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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1902-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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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业此时才正眼打量这位咄咄逼人的年轻日本人。
“无妨！无妨！”
说是年轻，其实在场众人的年龄都比刘继业大不少；就算是北辉次郎也有二十八岁了。
“其实……”北辉次郎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说道：“吾人曾经有幸拜读过刘君之国家主义理论，与吾人所著之国体论和纯正社会主义颇有相通之处……当今时代，主权在民则为民主主义，主权在国则为社会主义……”
眼见北辉次郎开始谈起他的理论，宋教仁怕引起刘继业的不快，便碰了一下其胳膊提醒。
对这个咄咄逼人，甚至有些书呆子气的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刘继业倒忽然兴趣浓厚起来。
“钝初这次在江苏打算呆多长时间？”
宋教仁笑道：“本来是两天，但是既然文鹿你已下了决心，我今日就打算动身去浙江见一见陈英士，让他也出资出力。然后我再从浙江去湖北……”
刘继业知道宋教仁身为湖南人，而且长期活动于两湖，一直在湖南和湖北两省有着颇为深厚的影响力。对方在基本被广东派所掌控的广州必然干得不顺心，干脆就去其大本营湖北，或许还能再弄出一番局面来。因此，刘继业对宋教仁要去战火纷乱的湖北并没有意外。
“不过文鹿你这次北伐，有多少信心？”当宋教仁完成了说服刘继业出兵的任务后，反而开始担心这位革命战友是否能够战胜当面的北洋军起来。
“目前苏中战线上，我江苏革命军有两个混成协，一万六千人。明天我将率领驻扎江宁的两个混成协北上，再加上沿途扩编、招收青年军、学生军、市民军，将能够聚集起一万八千人左右。”
“以此三万人出头，哪怕不能一战而胜清军，也能给其造成重大威胁，缓解阳夏之压力。”
宋教仁听后松了口气：“对文鹿你的指挥能力，我与克强都是很有信心的。你跟伯先二人，都将是我革命军之重要干将啊！”
刘继业听后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接此话题。
“不知道梅屋先生此次来华拍摄电影，带了几台摄影机？”刘继业将话题转到梅屋庄吉身上，这位老好人呵呵笑道：“随我来华的，有我影社的十五名人员，带了三台机器过来。这次都随宋君一起准备前往湖北，将革命战斗的场面都拍下来。”
想不到辛亥年就有日本人打算拍摄战争纪录片……刘继业一个想法瞬息而过，对眼前的梅屋庄吉好言好语问道：“那么……不知道梅屋君能否将一台机器和一组人员送来江宁，将我江苏革命军的北伐之战也记录下来？”
“这……”梅屋庄吉倒不是反对这一想法，反而觉得提议不错。不过他毕竟是宋教仁带来的客人，也需要听听宋教仁的意见。
“人员和机器都是梅屋君的，自然由梅屋君定夺。”宋教仁将皮球踢回给梅屋庄吉，对方想了一下，对此要求也就点头同意了。
“正好我的机器和人员都跟我们一起在江宁，明天我便让一组人来贵都督府报道。”
得到梅屋庄吉的同意，刘继业一拍手，显得颇为开心。
在旁的北辉次郎一直等到他们聊完，忽然又插话问道：“吾人有一事不明白，刘君所提出之国家主义，说未来国家要以税收之多寡来调整社会之不平等，以国家之法律消灭社会之剥削……刘君是不同意马派之取消私产与阶级区分之观念咯？”
难得地聊及理论类知识，刘继业倒是也显得兴致勃勃：“没错。社会之进步与发展，一方面源自人类之互助意识、同时亦来自人类与生俱来之私心。若如马派那般完全公有化、私产全无，则人类亦将缺少发展创造创新之动力，人民将懒惰化、社会因此缺乏活力、最终国家缺乏竞争，如一潭死水般停滞不前，最终在世界被淘汰。因此，国家主义之目的便是保留人类私心之进步一面，同时遏制其私心之反动一面。而此等目的，必须通过公产与私产之结合，国家干涉与私人自治之平衡方能实现。”
“至于阶级……我国家主义在承认富者与贫者之间确实存在实质之不平等、承认存在某种程度之剥削关系，但是以我东亚当前之国情看，阶级斗争之破坏将大于其贡献，若经推行，在建成新的秩序和平等之前，只会让国家与社会陷入混乱。”
刘继业说的认真，旁边也接触过社会主义理论的宋教仁听后若有所思，而对政治理论并无所少涉猎的梅屋庄吉就真的只能干瞪眼了。
北辉次郎听了刘继业的答复后却显得很兴奋，目光热切道：“刘君所想，与吾人不谋而合啊！吾人之主张便是日中亲善同盟，以社会主义消除社会之非正义，保护贫者之权益，使国家对利益分配……不过、但是，刘君难道不认为直接限制权贵之财产总数，多余财产直接充缴国家为国民共享，要比以税赋调整更为便捷，也更为公平么？”
刘继业洒然一笑，与北辉次郎在理论上的讨论激起了谈性，两人就这么聊了起来。
………………………………
第322章 誓师北伐（下）
第三百二十四章誓师北伐（下）
刘继业与北辉次郎交流了很久，后又与宋教仁聊起了广东的局势。
按照宋教仁的说法，广东目前革命情绪是高涨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在广泛支持革命。然而将之扩大到全省，那么出了广州省城外，越是偏僻的地方对革命就越淡漠。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及与各地的士绅达成了共识，同盟会已经基本上获得了对广东全省的控制，但是除了少数乡县外，多数乡下仅仅是如前清那般向如今的‘朝廷’交粮纳税，没有丝毫地革命热情。革命对他们而言仿佛就是毫无关系的东西，绝不可能像广州省城内的许许多多百姓士绅那样，将子弟送上前线、拿出自己财产去援助革命。
具体而言，广东、湖南、湖北各地都有相似之处，都是省城和少数大城市对革命支持最多、比较跟得上时代脚步的县城次之。总而言之，就是知识程度和新式教育越普及，工商发展越好的地区越是对革命同情。而越是贫困、越是封闭的地方，对革命就越冷淡。
不过依仗着军队和与立宪派达成的合意，同盟会还是勉强整合了两省半的力量，将前线急需的人力和物力送了过去。
据宋教仁了解，自三月底至四月中旬，同盟会在广东和湖南两省总共搜集了七百八十万元军费、二百多万斤的粮食运送到前线。然而后续乏力，其中有不少都是由爱国支持革命的群众募捐所得。
如果激烈战斗再持续两个月以上，哪怕是以广东的富庶和湖南的粮米也经受不起消耗。
相比之，虽然刘继业的江苏军政府只占了江苏省一半的土地，徽东也才刚刚纳入来不及建立有效统治，但是就凭借这半省之地，总共为刘继业筹集了多达一千八百万的军费，以及一百四十万斤粮食！
单论富庶程度，江苏并不比广东高多少，粮食产量更是远不及有中华粮仓之称的湖南。之所以刘继业能够搜集出远多过同盟会的军费和相差不远的粮食，一方面是因为刘继业快速建立起了有效统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继业在光复之前就凭借各种手段控制了上海的银钱业，并进而在光复上海后得以将整个上海的商界拉入自己的战车之上。
单单一个上海，就贡献出了超过一千万的军费。
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江苏立宪派士绅们视作自身利益代言人的刘继业，在他们身上也获得了高过同盟会在广东和湖南两地所获得的支持。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如此与立宪派合作，不仅使江苏的民政大权完全操于立宪派之手，而且在未来也会有隐患。
不过同盟会内部一样有派系争斗；在光复会分裂**后，孙文所代表的广东派、宋教仁和黄兴所代表的湖广派，其实也就是前华兴会和前兴中会会员便是同盟会的两个最大派系。当然，具体而言无法如此简单划分，许多党人如黄兴并无派系概念，确实从全局考虑，而且所谓派系之间的划分也并不是那么原则、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依然有许多人会抱着这样那样的小心思，在同盟会内区分我的人和你的人。
在无比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较为简单的就是以地域、以各人群之间的亲疏关系、政治理念划分了。
而当黄兴完全成了孙文的副手、宋教仁又**组建起同盟会中部总会后，湖广派等于是分裂了；部分跟随黄兴融入孙文的旗下、部分与宋教仁另起炉灶，但依然保持着与同盟会的联系和关系。
除了这两大派系之外，同盟会内还有各种小团体，实在是一个组织杂乱的革命党。
广州光复后，黄兴虽然成了广东都督，但是手下主要干将多是有本场优势的广东派，大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他们。再加上黄兴并不是个揽权的主，性格上也有忍让和克己为公的一面，无法遏制如今掌握了广东大权，与其本地的立宪派分权，将其余各派都排挤了出去的广东派或者说前兴中会。
然而广州光复给同盟会内部带来的最大变数，当属以革命军总指挥赵声为代表的，前岳王会安徽江苏籍革命者一下子从有限的影响力变成掌控了大部分的革命军队。
自东南大起义而流亡日本的前岳王会成员在同盟会内部势力单薄，只能听命于组织安排。如今，却由于他们多是新军军官身份的原因而掌控了军权，此刻随赵声在湖北厮杀，各个都已经升到了最少管带的级别。
可以说，广东军政府这个准中央政府民政权掌握在广东派手中、军权则在岳王会手上。
不过出了广东军政府之外，尤其是湖南和湖北地区，宋教仁的湖广派同样具有极高的影响力，许多当地的小团体如共进会和科学社，都受宋教仁的影响颇深。在这种情况下，当刘继业得知在广东干得不顺心的宋教仁决意去湖南和湖北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了。
与宋教仁三人的会晤占据了刘继业小半天的时间，期间就宪政和法治，刘继业、宋教仁和北辉次郎三人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讨论。
如北辉次郎就认为法律之目的是服务社会，当法律与此目的违背时，就是恶法、就应被推翻。法律并无神圣，可以随时修改。因此，北辉次郎反对将宪法拔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当前世界局势看，西方之代议制虽然有其成功之面，但也应看到此制度造成的恶果；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底层百姓并无受益，反而如日本明治维新后遭到更为残酷的压迫。
刘继业部分同意北辉次郎的观点，提出代议制的缺陷。然而一贯专研于议会政治，对此道深有研究的宋教仁却认为万事无绝对之完美，而代议制虽不完美，却能最大程度限制‘恶政府’，是相对最为合适的政体。而在代议制之下，欲维持社会之稳定和秩序，确保规矩得到执行，就必须推行宪政，将社会原则以神圣不可侵犯之宪法立定。
“现代政治之基石便是宪法，无宪法则无规矩、无规矩必至混乱！一家混乱、族人受损。一国混乱、百姓受苦。”宋教仁如是说。
当然，与‘全盘西化’，打算完全效仿美国建立合众政府的孙文不同，宋教仁所主张的代议制和宪法政治虽然也受欧美政治学影响较深，但其亦颇为注重中国国情与传统习惯对政治之影响。而他对社会主义中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之不平等和不公正方面，也有着比较开放的态度。
若非如此，北辉次郎也不会与宋教仁成为至交，甘愿做其助手来华参加辛亥革命了。
因此，北辉次郎虽然喜欢认死理，为人处世也很单纯、喜怒浮于言表，但是他对宋教仁却是佩服的很，也极为尊敬。哪怕两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分歧，此刻也没有像之前指责刘继业那般无礼，而是哈哈笑道：“钝初之理想，可以在中国大地上尽情施展！无论成败，对中日两国都是宝贵的经验！”
不过话虽如此，北辉次郎显然对刘继业的国家主义理念有着极大的兴趣，拉着刘继业问了半天，最后征得刘继业同意后，还跟宋教仁请求自己先留在江宁一段时间，仔细研究讨论一下国家主义之实行再去湖北与之会合。
对于自己的助手兼好友的意思，宋教仁也没什么不情愿的，就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北辉次郎便以同盟会‘联络员’的名义呆在了江宁。与他一起的，还有梅屋庄吉留下的一台摄影机和七八名工作人员；他们将随军队赶赴苏中，记录下革命军的北伐战斗过程。
会晤结束，宋教仁先在刘继业的安排下去刚刚成立未久的江苏省议会参观，顺便向这些大多是前清咨议局议员转变而来的江苏省议员解释一下广东军政府临时约法的要义。随后，刘继业还安排宋教仁去民政部和军政部做短暂的访问，基本上将江苏的情况让其了解。
当然，较为核心的东西、比如军队的具体情况、比如文学社的东西，刘继业并不会让外人知晓。
虽然文学社成立之初就是以地下秘密组织而存在，但是革命党人自然也清楚这个团体的存在。虽然保密工作做得不错，还是有各种蛛丝马迹透露出去。比如此团体主张国家主义、比如此团体成员对刘继业效忠心更甚同盟会之会员等等。
不过在清末这个各种小团体盛行的年代，无论是像宋教仁这般干革命的、还是在江苏光复后得知这一团体存在的张謇，都是抱着旧观念审视他们并不了解的文学社。最多是觉得好奇和神秘，却并无多少畏惧之心，更万万想不到这一组织对中国未来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
第323章 陶毙
第三百二十五章陶毙
4月26日，距离刘继业领兵北上还有一天时间。
就在这一天，处在剧烈变革当中的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清廷在全盘接受滦州兵谏官兵提出的条件后，新成立的袁世凯内阁从信阳发电滦州，下令改任兵谏领导者之一、第二十镇统制张绍增为宣抚大使，授侍郎衔，以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协统潘矩楹接任统制军职。其次，将第二十镇拆分开来，旗下的各标被调往全国各地，无形中将第二十镇分整为零。
接下来袁世凯再任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要求其率领第六镇的第十二协入此前**的山西平叛，第十三协则南下加入第四军大部队，又分散了吴禄贞的力量。
至于东北的蓝天蔚，由于有赵尔丰的严密监控，以及东北地区大量的旧巡防营存在，威胁性并不是很大因此袁世凯暂时并未处置。
张绍增本人虽然是留日士官生，但其长期身处北洋系，与袁世凯的瓜葛颇为复杂，并非简单的革命党人。因此在获得命令后他权益之后很快就宣布接受任命，放下手中军权前往信阳准备担任所谓的宣抚大使，这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空头头衔。
而吴禄贞反应却慢上许多，依然驻扎在保定未动。然而其手下第十三协协统吴鸿昌却公开表示服从命令，直接绕过了吴禄贞下令部队南下与第四军大部队集结。
本来吴禄贞根基不深、立足不稳，在上下都是袁世凯旧部的第六镇很难有所施展，处处都有掣肘。在此情况下，他哪怕心中再有革命的心思，却苦于根本不能有效掌控手下这群只听命于袁世凯的部队军官。
袁世凯如此行事下来，兵谏的三支部队；张绍增被调离、吴禄贞被肢解、剩下的蓝天蔚也掀不起事情了。与兵谏平息的同时，河南的第四军重新南下，而北方的弹药补给也再次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湖北前线，阳夏战斗中的北洋军再次恢复了其猛烈的攻势！
与北方兵谏的评定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是南方光复会会首、同时也是刚刚从日本赶回浙江的陶成章在其所住酒店被刺客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
与报纸上面只能猜疑刺客是谁、指使者是谁、目的又是什么不同，刘继业却是一早就知道了此次暗杀事件的真相。
甚至某种程度上，陶成章的死是其一手造成的。
这边要从浙江的形势说起。
自从东南大起义中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骨干身死，大量精英的牺牲使得立基于苏浙沪的光复会遭到了惨痛损失，被迫转入地下。因此浙江的革命运动受此影响长期没有起色。
后来陶成章在同盟会内与孙文闹翻，脱离同盟会重新立起了光复会的旗子，准备恢复其在浙江一带的事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光复会在浙江还是有所恢复，与不少会党、商学界人士都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是像秋瑾那样大量私藏兵器甚至操练军队却是不可能了。
效仿各地革命者，光复会也将革命的期望寄托在浙江新军身上；尤其是驻扎在杭州的新军第二十一镇第四十一协协统蒋尊簋及其手下的两个标。
（前文有误，第二十一镇应驻扎浙江。）
由于蒋尊簋本人就是革命党人，也曾一度加入光复会，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素有威望，革命宣传在军中进行的非常顺利。至广州起义前夕，浙江新军中已经有很多的中低级军官加入了光复会，更有第八十二标标统朱瑞、第四十一协协统蒋尊簋等高级军官与当地革命党人密切联络。
随着广州光复、江苏光复后，浙江革命党人迫切需要发动杭州起义，好响应各地。
然而，虽然在军事上有蒋尊簋等人，但是江苏和广州新军起义的例子却让浙江巡抚增韫有了防备之心，收缴了新军的弹药并让巡防营严加看防。在缺少弹药的情况下，蒋尊簋只能暂缓革命之计划，同时派人与老同学如今已是江苏都督的刘继业取得了联系。
除了军队被监视外，另一个让革命党人无法快速起义的重要原因就是浙江的立宪派士绅们对起义并不是很热心；尤其是在江苏**后张謇曾发电给其好友、浙江咨议局议长同时也是浙江铁路公司总办汤寿潜，希望他这个在浙江士绅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响应**时，汤寿潜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在清廷还未作出原本历史上铁路收归国有，将士绅的最后一丝希望都破坏的昏招时，虽然有皇族内阁，但相当部分的士绅对清廷还是抱有一份观望的心思，也就没有如原本历史上的辛亥革命那样全国纷纷群起响应了。
有些地方，比如广东和江苏是立宪派在革命党起义成功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上了‘贼船’，有的是如陕西、福建这边眼见革命势大作出的投机举动。
但浙江的士绅们却以汤寿潜为首，在朝廷与革命党人分出胜负之前不愿意选队站队。
如果江苏发兵进攻浙江，那就另说、但是既然**的江苏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安徽和苏北方面，浙江的立宪派也就乐得做马上观了。
力量不如历史上的光复会、新军又被严密监视、同时士绅们又不配合的情况下，浙江革命党人是急白了头发！也就在浙江起义计划被迫数次延迟的时候，两批人马从上海抵达了杭州，给浙江革命输入了新的力量！
一部是李燮和、王东等上海的光复会党人，一部是陈其美及其数十名手下组成的同盟会会众。
这两拨人马在上海就曾携手合作，彼此并不陌生。因此在分批抵达杭州后，立马就决定参考上海光复时的经验，与当地的革命党人联系起来、重新调整革命计划。最终以李燮和和陈其美率领的敢死队率先在杭州城内发动，突袭电报局和巡抚衙门，一部则攻占了军火库，将新军武装了起来。
激战半夜，当城外的数千新军拿着枪冲入城内时，浙江巡抚增韫宣布投降，杭州就此光复。
由于光复过程中立宪派并无多少出力，杭州几乎是革命党人一己之力拿下的，浙江军政府成立后各重要岗位也都被革命党人所把握，立宪派虽然也被请出来商议善后和组织新政府、也成立了浙江议会由汤寿潜担任议长，革命党人对他们也都尊重，但是他们对军政府的影响力就差了些。
浙江光复，在光复之役中立下功业的陈其美、蒋尊簋和李燮和分别担任了民政部总长、军政部总长及浙江军政府都督。
然而光复时并肩作战齐心协力，到了划分战果时大家却开始意见不断，小动作频繁，甚至彼此撕破脸皮了。
军政部总长蒋尊簋不服从李燮和、民政部总长陈其美更是不停地给光复会下绊子，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各个小团体也不满光复会独掌大权，浙江政局一时间乱象丛生。陈其美更是打着巡警的名义大肆招募了上千名会党之众，使得他这个民政总长手中也有了武装力量。
此外，由于李燮和长期在南洋活动，又是湖南人，浙江本地的光复会对其一下子担任高位其实也颇有说辞，觉得此人不足以服众。
在内外困难的情况下，李燮和也不愿坐以待毙，急忙电报东京的光复会会首陶成章，让其尽快来浙江统筹大局。必要的时候，就由陶成章来做这个浙江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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