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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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混乱，各种流派并立，没有一定的章法。

　　　　尤其是佛门弟子没有规矩，吃酒喝肉，娶妻生子，放高利贷，什么都干，在官方的影响很坏。让法显觉得佛门如此下去，恐怕不会长久。所以他就想去天竺取经，除了取回来几百万字的经文之外，最重要的是取回了天竺的僧团戒律。

　　　　这些戒律，可不仅仅是不能吃肉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戒律。他包含的是一整套佛家管理方式，小到受戒的仪式，大到天下各个寺庙如何管理。因为这些戒律，才将佛教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单个的，互不往来的寺庙，一个和尚拿一本度谍才可以通行天下，到各个寺庙都能挂单生活。

　　　　朱熹对儒家的作用，其实就类似于佛家的法显，他通过这些纲纪伦常，给儒家立了规矩，让读书人从此有了一个统一行为方式，统一的思想理念，统一的世界观和认知，尽管儒家没能形成佛教那样的宗教，但却大大强化了这个思想流派的统一性。

　　　　假如没有朱熹等理学大师，儒家尽管还能广为流传，但绝对不会有宋明时期那样强有力的统治力。

　　　　比如在宋代之前，唐代皇帝就很笃信道教，孔子的地位根本不能跟老子相比。

　　　　朱熹他们通过纲纪统一了读书人的思想，在读书人口中称作正人心，通过纲纪正了读书人的心。

　　　　现在朱敬伦打算动一动这个东西，这真是一件很有难度，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最困难的是，理学的根基，是在与统治着大明九成人口，以宗法制度维系和保护起来的乡村会中。

　　　　之前朱敬伦所有的改革，最深入也只到达了县城一层，而且一开始只是从最容易的口岸地区入手，这种商业性质的区域，经历力量起到的作用，比乡村社会要大得多，因此改革往往局限于经济性质。

　　　　在中国，经济往往是最好改的，因为中国人非常实际。

　　　　但政治，就比较难改，最难改的则是基于思想的传统习俗。

　　　　哪怕到了21世纪，中国人在思想上，依然保持了相当大的传统，有好的传统，比如讲究孝道，非常重视家庭，那时候只有中国人能够为了养活妻儿，一年到头在外工作。

　　　　也有不好的，那就是法制观念淡薄，不善于利用法律维护权益，遇到不公的事情，不是寻求法律的支持，很多时候依然喜欢聚众私斗。出现医疗纠纷，找七大姑八大姨围攻医院，出现征地纠纷，也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做钉子户。其实这些都可以用法律手段解决，但法律判决了，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也拒绝接受，依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上。这都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当然另一方面则是司法机关本身做的也不好，没有公信力。

　　　　朱敬伦在改革中，也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碍。从最早的开口岸，到最近的修铁路，都遇到了暴力抗拒的情况。他之前一直使用各种手段柔性化解了，现在基本上做到了能开放的口岸都开放，珠江沿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港口。甚至连广西的梧州，也开放了贸易。铁路也持续推进下去了。

　　　　但在教育问题上，跟传统势力的拉锯，则依然处于相持阶段。

　　　　早在十年以前，朱敬伦还没有公开造反，当时打算开科举的时候，就遭到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抵制，当时各地的老夫子相互串联，最后甚至集体向朱敬伦进行了一次请愿。当时反对的是朱敬伦让胥吏成为正式官员身份，以及考试中加入数学内容。

　　　　除了这两件事，已经很多年没有老夫子集体请愿了，显然修铁路等事情，在他们看来，还没有搞教育这件事重要。

　　　　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朱敬伦这几年在教育上才格外的小心谨慎，始终避免跟保守势力正面对抗，一方面依靠科举来引导乡村教育，一方面在墟市上大批投入建造新式学校。

　　　　美国教育家詹森倒是不着急，他反而对大明教育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肯定大明的教育，也是肯定他这些年的工作。詹森一直坚持教育，应该保持本国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能容忍那些老夫子，可那些老夫子最不喜欢他。

　　　　这大概是美国人的世界观使然，他们似乎想给任何事务都赋予自由的内涵，所以詹森对强制推广统一模式的教育非常反感，但这个时代正是强制教育大行其道的时代，连美国都引入了普鲁士式的教育模式。可詹森对这种方式大肆批评，认为这让美国孩子失去了很多，他很怀念过去的英式教育，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孩子方方面面的知识培养，从拉丁文到数学，一直到大学才结束教育，这种一对一的家庭教育之下，家庭教师不但能够针对孩子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法，而且长期在一起还能培养出感情，因此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更有人情味。

　　　　作为教育家，詹森有自己的理念没错，可是这种方式确实能培养高级人才，但是对于推广十分不利。英国人始终认为自己的教育是最成功的，英国的大学也是后世唯一能跟美国大学相比的名校。但英式教育归根结底是一种精英教育，精英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能够从小就接受哲学、音乐等等人文教育，最后考入剑桥、牛津。但是那些在普通学校里打打闹闹长大的孩子，最后基本上都成了学渣。

　　　　朱敬伦不是不认可这种精英教育，但是他觉得那是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的事情，因为现在就推广这种精英教育，那种成本不是大明能够负担的，现在的大英帝国，都承受不起，导致英国教育普及率还不如日本。

　　　　其实精英教育跟普及教育之争，就是传统的学徒制，跟现代的工厂化之争，让家庭教师以带学徒一样的方法教授学生，还是让老师以工厂生产产品的方法流水线一样传播知识，当然在教育效果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詹森坚持的精英教育不无道理，但朱敬伦明确告诉他，大明要的是普及率，哪怕十个精英都能成才，也比不上普及教育之下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能成才最后总数来的大。

　　　　詹森知道大明优先考虑的是普及率，其次才是精英教育的问题。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那就是不要打破传统的私塾教育，他认为那种一个老夫子带几个或者十几个孩子，一直教授到他们考科举的办法，正是一种精英教育，他认为老夫子们能在教授的过程中，跟学生形成深厚的感情，言传身教也更能将老师身上的行为习惯，传递给下一代。

　　　　只是这种方法对于人文教育，比如传统的基于儒教的道德教育，还比较有用，一个老夫子带几个学生好几年，能始终教导他们，确实比这个老师教一年那个老师教一年的年级制，更能给老师发挥的余地，因为老师可以根据没个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办法，有的学生领悟力差，有的领悟力强，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如果统一的教材，容易让一些学生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最终被淘汰。

　　　　可还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私塾授课，往往是大大小小的学生一块上，四五岁的蒙童有可能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起读书。如果老夫子水平高，责任心也强的话，那么就会根据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方法，蒙学的给蒙学，教他们识字；作文的给教八股文的写作技巧。因材施教，两不耽误。

　　　　但这种办法跟英式贵族教育一样，那就是效率太低，一个老师即便在用心，最多也不可能教十个孩子以上。

　　　　最后改进的方案是，一个老师依然只带一批学生，对那些学业明显跟不上同学脚步的，采取留级制。让老师教育的学生，始终保持差不多的学习水平，从而保证他们需要选择的教学方案在十个以内。这样让一个老师可以同时教育三十个以上的学生，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朱敬伦最后拿到的方案就是这样，他越看越觉得熟悉，倒不是留级制度，而是一个老师教育一个班之后，会一直将这一批学生教到毕业，也就是一个老师在几年之中，只跟一批孩子打交道，一批孩子在小学阶段，只接触一个老师。

　　　　朱敬伦猛然想到，这不就是后世流行的跟班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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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五节　教育改革（2）

　　　　朱敬伦认为，既然后世的学校都开始采纳这种方式，尽管有各种问题，但依然说明这种方式是未来大趋势，是有他的优势的，所以他就采纳了。

　　　　现在这种方式，在城市中，在小城镇中，都已经推广了，取得效果也算不错，一两个孩子身上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平均成绩统计下来，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些采用了跟班制的学校每年的考试成绩普遍比乡村学校好一些。又因为考试成绩好，很多实际的家长，也将孩子从乡村送到城镇学校上学，目前这种公立学校的入学率非常高，一直满负荷运转，每个老师都带三十个以上，甚至四十多个学生。同时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几年下来，城镇学校，已经吸收了适龄学生数量的三成。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依然距离朱敬伦想要的普及教育相差太远，不解决乡村教育，势必不能完成义务教育。

　　　　所以他开始力主跟班制在乡村学堂中大范围推广，遇到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师资问题，一个是经费问题。

　　　　过去乡村学堂中，主要都是传统的乡绅当教师，尤其是曾国藩推动的孔庙学堂模式，更是鼓动了大批老夫子。

　　　　要是放在十年前，朱敬伦真的没办法替代这些老夫子，这也是为什么他当初一直苦恼于普遍教育无法推广的问题。

　　　　但现在经过十年对教育的支持，尽管普及率始终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但培养出的人才还是以十万计算的，如今考科举已经不是当初那么容易了，没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中文基础，是基本上不可能考中的。

　　　　那些考不中科举，但依然对读书寄予全部希望的读书人，就一批一批选拔进入下一级学堂，从乡村学堂中，大概有十分之一能够进入县学，县学中也有十分之一左右能够进入府学，府学中也是十分之一进入最高级别的广府学宫。

　　　　老实说，这些进入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考科举上面，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已经相当全面了，其实到了府学层面，就已经开始接触比较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了，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样样齐全。所以这些学宫的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其实比那些早早考入低级衙门做小吏的还要清楚。

　　　　之所以这些人一次次失败在科举道路上，却一次次坚持不懈，他们心中的支撑则是，每高一个级别，他们就可以考更高的科举，比如乡村学堂，只学过数学和经典的学生，他们最多能考县衙；县学学生，则可以考取府一级的吏员；府学的可以考取道一级的吏员；到了广府学宫的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了直接考取六部吏员的资格。

　　　　他们所考的，跟所学的内容，是高度一致的，因此这些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也很高，甚至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另一个机会，因为很多学生之所以屡屡考不中，主要还是有一些科目实在是不擅长，但每升一个学级，他们接触到的科目就更多，因此劣势科目的比例降低，让他们更有希望能够考中。

　　　　不过这只是一种平衡措施。他们还是无法与早就考中科举的那些学生相比，因为对于那些已经正式进入官府的学生来说，尽管最开始只能是一个吏员，三年后才能考取正式官职，但是这三年不但能让他们熟悉官场，更能让他们积累人脉。当三年后他们开始考取正式官职的时候，只要不是情商特别低的人，往往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人脉网络，上有各种座师名分的官员提携，下有无数同学照应，他们的官场生涯显然更加平坦。

　　　　但对朱敬伦来说，科举的目的，并不是唯一选拔官员的方式，他更看重的是科举对广大读书人学习热情的调动。可以说，要不是他始终牢牢抓住了科举的内容，他根本就无法将自然科学这么快在读书人中间推广，更不可能有这么一只庞大的懂得自然科学的师资力量。

　　　　现在这批在官府学宫学习的学生，他们就是最好的教师人选，国学上，他们是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四书五经完全没问题，科学上，能从乡村学堂、县学和府学三级学校杀上来，每一个人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没有每门功课九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不可能进入学宫的。

　　　　师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经费问题，就算不上一个大问题了。恰好这两年政府财政控制的比较好，赤字已经削减到了三千万两，如果全部由国家来承担教育经费，也不是承担不起了。

　　　　因此在官府的运作下，突然广府学宫开始招募教师。为了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给教师赋予官府身份，归礼部教育司直接管辖。一个最低级的乡村教师，品级为从九品，跟刚刚进入官场的吏员品级相同。同时还告诉他们，当教师三年之后，一旦官府官职有缺，他们也有资格直接考取官职。因此他们在身份上，跟考中科举的吏员完全一样。这显然大大激发了那些许久无法考中科举的学生，报名的热情高涨。

　　　　朱敬伦本以为，按照这种方式，大明政府能在一年时间之内，完成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至少在硬件上完全搭建成功，接下来只不过是鼓励学生入学，积极提高入学率的问题了。

　　　　至于困难，他原本不认为有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乡绅阶层自己放弃的领域，就好像当初他们不肯配合，大批不肯给新生的大明做官，恰好让朱敬伦可以提拔一批新的官僚一样。现在由于曾国藩名誉扫地，当初大批相应曾国藩出来办教育的乡绅，突然甩手不干了，那么官府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没想到，乡绅阶层竟然强势的反弹了，在教育推进到1872年年底，突然发生了大批乡勇包围各地学堂，将县城派下去的警察甚至士兵都包围在了学堂中，尤其以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县最为严重，几乎每个乡都出现了类似事件。

　　　　因为教育竟然引发了暴力对抗，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一下子就惊动了上上下下各个阶层。

　　　　也吸引了大批报纸，中国报纸还算地道，他们一贯支持普及教育，是乡村文化垄断的批评者，他们将此看作是乡村文化垄断阶层的反叛举动。

　　　　外文报纸则对此大家嘲讽，香港一些洋人办的报纸，尤其是一些带有种族倾向性的，他们借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低劣，拒绝教育，怎么看都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另外也有一些乡绅的声音开始出现，一些开明士绅这几年也开始进入媒体行业，他们开始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并不全都是乡村士绅的错误，他们开始将官府派下去的士兵和警察在各地无恶不作的行为大肆报道。

　　　　总之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把一方打扮成完全纯洁的天使，把另一方打成完全的混蛋，那是搞政治运动，不是搞改革。

　　　　所以当陈芝廷将此事汇报给朱敬伦，请朱敬伦定夺的时候，朱敬伦的态度是，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

　　　　既不能强行镇压乡绅阶层，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尤其是官府在这次事件中，出现了分裂，刑部和礼部开始对立起来，刑部和礼部的板子，朱敬伦也不打算打，可借助这次事件，对这己方进行正式的调整，不但十分有必要，而且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规范民间自治的机会。

　　　　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朱敬伦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赏，又时常对此有些担忧。

　　　　这种自治传统，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老百姓自发的管理自己，这跟西方自发形成的代议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说起来都是配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如果加以推动，是有可能将其推动到现代社会的。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人口膨胀，远超了唐宋时期，导致传统的大一统管理制度，已经接近极限，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变得有心无力，这时候乡村自治对官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帮助，因此大多数时候官府不但默认，甚至积极推动这种自治。

　　　　但是乡村自治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官府比较抵触，第一是出于权力对侵犯自己的那种天然反抗，第二则是古代官府确实有些混蛋，一旦下乡难免扰民，所以乡绅阶层干脆自己站出来管理自己，帮助官府征粮征税，换取官府不下乡。

　　　　到了朱敬伦这里，这种抵制依然存在，所以让他的教育改革始终很难渗透进乡村之中，这是他最为担忧的，教育都遇到这种抵制，那么之后对乡村的任何改革，恐怕都会遇到类似的反抗。

　　　　之前没有机会，现在乡村出现了非理智的反抗，已经触犯了法律，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渗透进入乡村自治结构的机会。

　　　　所以当陈芝廷带着礼部和刑部侍郎一起来求见自己的时候，朱敬伦主张是依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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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六十六节　规范乡村自治（1）

　　　　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都算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富庶之地。

　　　　因此这三地的乡村自治组织更为活跃，乡绅有钱自然愿意捐助，各种福利性组织，什么善堂了，义学了，救火会了等等组织都能办起来。

　　　　但他们用来包围学堂的组织，则是一个将这些效仿、慈善等组织囊括在内的组织，乡村自治的中坚机构公局！

　　　　公局本来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就出现了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也有用社学、公约等名称的，他们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比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道光年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

　　　　这种公局机构发展的巅峰时期，还是咸丰之后的一段时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乡绅为了保持地方稳定，防备太平军和天地会起义泛滥，捐献大量资金，建立了大批乡勇，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拥有了相对正规的武力。

　　　　“臣请裁撤团练公局！”

　　　　由于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经组织过乡勇的公局所为，礼部尚书龙元喜请示朱敬伦，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是有因由的，因为公局就是龙元喜极力保留下来的，早在朱敬伦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经在顺德县规范了地方公局机构。

　　　　龙元喜是顺德乡绅，当时英法联军攻打广州，他在顺德编练了大批乡勇。之后咸丰皇帝担心地方势力做大，不肯给经费，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够保留这些乡勇，一方面有这些武力，是他个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能保护地方安稳，同时裁撤的话，反而会落草为寇，大大不利于地方太平。

　　　　在龙元喜的努力下，“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

　　　　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让他格外认可。

　　　　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是起到客观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就让龙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统领各乡的公局。

　　　　这些年来，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沟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尤其是在县城一级，在缉捕盗贼、司法管理方面，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这已经形同反叛，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朱敬伦显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