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君临天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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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大家可能以为他就是上京城埋头读书去了，其实非也。

　　　　我国古代的官学制度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建立，到刘秀出生前两年（公元3年）才初步形成系统。

　　　　当时的官学分为5级：中央一级有太学，地方按行政级别分为学、校、庠、序4级。其中，太学是国立大学，教授儒家五经（后扩大为六经）。学、校由郡国县邑举办，属于中学层次，专学一经。庠、序由乡开办，属于小学性质。

　　　　这么5级的区分，除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地位尊崇外，地方各级学校等级的划分并不明显，相互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它们与太学也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只有学校出来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这有点类似于过去只有高中毕业才能考大学。

　　　　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朝廷由太常管教育，他同时还掌管宗庙礼仪事务。

　　　　地方学校一律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设有郡史（官名）、乡三老等职务，他们除了管教育，还兼管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

　　　　王莽掌权后，并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没有通盘考虑和部署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工作的情况下，迅速大规模扩充太学，我们只能说他另有想法。

　　　　起初，广大读书人真的以为王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他很是感激。

　　　　但是，由于太学生太多，做官的职位和机会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毕业后的出路很成问题。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

　　　　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

　　　　博士忙啊。

　　　　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呆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社会关系差别很大。

　　　　这时的太学，管理是很灵活的，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也无法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儿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

　　　　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

　　　　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它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包括两汉时期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注意过，确实很有意思。

　　　　为了不过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也不耽误刘秀同学好好表现，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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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秀同学

　　　　比如，在这种环境中，刘秀同学就如鱼得水。

　　　　刘秀同学的老师许子威先生是个称职而本份的文人，官拜中大夫。

　　　　史料上对他记载不多，可能各方面平平，如果他德才过优或过劣，史家一定会大书特书，因为他是刘秀的老师。

　　　　刘秀选学的是《书》，又称《尚书》、《书经》。或者再说确切一些，他选学的专业是书经，而且是今文书经。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

　　　　由于《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这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刘秀的成绩单，更没有跟他同学过，不能亲耳听听老师同学对他的评价。

　　　　但是，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我们说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

　　　　他是太学生，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学以致用！

　　　　这您就别急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必须说清楚，请大家注意了。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刘秀同学进校后当然无法选择教材的版本，而今文经学的思想内涵和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他。

　　　　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书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

　　　　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儿。

　　　　啰嗦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不仅如此，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太学里课堂上；今文经学的教学是很枯燥、很辛苦的。

　　　　但刘秀同学很喜欢，他认真地学、充分地用，既深得要义、又运用自如。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我们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怎么办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只有苦读。虽说书念好了未必都能做官，但毕竟有希望。还有，少数官宦人家子弟为了附庸风雅，也想方设法到太学里读一回。

　　　　虽然朝廷多次说要加强素质教育，并且安排删减经书的章句，但收效不大。

　　　　可见素质教育的问题最迟在前汉末期就提出了，但2000多年了至今都没有解决，很值得深思。

　　　　我认为关键是政策导向问题，即没有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社会评价体系太重要了，它是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料分配的基础和依据。

　　　　但是，这种包括人才评价体系在内的社会评价体系又往往不被人们重视，甚至还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搞混乱。

　　　　前者是人们认识水平问题，后者则是阴谋家要浑水摸鱼。

　　　　我们不想扯远，看眼前的例子吧。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教育上和干部人事上的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比如太学生，武帝时只要考试通过就能做官，通过经学的科目越多被授予的官职就越高。

　　　　刘秀上太学时虽然大家毕业后不一定都有官做，但要做官必须考得好。

　　　　这样，当考得怎么样成为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标准时，哪个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

　　　　无独有偶，做官也是这样，主要凭关系，大家就都去削尖脑袋找关系；主要凭学历，大家就一窝蜂去搞学历，；主要看政绩，大家就想方设法搞看到见的政绩。

　　　　总之，人才评价体系一头牵着素质教育，一头牵着用人机制，重要得很。

　　　　好了，我们大体知道了刘秀的课堂生活，现在看看他课外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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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课外活动

　　　　前汉后期的太学生并不都是埋头书卷的人。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为了一个做官的共同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所以，政界特别是朝廷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很关心。

　　　　老师们都是今文经师，又身兼重要职务，在阐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时，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当然，朝廷也十分重视太学，舍得投入，迅速扩建校舍；重视师资配备，皇帝亲自制定标准选择老师，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发给服装，还经常赏赐酒肉；朝廷还注意按照自己的需要选用教材，甚至皇帝（宣帝）亲自出面召集会议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

　　　　完全可以说，由一国最高当局正式审定全国统一的教科书的做法，出现在前汉宣帝时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和极为罕见的。

　　　　这样以来，太学的现实政治气氛与学术气氛一样浓郁。

　　　　太学生们一面读书学习，一面睁大眼睛盯住官场的动静。

　　　　早在十几年前的一天，哀帝的丞相孔光与司隶校尉鲍宣发生点小矛盾。

　　　　大家知道，孔光不仅位极人臣，他还是王莽的心腹。

　　　　鲍宣的职责是监察中直机关的中层以下干部、京师地区干部，及所有干部在京师违法乱纪的行为，级别比孔差了好多级，但他是当时的名儒，为人耿直，嫉恶如仇，敢于实话实说。

　　　　比如他与孔发生冲突前不久，就公开揭露外戚把握朝政，大搞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无能无耻的家伙爬上重要岗位，且步步高升、充塞朝廷；而一些德才兼备的人报国无门、没有出路。

　　　　这当然很不对王莽的胃口。

　　　　对于鲍宣这样德才兼备、说真做实，但不善于溜须拍马的好干部，王莽早就想找机会扁他了。

　　　　有一次，鲍宣阻止孔光违反交通规则，这其实是鲍宣在正常履行职责。

　　　　但很快，鲍宣被指侮辱丞相，下狱治成死罪。

　　　　王莽和孔光打算趁此机会把他灭了：

　　　　我们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别人不说，你鲍宣偏要喊出来？我们也知道你有德有才，能力强、威望高，就是因为这，我们也要灭你！

　　　　对不起，没办法，因为我们心太黑。

　　　　王莽要灭谁，无论朝廷重臣、还是骨肉至亲，都难逃一劫。

　　　　但这次，太学生们不干了，因为鲍宣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也是他们的代言人。

　　　　老鲍喊出来的那些话与太学生们的出路有关：把我们弄这里学习，官场上的好位子都让那些坏孩子占去了，我们将来就业怎么办

　　　　于是大家集体上访请愿，营救老鲍。

　　　　1000多名太学生在王咸同学的带领下，一直上访到皇帝哪儿。

　　　　反正都在京城，从太学到皇帝办公的地方，抬脚就到。

　　　　哀帝对王氏外戚不太感冒，而王莽正韬光养晦，毁人也不想老是弄在表面上，也不想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结果，老鲍被免予死罪，改为髡钳，就是用铁圈束着脖子，给头剃个秃瓢。

　　　　这种刑罚不要命，重在侮辱人。

　　　　太学生们获得小胜。

　　　　这是我国历史上大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记录。

　　　　积极问政，是前汉末期太学生的传统。

　　　　刘秀出身于太学、得益于此，以后登基了他也非常重视太学建设。

　　　　目前，刘秀同学就表现出他的聪颖、勤奋和过人的政治见识。

　　　　在这儿学习期间，他广泛结识了在京城工作的南阳籍人士，同时，对南阳一带来京城办事的老乡他也经常接触。当然，作为皇室后裔，他同样重视亲戚交往。

　　　　在此期间，跟他走的近的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渐渐成了他的铁哥儿们。后来，他们在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发挥了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与刘秀几乎同时在太学求学的他的堂兄刘嘉、表兄来歙，还有小老乡邓禹等等。

　　　　每当有重要的官场变故、重大政策出炉，刘秀总是最先知道，回到宿舍讲解给同学们听。

　　　　（具为同舍解说。）

　　　　大家知道，在大学宿舍里，无论是“坐谈会”还是“卧谈会”，同学们谈论的话题是包罗万象的。而如果哪位同学掌握了某方面的话语权，他一定是这方面的发烧友。

　　　　很显然，刘秀同学是政治发烧友，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同学们认可的。

　　　　大家别以为他仅仅是个青年农民！

　　　　刘秀不光是个称职的庄稼把式、勤奋的大学生，在经商上也很擅长。

　　　　前一阵子在老家种地时，他就经常把多余的粮食拿出去换几个零钱。那时候他才十几岁。

　　　　现在，上太学了，他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又是个食宿自理的特别生，难免手头吃紧，必须勤工助学。

　　　　我们前面说的太学生中的正式生，是由太常选拔的官宦子弟，有名额限制，可以享受官俸。

　　　　而刘秀属于地方选送的“好，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不受名额限制，费用自理。

　　　　同样是在一起上学的太学生，差距就是这么大。

　　　　从地方来的特别生，有不少家境比较贫寒的，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和生活费。

　　　　比如倪宽同学，就靠给人家做饭维持生计。

　　　　翟方进同学家里也不宽裕，老妈只好跟着到京城来，靠织布、做鞋卖了赚几个钱，供他读书。

　　　　刘秀同学想自食其力，搞起了三产：与同宿舍的韩子同学合资买了一头驴，租给别人跑运输，收几个租金。

　　　　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心生感慨，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

　　　　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

　　　　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低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当时，南阳人来太学学习的并非刘秀一个人。比如邓禹、朱祐等同学，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紧紧追随刘秀，为后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之功，被刘秀封侯拜将。

　　　　广交朋友，积累人脉，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使刘秀很快锻炼成处理人际关系的行家里手。

　　　　这个时候的刘秀，聪明、勤奋、活跃、有胆识，既善于经营管理，又颇有政治头脑。

　　　　他年已20多岁，这个年龄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

　　　　很多小伙子到了这个年龄，早已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

　　　　刘秀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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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个宏大志愿

　　　　有一天，刘秀与同学一道上街，正赶上执金吾出巡。

　　　　执金吾是负责京城治安的武官，相当于京城的公安局长，官秩中两千石，权力很大。

　　　　刘秀见执金吾身边车骑甚盛、兵器林立，好不威风，不禁脱口感叹道：

　　　　“当官就当执金吾，娶妻就娶阴丽华！”

　　　　他的这句话被史家记载确凿，是他当时的两个宏大志愿和人生目标。

　　　　是啊，干什么工作和与谁结婚，是衡量一个人人生内容和人生质量的基本指标，也大体能决定一个人的人

　　　　生走向。

　　　　那我们就不能不说说阴丽华了。

　　　　无论从容貌、才学、品德和行为哪方面说，还是综合起来说，她都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

　　　　阴丽华是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比刘秀小9岁。她的祖上是春秋时期声名赫赫的、辅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管仲的7世孙管修被拜为阴大夫（封地在今天湖北代县一带），其后人便以“阴”为姓。大约在秦汉之际，这支阴姓人家移居到了新野。

　　　　阴丽华与刘秀的家世有点类似，虽然祖上显贵，到自己这儿已是平民。

　　　　她出生于新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阴睦在她7岁时病故，母亲邓氏，哥哥阴识是前母所生，她与弟弟阴兴、

　　　　阴就为同胞。

　　　　母亲、兄长，把她和两个弟弟抚养成人。

　　　　阴丽华长大了，象出水芙蓉一般，有倾城倾国之貌，在家乡一带很有名气。

　　　　其实，阴丽华早就是刘秀同学的梦中情人了。

　　　　刘秀的二姐夫邓晨与阴家是邻居。

　　　　刘秀经常到新野二姐家去，很早就知道了阴丽华。

　　　　邓晨也是刘秀君临天下之途上的重要人物，戏份儿很重，我们介绍一下。

　　　　他出身干部家庭，他的曾祖父邓隆曾官居扬州刺史，祖父邓勋曾官居交趾刺史，父亲邓宏为豫章都尉。

　　　　但是，邓晨并没有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礼、颇有主见、遇事沉着，有

　　　　很好的素养。

　　　　邓晨长大后，娶刘秀的二姐刘元为妻。

　　　　不光有这层关系，刘秀还与二姐夫很对脾气，所以有事没事常去新野玩儿。

　　　　本来就是亲戚，趣味又相投，当然，还有共同的追求，邓晨后来无怨无悔的追随这个妻弟建功立业。

　　　　邓晨演员以后将多次与我们见面。

　　　　刘秀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知道阴家姑娘这么出色，自然深深地记在心里。

　　　　眼下，刘秀同学发出这样的感慨，纯属心声的自然流露。

　　　　娶村姑为妻、当公安局长，这当然不是王者之志。

　　　　秦汉时期，在那种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胆魄干云、口气吞天的人是很多的。

　　　　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组织者。

　　　　其中，陈胜是个贫苦农民，为人“佣耕”，估计家里也没有几亩地。他在发动大家起来造反时就喊道：

　　　　“那些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贵种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他虽身处社会最底层，一天不出苦力可能都没有饭吃，却有王者之志。

　　　　无独有偶。

　　　　汉高祖刘邦早年身为一个村干部，有一次，他碰巧看到秦始皇出巡，场面十分壮观，就忍不住感叹道：

　　　　“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

　　　　（大丈夫当如是也！）

　　　　还有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项羽，他早年在会稽看到秦始皇东巡渡浙江，车被华盖、人马威武、备极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