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1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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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清廷之所以选择曾国藩去处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曾国藩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儒，平定太平天国保卫中华礼仪人伦的巨大光环套在曾国藩头上，让曾国藩成为一个最接近圣人的人。

　　　　国家出现圣人不是坏事，可问题是这个圣人如果是一个活人的话，就会让人尴尬了，尤其是对皇权，面对这种活的圣人，你用他吧，无法控制他，不用他吧，又交代不过去，总之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出现，都会给皇权造成非常大的现实困扰。

　　　　所以满清让曾国藩去做这件事，因为这种事非常麻烦，牵扯到了群体性的不理智，谁都清楚沾上这种事就不可能全身而退，哪怕是曾国藩沾上，也得惹一身腥，一个毫无污点的曾国藩清廷不敢用又不能不用，但如果有了污点的曾国藩，那就可以放心用了，因为这样的曾国藩就不在是圣人，只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才。

　　　　朱敬伦其实也遇到了跟慈禧和奕欣一样的问题，曾国藩的威望太高了，高到了让朱敬伦不能忽视的地步。他不是一个嫉贤妒能的人，他并不担心国家出现精神感召力越他的人，尽管那样会带来麻烦。

　　　　他之所以觉得曾国藩是一个麻烦，不是因为曾国藩的号召力太强，关键是曾国藩的号召力跟他的想法不一致，曾国藩用他的号召力挡了朱敬伦的路。

　　　　这个历史上，曾国藩的威望比之原本的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本的历史上，曾国藩主要的功绩是保卫了儒教，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个历史上，保卫名教这份功劳只有一半，但是曾国藩却通过在大明推广儒教，在各地广建孔庙，让他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比原来应有的威望一点不差，三年来，曾国藩在大明境内已经假设了五万所孔庙，每个孔庙中都设有一座大小不一的学堂，有一个老夫子教授学生礼义廉耻，现在曾国藩的信徒已经不计其数，他们已经公然喊出了要让人人“懂礼仪知廉耻做君子”的口号了。

　　　　曾国藩将隐藏在大明传统社会基层的那种传统儒教力量给彻底激了出来，已经形成了一股难以扑灭的熊熊烈焰，如果仅仅是办学，哪怕因此曾国藩的威望升上了天，哪怕读书人把他当成一个当世孔子，朱敬伦也不在乎，可问题是，曾国藩起建立的学堂，已经完全脱离了朱敬伦的设想，最让他难以接受的，就是这些学校不教授数学，他们是自己办的私塾，他们不接受官府派来的数学教师。

　　　　而此时在乡间的办学热情最为高涨，关键是最保守的士大夫在曾国藩这面旗帜下，抱成了一团的情况下，政府再想强行推广数学教育，恐怕会造成动荡的。

　　　　所以朱敬伦才选择了跟满清权贵一样的做法，他觉得在这个时候，打击一下曾国藩的个人威望，是很有必要的，有必要就要去做，这就是政治，至于对于曾国藩本人，那就只有抱歉了，既然曾国藩闯入了朱敬伦他们这种人的政治猎场，就要随时做好被猎杀的准备，或者拿起枪来也选择做一个猎手。

　　　　曾国藩历史上就没有选择做猎手，他选择了解散湘军，他没有造反，他想做圣贤，他不想做君王，结果他只能是一个猎物，在猎手们认为有必要的情况，随时会拿他开刀。

　　　　朱敬伦挑中曾国藩的原因，当然不止这一点，如果仅仅是打击一下曾国藩的威望的话，方法多得很，他只要还是想利用一下曾国藩的威望，既然曾国藩的威望已经阻挡了他的路，迟早都要打击的话，那么在最有利的时刻，让曾国藩的威望挥一下效用也好。

　　　　换做任何一个人去调查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果都可能没有公信力，但是曾国藩已经获得了儒家系统中所能获得的极限，他是全天下读书人中的楷模，是大家的模范，他调查的结果其实是让人信服的，之所以后来大家那么憎恨曾国藩，就是因为他们信服曾国藩，可正因为这种信服，让他们格外的憎恨，因为曾国藩揭露了真相，让他们难以接受的真相，换做一个人，他们不信服的情况下，反而不会如此憎恨了。

　　　　朱敬伦就是要用曾国藩的威望，打击一下全天下的保守士大夫，包括大明的士大夫，打击一下他们的愚昧，让他们开开眼，不要总自以为是的看问题，他们憎恨洋教也好，喜欢洋教也罢，但是给洋教头上安上那么多愚民迷信的东西，在用那些东西去愚弄文盲的愚民，这是朱敬伦坚决不能接受的。

　　　　朱敬伦也担心这个时代西方宗教的文化入侵，因为这种文化入侵也是造成这个时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国文化团体用这种愚昧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因为他们今天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宗教，明天也就不能正确的看待西方的科技。他们今天对愚民说天不下雨地干只因教堂遮住天，明天就会告诉愚民扒铁路推电杆东海去翻火轮船。

　　　　朱敬伦很清楚，那些认为洋人神父挖小孩心肝的人，跟认为工厂烟筒的影子压到他家房顶给他们家带来霉运的人都是一群人，而这群人的思想，则是他们心中的文化人，是一群乡下土夫子们给他们灌输的。

　　　　因此根源还是那些保守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乡绅阶层的思想问题，能触动这些人思想的，不是报纸上逻辑严密的评论报道，不是政府的理性引导，而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太阳，他们自己挑出来的精神偶像，比如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做出一种跟他们思想相悖的事情。

　　　　历史上，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一事上，名誉扫地，天下人大骂曾国藩，可是之后洋务运动却马上展到了高朝，不得不说曾国藩这个标杆的倒下，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巨大冲击，是有莫大关系的。

　　　　曾国藩自己不可能不明白这种结局，可是当朱敬伦派人找上他，告诉他皇上请他去调查天津教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法推脱。

　　　　因为大明官员告诉他，此事非他不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洋人，势必会联合向北亰动进攻。

　　　　同时大明政府还通过报纸表声明，告诉天下读书人，官府邀请大儒曾国藩去天津调查教案，瞬间赢得了一众读书人的响应，他们认为他们心中的偶像出面，肯定能震慑住洋教。

　　　　忠君也好，不忠也罢，曾国藩毫无疑问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是天下敬仰的大儒，洋教问题，大家都翘以盼的等他出面，如果他不出面，他用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名誉就会轰然倒塌，因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退缩了。

　　　　另外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有休养的儒士，后世被称为儒家辉煌最后的尾声，他不是世俗的政客，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至少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他是跟范冲淹、王安石等士大夫文化颠峰时期的这一群精英士大夫平齐的，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支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简单一点说，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是有一种家伙天下情怀的，他们心中对国家、民族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也让曾国藩无法去推脱。

　　　　但他心里其实明白，他去了，对他个人，恐怕会是一个打击，他明白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太高了，高到他当初都想象不到的地步，他本没想过要收获这么崇高的威望，他最初的愿望不过是希望通过教育子孙懂礼仪知廉耻明大义，是不希望看到下一代被洋人的邪说蛊惑。

　　　　可他没想到，他推动的教育儒家化，通过大明日益达的现代报纸，传播的范围和度乎了传统社会所能到达的极限，如果没有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可能曾国藩的行为，要在他死后才能慢慢产生效果。

　　　　但是在这些媒体的推动下，他的行为已经不局限在读书人阶层，而是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而他的行为也被人各种解读，他成了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而别人又在他身上加注了他本来没想负担，也承担不起的各种美好愿望，比如现在在大明广为流传的，说他曾国藩在将大明变成一个君子之国的说法，就是他从未想象过的事情，这显然是外界对他行为的美好解读，但这种解读明显过度了。

　　　　这种解读让他享受到了过高的赞美，也站到了过高的高度，所以他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登高必定跌重。

　　　　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可曾国藩还是要去，这就是他跟李鸿章这种人的区别，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士大夫跟政客的区别，他不是不懂得趋利避害，而是因为从孟子时代传下来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让他不能不去。

　　　　但他知道此行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他甚至连自己一旦不幸，棺材运送路线都交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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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八节　精神偶像的坍塌

　　　　曾国藩到天津后，满清朝廷很积极的配合他，慈禧以皇帝名义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　　天籁『小说。2

　　　　曾国藩本来在满清的威望就极高，当地官员对他不敢不尊敬，另外聪明的满清官员没人想沾染这种麻烦事，因此一到天津，大家乐的听曾国藩做主。

　　　　曾国藩到天津后，听取各种人的说法，几千老百姓之所以突然起来围攻教堂，引的原因是四五月间，天津生了好几起儿童失踪案件。六月份，天津爆了疫病，天津一些收养孤儿的洋人教堂育婴堂中也死了不少婴儿，教堂每天都去郊外埋人。

　　　　老百姓看到洋人不断的埋葬婴儿的尸体，很快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就流传开来，都说洋人的修女杀死小儿做药用。这时候恰好官府抓到了一个贩卖儿童的人贩子，而人贩子交代说他把孩子卖给了教堂。

　　　　一下子天津人就怒了，本来对教堂就没好印象，尤其是天主教，那些神父急切的想要传教，因此对教徒不加分辨，良莠不齐什么人都要。

　　　　同时天主教是一个从教皇到神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历史上，他们就比较偏激，打击过各种其他宗教不说，连新教他们都镇压过，向来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傲慢，加上这个时代的洋人比较强势，在其他文明面前有一种傲慢，于是经常出现教堂神父利用治外法权来包庇他们的教徒。

　　　　可这些轻易抛弃传统的文化，投靠教堂的人中，大部分是一群痞子，惯常欺负人，加入教堂就是为了仗势欺人，结果大家将这些流氓无赖的恨，都转移到了教堂身上。

　　　　老百姓原先就对他们没好印象，现在更是相信他们在贩卖儿童、残害儿童，因此生了包围教堂的事情。

　　　　到现在还只是群体**件，还没有生暴力冲突，事情还有解决的余地。如果此时清廷积极出面调查，还可以解释。可是清廷的官员早就习惯了推诿责任，那种士大夫的责任心，早就离他们远去了。所以一概的推诿。

　　　　洋人强势惯了，法国公使丰大业要求当地官府驱逐百姓，当地官府再三推诿，尤其是跟县令产生了争执后，丰大业竟然直接开枪，县令躲过去了，但是仆人被打死了。

　　　　洋人的蛮横，让清廷官府恼怒了，然后老百姓攻进了教堂，杀了神父、修女，打进了领事馆，杀了外交官，如果说其中没有官府的默认和推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到了此时，教案才真正失控。

　　　　曾国藩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他认为，要问题，是弄清楚洋人是不是真得拿小儿做药的事实。其实曾国藩何尝不明白这件事多么不靠谱，清廷的聪明官员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没人来，都看着曾国藩一步步卷进激流。

　　　　曾国藩请来当地的名望乡绅，大家一起进入教堂搜查，没有现任何传言中的现象，相反他们看到那些被丢弃的孩子，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他们得到了食物，得到了医治，唯一让他们不太满意的是，教堂一直在教育这些孩子信仰上帝。

　　　　但是那些充满荒诞的传言，一件都没有，没有用人眼睛做药的事情。当然没有这些事情，曾国藩来之前就知道不可能有这些事情。但他还是要来探查，一方面是用自己和这些有名望的乡绅的眼睛，帮老百姓见证一番，在通过他们的口告诉大家真相。他相信老百姓，至少是那些读书人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另一方面，曾国藩主要是想来探查一下诱拐儿童的事实，他不相信洋人用孩子做药，但是他怀疑洋人为了传教，真的把儿童诱拐到这里来进行教育。

　　　　事实都没有，洋人连诱拐的行为也没有，但是洋人确实有给人贩子钱的情况，他们如实不讳的告诉了曾国藩，还拿出他们的记录簿给曾国藩查看，他们告诉曾国藩说，因为经常有弃婴的现象，他们为了鼓励大家把被丢弃的孩子送到教堂中来养育，所以给热心民众一点奖励。正是这点奖励，反而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他们不是捡拾弃婴，而是直接贩卖儿童。

　　　　曾国藩是一个至诚之人，这是内心的信仰，是他精神的支撑，他不会违背自己的精神，所以他认可了洋人的说法。

　　　　接着他向天津老百姓出《谕天津士民》，先是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才批评他们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便“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教育天津人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其实就是劝告天津人不要无理闹事，给国家惹麻烦。

　　　　接着曾国藩拒绝法国提出的要求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三人以抵命的要求，只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更是直接送往京城。

　　　　按理说，曾国藩选择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其实很附和中庸之道，各大三十大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双方各让一步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尤其是官员，曾国藩认为，如果在跟洋人的交涉中，随意处死本国的官员，只会打击朝廷的威信，同时造成官员在跟洋人接触中畏畏尾，不敢据理力争的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上海等口岸已经很普遍了。因此曾国藩不肯杀官员。

　　　　可是清廷实在是太恐慌法国人兵，尤其是内斗太严重，曾国藩名气虽然大，但往往这种名望越重的官员，遭遇的攻击就越大，因为攻击这种人，是那些以弹劾人出名的清流言官最便捷的出名渠道。

　　　　尤其是一群顽固派，向来毫无理智的想要尽灭夷人，他们声言，天津百姓是为了保护官员才打死洋人的，说明天津百姓畏惧官员而不畏惧夷人，正好利用民意把京城的洋人也全都灭了。于是他们根本不顾曾国藩的调查，在口说无凭的情况下，硬说天津老百姓在教堂里都搜出洋人挖的儿童眼睛了，曾国藩是意图包庇。

　　　　慈禧看到顽固派的态度，也给曾国藩来信询问，曾国藩明报说没有现。慈禧于是急着结案，生怕因顽固派的原因，导致事件扩大。

　　　　但是此时法国人根本不答应，一个肇事的人员都不惩治，别说法国人了，死了人的俄国、美国也不能答应。

　　　　见到洋人的态度坚决，慈禧等高层怕再次生英法联军进北京的结局，急于解决危机，反而指责曾国藩有包庇犯官，想那几个官员的脑袋平息了洋人的怒火。

　　　　曾国藩无法，只能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遣黑龙江赎罪，刑部也不敢为了洋人杀本国的官员。

　　　　但是对于小民，曾国藩就不客气了，匆忙缉拿了2o名凶手判决死刑，之所以是2o人，因为洋人也死了2o个人，曾国藩完全打算用以命抵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曾国藩熟读经典，却对于法理不通。而且他耍了一个手腕，抓的这2o个人，其中大多数本就是牢中的死囚。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让洋人满意。朝廷官员继续骂他，这次换成那帮子清流，他们以民族主义的情绪，责骂曾国藩不但惩治本国官员来谄媚洋人，还要杀本国民众，简直是汉奸国贼。

　　　　还别说，这种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在中国大有市场。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全国老百姓，主要是读书人、乡绅等社会精英，他们突然对曾国藩产生了巨大的不满。之前他们对曾国藩有多么期待，现在他们对曾国藩就有多么仇视。他们过去多么崇敬曾国藩，现在就多么鄙夷曾国藩。

　　　　曾国藩作为湖南人，之前他是整个湖南的骄傲，因此在外地经商的湖南人多以甚为曾国藩的老乡而自豪，各地的湖南商会会馆，都请曾国藩题字，曾国藩之前为了筹集军费，也乐得给商人题字，那些字都做成匾额高高挂在各个会馆之上。

　　　　现在全国各地的湖南会馆，纷纷砸了曾国藩的牌匾。

　　　　读书人更为激愤，当天津老百姓在官员的支持下，砸了洋人的教堂，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拍手称赞，他们一直视洋教进入中国是祸乱孔孟名教，认为天津父老反抗洋教，是跟曾国藩当年带领湖湘子弟抗击长毛是一样崇高的功业，按照他们的心思，这种事还得树碑纪念呢。

　　　　结果曾国藩竟然说洋人没有挖小孩眼睛，没有诱拐儿童。

　　　　事实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曾国藩怎么能这么说，其实失去理智的书生们要的，并不是曾国藩所谓的事实，他们只想要一个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他们只希望他们的偶像曾国藩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但曾国藩的表态，显然让他们不满意，甚至难以接受。天下人都可以这么说，怎么你曾国藩也要这么说？

　　　　于是读书人也站出来骂曾国藩，外地也不过骂一骂汉奸民贼之类的，湖南读书人尤为感到气愤，他们之前以曾国藩为荣，此时却一个个集会宣布不承认跟曾国藩是老乡，宣布开除曾国藩的省籍，他们不再承认曾国藩是湖南人了。

　　　　曾国藩没想到他以诚示人，得到的确实所有人的诋毁，顽固派嫌他迁就洋人，清流暗讽他谄媚洋人，商人都以他的题字为耻，他故乡的读书人更是都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了。

　　　　一时间曾国藩感觉到天上地下，竟没有他容身的地方了，不由的苦闷之下，竟然病倒。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正是之前他享有的名声太盛，盛名之下不容他有丁点的差错，之所以那么多人骂他，是因为那些人心中的一面旗帜，一个精神偶像突然坍塌了。

　　　　这股冲击是如此之大，甚至比两次鴉片战争的战败，更触动广大读书人的心，有些人变得更顽固，更仇视洋人，而有的人，却开始了转变心态，开始重新考量这个世界，这些在世界大变局之前开始变通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民族精英，之后的几十年间，这批人将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等大事业中奋斗，可惜他们最后也失败了，因为他们的盟友实在太少，不肯变通的人实在太多。

　　　　曾国藩觉得自己暂时不能理事了，向清廷道明理由后，在李鸿章的保举下，清廷调派曾国藩的得力门生，做过江苏巡抚的丁日常前来协助曾国藩。

　　　　此时曾国藩这个理学大儒，儒家精神偶像坍塌的效应，已经扩散到了大明，朱敬伦不在乎那些崇拜曾国藩的保守读书人有多么痛苦，他不能不在乎曾国藩刚刚建立的那些学堂，竟然有可能被人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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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四十九节　统一教育

　　　　丁日常来到天津，也没得到好评，因为他做的比曾国藩更刺激人。

　　　　丁日常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安抚洋人，不惜一切代价的安抚洋人。

　　　　他一到天津，马上调拨资金帮洋人重修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涉案人员，好言抚慰洋人。结果惹的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他在苏抚任上腐敗受贿的不法情事。

　　　　丁日常没有曾国藩那么看重名誉，对此根本不在乎，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

　　　　朝中言官弹劾他，他还敢大张旗鼓的跟那些清流言官打对台。

　　　　他上书说，国家大事受迫于清流，才导致国家受无穷之累，将两次鴉片战争都归罪于清流们毫无理智的一味主战。

　　　　丁日常的态度倒是赢得了洋人的一些好感，暂时威胁之词少了一些。

　　　　丁日常出自曾国藩的幕府，跟李鸿章共事过，李鸿章现在迹，手握大权，时常保举丁日常，在曾国藩面前也对丁日常赞誉有加，可是丁日常这个人做官不太廉洁，这一点曾国藩之前不太认同。

　　　　但是曾国藩明白，这种乐于同流合污的人中，也有人才，比如李鸿章就是一个，现在看来丁日常也是一个。

　　　　看到丁日常将外人对自己的苛责一下子都吸引了过去，曾国藩慢慢换过一口气，他慢慢接受了目前的现状，那就是他只能在外界的责骂和顾全大局之间选择其一，他选择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

　　　　此时在大明，也是民意汹汹，洋教在整个中国都是没什么市场的，不然他们也不需要靠办育婴堂，从小培养教徒，不用收拢一大帮子地痞无赖，可以说在中国士大夫精英之中，对于洋教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