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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为官-第4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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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赵思銭提出这一点，显然是准备动真格的，不然根本就需要成立专门的警察部队，从这一点确实可以看出，赵思銭的决心，同时在这份草案之中，他还提出了要建立重罚制度，这套制度就是如果有人发现了一家企业的偷税漏税情况，那么你可以对朝廷进行举报，无论手中有没有证据都可以举报，举报之后，如果成功，那么这一家企业将被处以其资产百分之五的罚金。
可别小看只有百分之五，要知道那些跨国大企业的百分之五，简直就是割他们的肉了，更何况其中还有很多是固定资产，比如房产，农田，工厂之类的，移动资产一般来说，占整个集团的资产也不过只有百分之十而已，等于是罚没将近一般的流动资金了，这样的惩罚是很严重的，而在这一半之中，将会拿出一半来，分给举报的人，以此来鼓励公司内部的知情人士来举办一家公司的偷税漏税问题。
这一招可谓是狠到了极点，人性就是如此，当你可以因为举报而获得巨额利润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的举报，虽然其中也不免会出现一些报复式的假举报，但必然会收回大量的金钱，而这一招，其实在汉武帝的时候，司马迁的公羊传中就记载过，当时汉武帝的方法更狠，那就是谁偷税，就让那户商人把家族中一半的家资拿出来，其中再取一半送给那位举报者，通过这种方式，来税收，当然，这样的做法，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大量的商户之间互相恶意举报，而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大量的举报，甚至有官员贪财，本来没偷税漏税的也给报偷税漏税。
良善之家平白无故的蒙受不白之冤，还要拿出大量的钱财来上缴，而这些钱虽然给了一部分举报者，但还有大量的钱进入朝廷的口袋，最后朝廷竟然慢慢开始用这种方法来敲诈勒索商人，用互相举报的方式，倒是让国库里面充满了钱，而最后所有的商人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国家的社会治安下降到了极点，最后整个国家商业崩溃，没有人再敢经商，汉朝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最后汉武帝统治末期，国家形式如此危机，也与这有着很大的原因，最后还是汉武帝下达轮台罪己诏，决定轻徭薄赋，废除了这种不人道的律法，这才慢慢恢复了元气。
而如今赵思銭把这条法律重拿出来，显然是让不少人都心惊胆战，当然，为了防止这一条法律像汉朝一样被滥用，最后成为朝廷的敛财工具，所以对于税警的调查也必须要建立一套十分完整的系统，绝对不能肆意滥用权力，通过举报，朝廷要的是该收的税收，而不是漫无目的的烂收，这将会导致整个国家产生极大的混乱，对此徐清和赵思銭都清楚，所以对于税警也制定了一系列非常详细的法律，以保证国家机器不会失控。
这条法律的制定，足以让所有的资本家感到惊慌，原本信任的手下，十分有可能因为这庞大的财富而背叛你，在这种恐惧之下，许多人自然会选择干脆就把税赋缴了就算了，也算是心安理得，何必提心吊胆的，反正自己赚的钱已然是一辈子也花不完的了，可以说是很有效的促进了缴税的效率。
当然，赵思銭也知道，这样一道法令若是下去，必然会引得士族们触底反弹，他们的家财如此丰厚，一下子就割掉百分之五，或者是缴税足额，这都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赵思銭建议举报得钱的命令将在一年之后再行实施，给这些企业们时间，让他们去仔细想想，到底是缴税换一个安稳的日子，还是选择不补缴税款，继续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人放弃挣扎了。
而在这两条法令之外的第三条，便是用来规范资产外流所导致的税收问题的，本土宋朝有着庞大的力量，租界也还可以查到，但是很多企业他们会把自己的中转站设置在其他国家之中，通过这种经济系统并不完善的国家来讲许多钱隐瞒下来，让他们不会出现在人们的眼中，这种情况也十分的常见。
如何将海外的利益也纳入到税收系统中来，这是赵思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单单是这一项，朝廷每年的损失就达到一百亿贯的收入，这笔钱可以支持两万名以上的大学生完成学业，也可以在四川修建一条两百公里长的铁路出来，这是一笔了不起的钱，朝廷自然要去征收，而与这些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起司法互助系统，显然就十分有必要了。
许多人犯了事儿逃到其他国家就以为可以完事了，赵思銭的这套做法，显然就是无论你逃到哪里去，即便是天涯海角，也必须把税给交了再走，这种追杀式的缴税，无疑更加令人胆战心惊，而徐清对于这份计划则十分满意，其中设计的技巧也十分巧妙，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不会出现让徐清担心的情况出现。
他原本一直都很怕赵思銭过于激进或者是过于软弱，这都会是一个麻烦，过于激进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许多企业恐怕会降低投资的愿望，而如果过于软弱，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那么偷税漏税的情况势必会越来越多，这自然是不行的，而赵思銭的这一套办法，虽然在徐清看来，略微有那么点严重了一些，但对于经济的打击尚且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且留出了足够的准备时间，让士族们去适应这些的法案，在徐清看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徐清自然很是满意赵思銭的工作，接下来需要去思考的是，士族会同意赵思銭的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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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让士族们接受这一套法令，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毕竟如果这套办法真的实施，那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是抽筋扒皮之痛，也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反弹，所以徐清虽然很满意这一套办法，但却也不能直接施行下去，他把赵思銭招来，询问了他的看法，赵思銭跟徐清一样，也认为这一套方法应该是最后应该达成的效果，而短期内不应该真的就按照这种法案来走，要给士族们准备的时间，同时让他们慢慢接受这样严苛的税务管理方式，但这是需要时间的，但第一刀必须要狠，如果第一刀没有让士族们感到肉痛，那么他们就会将这套法案当做是假的，而不是正视这套法案的权威，所以如何把握这中间的度，就是一件十分考验技术的事情。
在经过几次三番的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将举报的惩罚定在百分之三的力度，同时在惩罚偷税漏税上，刑罚也从原本的十年到无期徒刑改变为三年到十年不等，以此来给予资本家们更多的时间来做缓冲，同时这套法律的实施将会在一年以后开始试运行，毕竟法律的建立还需要相应的人手来筹备，无论是新的经济犯罪调查科的建立还是税务局税警制度的建立，都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给这些士族的代言人们好好想想，到底是应该负隅顽抗还是顺天而行。
而士族对此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的，有的人认为完善税收制度对于国家来说有利，而士族们已经赚了很多的钱，又何必去赚这不义之财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才应该是作为士族该做的事情，而另一方面，还有一大部分的士族则认为，这些集团隶属于自己的名下，或者有自己的股份，就是自己的产业，而自己身为士族，不仅仅应该在农业上有特权，更应该在商业和工业上享有特权，而如今的税收实在是太过严苛，他们赚的太少了，所以对于徐清的这一次改变，自然是心中不满，认为徐清这是在变相的加重税收，从而好在自己等人的身上取利。
对于这些行为，徐清自然也是气得不轻，这些士族，有的时候无耻起来，远远比街边的小流氓更加让人厌恶，而对于这些人，徐清自然也不会客气，利用媒体大范围的曝光这些士族在缴税上的舞弊和黑暗面，从而让他们在社会上身败名裂，要知道这可是很严重的事情，作为士族，除了地方上的势力和财力，以及朝廷的官位之外，名声也是十分重要的，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名声有的时候甚至比自己的性命还要来的看重，而一个人若是名声不好，许多官场上的伙伴便也会刻意躲避，以避免殃及池鱼，所以徐清的这一做法，立刻便让许多官员身败名裂，从此离开了政坛，而在这一方面，徐清自己则是早一步将所有缴税上的问题全部处理干净，想要从这件事情上抓徐清的痛脚，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他们也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就是了，政治斗争和利益斗争总是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些不甘心就这么臣服的利益集团，自然有自己的本事，短短时间内，许多官员便纷纷被弹劾，许多丑闻也相继爆出，而这些官员无一例外是支持税制改革的，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徐清是抓紧这些消息的流通，严格控制官方媒体的声调，另一方面则是用民间的报导对于这些新闻进行辟谣，或者如果实在无法开脱，那么就让他跟这项政策划出界限来，以免让民众认为，这项政策是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的政策，这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双方的你来我往可谓十分的激烈，他们不敢对徐清做什么，但是对赵思銭却什么都做得出来，光是暗杀和恐怖警告就数不胜数，至于他的家人，更是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最后赵思銭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家人和儿女都送到老家去，那里是他的大本营，整个村子都是自己的宗族，在那里起码他们不会有安全的危险，而为了护送他们安全回家，徐清派出了自己的势力贴身看护，以防止出现一些暴力事件，影响赵思銭的工作。
赵思銭的工作可谓是十分繁琐的，单单是税警制度的建立，就不是一个小工作，根据赵思銭所定下的目标，第一期税警的数量会在四万六千人左右，数量并不多，一个路所拥有的警察数量就超过了五万人，全国的税警才不过五万不到，可以说数量并不多了，但与警察不多，税警的要求非常的高，首先他得会经济，二来还得攻读会计学，除此之外经济法，国税法之类的法律也必须要熟知，同时他们还要有执法的能力，可谓是一项专能，什么都得会一些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符合条件的人手就非常少了，最后也不得已只能先降低要求，招募之后再进行培训，而在税警的结构上，也与普通的警察不同，因为税警只管经济面，所以许多问题是税警没有的，但因为是经济型犯罪的问题，所以在许多细小的问题上，对于税警有着十分具体的要求，这都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变，这些都在花费着赵思銭的时间和精力。
若是在这个时候，他还要为自己的儿女妻子而担心，那他恐怕很快就会心力交瘁，然后活活累死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徐清为了让他能够安心，帮助赵思銭护送他的家人，也算是出了一份力，而在另一方面，许多士族们也看出了赵思銭的决心，把自己的家人送回老家，一个人留下来战斗，显然代表赵思銭是打算玩认真的了，不少人或许会放弃幻想，准备抵抗，但还有些人则是害怕了起来，他们原本只是想多赚些钱，可没有要拼命的想法，所以在赵思銭大张旗鼓的准备开始制定法案，预备实施的时候，不少人主动找到了赵思銭，补交了税款，甚至还有多交的。
对此赵思銭都宽宏大量的处理了，这也是为了给那些还在摇摆的士族们看，只要跟着宋朝的政策走，那么朝廷也不会拿你的财产和生命开玩笑，但若是你现在不站出来自首的话，那么未来若是被税警或者是举报者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一切可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要罚钱，还要面临牢狱之灾，对于他们来说，钱或许不是问题，可牢狱之灾可就不同了。
宋朝并没有保释系统，其主要原因便是害怕造成司法上的贫富差距，富人可以交赎金离开，而穷人则只能待在看守所中，等待法官的审判，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不能因为有钱而可以保释，虽然在宋朝，士族的法律和平民的法律完全不同，但这是明文规定写出来的，这不是潜规则，也是全民的共识，虽然现代人会认为这不公平，但这不公平是写在纸面上，由全民所认可的，既然如此，你就不能说它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时代最为公正的决定，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看法，起码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就是如此。
所以无论是平民还是士族，如果判定了刑期之后是无法保释的，无论交多少的钱，都必须坐牢，唯一能够减刑的方法要么就是立功，要么就是在监牢之中干活做得好，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减刑办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司法的公平，不然富人无论犯什么错，他也可以自行保释，这也就实在太过分了。
当然，富人当然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权，比如说受害人自己不想告的话，那么法院自然也不会审判，在宋朝，对于许多案件采取的是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这种事其实在现代也有，但适用范围已经很少了，比如说男人骚扰女人，如果你不去报警，警察自然不会来管，但在古代，这一条的适用范围也就更加广阔了，比如说杀人，一个富人杀死了穷人，这放在现代，是必然会上法庭的，并不是不告就行的，警察局会强制将凶手绳之以法，送往法庭，最多就是给钱可以减刑，但万万不可能无罪释放。
就像发生在日本的江歌事件一样，男方的父母希望可以通过给钱的方式让江歌的母亲原谅自己的孩子，从而在法庭上出庭，帮助自己的孩子说话，从而可以让他被减刑，从宽惩处，但最后江歌的母亲没有答应，日本法院最终以日本最高的刑罚十二年有期徒刑，作为最终判决，宣布了凶手的刑期。
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杀人这样的事情，还是必须强制进行判决的，不可能进行简单的私了，最多只是减刑，而不可能出现无罪释放的情况，而在宋朝，只要民不举，就是官不究，即便是杀人也是如此，所以许多富人完全是用钱就能把事情解决，许多穷苦人家，虽然家里死了人，但是相比起去告这个人，还是拿一笔钱更加合算。
这一点你不能说他就是狼子野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死了一个人，便等于是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许多家庭就会因此而生活艰难，在这个时候，告一个富商，最后的结果最多也不过就是把这富商关进监狱，做上十几年的牢，又或者是判死刑，自己是痛快了，可以后呢，失去了家里的劳动力，他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与其如此，既然人都死了，那么拿一笔钱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更加迫切的事情，富商们对于自己的性命都十分珍惜，为了自己的性命，他们完全可以给一笔让这户人家好几年不用愁的钱，让他们不去告官，这对于失去了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谓十分重要。
得到了这笔钱，一家好几口人都可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告官，不仅仅要承担昂贵的诉讼费用，还需要不停的来往法院，其中消耗的精力和时间对于常人来说，绝对是折磨，而对于自己来说，或许除了出一口气，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宋朝的福利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不可能照顾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社会虽然极端贫穷很少，但依旧有大量的贫穷出现，如何照顾这些贫穷，就是巨大的问题，而他们受到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亲人，将杀死自己亲人的人放掉，从而得到一笔私了钱，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十分无奈的选择，但却也不得不这么选择。
而对于法院来说，这样做也有着社会上的必要，首先便是对于许多平民来说，告有钱人并不是最适合他的选择，给这些人一个私了的机会，让他们有第二种选择，这对于平民来说，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许多人在自己的家人被意外弄死，或者是故意弄死以后，都不会直接告官，而是去事主家里问能不能私了，如果可以的话，往往就会私了，花一笔三四十万贯的钱买一条命，在这个年代，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法院的工作能力有限，如今虽然建立了最为基础的法院制度，但是大学的培养速度是很慢的，自然不可能像现代一样，经过几十年，西方国家更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所产生的大量优秀的律师和法官不同，如今法院这东西在宋朝是十分新潮的东西，他们与法吏是完全不同的，必须要拥有很高的判断力，因此他们的水平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而想要得到这些人才，往往是很困难的，如今十几年的时间，所培养出的法官和律师，数量是严重不足的，甚至可以说是稀少，许多案子根本就来不及审理，这也是为什么在此之前徐清会设立私了部门，专门负责调解民间事务的原因。
所以让百姓彼此之间私下解决是法院的一贯宗旨，要知道如今许多法院案件堆叠，有些案子甚至要一年以后才能开庭审理，这其中可谓是麻烦多多，而法院也完全是超负荷的运转，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即便如此，最快的案子也需要好几个月时间的等待，这其中可谓是十分麻烦的事情。
但法院虽然鼓励私了，但只要事件进入到司法程序之中，那么任何私了都将不被允许，法院将作出唯一的判决，且不能被改变，也不能被保释，直到判决达成结束，这才能决定嫌疑人的结局，所以即便是士族，对于司法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如今的司法在徐清的改革下，已经独立成为了一个三方绞力，互相监督的集团了，他们就算想要插手，也很困难，更何况徐清对于法律十分重视，将自己许多重要的学生都派驻在了这三个体系之中，想要渗透，可谓难于上青天，因此，许多人便也只能选择附和赵思銭的改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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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但税制改革终究还是站在人民所认可的立场上的，毕竟这一次税制改革并没有增加富人们的税，只是在如今宽松的税制上管理更加严格一些而已，只要是合法经营，一切权利也依旧会获得朝廷的认可和保护，如果是合法缴税的人，其实这一套税制改革对于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同时一套更加合理的税收制度其实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无穷的好处，比如说原本可以偷税漏税的企业如今无法偷税漏税了，那么为了增加盈利，他就必须在其他方面做功，同时整个市场所有的公司都按照法律法规教税，那么其他本来好好做事的企业自然也就好好做事，不像以前，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如何逃税上，却没有人去做真正的产品研发，毕竟研发产品需要花大量的钱，得到的东西还不一定能够推向市场，风险大的同时盈利并不多，哪像现在，只需要雇佣几个会计，做假账，然后在境外开几个公司，就可以每年为自己的公司省去几十万贯的税收，这钱来的着实是快。
在税制改革之前，人们对于利润的争夺往往就是在如何更加高级的偷税逃税上，而如今，徐清将这一条路变得更加狭窄，完全封死是不可能的，逃税漏税只不过是少缴税的一种，避税也能够减少税收，可以说，少缴税的方式是很多的，但总归不至于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大家的心思自然就会放在研发科技上，使得自己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从而使自己的商品成本下降，利润上升，或者是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才是正道。
而如此之外，资本家们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压榨劳工，这也是包括现代企业们赚钱的一种方式，一是合理避税，二就是压榨劳工，三来则是官商勾结，比如说一些需要竞标的项目，就故意提前泄露最后的底价，然后将这项工程承包给专门的企业，这种事情也是很多的，总而言之，宁愿把钱用在这种事情上，也不愿意多花钱去培养自己的科研队伍，从而通过科技来创造利润。
这种思想虽然在许多跨国企业中已经慢慢出现，但在很多地方性的大型企业，却依旧很少有人会这么思考问题，而法令的出台，便是减少企业其他方式增加利润，把更多心思放在企业的经营上和科技产品的研发上，这些才是更加应该去重视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是没有石头可以摸着过河的，我们的前面只有自己，如果我们不探索一条路出来，要知道，在宋朝的后面，可是有几十个国家正在摸着宋朝往前走呢。
他们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因为所有到蒸汽时代遇到的困难和瓶颈，宋朝都已经帮他们走过一遍了，他们要想成为工业化国家，只要照着宋朝如今走的道路去走就行了，进步自然是非常快，若是宋朝还不赶紧加快科研进度，那么被他们追上只不过是起码的事情，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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