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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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修铁路，肯定就没打算长远，反正很清楚这就是一次性的临时铁路，那么朱敬伦就不需要追求质量，全力追求度了。

　　　　为此他不得不多次亲自责令负责前线施工的胡大坚加快度。

　　　　胡大坚是目前大明铁路第一人，他家里本是石匠世家，他是兵工厂最早招收的一批土木作业人员，甚至都不能说是兵工厂第一批的，他被朱敬伦招募，甚至比兵工厂开业还要早，早在当时雇佣瑞典人修炮台的时候，他就作为石匠，跟他爹一起帮忙修炮台了，当时就在洋人身边当学徒，兵工厂成立之后，就被招收到了兵工厂中，成为了第一批土木工程学徒。

　　　　后来修铁路的时候，他已经是兵工厂里的土木作业中坚技术力量了，自然而然的被调到了铁路上学习铁路施工。

　　　　胡大坚觉得自己修建度已经很快了，但是皇帝的催促还是让他有些自责，因为皇帝说没拖延一天，就有千百人在饿死，他感觉自己身上背上了无数的人命债。

　　　　所以他每天几乎都只睡两个小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审理施工方案、路线上，甚至亲自去第一线跟勘查人员进行勘探作业，手里的技术力量还是太薄弱了，广九铁路和广江铁路，两条铁路的修建和运营，培养出了三千个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一旦洒在两条规模这么大的铁路线上，就马上感觉到捉襟见肘了。

　　　　累归累，可一看到不断涌向铁路沿线的灾民，看到他们终于喝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稠粥后喜极而泣，仿佛重获生命的神态，他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灾民们不但来到铁路沿线，在这里活命，而且在这里被组织起来，他们还要干活。

　　　　尽最大的可能让灾民家人团聚，让丈夫知道妻子就在铁路旁边的简易帐篷里，知道他在铁路上抬枕木的时候，妻子跟同村的一群妇人正在给他们做午饭，这样灾民的心就安定了。

　　　　只管饭，不给钱，就能让这些重获新生的灾民满足了。

　　　　灾民不但负责修建铁路的实际工作，他们也被分成了各个不同的专业，铺枕木架铁轨，只能用到极少一部分人，大部分分散在港口到前线的各个据点，铁路并不是连通的，因此不但港口需要装卸货，在遇到大江大河的地方，他们还需要将货物卸到小船上，送到对岸再装上火车，继续运往灾区。

　　　　从青岛到郑州，一千多里路，能让上百万灾民忙碌起来，忙碌是抢手活，因为只有做最忙的工作，才有可能吃一口饱饭，普通人只能喝点稀粥把命吊住，现在是救命，不是享受，大明政府可没有那么理想化，对待灾民还要讲究什么舒适度，粮食运输不易，不但粒粒皆辛苦，粒粒都是命啊。

　　　　可即便这样有活干的吃干，没活干的喝稀，却依然供应不上，因为灾民汇聚的度太快了，在大明的压力下，各县的官府都张贴了告示，给当地灾民指明了方向，告诉那个方向可以走到铁路线上，可以找到吃的。

　　　　大明也派人，以铁路为轴线，沿着跟铁路交汇的一条条官道，每隔几里路就设一个粥棚，让路过的饥民吃一口热粥，然后继续赶路，这一串串粥棚，就将人群串成了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流向铁路沿线。

　　　　如果整个山东、河南的饥民都汇聚到铁路线上，这条临时铁路根本就无法承担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必须将人疏导出去，送到可以就食的地方，环节铁路线的压力，让铁路线宝贵的输送能力，救更多的人。

　　　　听取多方建议之后，朱敬伦决定不顾清廷的反对，冒着有可能在灾荒时期跟清廷翻脸的危险，向东北大规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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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四节　唯一责任政府

　　　　铁路机车往灾区运送完物资之后，总是要赶回的，虽然目前铁路线还是单线铁路，但在必要的地方都设置了转换站，让来回的火车可以在这里周转，掉头，所以单线铁路依然是双行道。

　　　　赶在年底前，胡大坚将铁路延伸到了郑州，经过一整年的旱灾，河南的夏收几乎绝收，饥荒虽然还没有普遍爆发，但在各地都零零散散的发生了饥荒，如同一团团火苗，只要在这些地方存粮吃完之前，没有得到补给，整个饥荒就会瞬间蔓延全省，到时候饥民连往哪里跑都不知道，因为举目四望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方向可以让他们在饿死之前找到粮食。

　　　　官府公告给他们指明了两条路，一条是往铁路线跑，另一条是往黄河边跑。

　　　　铁路不是唯一的对外通道，河流也是，哪怕是黄河这样脾气不好的母亲河，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航运功能，从济南到郑州的大小帆船都能航行，只可惜因为是旱灾，水位降到了最低位置，所以几百吨的轮船无法通行，不然灾或许不至于这么难救。

　　　　铁路延伸到一个个水运条件更好的河边和渡口附近的时候，就会在这里设立码头，作为一个个中转码头，让当地招募来的水帮能沿着河将物资送到一个个救济站去。

　　　　这样的救济站跟临时粥棚不一样，在这些救济站中，除了更多的粥棚外，还招募了一些医生，他们照顾医治病人，目的是有效的防止疫病流行。

　　　　这些医生中，除了绝大多数是在本地招募的外，也有一些来自大明的，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洋人，尤其是女人中，相当大的比例是洋人志愿者，他们大多都是来自教会的秀女。

　　　　朱敬伦并不反宗教，他对宗教没有偏见，之所以在大明执行严格的限制宗教政策，只允许西方宗教在口岸城市传播，主要目的不是打压洋教，而是担心洋教突然间猛烈的入侵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会跟传统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产生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说白了，限制宗教，只是求稳而已。

　　　　对洋教没有偏见，对洋教愿意主动救灾的行为就不会排斥，清廷的严防死守，让传教士和秀女等救灾人员很难深入灾区，但是他们发现跟大明铁路施工队伍通行，能够很好的避过当地官府的围堵。

　　　　于是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跟大明联系，希望通过大明的渠道，让他们深入灾区救灾，大明政府对此是不拒绝的，但提出他们单独出行太危险，不如留在大明救灾部门设置的救灾安置点帮忙。

　　　　除了个别真的不是以救人为目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教会，大多数教会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在大明以铁路公司为主的救灾部门掩护下，他们得以沿着铁路线一路路深入灾区之中。

　　　　李提摩太也是这么一个救灾牧师。

　　　　李提摩太懂得一些医术，这是这个时代传教士必备的素质，因为教会认为，只有两样东西，才能够迅速接近中国人，第一是赈济，第二就是医疗，显然教会已经摸准了中国老百姓讲求实用的性格，说一千遍虚无缥缈的天堂，比不上一济治疗感冒的猛药。

　　　　于是李提摩太跟两个修女加入了救济站，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不要任何回报，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们要求跟随铁路前往灾区深处，铁路修通到哪里，他们的工作站就搬到哪里。

　　　　一个个简单的草棚子，在铁路两侧横平竖直排列成了密密麻麻的小城，无数的中国人就住在这样的草棚子中，在这些灰色的草棚子中间，则是一片白色的帐篷区，这是铁路公司最早建立的临时据点，帐篷是从大明带过来的军用帐篷，但是很快这种帐篷就不够用了，所以才开始利用当地的原材料，搭建这些草棚子。

　　　　李提摩太的医疗站分到了一个白色的帐篷，并且有一个18的编号，意味着他是这里的第十八家医院。

　　　　人太多了，他们不断的从不知道的地方出来，朝这里汇聚，昨天一个商人用揶揄的口气说中国人好像一下子全都从土里钻了出来，李提摩太不太喜欢这个商人冒险家，这家伙是一个药贩子，想通过向灾区贩卖医药发财的美国商人。

　　　　人很多，但是纪律很好，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老赈济站，站长是一个成熟的大明商人，之前在山东经商多年，很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

　　　　一开始的时候，这里也很混乱，从各地汇聚来的老百姓已经饿疯了，李提摩太曾经看到好几个当看到粥棚的时候，疯狂奔跑过来的灾民，却倒在了近在咫尺的粥锅前，当人饿到极点的时候，别说看到食物，只是闻到味道，也没有任何人间的法律能够限制他们的行为了。

　　　　但现在一切都好多了，为了让灾民学会排队，工作站组织劳工在粥棚四周挖了壕沟，只有狭窄的一个通道通过沟外，壕沟里只是水，即便拥挤跌入水中，也不会受伤。可是这种办法依然不好，听说有踩踏而死的现象。

　　　　现在的规矩是，不允许灾民接近粥棚，而是刚刚来到的灾民，在远处的旷地上坐下来，人一旦坐下来了，自然就不可能拥挤了。然后由一个个工作站劳工（最早也是灾民），推着粥车，将米粥送到一个个灾民面前。

　　　　在旷地上将这些灾民进行登基后，按照家庭分配给他们草屋居住，之后每家每户都会按照不同的情况，被赈济站组织起来，参与到不同的工作中去。

　　　　李提摩太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他来这里之前，在山东做了一年的赈灾工作，可以说颇有成效，否则他也不可能在当地拥有强大到读书人想请他带领大家起义的威望。如果是一个冒险家没准就答应了，可李提摩太是一个传教士，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劝说当地人不要使用暴力，他认为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暴力结束后，什么都不会改变，后来他还以此劝说过宣扬暴力革命的孙中山。

　　　　李提摩太过去自己赈灾的时候，也遇到过老百姓不排队的现象，最后也是通过让大家坐着发钱的方式，才结束了混乱。不过李提摩太赈灾的时候，还只能通过发钱，因为还无法将大量的物资送到灾区。

　　　　大明就不一样了，直接着手改善交通问题，大明工程师们修建铁路的方式让人震惊，那种粗鲁不堪的铁路，是李提摩太从未见过的，他也认为赈灾最好的办法第一是修铁路，让大家有工作干，还能预防未来的灾荒，可他没想到大明工程师让铁路即刻就能在赈灾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一年之内就能修通上千公里的铁路。

　　　　这种铁路的简陋也令人发指，你甚至能在铁轨枕木下面看到发黄的枯草，显然有的土地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施工，直接将枕木就铺设在了土地上。李提摩太听说，这种简易铁路本就是修路工程中常用的方式，铁路公司会利用这种简易铁路给工程输送物资，但往往是随着铁路修建，随时拆解，现在却要在长达一千公里的距离上，发挥正规的运输任务，确实让人感叹。

　　　　又救治了一个腿上生疮的病人，给他进行了消毒，然后叮嘱他要注意为生和保暖，接着让他的家属将他带了回去。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忙碌但内心安乐，唯一让李提摩太着急的是，他始终无法进入河南。

　　　　已经有一些同行去了河南，他们都是最激进的传教士，年轻，信仰狂热，为了传教不惧任何艰难，同时还带有“文明人”自居的傲慢，要将文明传播给中国人。听说这些人的进展很不顺利，他们都是在没有经过大清王朝同意后，私自进入灾区的，在灾区遭受了当地官府和民间的双重抵制。

　　　　李提摩太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进入河南，因为他认为只有这种有组织的行动，才有可能起到作用，而那种狂热精神支撑的冒险，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傍晚，站长来找李提摩太，告诉他他无法进入河南了，而且也不能留在这里，他们必须走了。站长说，当地人对赈济站上有洋人十分惊慌，有一些人打算对洋人不利，所以站上所有的洋人都必须走。

　　　　李提摩太很失落，这里是郓城附近最大的救济站，距离黄河边不远，因此辐射了相当大一片区域，已经收拢了五万多灾民。过了黄河就是河南了，近在咫尺他却无法跨过去，就好像永远也无法跨过中国人心中那道跟上帝之间的鸿沟一样。

　　　　李提摩太试图留下来，他表示他可以装扮成一个中国人，他曾经这么干过，穿起中国人的长袍，带上假辫子。可是站长说不行，他们不想惹麻烦，如果洋人在这里，很可能让当地一些乡勇阻挠灾民赶来救济站。

　　　　现在灾民到赈济站的路上，都是这些乡勇在严防死守，乡勇主要是担心那些通过他们家乡的灾民，会给他们家乡带来麻烦，所以大宗族都组织了民团。

　　　　如果跟地方势力起了冲突，会对大明的救灾工作带来麻烦，所以大明政府多次通告，要求每一个赈济站都必须跟当地地方势力保持友好，不管是乡勇，还是官府，都要尽可能的合作。

　　　　李提摩太同意了，他也不想给大明的赈济工作惹麻烦，因为他非常清醒的意识到，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大明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东亚大陆上唯一一个负责任，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负责任的政府了，此时给大明政府找麻烦，不利于赈灾。

　　　　至于当地的清政府，已经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们没有能力对千千万万的灾民进行管理，对外地来的流民，他们甚至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敌意，给本地各乡各村都发去了告示，让大家防备流民，对外地流民采取一种严防死守的政策。

　　　　所以当地政府才默认了大明救济站的存在，因为他们发现只要将流民赶到救济站，就能阻止这些灾民扰乱当地社会秩序。

　　　　当地官府的不作为，不负责，更映衬出了大明政府的负责态度，而通过一个个传教士的眼睛和嘴，将大明的形象传递到了西方社会，让大明的这场赈灾行为，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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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五节　反弹

　　　　李提摩太离开了郓城，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赈灾工作。

　　　　尽管他无法进入河南，但是大明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河南。

　　　　从河南返回的火车上，总是坐满了灾区的难民，李提摩太也挤在一个拥挤的车厢中。

　　　　即便只是赶路，他也没有停止救助工作，他将一些必备药品和工具也带到了火车上，不停的给扯上的乘客看病，对于他的行动，火车管理人员不但默许，而且相当的尊重，提供了各种方便。

　　　　火车的速度很慢，简易铁路无法支持高速运行，否则太危险，每小时只能行进十公里，从河南到青岛需要十天。

　　　　六天后，李提摩太才回到了他救灾的出发点，青岛口岸。

　　　　跟来的时候不一样，青岛也挤满了灾民，都是从山东、河南等地运送来的灾民，但是秩序井然，因为这些灾民在出发之前，就已经被组织好了，都是整户整户的家庭。

　　　　李提摩太知道这些灾民将从青岛出发，坐船度过渤海湾，从大连口岸进入东北，因为他也将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东北，继续在大明的救济站中为灾民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在东北找到安稳的生活。

　　　　不过李提摩太有些担心，他打听清楚，这是大明的单方面行为，并没有得到清王朝的同意。李提摩太在青州救灾的时候，就始终很不明白，为什么清政府不让灾民迁徙到东北去，他倒没想过开发东北的问题，那是政治问题，他不关心，他当时考虑的是，辽宁一带的粮价只有山东的十分之一，如果能让灾民去哪里生活，会让更多人活下去。

　　　　可是清政府严格执行防边政策，第一是不太愿意让灾民流动，从而变成流民，明末镇压农民起义失败，就是因为始终无法组织流民移动，第二则是清王朝执行的禁边政策，他们担心汉人进入东北，会占据满人的龙兴之地，让将来失去江山的满人无处可去，入关两百年，满人高层始终没有将自己当成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只是把自己当成是征服者。

　　　　显然大明政府打破了清王朝的政策，正在将大量的难民迁往东北，李提摩太不管政治，但他明白这种侵犯领土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战争，如果在此时中国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间爆发了战争，对两亿灾民来说，无异于最大的灾难。

　　　　但他心里是支持大明政府的措施的，因为他觉得这样能救更多的人，至于什么领土了，什么政治了，什么利益了，那不是他关心的事情。

　　　　李提摩太将他的观点通过信件转回到了欧洲，很快还发表到了报纸上。

　　　　大量这样的信息，就这样从中国的灾区，传播到了西方世界。

　　　　而且因为传教士，在西方社会都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精英，因此他们的话语权很大，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更大的呼应，至少有一点，大明是此时东亚大陆上唯一的负责任政府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甚至有些认可大明在赈灾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西方社会精英，还发出这样的呼吁，那就是西方社会应该支持大明政府取代清政府，完全管理起这块大陆，这样对东亚这个古老社会来说，才能够跟随西方文明的步伐，进入文明社会。

　　　　但可惜这些声音，跟他们政府推行的国家利益不符，政府根本就不可能采用。

　　　　此时的西方政府，依然耐心的通过官方渠道，跟满清总理衙门扯皮，他们以援助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可满清宁可不要援助，也不想让西方人渗透进入本国。于是西方各国各种答应的援助，始终落实不下来，但却秘密支持他们的传教士为先导，早就深入了各地的灾区。

　　　　显然西方政府，对救灾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打入大陆深处，如何从更加广袤的满清内地获取利益。

　　　　他们跟清王朝的交涉，倒是给大明的救灾行动带来了方便，大明洋务司尽管也跟西方列强一起跟总理衙门交涉，可并没有陷入这种扯皮中，另一面直接行动，组建了铁路公司，又通过铁路公司不断的建设的赈济站，将救灾行为深入了河南和山西。

　　　　原本这算是一种入侵行动，可是由于大明和英国倡导下，列强纷纷达成一致跟清政府交涉，希望清政府允许各国进入内地赈灾，让清政府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大明强行修建铁路的行动采取了默认态度。

　　　　如果是平常时刻，清政府反倒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利用西方列强的压力，组织大明的这种行动。

　　　　但大明以救灾为名，在道义上，将各国拉拢到一起给满清施压，反倒让自己站在了有利的地位上。列强尽管也担心大明渗透进入满清内陆，但他们在道义上，完全无法阻挡这种救灾的行为。而大明也对救灾保持了开放态度，欢迎一些西方友人加入，尤其是传教士这种社会地位很高的精英群体，他们的观感让大明的救灾行为在西方很受认可，西方列强就更无法干涉了。

　　　　于是西方列强不干涉，满清政府不敢管，造成了大明自行进入满清领土修建铁路的行为成了一种各方默认的现状。

　　　　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阻碍，有的是仇视大明的地方官，甚至满清权贵。所以修建铁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阻挠，尤其是当铁路通到济南之后，山东保守势力的反击就开始了。

　　　　偷偷拆毁铁路，阻挠铁路施工的情况，经常性的发生。

　　　　对这些行为，铁路公司和大明政府采取了强音的应对，铁路公司招募了大量武装人员，而且就是从灾民中招募。大明政府则进行了军事动员，这些年的军事改革，让大明拥有三十万常备新军的情况下，还能随时征召三十万后备兵员，动员令下达之后，曾经受过训练退役的三十万预备役紧急武装起来，让大明的总兵力达到了六十万人。

　　　　通过洋务司，对各地对大明修建铁路采取不友好措施的地方官进行了抗议，向青岛和秦皇岛派去了十万軍队。

　　　　在大明政治抗议和军事威慑之下，还在不断劝阻洋人的清政府马上妥协了，撤了一大批最先对大明铁路工程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地方官，甚至到最后连那些出现乡间势力阻挠铁路情况的地方，官员也无法保住职位。

　　　　因此很快地方官方的敌视态度就消失或者说被压制了，占满清官员比例绝大多数的明哲保身的地方官，不但自己不反对铁路建设，而且还要防备保守士大夫势力起来阻挠，以免让自己丢官。

　　　　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才顺利的延伸进了河南和山西。

　　　　由于满清的配合，加上列强也表示关切，不愿意招惹麻烦的大明随即调回了在青岛和秦皇岛驻扎的軍队，但铁路公司组织的武装人员却没有裁撤，这些人拿着简单的武器，保卫着铁路沿线的安全。

　　　　这种因为官方和民间阻挠的力量，在这个灾荒时期，还不算严重，因为灾荒破坏了传统社会秩序，把守势力的根基宗族势力此时自顾不暇，他们虽然也组织了起来，但主要目的是防备流民，而且能够在灾荒中维持自己的宗族势力其实也是少数，他们犹如一个个被灾荒地区包围的孤岛一样，根本就无法联合起来，无法联合，就无法成为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

　　　　但大原则的冲突，却可能让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满清王朝变得偏激，此时满朝上下，即便是最乐观，也最喜欢说大话的满清权贵，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