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皇叔-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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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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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三哥福王朱常洵的历史原貌

　　　　朱常洵（1586年2月22日…1641年3月2日）亦称福忠王，俗称老福王，明神宗朱翊钧第三子，明光宗朱常洛异母弟。母亲郑贵妃。南明弘光帝朱由崧之父。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争国本。万历二十九（1601）受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崇祯间，益沉湎酒色。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0年）十月十五日册封为福王。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家迁移洛阳府邸。从移居洛阳到遇害，福王共在洛阳生活28年。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攻克洛阳，被执杀。享年五十六岁。崇祯皇帝赐谥曰“忠”。

　　　　福王是万历第三子，母亲郑贵妃。万历的皇后姓王，但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万历一时兴起，“宠幸”了一个宫女，便有了长子朱常洛。按当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但一则由于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二则由于朱常洛的母亲只是个一般宫女，万历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这种不顾祖制的行径，遭到了多数正直大臣的批评。尽管万历曾“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最后万历敌不过大臣们的口水仗，他终于明白，尽管贵为天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立一个接班人，只得接受祖制的安排，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熹宗，思宗之父。

　　　　国本之争

　　　　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为第三子。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1582年），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废长立幼，被众大臣、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国本之争”是万历一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神宗因此荒废朝政以示抗议。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就藩洛阳

　　　　万历的断头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与太子同时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为福王举行了隆重的花费了三十万两银子的婚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后才竣工，用银二十八万两。做父亲的真是劳苦功高，让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子，如果是当今社会，车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质方面为这个儿子着想之外，还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有严格规定，去了以后，不得再回京城见母亲。郑贵妃对这种规定真是深恶痛绝，她哭，她觉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

　　　　（本章未完，请翻页）母子两地分居的痛苦，坚决不肯让儿子去洛阳。万历真的就不让儿子去洛阳了。

　　　　当大臣们向他提示有祖宗规定时，他断头；大臣们哇哇大叫时，他依旧断头，后来放出话来，福王的房子还没有建造完毕，你要他去洛阳难道住大街上

　　　　好的，那么，就等房子建好，大臣们有的是时间。大臣也太多了，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可以分派对立，但在这件事上却是抱成团，一起向万历发难。

　　　　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王府竣工，万历却说，明年春节再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已经过了春节，福王还在京城。大臣们火了，作为皇帝你当然可以打我的屁股，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算术智商，时间早已经过了，为什么还不履行诺言。

　　　　万历不得已，只好让福王去洛阳，但在福王临走之前，万历却跟内阁说，要拨给福王田四万顷。首辅叶向高几乎要跳起来，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瘪三。太子什么都没有，而这个福王却什么都有。都是你的骨血，待遇问题上凭什么差别就这么大。

　　　　叶向高首辅上疏，大意是说，您三番五次地违反与臣子们的约定，又横七竖八地给福王待遇，天下的人民该如何想

　　　　万历断头，大臣们又上疏，认为皇帝有点过分了，万历依旧断头。

　　　　拨给福王田四万顷虽然因为后来发生的与郑贵妃有关的妖书案而没有得逞，但万历对待两个亲生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

　　　　发生梃击案时，福王已经到洛阳享福去了。这也就是郑贵妃在太子面前哭诉的那样，“我儿子都走了，我杀了你，按照祖宗规矩，他也成不了太子啊。”

　　　　事实上，福王离开京城，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说，朱常洛的太子之实一直到福王去洛阳后才得以落实。

　　　　沉溺酒色

　　　　到崇祯帝时，朱常洵地近位尊，朝廷尊之以礼。朱常洵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秦中流贼四起，河南也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民间一片杂乱，都说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经过洛阳的援兵喧嚷道“：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正住在家中，听说之后很害怕，便将其中利害关系告知朱常洵，而朱常洵并未放在心上。

　　　　朱常洵怎么死的？

　　　　崇祯十三年冬（1640年），李自成接连攻陷永宁、宜阳。第二年正月，参政王胤昌率军警戒防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也各自引兵而至。朱常洵把三将召入宫中，摆酒设宴，倍加礼待。数日之后，贼军大至，攻城。朱常洵拿出千金招募勇士，缒城而出，手持长矛冲入贼营，贼军才稍微退却。夜半时分，王绍禹的亲军从城上招呼贼军，互相谈笑，挥刀杀死防守城墙的士兵，焚烧城楼，打开北门引贼入城。朱常洵从城墙上用绳子逃出，藏匿于西郊迎恩寺中。第二天，贼军跟踪而至将其捉拿，朱常洵当场被杀。

　　　　两名承奉（福王身边的侍从）伏尸而哭，贼军揪住他们，让他们离开。承奉挣扎着喊道：“福王已死，我们也不愿再活，只求一付棺木收容福王尸骨，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怨言。”贼军见他们如此，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用一付一寸厚的桐

　　　　（本章未完，请翻页）棺装殓之后，放在一个破烂的架子车上，两人就在旁边自缢而死。王妃邹氏及世子朱由崧逃往怀庆。贼军火烧福王宫，大火持续三日不绝。

　　　　追封谥号

　　　　福王享年五十六岁。崇祯帝为此辍朝三日，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较其他藩王倍厚，赐谥曰“忠”，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八日葬于邙山之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后，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卢九德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史称“南明”，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为恭皇帝，陵曰熙陵。不久张元以恭字为逊帝之谥，议改为共皇帝，但最终改称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后来永历帝追封庙号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史书记载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常洵亦奏辞，得减半。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而中州旧食河东盐，以改食淮盐故，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东引遏不行，边饷由此绌。廷臣请改给王盐于河东，且无与民市。弗听。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藩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及崇祯时，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十三年冬，李自成连〈阝舀〉永宁、宜阳。明年正月，参政王胤昌帅众警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各引兵至。常洵召三将入，赐宴加礼。越数日，贼大至，攻城。常洵出千金募勇士，缒而出，用矛入贼营，贼稍却。夜半，绍禹亲军从城上呼贼相笑语，挥刀杀守堞者，烧城楼，开北门纳贼。常洵缒城出，匿迎恩寺。翌日，贼迹而执之，遂遇害。两承奉伏尸哭，贼捽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棆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两人即其旁自缢死。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走怀庆。贼火王宫，三日不绝。事闻，帝震悼，辍朝三日，令河南有司改殡。

　　　　————《明史列传八》

　　　　（以上内容来自于网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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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原因探究一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反观明末，不必去说名义上军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是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任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任何当时人的记载，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到了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尽管相对于万历时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显得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注意到明朝初期的赋税收入到明朝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都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末期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北京的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

　　　　（本章未完，请翻页）征越南，这几个事件中间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以及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总体上社会保持安定，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但总体上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我们才能解答明末财政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而解答明朝灭亡的真正实质究竟是什么！

　　　　但是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透彻的回答；我们还是需要一步步进行分析。

　　　　关于明代税收的第二个事实和第三个事实

　　　　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朝的税收数量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以后就很少变动过，要说有变化，那大概也是越变越少。

　　　　农业税方面，黄仁宇说

　　　　“造成16世纪税收基数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1377年，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永乐时期曾经略有增加，“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据说达到创记录的3461万2692石”，而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附的省份，其额度也包括进来的缘故”。但失去对安南的统治之后，“收入又重新调整到接近3000万石”。

　　　　然后在宣德时期，国家田赋收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减少

　　　　“14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对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过高的额外费用已十分不满，他们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年的全部税收。为此宣德皇帝做了让步，下令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地区，此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但对于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却不做考虑。”

　　　　耕地方面，“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给帝国政府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统计数据，新增地亩很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是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离。1502年上报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明证。应该指出税收定额制度是明代的基本政策，唐宋时代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

　　　　人口方面，“与一般看法相反；增长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于

　　　　（本章未完，请翻页）税收增加。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很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过剩的人口能够进行登记和评定；地方管理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担心上报人口增加会促使政府重新调整地方税收定额；增加税收他们至多是重新调整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使得税收相对容易征集；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

　　　　于是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生产力进步多少，明代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水平左右，前面也多次引用过“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

　　　　其实即便不看黄仁宇的论述，光是从明史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明代农业税不增反降的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9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11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上一节中已经顺带说明。这里再补充一些内容，田口宏二朗说“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关于这一问题，先辈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皇帝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明初当局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这里是说明代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即便在明初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商税在整个明代始终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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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三章　王爷和美女

　　　　两天的时间交给孙传庭和卢象升进行准备，每人两个旅，由于都处在安民大营，两人开始调动士卒，为这一次的驱赶王大梁进行准备。

　　　　一万人，差不多就是一个师的力量，驱赶着二千余人的王大梁，如果孙传庭和卢象升真的输了，那朱常浩绝对就对这两人的能力产生怀疑了。

　　　　所有的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朱常浩的心里也明白了，自己从今天开始就要忙碌起来了。

　　　　这不，从白虎堂的将所有的事情交代完，回到八喜宫，才发现寝宫里面，自己的女眷都在里面了。

　　　　刘紫莲挺着大肚子，身边的巧儿，董婉宁，布木布泰都陪着她说话，柳如是和朱依依正在旁边的小几上，正在写柳永的诗词。

　　　　六女看见王爷进来了，赶紧要进行参拜，朱常浩立即免礼了。

　　　　只见刘紫莲说道，“王爷，妾身和几位妹妹搭建的衣帽店，还有服装作坊，现在收入很好，只不过王爷研究出来的那种叫奶罩的肚兜，现在没有卖出去啊？”

　　　　“哦，那你们的那种新式削肩的宫装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