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2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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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还比不上印度，显然大明政府的征税能力还太差，连西方一些二流国家的征税能力都比不上。

　　　　一个先进的税收制度，能够带来的税收征收能力，是传统社会的文人无法想像的。

　　　　历史上，甲午战争时，满清的财政收入是8867万两白银，日本财政收入7585万两白银，小小的日本，通过建立完善的财政制度，在征税能力上，竟然能与庞大的满清相当，而满清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恰好是赫德主持的最完善的机构海关，每年能为清政府带去的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比日本还小的暹罗，建立了完善的财政收入之后，到1909年的时候，财政收入竟然能达到48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入的39％，人均纳税是满清国民的173倍，暹罗尽管富庶，暹罗人的生产水平也不可能比满清高十七倍，因为那时候的暹罗依然是一个农业国。

　　　　如果说暹罗穷刮民脂的话，事实证明，当时暹罗百姓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前往暹罗谋生，这说明在现代财政制度之下，政府提高了征税能力，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并没有将老百姓的生计逼到破产，可满清以低税率文明，不是不想征，而是征不上来，结果是满清的国民不断的破产，满清的低税率显然没有让老百姓受益。

　　　　真相就是，中国传统的征税制度落后，尽管政府官方名义的税率很低，可事实上老百姓缴纳的税收远高于官方税率，多余的部分全都被貪官污吏给侵吞了，享受政府低税率带来好处的，不过是一群蛀虫。

　　　　如果大明的人均税率，能够达到暹罗的水平，以大明目前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历史上满清财政收入的四倍，满清的财政收入以八千万两计算的话，大明就应该收到两亿两。

　　　　但大明的工业水平，显然要高于暹罗，因此征税能力应该比暹罗更强才对，所以赫德认为大明的征税能力还有待加强。

　　　　可是朱敬伦真的不敢任由赫德进行欧洲化的改革了。

　　　　因为赫德要大力度的触动中国社会的根基：地主的土地。

　　　　赫德强烈建议应该对土地征税，因为任何国家土地税都是最重要的税种之一，英国是如此，英国在殖民地的制度也是如此。

　　　　一战之前，印度的财政收入达到了10亿卢比，相当于1亿英镑，其中土地税是321亿卢比，主要是英国投资者缴纳的公司税和所得税只有029亿卢比，关税113亿卢比，消费税133亿卢比，盐税052亿卢比。

　　　　尽管英国在印度执行的税率，确实照顾了英国白人利益，但土地税远远超过其他税种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压榨印度的结果，因为这一年英国的土地税也很高，该年英国本土财政收入198亿英镑，其中关税033亿英镑，消费税04亿英镑，而土地税、财产税和所得税加起来达到05亿英镑，土地税为主的收入税达到了四分之一的税收收入。

　　　　可是之前，大明却一直都没有对土地征税，滥觞于当年朱敬伦为了安抚地方，不断的免除税赋，久而久之商税收上来后，就彻底放弃了重新对土地征税的做法，这是巨大的税收损失。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进行了彻底的土地税改革，让土地变成彻底的私产，允许交易，按照地价征税，结果让明治政府从农民身上搜刮到了最大的一笔工业化资金，明治政府时代，日本农民攻陷的财政收入长期超过政府收入的一半。

　　　　就算跟印度比例相当，大明对农村土地的免税，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税收。

　　　　可是当赫德要求对土地征税的时候，直接就惊动了朱敬伦，不是他有心保护地主利益，而是他知道动农民的地，那相当于动宗法社会的根基，遇到的反弹将比任何一次反弹更大，不修铁路和办教育更大。

　　　　事实上，中国社会在清末，土地兼并远没有宋代时期严重，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超过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自耕农，小地主的手里。

　　　　中国南方比北方的宗法制度更强大，因此这种土地分散的情况更严重，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小资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源自于明朝时候推行的分家制度。

　　　　中国汉代之前的财产继承制度，基本上也是嫡长子继承制，跟西方一样，能够尽可能的将财富传承下去，汉初，汉文帝采纳名臣晁错的建议，在诸侯中推行推恩令，要求诸侯将封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儿子，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分散诸侯国的国土，削弱诸侯国的国力。

　　　　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纷纷起兵，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最后汉文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平息诸侯国的愤怒。

　　　　晁错是死了，但是中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却慢慢推广开来。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始终让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彻底，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权术，向整个社会推广，在法律中规定了，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结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传承的越久，分割的就越多，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中现象。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就是，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作为祭祀产业，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于是就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时候，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结果就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至于那些农学家，一个个死的很惨。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同时为工业化集中资本。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死的并不冤。

　　　　广枺�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里，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宗族也有权力干涉，约定俗成的传统是，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同族、同村的亲戚，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须申明，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都能给要回来。

　　　　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础。

　　　　一旦要动这些土地，宗族势必起来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征税，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就会小。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用来生产棉花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所以才比较容易推行土地税。

　　　　日本能够大量收土地税的代价就是多达几千次的农民暴动，光是从1868年到1877年，农民起义就多达499次。明治政府对这些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种代价朱敬伦不打算承担。

　　　　于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业用地、农村的桑园、茶园和甘蔗种植土地上征税。

　　　　但这依然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因为大明桑蚕面积巨大，广枺�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面积超过五百万亩，广西也发展到了两百万亩，每亩征收二两，就高达一千多万大明两，茶园面积更是巨大，超过千万亩的茶园，每亩一两也有一千多万两。甘蔗则有三百多万两。城市商业用地则能承担更高的税率，征税高达三千万大明两。

　　　　光是土地税一项，大明就增收了六千万两，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征税能力。

　　　　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大明税收提高到英国六成的程度。

　　　　赫德还向特定人群征税。

　　　　比较有特色的是，对蓄养小妾的富人征收纳妾税，对坚持女儿裹脚的父亲征收裹脚税，这两项税收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历来就反对裹脚和纳妾的恶习。

　　　　别说这两项税收也是相当丰厚，大明这些年出现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纳妾的阶层，至少有百万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数量高达四百多万人，赫德对此征收重税，每个小妾，每年必须缴纳十两银子。而裹脚的女子，数量则无法统计，因为很难一家家清查过去，裹脚属于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门的，中国女人的脚相当于西方女人的胸，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官，更是不可能让人查看。

　　　　所以暂时裹脚税收上来的还不多，一人一年只需要缴纳五两银子，去年才征收到了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女人裹脚的何止百万。

　　　　另外赫德还加征所得税，但遇到了裹脚税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登基困难，大明百姓还没有习惯将收入存进银行，很多人更习惯持有现金，结果就是无从统计百姓的收入，对上亿人口进行收入普查，需要的行政资源又太大，让百姓主动申报，傻子才会报。只要有一个人偷逃这种税收，其他人就会在“他都不交，我也不交”的公平心态下拒绝缴纳，一旦人多了，就又会形成法不责众的心态，更没人肯交了，因此这项在英国最重要的税收项目，在大明基本推行不下去。

　　　　说到底还是因为英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土地是作为资产高度流动的，买卖土地跟买卖棉花一样，只是生意，而土地在中国则带有浓厚的精神意义，土地往往无法跟金钱完全挂上等号，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想买的地。

　　　　农业社会对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没有商业社会那么高，在商业社会不讲诚信所带来的成本，远高于讲诚信所付出的代价，而农业社会对诚信的要求并不是必需品，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所以对于那些统计困难的税收，基本上很难推行，因为老百姓肯定是能偷逃就偷逃，没人愿意多交税。

　　　　但赫德的目标是，将大明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英国同等级别，因此他还必须继续推行各种税收试验，寻找到最合适中国人的税收制度。

　　　　这时候他的目光盯在了高度增长的工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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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二十九节　新一波工业扩张

　　　　前几年，大明经历了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是什么好事情，让人感到痛苦绝望，社会充满了悲观情绪，这些在大明也都有。eΩww　w┡1xiaoshuo

　　　　不过大明经济危机主要集中于两大产业，生丝业和茶叶，因为这两项产业生产已经严重过剩。经济危机期间，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兼并现象，尤其是茶叶最为严重，由于出口下降，大型资本主义式的的大茶园开始转向内销，进一步挤压的中小茶园陷入困境，大量茶农破产，很多大茶园就趁机兼并小茶园。茶叶生产开始向大规模转型。

　　　　生丝业则表现为另一种特征，由于大明生丝业有特殊情况，那就是缫丝厂多为地主乡绅创办，乡绅出身的陈启沅推动缫丝业的主要方式就是鼓励乡绅阶层办厂，结果大量缫丝工厂在乡间创办，这项产业的展跟茶叶一样，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结果，而是是一种乡村工业化。

　　　　乡村工业化的好处是，让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工业化生产方式，让工业影响了更多人，大家都熟悉了，适应了工业化，也就不惧怕了，所以这两项产业展起来之后，大明其他产业的工业化开始爆，因为人们不再抵制了。

　　　　但乡村工业化在效益方面，还真的无法跟城市工业相比，大多数乡绅企业规模都较小，以加工本地原料为主，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就小，加上宗族的求稳性和保守性，造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工业现象，那就是出租工厂。

　　　　宗族和地主将工厂看作了一种生息产业，越来越多的地主乡绅自己退出了生产，将企业出租给商人。

　　　　结果就是原本培养出来的工业乡绅阶层，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他们最终没有按照朱敬伦设想的那样，转变成德国容克资本和英国新贵族或者日本武士财阀一样的阶层，他们前进了两步后，又后退了一步，变成了了解工业的乡绅阶层。

　　　　他们了解工业，懂工业，也参与工业，却是通过出租工厂来参与，如同他们出租土地一样，他们成了工业的食利阶层。

　　　　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普遍，新的统计显示，广东已经有七成工厂是出租经营。这意味着乡绅阶层绝大多数都已经退出了直接的工业生产。乡绅阶层向工业阶层的转型失败了。

　　　　朱敬伦担忧的是，作为传统社会中坚力量的乡绅阶层退出工业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其实乡绅退出工业化，带来更严重的是工业生产的短期性，德国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展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主导他们工业的容克地主和武士财阀追求的是长期利益，家族式的产业往往更讲究延续性，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利润。

　　　　乡绅没有将自己的家族跟工业捆绑，而是建设了工厂之后，连工厂带土地一起出租给了商人。商人本就有追求短期利润的习性，加上工厂和土地都是租来的，他们更加没有意愿进行持续投资，就好像租别人家的房子就不可能给放在进行精装修一样，商人租来的工厂，也不可能珍惜工厂的设备，更不可能用自己的利润更换新设备，他们往往都是短期内榨干工厂，然后转投利润更够的产业。

　　　　这种现象让朱敬伦很郁闷，但他已经不打算出台政策了，因为出台了政策鼓励了大量的乡绅办厂，可最后还是回到了商人手里，谁知道在用政策干预，会带来什么扭曲的结果，既然现在资本的力量已经形成，资本的文化已经出现，工业革命已经到来，那就让资本去市场中博弈吧。

　　　　188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终于在1886年，大明跟法国开战那一年结束，世界性的市场开始复苏。

　　　　由于跟法国的战争，导致大明的生丝业恢复缓慢，因为法国是大明最大的生丝进口国，可是国际市场的复苏，消费能力提高，还是影响到了大明资本，最大的生丝进口国跟大明开战了，可是最大的丝绸消费国英国和美国却跟大明关系不错，大明的丝织工业开始展，于是缫丝业出口转内销，大量生丝转为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出口到英美两国。

　　　　新的生丝生产方式也开始出现，类似胡雪岩投办的复缫工厂多了起来，大大提高了生丝的均匀度。

　　　　这种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一样，更容易集中起来，因为他们的原料不是蚕茧而是生丝，更方便运输，所以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大明政府将口岸集中起来管理，进行统一规划，不但大大改善了基础设施，还按照西方最新思想，规划了工业区，招商引资，给予优惠政策，大大推动了工业化。

　　　　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开始向城市集中后，作为他们的原料供应商，缫丝厂也开始搬迁，大型缫丝厂开始多了起来，他们集中投资兴建储茧设施，摆脱了蚕茧供应的限制，这种设施如果乡村小工厂来建设的话，根本就收不回成本，可如果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城市中，规模达到八百人以上的企业，那就大大有利可图，规模性效益弥补了储茧设施带来的额外成本，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桑蚕生产的时效性，储备的蚕茧让工厂即便是冬季也有足够的原料可用。

　　　　类似复缫工业和织稠工业，其他工业也在城市开展起来。

　　　　比如棉纺织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依托于城市。

　　　　纺织工业也没有遭遇到战争对生丝产业那种影响，因为大明主要还是一个棉纺织品的进口国，棉纺织工业的意义是取代进口，在经济危机期间，棉纺织工业受到了来自英国纺织品的倾销打压，可是经济危机结束之后，棉纺工业的潜能立刻就爆出来。

　　　　跟缫丝工业的投资者主要是地主乡绅不同，棉纺工业的投资者主要是买办阶层，这些人更具有国际化失业，大多数经历都是进入洋行当学徒，一步步爬到买办的地位，普遍具有西方管理经验，对工业化生产没有抵触。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资本，普通的洋行学徒很穷，可一旦脱颖而出成为大买办，他们的收入相当丰厚，有的买办的收入甚至能跟洋行分庭抗礼，对小学徒来说，是靠着洋行吃饭，但对顶级买办来说，洋行是靠着他们的。

　　　　这些人将跟洋人合作积累起来的资本，开始投入新产业的时候，爆出来的力量不可小觑。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向巨头化展，很多买办直接去国外的大型工厂参观，深受启或者深受利益的诱惑，将国外最先进的工厂，成套成套的引入国内。短短几年时间，大明的棉纱工业翻了十倍，但依然还是一个进口国，展空间还很大。

　　　　这些工业企业提供丰厚的税收，经过赫德的税收调整，工业企业的纳税额已经达到了两千多万两，成为仅次于消费税的单项税收，当然临时性的纳妾税不包括在内，那个才是第一大税收。

　　　　相比于缫丝、纺织等轻工业，大明的重工业呈现的状态则是畸形展。

　　　　与轻工业承受了两次工业危机不同，以兵工厂为代表的重工业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因为战争，不管是太平天国的战争，还是大明跟法国的战争，恰好都生在经济危机期间。

　　　　战争带给重工业极大的红利，战争期间重工业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攫取了暴利，大幅度扩张。

　　　　兵工厂作为最大的机械工业企业，工人人数已经达到二十万，而且每年还在以两到三万增长。

　　　　兵工厂这个龙头企业的扩张，让机械工业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整个行业却过于集中，中小企业大受打压，始终都展不起来，形成了兵工厂这样的垄断巨头，和大批只能以修理设备为生的小型作坊并存，中间严重缺少中型专业化工厂的畸形状态。

　　　　这种产业形态，显然是不正常的展轨迹造成的，不是一个良性的产业体系。

　　　　造船业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受到战争、救灾等刺激，突然暴涨，然后陷入过剩危机。但总体来说，造船工业却是有大有小，有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的。大工厂有兵工厂的造船厂，有同文行的造船厂，中型的有陈联泰这种民间机械企业资本，福州造船厂，怡和洋行的合资船厂，小型的有一大批依托港口承包维修船舶业务的造船厂，生态体系相对齐全。

　　　　另一项产业，则比机械工业还要集中，那就是铁路业。大明铁路公司作为政府大力支持的特效铁路公司，是唯一垄断铁路业务的一家公司。唐廷枢主持这家公司以来，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大规模扩张。密集施工修建了广州到上海的铁路，广州到桂林，广州到南宁铁路，即便是经济危机期间，也没有停止扩展的步伐，因为对于一个严重缺乏交通设施的国家，铁路业带来的上百倍的交通效益提升，完全可以抵御经济危机对货运量下降的冲击。

　　　　广州到桂林铁路已经完工。到南宁铁路已经跟云南铁路对接，战争期间，大量欧洲和印度商品从铁路进入大明，大明商品从铁路进入印度洋，让这条铁路的效益惊人。年盈利高达两百多万两银子，这还是在跟英国铁路公司分成的情况下。广州到上海的铁路，已经修建了八年，今年就会通车，已经通车的路段，已经带来了相当的营业额，比如杭甬铁路，就是最先修筑，也最先盈利的路段。

　　　　从广州到上海，一千两百多公里的路线，之所以修了八年时间，不能说经济危机对铁路的修建没有影响，但跟唐廷枢的经营理念也有莫大的关系。

　　　　他最先集中修筑的都是盈利前景最好的路线，比如最先动工的不是从九龙往福建去的路段，而是先修宁波跟杭州路段、上海跟杭州路段、以及从九江通往武汉的路段，在这些盈利叫好的路段上，他不惜砸下重金，甚至用五百万美元的价格雇佣卡内基公司建造汉口长江大桥。

　　　　可是在山地路段的福健路段，粤北山区路段，动工就十分缓慢，因为这里投资成本大，预期收益低，所以直到沪杭路段、杭甬路段、江汉路段都通车之后，才开始修建连接福州、厦门等港口的区间铁路，这些口岸铁路修通之后，最后才开始修建山区路段。

　　　　这样的经营思路，固然让铁路建设的成本降到最低，利润达到最高，可是修建度却大大下降。

　　　　1886年以后，经济危机结束，全世界的铁路建设再一次高涨。从1885年到1892年，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是上次高峰期的两倍。其中美国就修筑铁路　75万公里，比上次铁路高涨期多一半。

　　　　但大明铁路修筑度，反而不如救灾期间的度，总共修建的里程数不过3ooo公里，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度，更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