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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1857-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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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用各种方法游说着他的国家支持他在珠江的行动，而他在珠江的行动，则是朱敬伦支持的，英国支持他，就等于间接支持了朱敬伦，这种外交之间的连带作用，就是朱敬伦让赫德立刻开港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知道清廷要安抚他，所以他要赫德立刻去开港，拿着他的命令去开港，一方面让英国默认他成了广东的主人这件事，另一方面让广东地方看看，他朱敬伦擅自跟洋人勾结开港，而后朝廷不但拿他没办法，还得给他加官进爵，那么之后朝廷在广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从此广东地方官只能听从朱敬伦的命令，违逆了朱敬伦，朱敬伦会收拾他们，甚至他们的朝廷也会收拾他们，而服从了朱敬伦，他们的朝廷却无动于衷。
但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每个人都会将冷冰冰的利益计算摆在第一位，赫德确实按照朱敬伦的要求去做了，他派去了税务司官员，接收东莞、香山等县的老码头，租房子挂牌开设海关。
朱敬伦的命令也发到了各个县，这几个县都有朱敬伦的军队驻守，主力核心是一百个精锐的火枪兵，外加招募来的一千乡勇，这样的武力，是这些县无法对抗的。
无法对抗不意味着只能接受，他们还是可以消极对抗，外国人叫做杯葛，赫德的人一到各县，这些县令立马就派人去联络乡绅，鼓动他们对抗，乡绅们一听洋人要来，当即就不乐意了，就有附近的乡绅组织乡勇封堵，跟朱敬伦的士兵开始对峙，朱敬伦派人去依次劝说，组织乡绅开会，告诉他们开港是为了做生意，是为了赚洋人的钱，高傲的乡绅们表示，他们不需要赚洋人的钱，他们不想跟洋人有任何瓜葛，他们不允许任何一个洋人到他们县来。
朱敬伦又派人跟他们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只要洋人不来，开不开埠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么好，朱敬伦表示，他就只派中国人来，一个洋人都不会让他们靠岸。
事情这么解决之后，县令们还不甘心，从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乡绅们锄头真的很有用，就是蛮横的朱敬伦也会顾忌。渐渐的他们开始串联，已经不止是开埠各县，广州府几乎所有的县都有联系，带头的正是广东首县南海县的县令周士俊。
除了开埠六县之外，朱敬伦也没有闲着，早就派人在其他县张贴告示，告诉各县百姓，广府绝对不允许任何洋人到他们的地方往来。
这是一场朱敬伦跟广东顽固的官场之间的斗争，朱敬伦并不打算强硬的镇压老百姓的盲目排外行为，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
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换一个残暴的军阀，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
他们不敢动刀子，说成是文雅，他们不负责人，说成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但依然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周士俊挂印之后，第二天，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
广州十四县文官，集体在一天之内，闹市挂印，弃官而去，引起轰动。
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挂印而已，如果他们有种，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现在吗，屁事没有。”
然后又道：“写任命书，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让他们出来当县令。”
方山皱眉：“商贾？”
朱敬伦点头：“是啊，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
十四县商人当官，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通告十四县，免除来年地亩钱粮！”
以商税代农税，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未完待续。）
………………………………
第三百零九节 一个标杆
朱敬伦并不是真的以为这两国只是来谈商业合作的，起码他不会这么操作，否则他也就不用亲自出面，更不会提前给他们那份通告了。
他就是有意引导两国，跟他进行外交谈判。
不先找英国人，不先找法国人，甚至连美国人、俄国人都不先找，而找两个小国。
就是因为软柿子好捏，从小国身上下手，更容易签订一份有利的，或者说更公平的外交条约，这是广东以自主的身份跟洋人签订的第一份外交条约，具有很强大的示范意义，所以才找这两个小国，也是他们第一个跳了出来，在最合适的时间，向中国派来了外交使团。
“我们之前的工作有些疏忽，我们建议暂时休会，我们需要进行一下协商。”
瓦伦堡说道。
朱敬伦耸耸肩：“我觉得你们的态度非常不诚恳，但我同意休会，可我并不是很有时间，之后的联络你可以找我们的外交部长伍崇曜先生。”
说着，朱敬伦拍了拍一直发呆的伍崇曜，跟陈芝廷一样，他也没想到，他一回来，就被朱敬伦安上了一个外交部长的职衔，职衔不重要，他爹当年还带着三品顶戴呢，还不是照样让林则徐拖了裤子当众打板子，顶戴也是说摘就给摘了。
重要的是，朱敬伦给他的任命书上写着，位比正四品，这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职大员，要知道广州知府也才从四品，也就是说在品级上，他比陈芝廷担任的那个知府还要高半级。
至于他爹当年那个三品的顶戴，那就是一个笑话，用来在小民面前充充数的，最大的好处是让伍秉鉴可以坐轿子，至于真正的地位，别说在从四品的知府面前显摆了，就是一个县令伍家都得好生伺候着，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中，伍秉鉴见到清政府的小吏都会浑身颤抖。
而这个外交部长，显然不是他爹那种虚衔，委任状上明明白白写着，负责一切对外国交往事务，直接向广肇罗道台负责，也就是向朱敬伦负责。
所以刚刚得到这个委任状后，伍崇曜整个人都是发虚的，跟做梦一样。
但朱敬伦已经起身离开，伍崇曜反应过来的时候，朱敬伦已经走了出去，他有些冒失的追了出去，却被朱敬伦挡了回来，这又回来向瓦伦堡和克里斯蒂安拱手赔礼，显然他刚才失礼了。
跟伍崇曜不一样，陈芝廷的世界观是传统士大夫的世界观，自觉高人一等，士农工商，士族是第一。驸马房那种门第就不用说了，都是宋朝事儿了，但他哥哥陈桂籍可是实实在在的户部主事，是京官，他陈家也因此名正言顺的成了本地望族，乡绅领袖。
因此尽管一开始被朱敬伦举荐担任广州知府，他也是兴奋异常，可回家后才知道，朱敬伦这段时间在广东做的事情，在他一个读书人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简直就是乱臣贼子才做的出来的事情，可现在他要接受这个乱臣贼子举荐的官职吗？
一想到朱敬伦做出了此等恶事，他就不由扼腕叹息，他觉得朱敬伦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在新安主政一方，做了不少的好事，就凭一个力阻洋人，得保国土不失，那也该永载史册，至少新安县志中会他的一片传文。
可现在朱敬伦竟然反叛了，虽然还没有打出造反的旗号来，可谁都明白，他反是迟早的事情，现在不过相当于一个枭雄，相当于唐代的地方节度使，本朝的三藩。唐朝之后，中央王朝就已经不在允许地方势力割据了，哪怕是本朝，康熙不也平了三藩吗。
所以朱敬伦迟早要么造反，要么被朝廷镇压，像现在这样各据一方，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在陈芝廷的观念中，朱敬伦从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做。
他听完了完完全全新安本地乡绅、兵勇的描述，他叹息一声，他不认为朱敬伦是一开始就打算谋反的，他倾向于相信士兵们说的，朱敬伦是被耆龄逼的没办法，是为了保新安闹饷的县勇才不得不上梁山，说到底还是为了新安子弟。
他心里闪过无数念头，比如自己当知府，是为朝廷主政，而不是为朱敬伦效力，自己当广州知府，要是将来朱敬伦和朝廷决裂，他还能从中劝和等等。
为此陈芝廷纠结了好几天，才给自己找到了足够的理由，这才带着沉重的心思上任。
相比陈芝廷文人式的造作，伍崇曜就坦荡多了，他更担心的是自家的安危，他也知道朱敬伦这是造反，或者是造反前，如果把他伍家卷进去，可就不好玩了，但他的世界观是商人式的，跟土地乡绅的不同，大不了他还可以跑啊，这次他周游列国，那美国就很好。
所以他不但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身份，而且为之兴奋，甚至听儿子说朱敬伦曾经派人去借钱，他家只给了五百两，他还为此狠狠的斥责了一下儿子，转头就去找朱敬伦，表示愿意报效一百万两银子，这点钱真不算钱，他在伦敦的那些棉花，可价值千万了。
之后安心的投入工作之中，伍崇曜的工作可不轻松，因为他现在是光杆司令，手下一个人都没有，朱敬伦给他的命令是，让他着手组建外交部，这可真为难他了，他以前虽然也给官府做外交，但实际上的西方外交准则并不精通，所精通的，不过是把中国的人情世故和西方人的生活习惯结合起来，完全是自己摸索的。
但是他的心态很开放，他自己花钱，请了一个私人顾问，澳门葡萄牙政府的一个官员，剩下的人员，他在赫德的海关里挖来了两个小商人出身的香山人，外交部现在就这三个人，顾问不能算，那是他私人请的，拿着高薪，却是他自己出的，相当于县令身边的狗头师爷，另外他还要学习，学习西方的外交准则，专业术语和外交规范，这些师爷都能教，因为师爷就是干这个的，葡萄牙派到东方的代表，如果不懂外交那就是来镀金和旅游的贵族，这个塞维利亚平民出身的师爷显然不是那两种人。
学习归学习，工作也不能落下，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跟丹麦和瑞典人的谈判。
每次都是他单独出面跟人谈判，但是回头就将情况汇总报给朱敬伦，然后请朱敬伦指示，他还没学会自己做主，而朱敬伦表现出来的关心，每天都会询问进展，也让他不敢自己做主。
“瑞典人希望能够将他们的铁矿、钢铁制品和机械制品的关税降低到5以下？”
朱敬伦看到瑞典人提出的要求后询问。
伍崇曜觉得自己现在也算个明白人了，很有自信的回答道：“下官打听过了，西洋各国可都没这个税率，我向他们提出要加到30。”
朱敬伦笑道：“你倒是有心，连西洋的税率都打听过，那你告诉我外交的核心是什么？”
伍崇曜真的不想回答，因为这答案太难以启齿：“利益。”
朱敬伦见他说的小声，自己大声道：“没错，利益，大大方方说出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他就是为了利益！但问题是，这个利益问题，很多人都看不明白。你觉得提高关税，就等于获得了利益？”
伍崇曜道：“提高关税的话，能征收更多的税银，还能保护本国产业。”
好吧，这些话都是他的师爷教给他的。
朱敬伦叹道：“可是我们广东有个屁的钢铁产业，佛山那些打铁的需要保护吗？”
伍崇曜不知道说什么了，他现在也就学到这些皮毛。
朱敬伦道：“外交自然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但得分清什么是我们的利益。目前我们的钢铁产业连有都没有，勉强算的话，军械所的炼铁炉是。不成规模，不成气候的东西，二十年内都看不到保护的需求。你不应该跟他们针对税率问题喋喋不休，你该反向他们提出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要求？”
伍崇曜一愣，从来都是洋人来中国，说我要这我要那的，让中国人管洋人说我要什么，伍崇曜听这话瞬间就脸红了。
“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在你家的生意里头，是生丝、丝绸，是茶叶！”
朱敬伦铿锵有力的说道。
伍崇曜有些激动，他从小就跟洋人打交道，那时候还没有五口通商呢，洋人官员总说什么本国商人的利益云云，他们身为商人，都觉得洋人的官府太多管闲事，商人的事情，干官方屁事啊，这次出使了一趟列国，他发现别人根本就是商人的国家。
朱敬伦竟然也要保护他们商贾的利益了，阶层观念让他深有触动。
“您的意思是？”
但他还不敢做主，小心的询问道，怕领会错了朱敬伦的意思。
朱敬伦果断道：“既然他们很看重这个铁矿和钢铁，那就允了他们。不过别那么小家子气，也别5的税率了，直接免税，零关税。”
伍崇曜不由惊叹：“那咱从哪里收钱啊？”
朱敬伦叹道：“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是我们以后外交的标杆，得通过这次立起来。”
没错朱敬伦即是要立一座很漂亮的标杆，让西方人看到广东政府也是懂外交的，懂得用严格的条约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后谈判别再蒙事了。
不过怕伍崇曜不明白，朱敬伦还是补充了一句：“记住外交是对等的，就跟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公平买卖。我们免他钢铁和铁矿的关税，他们就得免我们的茶叶和丝绸的关税。”（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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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节 引入竞争
瑞典和丹麦人在和伍崇曜的谈判很成功，这个时代，英国已经大张旗鼓的开始鼓吹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但是进口自己绝对劣势的产品，以及生产本国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的经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纷纷被各国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而瑞典和丹麦，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们跟德国不一样，他们的市场狭小，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
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当伍崇曜提出，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换取他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两样产业，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展的，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铁制品，和木材、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
这种贸易条约，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
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位于北欧，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国民开放的风气，比英国人尤甚，相比德国，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首领的。
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所以陪审员判定，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
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就显得越是平等，马教主的著作中说，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阶级分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始社会最为公平，有了剩余物资，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
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是物质基础，拥有更多财富的首领，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比如北欧海盗，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首领准备，最后劫掠的收获中，首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开始定居的时候，拥有物质积累的首领就演化成了领主，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要么就是农奴；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虽然有座次之别，但终归要平等的多。
开会共同议事，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
议会制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制度，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最后又把她请走了，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给予东印度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铸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
但是幸运的是，从英国开始，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不断的制度化，不断的优化，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有人认为是偶然的，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
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效率极低，但是却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一个是低效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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