄被说得一愣一愣的,这些道理他从来没想过。
嘉靖皇帝说:“如今,我大明百姓最先干的事情是什么?”
毛澄说:“以前是升官,现在是发财。现在只要有钱,几乎可以买到一切东西。”
嘉靖皇帝说:“这个世界向来如此。成吉思汗打下了那么大的地方,结果他死后儿子们还能勉强守住家业,但是到孙子们就有点分崩离析了。到了百年之后,蒙古帝国也就是大元迅速土崩瓦解,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只懂得战争。我大明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枪炮刀剑,一手经济文化都融为一体。这样,整个大明和我新征服的土地在经济文化上都是一体的,到时候大家都是汉人,也就没人想反叛了。”
毛澄说:“土人顽劣,即使怀柔,也恐他们继续造反。”
嘉靖皇帝说:“那就要改善他们的生活,一旦他们熟悉了我大明商品经济的好处,享受了文明开化的成果,就不会再想回到野蛮时代了。当然,非洲的黑人除外,他们大多是人形野兽,不懂得教化之功。对付黑人,只能卖为奴隶,让他们为我们操作最艰苦的挖矿和棉花、橡胶种植工作。”
毛澄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昆仑奴与僧只奴,他们干着奴隶的工作,和朝鲜来的新罗婢一样是最好的人形机器。”
嘉靖皇帝说:“你都用上机器一词了,看来新政很得人心呀!归根到底,还是改善人民生活。番邦都说我们是天堂,欧洲还有说我们是流着奶和蜜的神秘国土。我大明在欧洲招募工作非常顺利呀!”
毛澄说:“以前,我们的粮食不够吃,改为商品经济之后,藏匿粮食的大户纷纷卖粮换钱。现在,人口增加了不少,也没谁喊粮食不够了。”
嘉靖皇帝说:“商品经济也不要忘记粮食储备,现在粮食多,有船队下海捕鱼之功。他们一船大鱼打起,沿海就可以省下牛羊肉和粮食。同时,他们的鱼干,鱿鱼丝还可以供应内地。大商人开设的海产品公司,让不少内地人也尝到了海味。”
毛澄说:“制冰业也大发展了,有冬天藏冰的。有购买欧洲制造的化学制冰机的听说有大明商业公司的欧洲技师在努力研发古代圣经上所说的巴格达电池,他们还想用电来制冰,真是奇想怪论。不过,他们也未必干不成。以前,哪里会想到这么多来钱的路子呀!只知道土里扒食,都是皇上圣明呀!”
嘉靖皇帝说:“只要给臣民一点政策,他们就能发挥到极致。现在我大明财货充足,听说远洋船队捕捞一条鲸鱼,切割冰存之后,相当于三百肥牛,可以供三十万人食用。你说我大明如何不富。”
毛澄说:“容臣说一句,那以前禁海的想法就像脑子进了水,放着金山讨饭吃,还引来了倭寇。”
嘉靖皇帝说:“大家都要吃饭,你禁止沿海居民讨生活做贸易。他们自然要出而为贼了,真正的日本浪人只有很少。大部分是假倭寇,都是生活逼的。”
毛澄说:“其实船舶市政司就是扯淡,新设立的海关就是为阻碍商品流通所设。海关这个部门刚设,就有许多抱怨。商人们投诉海关官员中饱私囊,吃拿卡要。这些废物,还有脸说自己累。”
嘉靖皇帝说:“这些朕都知道,朕何尝不知道海关那么废物的胡作非为呢?只是朕要靠他们阻止外国商品的流入,要靠他们为朕收税。”
毛澄说:“那废除出口商品的检查总是可以吧!什么战略物质禁止出口,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嘉靖皇帝说:“这个倒应该废除,今天朕就下旨出口产品一概免检。靠山吃山,这些海关的杀才,等朕腾出手来就收拾他们。至于对大明船队的刁难,从今天开始锦衣卫就受理投诉,一旦核实无论是海关和船舶市政司市场就杀无赦。”
原来,礼部毛澄尚书也投资了一支远洋船队。没想到刚做生意,就碰到了海关和船舶市政司市场刁难。这些狗官,每次总是大言不惭,满口仁义道德,公理正义。其实,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他们无非就是想要钱,就是想敲诈。毛澄字宪清,号白斋,晚更号三江,南直隶昆山人。生于1461年八月六日(9月9日),弘治六年(1498)进士第一。授修撰。正德间,历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游幸宣府,毛澄力谏不报。正德十四年二月,武宗又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往两畿瞻东岳,毛澄历陈五不可,亦不报。但是,碰到光明正大赚钱的机会,礼部尚书也动了心。为了鼓励资本投入,嘉靖皇帝实事求是,允许官员入股远洋公司和工厂。因为,中国的资本绝大部分聚集在官员,藩王和皇帝手中。要是你完全禁止官员经商,那么资本无法流通。失地百姓得不到雇佣,财富固化会更加严重。最后,无事做,无饭吃的失业人员只能造反。这比官员经商,挤压少数社会资本的投资空间危害要更大。
当然,为了防止官员们的巧取豪夺,锦衣卫特地设立了市场司,专门调查官员经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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