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波逐流之神龙传奇-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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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崇祯给袁崇焕定下的罪名里没有通敌、谋叛，用的刑罚却是标准的只对谋叛者使用的刑罚——凌迟一刑，仅用于忤逆和谋逆？用于袁崇焕，其实就是默认他是谋逆，不过根本找不到证据，只能莫须有着胡里胡涂用刑。

　　　　2、崇祯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是温体仁的坚持，这是史所明载的，温体仁一人就代表民愤和国法？不过代表党争而已！

　　　　3、“必不令敌越蓟西”这句话是袁崇焕在赶到蓟州后，给崇祯的奏折里说的。此时袁崇焕已被崇祯临时任命为勤王军总指挥，要求他务必抵挡住皇太极入口的军队，使其不能威胁京师。皇太极是怎么入口的？从蓟镇长城攻进来的。明朝几百年布置的长城防线都拦不住后金军队，袁崇焕凭借五万军队（其中三万还是蓟镇不堪一战的弱旅）就能够在华北平原上临时布置起一道水滴不进的的防线？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国难当头，既然崇祯已经任命了袁崇焕为勤王军总指挥，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只能铁了心去做。袁崇焕“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之语就是这种大丈夫有所必为的慨然之诺。

　　　　4、皇太极在得知对阵的是袁崇焕后，第一次改变了入口以来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的军事作风，只敢悄悄绕过袁崇焕的防线，足以说明袁崇焕是皇太极唯一忌惮之人。袁崇焕得知后金军队绕路进军后，日夜疾驰，后发先至，迟一天出发却比后金提前一天赶到北京。

　　　　5、蓟门再险要，也只是相当于华北平原上其余地区的一马平川而言，一个未加修筑防御工事封锁的天然险地，难道能比皇太极入口的长城还险要么？后金军队一入长城，在华北平原就有如龙入大海，即使明军封锁住蓟州一带短短的区域，仍有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可供八旗铁骑选择侵略方向。难道皇太极是不懂得随机应变的军事入门者，不晓得根据明军的布防相应改变自己行军路线么？仅靠五万明军就想要在华北平原上成功阻截满蒙联军，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袁崇焕死后，后金还曾四入中原，明军依然拿四处运动的清兵毫无办法，足可见以此责袁崇焕失职，完全是强人所难。

　　　　6、指责袁崇焕“把聚集的兵力四散到各地”，与指责袁崇焕没有阻截住满蒙联军是根本矛盾的两件事。防线拉的越开，防守的地区越多，当然阻截的可能越大。这是最简单的常识。崇祯指责袁崇焕“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根本不是指责他这种行动导致阻截失败——崇祯对于军事也比****大佬强得多，不至于说出这么狗屁不通的话——崇祯这个指责的意味十分简单：袁崇焕的布置减少了第一时间勤王北京的兵力，因此害怕自身不保的崇祯迁怒于袁崇焕。但是实际上，北京却是有十几万京营守护的，且更有轻骑深入的满蒙联军根本啃不动的坚城利炮，而其它地区却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防卫。因此，将各支勤王部队分散布置在蓟镇的各个要点，既能保护各地的民众，又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阻截敌人。

　　　　袁崇焕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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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袁崇焕从上任到下狱，崇祯真正给他的事件只有十六个月，以五年平辽未能达成目标来罪责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是最为可笑的罪名。己巳之变，皇太极进入关内是通过的蓟辽总督刘策的辖区，而就在一个月前，袁崇焕预料到了后金的这种行动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在袁崇焕自己的辖区内，他做到了“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这些预警措施，而在刘策的辖区内，“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却被友军王元雅一口拒绝。一个月后，后金长驱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负责的遵化段长城。

　　　　2、以市米则资盗。见前面袁崇焕“卖米”事件的分析，而且在崇祯下令只允许计口量换米粮后，没有任何袁崇焕违背该旨意多卖粮食给蒙古的记载。

　　　　3、以谋款则斩帅。皇太极与袁崇焕议和过程中互相来往的十余封书信，全都收录在《满文老档》中，其中完全没有提到过“斩帅”一个字。“以谋款则斩帅”这个罪名，是典型的莫须有。明廷曾经掌握的唯一“证据”，就是曾有七人被抓入锦衣卫，阉党称其为袁崇焕与皇太极私议和款的联络人。但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是，这七人被抓入锦衣卫大牢后的第二天就全部失踪，因此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

　　　　4、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皇太极入口是从刘策的辖区攻入，此后进入了华北平原的满蒙联军，以袁崇焕手头的实力，是根本难以拦截住的，之后的清兵四入中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顿兵不战，无论是三天的蓟州防卫战，还是十余天的北京保卫战，袁崇焕以手中的军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城倚炮坚守，如果妄自出击，只可能象之后满桂的永定门之战一样全军覆没。崇祯手握十几万京营却将其全部留在北京城内保护自己，同时又要求城外不到二万的勤王军主动出击赶走敌人，这其实就是在把勤王军往死路上逼，永定门之战的结果为崇祯的愚蠢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5、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大佬一直以于谦防卫北京时定下的规矩，来断定崇祯不让辽东军入城是“符合祖制”。但是这个祖制却是个双重标准——满桂的大同援军被崇祯请入城好好的修整了一番。其实此条恰好说明，袁崇焕刚到北京城下时，崇祯就已经听信传闻，认为袁崇焕怀着不臣之心了。喇嘛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历年议和的使者。在勤王军大都未能赶到时，用谈和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当然是最稳妥的方法。

　　　　另外，崇祯殚精竭虑凑来的辽饷和最后的主力都损失掉了，其实“中兴之策”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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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辽饷是万历朝开始增收的一项额外税收。最初是以辽东战事为名义征收，但是这笔钱实际收入国库后，并未全部用于辽事。直到崇祯十年以前，全国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都是从这里出的。袁崇焕上任督师蓟辽时，云南安奢之乱的消耗就是一个大头，这个西南地区的叛乱从万历末年开始，直到崇祯二年八月才平复。此外，西北的民乱也已经初见端倪，而这些钱，统统是从辽饷里出的。辽饷和辽东军饷的区别，是明末历史的一个常识，这点我也已经再三对****大佬指出。但是与其它篡改历史的伎俩一样，如此便于混淆视听的说法，****大佬即使明知错误也始终不肯放弃。而明知故犯的恶意抹黑英雄，其性质比无意的误解要恶劣十倍百倍。

　　　　2、明朝最后的主力是洪承畴在崇祯十四年松锦会战中葬送的十三大军，此时袁崇焕身死已经十一年。

　　　　再有，明朝灭亡于一场天灾，即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长达七十余年，这是全球性的灾害，是因为太阳黑子突然消失了70多年，整个北方气候寒冷，是人类一万年以来最冷的，它造成的是北方长期干旱，灾害不断，游牧民族、渔猎部族入寇频繁，军镇屯田收入锐减增加朝廷负担，而明朝的税赋又集中于农业，减少比较大，又因边患和北方九大军镇的消耗也很大，最终亡于瘟疫和财政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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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天灾，对于明朝是灾难，对于满清就是机遇，****大佬解释问题的双重标准还真是有意思的很。实际上，对于国土辽阔，江南鱼米丰登的明朝来说，所谓的小冰河期对他的损害肯定轻于他的对手。明朝的灭亡不该怨天，只应该尤人。该责怪的也不应当是袁崇焕这个孤胆柱石，而应当是明末执政体制的积重难返和末世三皇帝的一错再错。

　　　　另外，袁大人消耗的“宁锦防线”上的太多的资源，不仅导致了蓟镇无法加强而被后金突破，还导致了其他几个北方军镇的军饷、粮饷无法如数派发，灾民不能得到及时的赈济，这导致了诸如李自成这样流民和溃兵相结合的起义，最终导致了北京在遭受瘟疫以后被流寇轻易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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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财政已经陷于崩溃。辽东士兵所费，不过是该得的薪资而已。宁锦防线的额外开支，也远远小于合理范围。因此袁崇焕督师蓟辽一年，“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如果要加强蓟镇，单单修补一千多里的长城就需要耗费崇祯朝一百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而给全国所有的士兵按时足额发饷，同样也是皇帝和百官不吃不喝都满足不了的一笔庞大数字。在这种总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资源应该优先配给哪里？当然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辽东，当然是全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辽军。袁崇焕死后，崇祯王朝苟延残喘的十余年内，阻挡住满清大举入侵步伐的，成功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都是这支关宁铁骑。如果明廷没有把资源优先保证这支军队（其实也不过是基本按时足额发工资而已），明朝的灭亡还要早十年。

　　　　就明朝灭亡而言，袁大人这几下子确实来得不轻，而且很不是时候，小冰河期自1580年起，持续70余年，明朝以那点可怜的财政，一直撑到了1644年，就快熬过去了，1650年以后灾害就逐渐消失了，所以才有所谓“康乾盛世”，其实只不过是灾害逐渐减退带来的恢复而已，离明朝正常水平还差了很远，若没有袁大人这几下子折腾，明朝再熬上几年，就缓过气来了，国力恢复到相当水平，那不是后金这种对手能应付的。

　　　　在灾荒年间，人口其实是负担，但在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时期，人口就是资源，明朝就是没有熬过这个节点，实在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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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谓的小冰河期中，比明朝更寒冷的、粮食收入更少的满清越战越强；拥有国土一半南方粮仓的明朝却更快更无可救药的糜烂了。恶劣的气候难道真的象****大佬所说，是明朝致亡的根本原因吗？

　　　　在袁崇焕之前，历任辽东指挥官节节败退，从抚顺、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直到锦州，辽东镇的国土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而且明朝在满清的进攻面前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正是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首次在正面战场上抵挡住了满清的攻势，为明朝的修生养息和恢复实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而袁崇焕始终坚持的“和为旁着”，更是这种战略修整的必要补充手段。延续大明王朝的功臣，正是袁崇焕！

　　　　在灾荒却没有战争的年间，人口的确是负担；但是在灾荒而导致战争的时期，人口却是一项资源。而且，如果小冰河期理论成立的话，满清的的受灾程度理所当然要比明朝更甚。天灾绝不可能成为明亡于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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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崇焕督师蓟辽岁支军饷的考证

＇usstｅdu＇关于袁崇焕督师蓟辽岁支军饷的考证

　　　　让我们直入主题，就从《崇祯长编》卷15开始：“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今又三月，该银六十九万三千六百两。”这是崇祯元年八月时山海关镇和辽东镇领取折色的计算数字，其中关内兵就是山海关驻军，关外兵就是宁锦驻军。从这条记载来看，两镇共有兵133，685人，3个月的饷银是693600两，平均每人的额定年饷是20。75两，每万人就是20。75万两。明末规定的募军额饷为每月银一两五钱，即一年18两。为何关宁军的数字略高呢？毛文龙《不平者五事》奏，内中提到宁远“月饷一两五钱，内丁二两四钱，加以食米五斗”，《崇祯长编》卷2。内丁就是家丁，这也是明末军制的一种，即将领的亲兵，待遇略高于普遍士兵平均到全体士兵，总的饷银标准自然就达到了每人20。75两。因此关，宁军的标准完全符合规章制度，袁崇焕何尝多要？不过明末全国财力枯竭，军队普遍欠饷，兵部优先保证关宁的饷粮罢了。即使是如此，崇祯元年七月宁远依旧欠饷四月，导致兵变，至八月袁崇焕上任，凭个人威信平定了叛乱。

　　　　《明史袁崇焕传》“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这里的四百八十万就是总计，包括本色（粮）和折色（银）。在毛文龙的东江塘报里，也多次提到东江的年饷是四十万，其中就是包括了二十万本色和二十折色。前面已经说过，每名士兵的平均年饷折色约为20两，因此十五万三千士兵的年饷折色就是大约300万，以剩余军饷都为本色计，余下180万就应当是本色。网上经常有人说的180万石粮食（或者180万本色）很可能就是如此而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包含在480万的总数里了，却往往被人把它拉了出来再算一遍。

　　　　但是，180万本色这个数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数字只是草率的把480万的总数减去折色300万算出来的。按照毛文龙说的关宁军标准，15。3万军队每年发的本色应当是91。8万，而如果精确计算人均年饷20。75两的15。3万军队的总年饷，应当是317。5万两。这样，480万的总数除了15。3万军队额定的410万之外，还有70万的数字似乎是多发的。

　　　　这70万是什么钱呢？明末除了正常的军饷外，首先，还有打胜仗后的赏功银，比方袁崇焕刚到辽东上任时，锦州的祖大寿就带军打了一场黄泥洼小胜，这就是该发钱赏功的；其次，还有购买军马、督造器械的专款；此外，还有临时增发激励士气的内帑（皇帝发私房钱****自然有益士气），以及将领官员的薪资等。在毛文龙的塘报中，可以看到天启五年东江收到的款项清单有“天启五年收鸿胪寺序班曹惟信解到户部凑处库银五万两；委官文土铭同百户孙安国解到京库找发银一万两，并拔登银一万三千三百八十两九钱三分九毫八丝四忽，辽官月禀登京库银八千两；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津登委官俞明等解运到杂粮一十四万七千三百七十八石四斗，布一万七千八百九十四匹……”其中“咨拨登抚节省银八千两；金吾卫千户郝国儒解到帑银九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两，并先收过都司许武元在京动支买解到绸缎布匹等物银六千零二十二两，鸿胪寺序班李模解到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司礼监太监****政等资到钦赏银四万两；”这几笔，都是常规粮饷外的增发。东江镇年饷四十万，仅天启五年收到的额外款项就有近二十万，可见袁崇焕属下年饷410万的四镇，一年额外收到70万也是在常理之中的。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一个细节，崇祯元年八月仅山海关和辽东两镇，就有士兵13万3千多；次年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整编东江军队是2万8千。如果单单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5万3千的总数了，难道天津和登莱驻扎的士兵是负数？其实，这是因为袁崇焕上任后，遵照崇祯旨意，在所辖地区执行了精兵汰将的兵制调整。考虑到这个因素，袁崇焕刚上任的前几个月，需要发饷的士兵总数就不止15。3万，因此，这一年来，四镇额定发放的粮饷总数也应当要大于410万，即额外收到是不到70万的，这个数字还要更小。而在这个更小的数字里，姑且算它是50万吧，就包括了买马、筑城、督造装备、赏功、官员将领薪酬等各项开支。对比一下王在晋在天启二年提出的山海关筑重城计划需要的100万预算，很明显，袁崇焕一年的开销一点都不过分，因此《明史》如此记载“减旧一百二十余万。帝嘉奖之。”

　　　　顺便用另一项记载略作比较，天启七年十一月，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言：『京军岁放三百馀万石，今京、通二仓米止百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後将何继！锦衣卫官於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馀人，逆璫增积，见在三万六千三百六十馀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有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补，见在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馀石：乞查覈』！上从之。（《崇祯实录》）

　　　　这段记载写明，京营每年发放300余万石军饷。这里既然用了“石”这个单位，显然只是粮食，即本色。也许由于户部银根短缺，京营是用粮食代银子发的军饷，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过旅顺的军饷他就是这样发放的。但是不管怎样，京营的年饷至少是300万以上，似乎也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了。

　　　　关于袁崇焕的军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字就是120万内帑。在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兵变后，袁崇焕虽然凭一己之力将之平定，但十月初一锦州也发生哗变。袁崇焕向朝廷请响－－积欠74万＋马价银、抚赏银四万再加上8、9月分的共120万，袁崇焕的确请了而且是在一般官员来看非常唐突的请“内帑”，但关键是袁崇焕到手的是30万！－－出在《崇祯长编》卷14和《国榷》卷89关于崇祯元年十月己丑的记述，且在《烈皇小识》卷1里崇祯还是撂了狠话的！

　　　　但是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请饷”混淆成“得饷”，称袁崇焕在480万军饷外还得了120万内帑——而真实的30万内帑应当是一并计算在480万这个总数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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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龙潜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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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离魂子静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秋高气爽，中秋方过，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淼，湖上渔船画艇往来如梭，湖边游人如织，岳阳西隅，东倚巴陵，西瞰洞庭，有一座天下第一名楼——岳阳楼。岳阳楼楼高十余丈，三层四角，雄伟精美，飞檐挑月，楼顶乃是如意斗拱的格局，形似将军盔，上覆黄色琉璃瓦，阳光下灿灿生辉。岳阳楼非仅景物壮美，可以俯瞰八百里洞庭春秋胜景，尚且内藏锦绣，楼中多有名人诗文，或壮丽华美，或豪气干云，每每令人流连忘返。

　　　　这样一座名楼，虽然也是开门迎客，但是若想在岳阳楼顶层喝一顿酒，除非是身有百金，否则必然不敢登楼，当然你若是囊空如洗，却能够当场写出一篇配得上名楼的诗词文章，也可登楼一观，楼主尚要赠你美酒一樽，以助雅兴。

　　　　大陈盛德二年，八月十八日，岳阳楼上歌声缭绕，美酒飘香，巴陵郡守宁素道在此宴客，闲人回避。

　　　　宁素道身高八尺，相貌俊伟，虽然是文官，但是刚健威武，气势凛然，虽然已经年近不惑，但是看上去仍似三十许人，此人手掌巴陵军政大权，乃是大陈三藩之一滇王吴衡的心腹重臣。

　　　　主客是一对青年男女，男子二十五、六岁，身形颀长，隆准广额，剑眉星目，俊逸英武，身穿白色武士服，外罩锦袍，气度雍容，一见便知是世家子弟，那女子却是一身青衣，如墨的青丝只用一支荆钗簪住，容颜如玉，秀雅端丽，气质更是有如空山灵雨，淡雅如仙，令人一见便生出敬爱之情。

　　　　陪客只有七人，宁素道先为两人引见了其中四人，乃是岳阳都尉****，洞庭水军统制杨玉奇，长史王文敬，司马田钺，这四人都是岳阳的文武官员，岳阳乃是湘北门户，巴陵郡治所，滇王在此经营数年，安排在这里的官员都是能员干吏，绝不可轻视。所以那青年男子礼数十分周全，一一见礼，丝毫不曾怠慢。那女子却始终只是静默不语，直待宁素道引见完毕，才裣衽为礼，但是四人倒似是受宠若惊，连忙还礼。

　　　　另外的三位陪客都是白身。一人白面无须，清瘦儒雅，一身青色儒衫落落大方，此人乃是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