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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为官-第2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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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就会陷入僵局之中，最终造成老百姓的利益受损，国家的计划被拖延，这些事情放到现在也经常出现。
最典型的便是那些贫困村，贫困县了，中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便对这些贫困地区进行扶贫，每年拨出来的款项，也绝对不算少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很少有贫困地区真正脱离了贫困，而往往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原本人均GDP相差几百人民币，到后来相处几千人民币，以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几万人民币了，这双方之间的差距被如此拉大，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当地政府的呆板，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无能所导致的。
这一点不可否认，从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足足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所执行的扶贫政策，大抵套路相同，无外乎分地，然后对一个县城进行资金支持，造桥修路，大概就是这些，不是说这些措施不好，但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对于有一些县城、乡村来说，他们并不缺宽阔的道路，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没错，但一个地方富不了，有的时候却并不是没有路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许多的原因，比如说没有特色，所以吸引不了旅游资源，还有的地方则没有特色产品，所以吸引不了商家入驻。
这些都是原因，但以前的政府经常会忽视这一些问题，这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弊端，地方政府经常会因为害怕中央政府的政令而不敢实施一些太过分的举措，比如说中央规定地方上要采取联产承包制度，那么地方上就必须要实施这一套制度，如果谁想要改变，那么是不允许的，比如说如今在中国农村已经广泛使用的合作社制度，无疑是一套更加先进的制度，他通过调动整个村庄的劳动力，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合作社，然后所有人家全部入股，所有人都是鼓动，搞集体所有制，最后大家分红，这无疑要比联产承包制度更加先进。
毕竟联产承包，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贫者欲愈富者愈富而已，虽然提高了生产力，但对于村庄的健康发展，并不会太有利，而农村合作社则能把整个村子的人集合起来，这不仅仅有利于全村奔小康，还有利于就地城镇化，如果是联产承包制度，大量的农民土地被承包走，无地可耕，自然只能到城市里来打工务农，这一点在九十年代和2010年前确实非常的好，毕竟城市需要农民工，但对着现在城市化进程的缓慢，以及中部建设，西部大开发等计划的进行，如今这些地区的农民已经不再需要往东部沿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靠拢了，这样一来，自然是就地城镇化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不然东部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爆棚，其他地区人口减少，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中国不应该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一个巨大的都市群，然后其他地方就都是一些人迹稀少的地方，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全国土地不到百分之十五的土地上，这是不合理的。
中国应该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像德国那样，尽量建立更多的城镇，而不是大规模的都市群，这只会让城市的负担越来越大，以及资源过于集中在城市而忽略的城乡地区和乡下，这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农村甚至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现代很多人都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最终农村合作社渐渐取代联产承包制度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同时这两种制度之间本身也并不违背，首先便是中国的耕地情况是不同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像东部沿海人口密集地区，很多人家里的土地只有一亩、十亩左右，根本就不适合搞什么联产承包制度，而更加适合搞农村合作社，大家把土地联合在一起，共同开发，但这一点对于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就不行了。
那里地广人稀，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动辄上百公顷，两者之间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搞农村合作社，只会降低农民的工作热情以及工作效率，对于整个工作不会有任何好处，同时农场规模过于庞大，也会使管理出现巨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继续适用老制度无疑是更好的，因地制宜，这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宗旨，更应该是政策的施行宗旨。
但这一点在集权国家就很难，因为所有的政令都由上到下，地方政府是无权反驳中央政府意见的，这就要求朝廷的主宰者，如果要进行改革，必须得是真正的天才，不，甚至天才都不行，得是完美无瑕之人才行，不然根本无法改革，尤其是面对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时，你很难算计到每一个方面。
历史上王安石改革就是如此，以王安石的才华，不可谓不出众，但是最后改革却失败了，为什么，是他没有经过试点么？不，他曾经在担任县令时就实验过自己研究出来的青苗法，借贷法，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最后推行全国的时候就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中间便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他当县令可以适时调整计划，但成为宰相，掌管全国大权了，又哪里来的经历再去协调整个国家青苗法的实施呢？
自然是只能委托给其他人了，而其他人再委托给其他人，这些士大夫阶级根本就不懂王安石的所思所想，最后一项好政策就变成了一项坏政策，这就是王安石失败的原因，而当年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秦国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它像宋朝一样大，想要改革，恐怕也不成。
这一点从历史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秦国变法时，正好是七国之中最为弱小的，地盘也不大，人口也不多，这样的国家，老子说是小国寡民，倒也确实有这个意思，第二个便是因为弱小，所以宗族势力并没有像其他六家那么强大，当然也是很强大的，不然商鞅也不会在后来以谋反罪而被五马分尸了，第三则是君主的信任，这一点至关重要，若是君王不信任你，放手让你进行改革，也断然不能成事，第四点就是君王的命长，这一点同样重要，若是一个短命君王，那就彻底完蛋了，改革到一半，正是全国痛点的时候，突然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死了，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付之一炬，彻底完蛋了。
而王安石比较倒霉，他除了碰到了一个很信任他的皇帝之外，其余的条件是一个也没碰到，所以注定他的改革终将以悲剧收场，而这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代沟，也是中国历代朝廷都有的矛盾，且很难解开。
尤其是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将地方衙门的权利不断往中央收拢，等到明清两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权利都已经收缴到了中央的手中，这样一来，地方上即便有什么想要改革的，也是无能为力了。
这一点，通过一件小小的土地的耕种模式，便能够轻而易举的看到了，至于其他自然是更能清楚的了解到，这种制度的弊端，而最终的解决方法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向地方政府进行放权，上辈子的中国同样也是如此。
通过基于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利，让他可以决定一些不触犯法律的事情，才能够使经济更加融通，就还是贫困县，贫困乡，在此之前，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给钱，至于怎么解决，中央并不管，只交给地方，但地方又不敢改，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只能把这些钱用在老地方，要么修建旅游区，要么修建蔬菜大棚之类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修建在一个地方却并不一定有用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农村都开始慢慢转行，想要做农家乐，田园风光，以此来吸引城市的游客，其中有许多都非常成功，农民们也成功脱贫步入小康，还有许多甚至达到了富裕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水平。
见到这些村庄的富裕，许多贫困地区的村庄便也有样学样，开始进行改造，最后花了大把力气改造出来的村庄，却根本无法吸引到游客，这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农家乐的村庄，本就应该靠近城市，靠近人口密集区才能够生存的，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比如省城周围地区或者是城市群的内部地带，像这些地方，开农家乐显然是会赚钱的。
因为城市中的人，往往一周也就两天的假期，或者干脆只有一天的假期，自驾游他根本就去不了多远的地方，只能在城市周围放松一下，这个时候，才是农家乐赚钱的时候，而有一些贫困县、贫困村，周围的地方都不富裕，平日里根本就没什么人旅游，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只能是一败涂地了，这就是不进行规划的结果。
而还有一些乡村，它身处于人口密集区，但却无法吸引到顾客，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没有特色，以前这些村庄也只能通过基础建设来方便游客们进出，而现在则有了很大的不同，许多村庄开始邀请一些大学里的艺术建设工程师，让他们来对村庄进行改造，把这些村庄设计出不同的风格来，如此来吸引游客。
这就有点像希腊的圣托里尼，这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爱琴海小镇而已，后来有一位艺术家途经此地，被当地人收留，见当地人生活十分困顿，便给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整个村庄的墙壁全部染成了白色，然后房顶则全部用鲜艳的颜色涂抹，暖色调的建筑融合在圣托里尼小岛风情之中，立刻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如今也是中国人十分热爱的一处旅游景点，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处风景名胜，但实际上圣托里尼既不是人类文化遗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古代建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而已。
圣托里尼无疑是旅游业，尤其是田园风格旅游业的标杆，中国所施行的一村一风格虽然不能跟其相提并论，但也确实有一点成效，原本中国的村子大抵长相都差不多，成片成片的小高楼，非常的不美观，即便是那些农家乐，老百姓的房子也总能给人一种不好看的感觉。
但现在像浙江、江苏这样的地方，很多村庄的建筑物已经开始向着欧洲小镇或者是美国郊区的风格靠拢，还有一些小镇，小村庄则是向着古风靠拢，总而言之都是有自己的特色，风格也开始慢慢统一，不再像原来一样，一个村庄那里一栋欧式建筑，这里一栋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这给了游客们一种更加完整的视觉享受体验，通过这种来让贫困地区脱贫，减低城乡差距，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
如今的徐清自然也要这么做，唯有放权一部分给地方，才能将地方上的许多产业给带活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依靠着朝廷的支持勉强度日，如此终归有一天会被其他发达地区彻底甩到后面去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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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流官与本地官
只不过放权到哪一步，这一点却很关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外儒内法，而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追求的都是中央集权制，唯有道家是在追求小国寡民，但道家在中国有时更多还是一种思想和哲学，在政治上，自汉朝独尊儒术之后，便没有了政治地位，原本在魏晋南北朝又曾经兴起过一段时间，但也非常的短暂，随着宋王朝的建立，儒学正式开始进入全面繁荣的阶段，自此之后道学家便没有了在政坛立足的能力。
明清两代更是只考四书五经，甚至连史书、道德经、韩非子之类的书都称为是无用之书了，甚至因为朱元璋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样，几乎个顶个的是艺术家，这艺术家当皇帝虽然不太好，但总归对于艺术和文化还是持开放意见的，所以儒家在宋代的时候，主要呈现的状态是百花齐放的，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又或者是事功学，都有人继承和发扬。
但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自身没什么文化水平，而古代科举取士，最后一关都是由皇帝来出题的，为了不让自己出洋相，同时也是为了钳制官员的思想，所以朱元璋特别规定，四书五经必须得是朱熹做的注才行，其余的书则都不用看，所有考试内容必须以理学章义为主，不能偏离理学的范畴。
这一下立刻就让儒学窄了很多，最后发展到后来，儒学就变成了世人眼中一个不知变通的样子，其间虽然也有过王阳明龙场悟道，最后使心学一脉重振雄风，但最后还是在时代的变迁下，变成了旁门左道，一直没有取代理学的地位，只是撼动而已，这也直接导致明清两代的大儒思想普遍比较保守，存天理灭人欲，这是理学的宗旨。
但这种事情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最后理学也只能变成口头上的宗旨而已，而在宋代则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儒家文化被发扬光大，有的人遵守理学，有的则喜欢心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同时科举考试也不单单只是考四书五经，还要考诗赋、策论、史书，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到明清两代，八股取士则只中文章，不再重策论了，这些无疑是科举制度的倒退了。
在明朝甚至还有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师让学生去看一看司马公写的史记来开拓视野，那学生却说道：“这司马公可是进士？”“当然不是。“”那可是举人？“”也不是。“”难道是个秀才。“
“也不是。“”那我看他的书作甚，连秀才都没考上，这样的人写得书，读了也没用。“这就是明清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坏影响，连司马迁是汉代人物，而汉代没有科举制度都不知道，也难怪后世的中国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了，这些不得不说，确实跟儒家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而此时的宋朝，儒家也非常的兴旺发达，并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尤其从工业时代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脱产阶级，也即所谓不用劳动养活自己的阶级，他们依靠股权、地产等资源就可以使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些人往往也是艺术、文化、哲学思想的拥趸，毕竟没有这批闲的没事干的人，这些思想文化也就不会有倾听者了。
你渴望工人去品鉴一番艺术品，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汴京城免费的艺术馆、博物馆多达一百多座，但你很少能够在其中见到工人、劳工、佣人的身影，博物馆并不禁止他们入内，只要他们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可以了，这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一件难事，但他们却连免费观看的都不愿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代沟，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赚钱，活过明天才是重要的事情，至于艺术品，文物，古董，他们没有任何的兴趣。
通过富裕阶层的供养，如今的宋朝文化界，思想却是非常的繁荣，各种流派都有他的支持者，但是在政治上，儒家学派的支持者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其次便是法家支持者，这种论调在原本的中国是个禁忌，大家虽然都喜欢用法家的方法去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在口头上却没人敢这么说。
但随着儒家丧失了科举的唯一性之后，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兴起了，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因为跟儒家相比，法家要更加重视君主集权这一点，在法家看来，天下所有的权利最好全部归于皇帝来控制，然后由皇帝来治理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像是机器人一样，各自安守自己的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得到昌盛了，这对于赵昕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呢。
而儒家则虽然也鼓吹君主集权，但儒家所谓的集权，是把地方的权利集中于中央，然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他们的集权方法，与法家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法家认为权利要全部归于皇帝，而儒家则认为皇帝最为只做一个吉祥物就好了，让臣子来管理国家，才是最好的制度，这一点从明朝的内阁制便能看出一二，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嘉靖皇帝，还是正德皇帝，都是好几十年不上朝的，但朝廷却并不会因为皇帝不上朝而出现任何的动乱，就是因为内阁制度，把整个国家的权利，代理给了官员，从而让国家得以正常运转，这便是儒家的根本。
法家则不同，他们提倡所有权利都归于君主，但君主不好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啊，所以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法规，以此来规定整个国家的运行，从而达到大治，儒家则是依靠人来治理这个国家，总而言之，可以粗线的分成是一个依靠规则来治理国家，而另一个则依靠人类治理，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人治。
这两者其实没有谁好谁坏之说，法治固然更加有规则，对于百姓来说也更加有利，但却有其时效性，就比如说在互联网发明出来之后，很多人利用互联网的技术进行诈骗，而那时法律还没有规定互联网诈骗应该怎么惩罚，这就是法律的性质，他是具有滞后性的，而人治虽然不如法律靠谱，但却可以在很多问题上，立刻根据当时的情况，由官员自由心证来解决。
这就有点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区别一样，大陆法系讲究任何一项罪名都要由法律来惩罚，而英美法系则是并没有什么成文法典，组成法律的是从古至今一个个的判例，等到宣判的时候，法官只拥有对罪人的审判权，而犯人到底有没有罪，则交由陪审团来鉴别，这种方式就比较接近儒家的思想了。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总部会把孔子的像雕刻在法院的大门口，因为他们的理念其实跟儒家非常的相像，更加接近于约定俗成，而不是任何的法律明文规定，而这一点在政治上更是如此。
政治始终不是一个有规则的地方，因为政治他本来就不具备任何的规则性，面对权利，想要维护规则，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政治这个圈子里，儒家显然更有生命力一些，但是赵昕面对这两种学说，当然是更加接受法家的思想了，毕竟谁不想要更大的权利呢，虽然这个权利最终会被法家装进笼子里，但在此之前，只要把法家给关起来不就行了，这就是皇帝的想法，政治从来没有什么你答应我了，我就一定得兑现的说法，尔虞我诈才是其中的精髓。
在此之后，才是道家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原本信仰的人是非常少的，毕竟无为而治，在农业社会或许可以，但是在工业时代，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试看欧洲各国，那一个国家的集权都是由工业时代开始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工业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在农业时代，劳动力广泛存在于农村，依附于地主生活，而工业化则要把大量的人口带入城市，依靠工厂和薪水生活。
而在工业化的面前，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对于城市管理的复杂程度，都让道家思想变得那么不堪一击，毕竟面对这么一个大的城市，搞无为而治，只会让城市陷入混乱，除此之外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但随着新大陆的选举制度诞生，道家思想则又一次回到了政治界的人士眼中。
之所以说是政治界，是因为道家思想一直广泛存在于民间和学者中间，但是在政治上则一直不受重视，直到新大陆的实验得到了莫大的成功之后，众人才又重新关注起道家的思想来，原本大家认为道家思想就是无为而治，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制度在工业化时代确实无法生存，但若是把无为而治做另外一种解释呢。
中央朝廷进行放权，交给当地地方政府自治，这难道不是无为而治么，无为而治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员都要不干活了，而是让中央不要过多的干预地方，从而让地方在自己的生存土地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案，面对这一点，众人还是十分同意的。
毕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每一个地方的发展都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再由中央统一调度，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了，放权也无不可，可到底要放权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首先宋朝当然不可能像新大陆那样，把所有权利交给底下，让他们搞什么选举，这样一来，中央存在的意义也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不能做的。
那么往上提一步，有人就提出意见说，不要再采取流官制度，而采取当地选官制度，所谓流官制度，就是异地为官，然后根据年限再定期更换，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地方始终听命于中央，而地方选官制度，就是当地人担任当地的地方官员，不进行短时间的更换，这两者之间各自有各自的好处，流官制度有利于中央集权，不容易造成分裂，而当地选官制度则有利于对当地的发展，他们都是本地人，会更加注意对当地的未来进行思考，毕竟他们的家族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若是盲目大意，就会使自己的家族在整个城镇之中抬不起头来。
而流官则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异地为官，每三年就要进行一次评比，这些官员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政绩就不得不做出一些不利于当地的事情出来，比如说官员想要提高自己在吏部的评价，从而为了提升经济，大规模的将工厂企业引入所管理的城市中来，但这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若是当地老百姓愿意接受这些工厂，那还还则罢了。
但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甚至有人投票，通过议会厅来告诉官员他们宁愿继续过苦日子，也不要工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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