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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为官-第4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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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慢慢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去，至于他们在当地的特权，自然保留，以防止他们有燥进的行动发生，这里可是宋朝经济的命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宋朝的经济停滞甚至是后退，所以相比起改革，稳定才是最为重要的。
然后便是分化他们，毕竟这些地区的土司与西南地区的土司有着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的土地和旗下的人民数量，相比起西南地区来说，要少得多，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大的手底下甚至有十几万的部众，而小也也有上千人，而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土司们，手底下的人大概就是几千人而已，最大的也不过上万人。
这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这些地区从晋朝南迁以后，就慢慢开始被汉人占据，越人也早已经比汉人的文化所同化，双方通婚频繁，真正的少数族裔人口是很少的，二来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文化上，他们所保留的本土文化都比较少，若是不告诉你，你恐怕会直接认为他们是汉人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靠着发达地区，因此即便只是贩卖土地，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这些土司们也相当有经济头脑，将贩卖土地得到的钱投入进工业的生产中和银行业里，从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在成为了朝廷的威胁，在此之前，他们是长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而对付他们，自然也不需要像西南地区的土司们，那么果决，这些地区的土司，大多数都是比较温顺的，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了朝廷的统治，许多地方虽然有自治的权利，但也早已经名存实亡，在唐朝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土司就已经几乎被朝廷所控制，当地的官员也几乎由朝廷选派，等到宋朝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在对付他们的时候，往往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土司们。
只要他们没有反抗的意思，朝廷也乐得供着他们，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的，则是这一片地区的永久和平，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起码对于这些发达地区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这些土司也都很聪明，他们一般不会跟朝廷作对，所以朝廷也不会主动招惹他们，再加上他们在文化上已经与宋朝的主流文化十分贴近，周围的汉人也早已经不把他们当做异族来看，因此，对于这些土司和自治的州府，朝廷采取的态度就是帮扶然后亲和他们，不进行大规模的变动，以保证该地区的稳定和平。
宋朝的这整套改土归流政策，可谓在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永久进入了中国的版图，即便后来中国军阀四起，民不聊生，也始终没有分裂的危险，因为当地掌权的始终是汉人，而当地的少数族裔，在数百年的教育之下，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因此即便境外势力无论怎么鼓吹，始终没有独立的风险，这一点就与其他聚居区完全不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土归流完成的并不彻底，就像西藏，清朝的时候虽然派驻的驻藏大臣，但其职能仅仅献于伊利而已，拉萨是那些和尚们的，而广大的农村则是贵族们，清朝政府并不能对当地的民众进行有效的管理，在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裁判而已，而改土归流在西藏也进行的十分不彻底，所以当军阀四起，民不聊生的时候，外国势力从印度进入之后，立刻发生了十分不妙的变化。
这其中就能看出改土归流政策，到底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他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开始有了国族认同，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则是让朝廷可以借着这些地方去影响更加遥远的地方，从这一点看，改土归流，绝对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
而如今徐清也参照这一点开始做，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整个本土全部纳入进宋朝的核心统治之内，以保证朝廷可以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管辖，增强朝廷在地方上的力量，这一点，对于建立集权高效政府，有着很重要的标志意义。
欧洲的工业革命，往往伴随着建立起一个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是如此，因为要想建立起一个工业国家，国家的力量是很重要的，若是国家分裂，每一块土地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对于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是有着很大阻碍的，而当时的欧洲，几乎每一个领主都会在自己的领地上设立关卡，然后抽取过路费，尤其是对于商队，收取高额的税收，从而赚取利润，而这样一来，一件产品往往在运输的过程中，就会上缴无数的税，最后等产品运输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产品的价格就会十分的高昂，而如此高昂的产品，自然会降低人们的购物欲望。
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无所谓，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那些商人们运送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给平头老百姓消费的，而是给贵族们消费的，所以即便价格昂贵，但对于贵族们来说，一件衣服是一百块钱还是一千块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关卡并没有人管。
可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工业革命导致整个社会的财富开始爆炸般的疯狂增长，原本贸易只是用来服务贵族的，而渐渐的贸易开始波及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一来，若是再抽取高税，产品自然卖不出去，许多工厂就只能滞销，所以为了提高产品的销量，许多资本家开始推动国家进行整合，而国王成为了他们的合作对象，帮助国王，将国家统合为一个整体，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这个市场内，没有任何的过路税，也就是所谓的关税，从而提高产品的销路，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一些东西，真正从贵族们专用，变成平民们也可以买得起的东西。
商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需要国家去进行整合，可以说这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较为多一些，即便是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时候，也是自上而下来得多，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取消关税壁垒，从而让全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关税的问题，在宋朝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欧洲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强盗，匪患的解决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到处是强盗和歹徒，他们往往占据着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军队，他们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诈勒索，还有的则是直接开战，然后抢夺物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宋朝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徐清必须要着手处理他们。
而在这些强盗之中，土司们手中的部队无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为相比起汉人的逐渐富裕，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水平，又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土司部族们，往往就会更加热衷与通过抢劫来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将他们纳入进宋朝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从而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赚钱，而不是通过抢劫来赚钱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徐清改土归流最主要的目的。
将这些生活贫困的部落民们从残暴统治的土司们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此一来，这些匪患自然就从这些地方慢慢开始消失，而剩下的一些，则最多是一些小团体了，针对这些小团体，就是严打，这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的扫黑除恶会严厉执行的原因。
总体来言，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而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虑，不然任何一个人想要出去旅游，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歹徒抓住，然后敲诈勒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那对于全国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流通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农业社会，农民最重要，生产粮食最重要，所以农业国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锢在一片地方，让他不要出来，就在那里种地，从而收获粮食，所以对于农业国家来说，人民的移动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军人可以自由的移动，而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移动，甚至连周围的城市都没有去过，便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毕竟作为农业国家，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此就必须要把人绑在土地上面，以此来为王朝提供足够的资产，而到了工业社会则完全不同，工厂往往会建在一些交通枢纽上，因此工厂必然是密集分布在一个地方的。
因为工厂往往讲究时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枢纽，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立刻通过这些交通节点，卖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就是原产地附近，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而这些大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入其中来创造出财富，因此人口流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们还是依旧依附在土地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里，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将人们送到城市里，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则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内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他们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组织和匪徒所打劫，以导致自己辛苦赚取一年的费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而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解决地区性的贫富差距也很不利，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几乎全部都汇聚在沿海地区，而在内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徘徊，而他们周围的农村和小城市，则汇聚了上千万的人口，这显然是工业社会所不喜欢的。
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许多匪患，这些盗匪盘踞山林，通过勒索来获得收入，要想让这些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动，就需要解决掉这些威胁，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队要更加精锐，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组织，十分严密，而土司自己也有着官府的封号和头衔，因此他们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顺，在当地的势力极大，往往便是当地的衙门都不敢跨区去管他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朝廷必须着手的，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虽然与正规部队不能相比，但若是当了匪徒，那战斗力绝对是比一般人厉害的多，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队的移动，某一个村子人口的移动，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这些人既定的路线上，伏击，从而获得整个商队或者是一个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钱财，这些都让周围的人不敢继续前往城市，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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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也是城市的现代化，如果城市始终不能增加人口，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那么工业化就会很难进行，像在欧洲，就是因为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起源便来自于欧洲的蒸汽机革命，使得纺织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原本手工纺织被新的技术所取代，从而大规模生产成为了可能。
而那时的欧洲对于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尚且还没有到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些工厂主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原料，大量的地主把自由民手中的土地收购过来，然后用来养羊，从而收割羊毛提供原材料，而原本拥有土地的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则只能到城市里去谋生，而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得工厂得以壮大，进一步扩大了纺织工业的生产力，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
但在中国大地主虽然也有，但大量的土地还是集中在小农的手中，他们没什么钱，手中的土地仅仅够养活自己，这些是占宋朝人口大多数的，到了宋朝后期，土地兼并才会慢慢开始严重，而此时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凸显，因此像沿海地区，因为城市的高度发达，所以人口会大规模的移动，同时当宋朝收复江浙的时候，钱氏所统治的越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和平解放的。
所以这一片地区的老贵族们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冲击，宋朝也承认了这些地主们对于土地的统治，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土地一样，将大量贵族们的土地那回到朝廷的手中，然后再给农民，进行所谓的再分配，因此江浙地区的土地是高度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而浙江农田又比较少，大量的山地和丘陵，使得这片地方的农民只能往城市里走。
毕竟相比起给地主们打工，给资本家们打工能够赚取到的工钱要多得多，因此浙江是所有沿海地区中，工业化发展最好的，从原本城市人口才百分之十四的省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全省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小镇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是整个宋朝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
而内地相比起这个数据来说就差得多了，像湖南，江西这样的地方，城市化率才堪堪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依旧居住在农村，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匪患，他们的存在让农民不愿意前往城市，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手中有土地，通过土地创造财富，可以让他们不用像浙江的农民一样，因为他们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来进行耕种。
除了要受到政府的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地主们的剥削，因此在乡村种地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而在湖南这些地方，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被地主阶级剥削，只需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而随着宋朝逐年递减农业税，如今农民们每年交的税大概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这是极为低的税了，几乎相当于没有了。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降低，所以他们的日子其实是过的十分不错的，这自然也让他们不需要来城市里工作，这两个因素，阻挡了许多农村的人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化，对于后者，朝廷自然不可能去插手，比如说把他们的土地给没收了，朝廷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只能交给市场经济自己来处理，而前者朝廷是能够插手的。
让那些想要进城的人，不至于被各种因素所打扰，从而提高城市化率，这无疑是未来宋朝经济增长上重要的一环，毕竟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能够创造的利润要大得多，对于国家也更加重要，根据经济学上的统计，一个成熟的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等于八个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因此朝廷自然是要把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这样才会让国家得以发展。
更何况农民住在乡村里，他们的消费是很低的，中国的农村往往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一样，对外的消费非常的少，基本一切东西都可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稀少，同时对于消费也没有多少的提升。
而工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赚取金钱之后，自然需要消费，而如此一来，就可以促进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而他们所赚取的钱存在银行里，则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因此将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着很多好处的。
更关键的是，相比起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无疑要更加好管理，在城市里，朝廷可以制定更加标准的行为规范，而在农村，很多事情即便有法律，但人们往往也更加习惯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朝廷，而且在城市里，工人往往要更加理性，接受的教育也更多一些，所以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无疑是对国家更加有利的。
因此保护交通的畅通，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十分重要，为此，朝廷专门扩充了宪兵部队，让他们来专门负责每一个路的交通安全，以及进行剿匪活动，保证周围民众能够获得更加多的安全感，以让他们愿意进城市工作。
这项政策自然得到了资本家们的支持，沿海地区的人口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更加广泛的与内地的人口相连接，创造更多的收入，这是他们如今急迫想要做的事情，让农民去买闹钟，去买丝绸做的衣服，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把更多的人工业化，这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工厂，中国这片土地，很多的矿产资源都广泛的分布在内陆，而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到工业化的状态，只有零星一些工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劳动力不够的缘故，而如今朝廷愿意大规模往内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这对于资本家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收益。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建筑商，房地产商们，将周围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回收，然后变成城市用地，扩建城市，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必须要走的步骤，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商来搭建新的建筑物，以供应源源不断的农村人口的需求。
在这一波浪潮中，自然会有无数的大企业开始崛起，而也有许多的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最终变成历史，但这些都无碍于大势的发展，因为有更多的企业从中脱颖而出，而内地的农村民众们，也渐渐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道路开始修建到他们的村子周围，而许多靠近城市郊区的农村，则慢慢被合并，他们的土地被政府收购，然后进入城市，成为小资产阶级，更多的人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虽然在这些农村中，大量的农民拥有土地，日子过的还不错，但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土地大部分时候是由长子来继承的，而次子和其他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土地来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人口少，土地多，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分到土地，可随着王朝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多，而可以分的土地却越来越少，直到每个人手中的土地开始不够自己生活的时候，那么一个王朝距离覆灭也就不远了，随即而来的便是漫长的战争。
在战争过后，就又是人口的减少，循环往复，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而如今，道路被打通，那些没有土地只能在农村里帮闲的人们就可以到城市里来解决工作问题，土地的压力被释放，这些人可以通过工业上的工作岗位，从而得到工资，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农村的压力开始减小，而城市也开始快速壮大。
在此之前，匪患阻挠了大多数人进城的想法，而现在，道路得到了军队的保护，被抢劫的几率大大减小，而在城市中，他们可以得到的远远比在农村当帮闲赚得多，甚至他们做得好的人，要比在家里继承土地的人还要赚得多。
而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人，朝廷还采取一些鼓励政策，比如说他们的户口将可以直接改为城市户口，在城市里面买房就业和以后孩子的教育，医疗等都采取城市标准，而不采取农村标准。
在宋朝，像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都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套标准的，而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城市的资源都要远远高于农村，比如说同样是生病，需要住院，住院费用是一天六十文钱，城市医疗保健就可以报销三十文钱，相当于一半，而农村医疗则只能报销十五文钱，相当于四分之一。
可别觉得这是小钱，这医疗保健，用的钱越多，报销的也就越多，若是动手术之类的大病，一次下来往往要花费一百多贯，甚至两三百贯，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年的收入，很多人是拿不出来的，城市保健，最低标准也可以报销一半左右，而农村的保健最低的甚至只保险六分之一的也有，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标准。
至于教育，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读，往往需要交借读费，这是非常昂贵的，毕竟优秀的教育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市，农村有钱人家的孩子，往往都会拼了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来读书，所以这些学校压根就不缺学生，借读费用自然很高，而这些工人则可以直接免费送孩子进去上学，享受的是本地人的待遇，通过这两项政策，自然就让很多人愿意来到城市工作，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而城市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得以拥有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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