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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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及其以后的历史上，西党却也是盘根错节，一度把持了朝政，一点也不容小觑。

　　　　万历晚期，随着东林党人的崛起，西党中的许多后起之秀，因为诉求接近，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以南直隶文人进士为主的东林党的骨干力量。

　　　　但是说起出身山西的西党中人，他们与其他官僚群体最大的不同点，还在于西党之中的大臣，比如早期的张四维、王崇古、杨博、王家屏等等，都是晋商家族出身。

　　　　这些人的祖辈们，靠着朝廷的开中法和与蒙古各部的边境贸易发家致富，然后花大钱培养自家子弟读书作官。

　　　　最后再靠着在朝中作官的同乡或者亲属给予的优惠政策或者照顾从事商业，谋取更加高昂的利润。

　　　　也就是，以商养官，以官护商。

　　　　张四维、王崇古、杨博、王家屏等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很自然的，这些人就都成为了许许多多晋商家族的保护伞。

　　　　范家商号也好，之前张家口山西商会，包括后来逐渐转移到杀胡口的山西商会也好，这些人之前能够在沿边各口立足，除了他们的胆大妄为敢想敢干之外，他们的背后站着的可是整个山西官商世家。

　　　　晋商在明朝中后期走上历史舞台，就与王崇古长期担任宣大总督有些直接的关系。

　　　　王崇古出身晋商家族，担任宣大总督后，招募山西商人到宣大经营边境贸易。

　　　　而且只允许山西商人经营宣大境内各口的对外贸易。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身山西的商人晋商世家，以及与山西商人世家联姻的陕西商人，很快就垄断了宣大各口乃至九边各口的贸易。

　　　　而很多出身山西的高官，以及以前的西党世家大族，都在其中或多或少地持有股份。

　　　　其中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有因为嫁娶而形成的姻亲关系，也有因为投靠和诡寄而形成的主仆，也有远近亲疏的宗族关系。

　　　　不管是什么关系吧，这其中的水很深，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今万历年间废除了张居正新政的张四维、王崇古，以及杨博、王家屏、王国光等这样的牛人，都已经死了多年了，当初以这些人为核心纽带而结成的西党，也是看似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些人的影响，却依然存在着，而且出身山西官商世家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前番极力反对开海的吏科左都给事中张慎言。

　　　　比如作为吏部侍郎之一的孙居相，以及作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一他的弟弟的孙鼎相。

　　　　再比如作为东林党元老之一如今在乡闲居谋求起复的前首辅韩爌。

　　　　而且这个庞大的山西官商集团之中，可能也包括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十分看重的四川巡抚尹同皋、陕西参政郑崇俭、延绥参政陈奇瑜，以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倚重为国之干城的延绥巡抚孙传庭。

　　　　甚至包括之前因为守住了绥德州而受到崇祯皇帝嘉奖但是没有升职的绥德州知州张辇，都与山西官商集团密切相关。

　　　　因为这个张辇正是张四维的孙子，而张四维的弟弟们张四教、张四端、张四象，及其子孙们全都是山西大商人。

　　　　至于韩爌这个人，更是了不得。

　　　　早在泰昌元年的时候，韩爌就入阁辅政了，到了天启元年的时候，更是成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后来进一步成为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和内阁首辅。

　　　　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没多久，就又进入内阁，成为了内阁阁臣，并且不久之后就再次担任了内阁首辅。

　　　　而作为三朝阁臣、两朝首辅的韩爌，也是山西官商集团的一员，甚至可以说是山西官商集团中的旗帜人物。

　　　　如今韩爌虽然在崇祯皇帝已经即位了两年多之后，依旧没有被皇帝起复任用，但是朝臣之中不管是现在的首辅李国鐠，还是阁臣孙承宗，都曾多次向皇帝私下推荐过韩爌。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韩爌当年在内阁的时候提拔起来的。

　　　　可见这个人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小。

　　　　而且除了韩爌等人这样出身山西官商集团的文官之外，还有许多边镇将领，都与这些秦晋商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关系密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出身晋商家族的这些进士文官们。

　　　　许多武将世家，直接就是边境贸易的从业者，直接就是大商人。

　　　　比如世镇宁远的祖家，世镇大同右卫的麻家，以及世镇榆林的尤家，等等。

　　　　所以说，如何除掉这些大搞边境走私贸易甚至私通北虏东虏的汉奸商人，是需要讲究方法策略的。

　　　　即便你是皇帝，也不可能直接拉个名单说，这些人都是奸商，都是叛国投敌的罪人，然后就让锦衣卫去把他们全都抓了杀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虽然已经不怎么在乎自己在朝臣和士林之中的虚名或者说名声了，但是他也不想一下子就把自己搞到整个朝堂所有文官的对立面去。

　　　　真要这样做，那么他恐怕就会走上天启皇帝乃至是当年万历皇帝的老路了。

　　　　从今往后，躲在宫里不见人，完全依靠司礼监和锦衣卫来统治大明。

　　　　可是这样的结局，却绝不是他想要的！

　　　　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就是分而化之，将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零敲碎打、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主要靠地域乡情和利益输送而结成的关系并不太紧密的山西官商集团，其中有不少人是东林党分子，或者说是东林党的同路人。

　　　　但是他们与出身东南士林的东林党终究不是一回事。

　　　　当东林大佬顾宪成、邹元标、杨涟等人被魏忠贤下狱搞死的时候，同样作为东林党大佬的韩爌却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受到多大的波及，也说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山西官商集团出身的文人进士，终究摆脱不了商人出身的那种精于利益算计的烙印。

　　　　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的时候会肯定要拼命，但是当盟友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要不危害到自己，就会选择袖手旁观以便于明哲保身。

　　　　从西党形成之初的张四维开始，山西官商集团出身的人物，都是这样的特点。

　　　　张四维可以在张居正之下拍马溜须隐忍多年，然后张居正一死，立刻变了一张脸，将曾经提拔他重用他的张居正搞得死了都不得安生，子孙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绝对是人走茶凉、家破人亡。

　　　　原本历史上，奴儿哈赤接见的晋商十六家，以及后来满清入关之后封赏的晋商皇商八大家，为什么能够在包括杀胡口、张家口在内的宣大各口经营边境贸易那么多年，而不被朝廷清算，难道是因为他们做事隐秘，而锦衣卫、东厂这些侦察机构都是瞎子？

　　　　当然不是。

　　　　他们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一直卖国卖到到满清入关之后，背后是因为他们在朝堂之上有着一张巨大的保护伞。

　　　　这个保护伞，就是在天启和崇祯年间因为身处边地而多少了解边情的山西官商集团。

　　　　这些出身于商人世家或者说家族或者乡党之中有人在九边经商，甚至是出口经商的文官，比当时朝堂上单纯会做八股而入仕途的官员，比较起来，更懂边情，也更大胆。

　　　　也因此，这些人反而往往就会被重视军事的崇祯皇帝所重用。

　　　　崇祯皇帝若是动了那些九边各口的山西大商号，绝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然了，这也是因为原本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汉奸商人对于大明朝的巨大危害。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些人中的一些奸商通虏资敌所带来的危害。

　　　　但是即便如此，在没有弄清这些商人与西党势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之前，他也有点投鼠忌器，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现在，随着姜镶这个与锦衣卫或者东厂完全无关的杀胡口守备的到来，根除范永斗等晋商汉奸集团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因为他有了光明正大的动手的理由，在这个理由面前，不光是其他朝臣无话可说，就是与山西晋商世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秦晋西党集团，也是无话可说。

　　　　也因此，这一次，当勃然大怒、怒气冲冲的崇祯皇帝，询问徐光启这个唯一一个在身边的阁臣，对于这些通虏叛国的山西商人，该当如何处置的时候，徐光启犹豫了良久，最终说道：

　　　　“朝廷既有当年处置渠家祯之先例，臣以为陛下循此先例可也！又有杀胡口守备姜镶所言山西商会私立商兵、甘作内应之铁证在，当此国战之际，朝野之间想必无人敢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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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五七章　过街老鼠

　　　　作为穿越客，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范永斗等晋商通敌卖国的危害，当然恨不得立刻将他们碎尸万段。

　　　　但是要逮捕并处死他们，却要与整个国家环境的大气候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

　　　　作为皇帝，特别是一个不再顾忌名声的皇帝，他当然可以完全不在乎什么证据不证据的，可以直接指示锦衣卫或者是东厂，将范永斗等后世满清入关后的八大皇商直接拿下，甚至将与他们有所关联的所有人物全部拿下。

　　　　但若是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跟历史上一些胡作非为的君主又有什么区别？

　　　　特别是这样做的话，他要求都察院和六科廊的御史言官们凡事讲究真凭实据的要求岂不是背道而驰？

　　　　且不说朝堂上的大小臣子们该会如何反弹，会如何没完没了地闹事了，就是与他开海通商，沿边设立榷场，与蒙古各部通商互市的国策，也相互冲突啊！

　　　　再者说了，先把这些人养肥了，然后留着没钱的时候再杀，岂不是更好！

　　　　要知道这些山西商人靠着经营边贸获得的资本，在许多个行业之中都有涉足，你只看明末清初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山西会馆、山陕会馆有多少，就知道这个秦晋官商集团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哪里了。

　　　　要根除张家口、杀胡口乃至九边各口的晋商集团，那可绝不仅仅是九边各口而已，京师的山西会馆要不要动，运河沿岸的山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要不要动，那些入股八大家及其山西商会的秦晋豪商世家要不要动？

　　　　正是考虑到这些或大或小的因素，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没有在张家口对这些卖国商人们动手。

　　　　而等到这些人的一部分，比如范家，将对外贸易的相当一部分，逐渐转移到杀胡口了之后，也就慢慢地淡出了锦衣卫宣府千户所千户孙钥等人的视线。

　　　　而跟着父亲祖大寿一同到大同镇上任的祖大寿长子祖泽润，到任大同之后没有多久，就担任了锦衣卫大同千户所的千户指挥官。

　　　　按理说这样做不合规矩，你让儿子去监督父亲，这样的事情他怎么能够做到？

　　　　但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恰恰就是要通过这个安排，来彰显他对祖大寿的信任与恩遇。

　　　　可惜的是，祖泽润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一点也没有其父的风采。

　　　　除了利用他在锦衣卫大同千户所的职权，吹毛求疵地排挤打击大同镇内非辽东系的将领之外，就是把其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刺探收集监军御史吴的黑材料上了。

　　　　至于边镇锦衣卫千户所应该担负的那些刺探边外敌情、反间谍除内奸等任务，祖泽润则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那些晋商接触祖大成，给祖大成赠送美宅美女请托办事的情况，作为锦衣卫大同镇千户所的千户，祖泽润当然知道。

　　　　但是，一方面，祖大成是祖泽润的叔叔，而且这样的事情早在辽东的时候就祖泽润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妥。

　　　　一些经营边贸的商人，向把守边关的守将行贿送礼，在祖泽润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没有这些常年行走边外的行商行贿，难道让这些边关的守将们喝西北风去啊！

　　　　另一方面，毕竟朝廷开边互市的大局在这里摆着，鼓励内地商人参与参加榷场贸易，是朝廷的大政方针，所以他根本就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久而久之，杀胡口内的锦衣卫记听坐探们乐得清闲，也就不再关注这些商人们与祖大成之间的那些龌龊事儿了。

　　　　结果等到杀胡口沦陷，建虏大军一拥而入的时候，这些乐得清闲的杀胡口锦衣卫人员，自然也与城中其他人等一起灰飞烟灭了。

　　　　因为以范家商号为首的杀胡口山西商会几家东主和掌柜的，为了要掩盖他们通虏卖国甘作内应的罪行，劝说扬古利和莽古尔泰等人在杀胡口内进行了大屠杀。

　　　　不过却跑掉了一个漏网之鱼，也就是姜镶。

　　　　若不是姜镶及时逃走，并且亲眼看到了杀胡口内的商会武装进攻杀胡口的南关城，那么杀胡口内的事情又有谁说得清楚呢？

　　　　不过，局势已经发展至此，尽管有些情况的发生，是连自己都预料不到的，但是总体来说，眼前的局面却并没有超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掌控之外。

　　　　若是建虏在杀胡口内没有这些奸商作内应，他们还会悍然南下吗？

　　　　如果他们不南下，那么自己就要与他们的十数万精锐骑兵在开阔平坦一望无际的漠南草原上决战，这是自己想要的吗？

　　　　如果建虏没有南下，而自己又不愿与建虏在漠南草原上展开决战，那么自己是不是要像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一样，眼睁睁地看着漠南草原落入建虏之手而无动于衷呢？

　　　　好在如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

　　　　就在当天晚上，居庸关永胜楼里，崇祯皇帝行在的所有文武大臣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他们敦请皇帝将杀胡口内晋商通虏的罪行昭告天下，并以通虏事敌兼且私设商兵谋逆之罪，严厉处置以范家商号为首的九边山西商会。

　　　　与此同时，这些大臣也敦请崇祯皇帝，严肃追究锦衣卫大同千户所公器私用玩忽职守以至于形同虚设之罪。

　　　　看到这些投敌叛国甚至背叛了自己民族的奸商们，终于落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崇祯皇帝的心中长舒了一口气。

　　　　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地抓几个商人，随随便便地扣上一个通虏的帽子就把他们悄没声息地杀了，这一点崇祯皇帝完全可以做到。

　　　　但是这样做，却很难达到教育警醒大多数人的目的。

　　　　那个时代传统的中国人有的普遍都是天下一家的观念，很少有民族国家的观念。

　　　　如果不把这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树立起来，你杀了一批通虏资敌的奸商，还会有更多的奸商涌现出来填补他们的位置。

　　　　毕竟，商业资本追求的是始终都是利润。

　　　　暴利当前，这些从来就没有过民族国家观念的明末商人们怎么会自觉站在大明朝廷的一方，怎么可能会自觉维护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呢？

　　　　当日晚上，崇祯皇帝在众多文武大臣敦请皇帝以雷霆万钧之手段严厉处置山西通虏商人的时候，崇祯皇帝对王国兴和方正化说道：

　　　　“尔等锦衣卫与东厂，要速速调派充足的人手，绕道前往宣府、太原等地，将张家口山西商会八大家之人员货物，以及凡是持有介休范家等宣大山西商会八大家股份的商民一律拿下。

　　　　“包括被南直隶、北直隶和京师地界的山陕会馆、晋商会馆，也要派人去查一查，但凡有杀胡口通虏晋商之股份的，都要拿下。

　　　　“不管是家有在职的官员也好，哪怕是前朝的阁老也罢，尔等都不要有任何顾忌，一律先查封了家产再说！尤其是宣大山西商会八大家的家中男丁，勿使走脱了一人！

　　　　“至于这些晋商通敌叛国之罪行，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才好，尤其在山西之地更要昭告民众，务令人人皆知其罪孽深重！

　　　　“此外，还要在太原、大同等地，今后还要在张家口、杀胡口等沿边关口通衢之处，立起数通石碑，刻上他们这些通虏奸商的姓名、罪行和下场，以为后来者戒！

　　　　“朕要让这些见利忘义目无父母之邦，通虏事敌甘当敌国鹰犬的汉奸商人，从今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永世不得翻身！”

　　　　跪在下面的一众文武大臣听到这里，人人心中都是一惊，眼前这个皇帝平日里看起来春风和煦人畜无害，可真要是发了狠，绝对是狠辣到了极点。

　　　　不仅要杀其人，没其家财，还要毁其名，令其遭受万世唾骂。

　　　　不过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终究还是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质疑或者反对。

　　　　此前崇祯皇帝的勃然大怒当然有很多的表演成分在内，他之所以如此做，就是为了给自己接下来的布置减少阻力。

　　　　现在看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年近三十的姜镶告别了他的大同边军生涯，被崇祯皇帝直接调入了锦衣卫北镇抚司，成为北镇抚使王国兴的手下，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千户的职位。

　　　　同时，崇祯皇帝也让他跟着王国兴等人赶去山西，去介休、蒲州、泽州、阳城等地查抄那些山西汉奸商人的老家。

　　　　而方正化则带着自己的东厂人马，绕道赶赴张家口，去抓捕和查抄张家口山西商会，以及与他们有着大宗业务往来的其他山西商人和财富。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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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五八章　满珠习礼

　　　　姜镶带来的关于杀胡口陷落的内情，给了崇祯皇帝一个完美的理由去抄没那些汉奸商人的财富。

　　　　同时也给了崇祯皇帝一个完美的理由来堵住所有批评反对的嘴巴。

　　　　不过，与姜镶一同从紫荆关来到居庸关的另一路信使，却也带来了莽古尔泰所部正蓝旗军队和蒙古仆从军肆虐紫荆关外的敌情。

　　　　莽古尔泰从大同城下率军南下浑源州和蔚州之后，将在大同城外积攒的怒气，全都发泄了出来。

　　　　而没有巨炮助战，也没有大军坚守的浑源城，在莽古尔泰率军强攻两天之后，终于被建虏攻上城头，而全城百姓也在城破之后被屠杀殆尽。

　　　　浑源州城一下，处在大同镇东南端小块盆地之中的几个小县城，更不是建虏大军和蒙古仆从军的对手，一个接着一个被相继攻破。

　　　　到了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有点厌倦了攻打坚城的莽古尔泰所部，放弃了久攻不下的蔚州城，转而往南分兵抢掠财富人口，同时距离紫荆关也是越来越近。

　　　　自从皇帝御驾亲临居庸关的事情确定之后，保定巡抚丁魁楚和保定总兵陈洪范两人，就征集了保定一带的营兵和卫所军队一万余人，来到了保定西北的紫荆关坐镇。

　　　　丁魁楚与丁启睿叔侄俩，在明末的历史上名气不小，但其实都是平庸之人。

　　　　盛世太平年间，或许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在明末乱世，这类人却是指望不上。

　　　　可是丁魁楚这个时候，恰恰就在保定巡抚的任上，你也不能单纯因为自己对人家将来可能犯下的错误，或者可能的混账作为有成见，就毫无理由地予以罢免或者撤换吧。

　　　　包括陈洪范这样的角色，也是如此。

　　　　他们花费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在大明朝的官僚体制之中一步步地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你一句话就罢免了或者撤换了，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不过，崇祯皇帝终究对这些人还是不放心，不仅预先安排了卢象升整合北直隶南北和黄河以北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向紫荆关派来了王辅、方孔的新编近卫军第二镇一万六千余人。

　　　　并且明旨以老将王辅为主、陈洪范为副，让丁魁楚停留易州，专职负责民夫青壮征集和粮草辎重转运等后方勤务。

　　　　王辅赶到后，很快就依山就势把个紫荆关一线大小关口堡垒，经营得滴水不漏。

　　　　莽古尔泰率军在紫荆关附近逡巡来去，见紫荆关一带明军已经严阵以待，始终没有发动进攻。

　　　　而紫荆关一带的明军，六成是王辅和方孔麾下新编的近卫军第二镇，四成是丁魁楚与陈洪范率领的保定兵。

　　　　所以，他们也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建虏既然不来攻，他们也都没敢急着出战。

　　　　两边就这样维持着一个对峙的状态。

　　　　丁魁楚、方孔等人派来的信使，将紫荆关外建虏情形送到了居庸关之后，崇祯皇帝对于黄台吉从杀胡口入关之后的整个局势，很快就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

　　　　豪格率领镶黄旗仍留驻在独石口外，一边牵制宣府军队南下，一边防备蓟镇边外热河堡一带官军西进。

　　　　黄台吉亲领正黄旗，带着岳托的镶红旗肆虐大同和宣府，到处攻城略地，抢夺财富和人口。

　　　　而莽古尔泰和他的正蓝旗，则南下攻取的浑源州等地，进兵到了紫荆关以北地带。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意外，这也是这一次建虏入关所能够达到的巅峰状态了。

　　　　对于来自丁魁楚和方孔等人的敌情奏报，崇祯皇帝并没有作出特别的部署和安排，只是在回复给他们的旨意中，反复叮嘱务必精诚合作、坚守关城，守住就算有功。

　　　　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