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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树之恋2-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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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你在中国也不算胖？”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
杨红又端详了一会，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
“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的人在国外。其实我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他也是学我这个专业的，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里count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
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
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
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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