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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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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上午，建极殿朔日朝会之上，崇祯皇帝授意内阁、军机处以及吏部、兵部共同提出的一套，关于朝堂之上以及漠南、宣大、辽东、河套之地的安排，经过了一番沉闷的议论之后，算是正式地通过了。
在这一次朝会之上，崇祯皇帝趁热打铁，明发圣旨确定，大明朝廷内阁与军机处之设着为永例，各位殿、阁大学士为专门常设之职，品秩皆为正一品大臣。
为什么崇祯皇帝要明确确定这么一件事情呢？
因为明初的时候，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让六部直接对自己负责汇报各种事务，把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了自己的手中。
这样的做法，避免了皇帝被宰相所架空，但是却也给皇帝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久而久之，朱元璋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秘书班子，这就是后来明代内阁的起源。
只不过朱元璋信不过大臣，他挑选的秘书班子成员都比较年轻，所以官职都比较小。
而且有时候需要就设立，不需要了就撤除，没有形成定制。
到了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内阁的雏形总算是出来了，有那么一批相对固定的低阶官员，给皇帝起草各种文书，比如圣旨之类的东西。
永乐皇帝与其父朱元璋比较类似，喜欢事事亲力亲为，所以内阁的地位很低。
到了永乐皇帝的孙子宣德皇帝即位之后，他把自己的老师提拔到了大学士的位置上，于是内阁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
不过即便如此，宣德皇帝也因袭过去的习惯，将入阁辅政的大学士的品秩，定在了五品上。
这之后又经过了数十年，政务越来越繁重，而皇帝也越来越偷懒，内阁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
大学士五品的职级，已经与他们实际的权限完全不相符合了。
于是，大学士这个称号就逐渐与六部尚书挂起钩来了，多数时候都是由六部尚书或者侍郎之中的几个人兼任内阁大学士。
这样一来，大学士的权势地位上去了，但是大学士这个职位本身的品秩仍是正五品。
只是兼任大学士的多数尚书侍郎等高官，所以他们的品级并不会按照大学士这个职位的品级来定，而是按照他们的本官来确定。
这个情况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其实也挺复杂。
毕竟大学士若是没有了同时担任的六部尚书之职，这个职位本身的级别有点太低了。
而大学士一旦同时担任了某个部的尚书，那么他在处理六部事务的时候又难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明末党争不断，说起来也与此有着一定的关联。
这一次，崇祯皇帝所做的，不过是接受并且承认既成的事实，把内阁高于六部的地位以圣旨的形式确认下来。
不过，这一次崇祯皇帝却也明旨，把五军都督府从内阁特别是兵部的管辖之下，剥离了出来，让五军都督府通过军机处直接向皇帝负责，不再事事通过兵部来呈报给皇帝了。
第二，崇祯皇帝也在这次建极殿的朔日朝会上，免去了新晋一等宁城伯孙承宗兵部尚书的职务。
同时，也免去了孙承宗以阁老军机大臣巡视蓟镇边外军备并督师御敌的钦差身份，令其将军队交卸给军前的蓟镇总兵官尤世威等人，从乌兰哈达山城回朝，专任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
这并不完全是崇祯皇帝的意思。
孙承宗作为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久在边外当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也有意让他尽快回京专任军机大臣的事务。
毕竟张惟贤年老多病一日不如一日，军机处若没有一个担得起来重任的大人物，也无法执行接下来皇帝准备推行的军事改革任务。
但是崇祯皇帝却没有要立刻就免掉其兵部尚书职务的意思。
上书要求免掉其兵部尚书职务的人物，是兵科都给事中许虞卿，以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继春和都察院巡驿都御史许国荣。
………………………………
第七八零章 新的安排
许虞卿原是东林党人中的骨干分子。不过自从之前在皇帝御驾亲征的问题上，与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走到了一起之后，就成了朝中清流的眼中钉。
在得到了皇帝赏识的同时，许虞卿也沦为了清流言官们眼中的小人和幸臣，他的立场也就越来越让他以前的同僚们难以捉摸了。
至于贾继春这个人就不用说了，如今已经完全沦为了皇帝手中的一把刀。
虽然贾继春揣摩皇帝的心意也有跑偏的时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还是极力顺着皇帝的心意来的。
贾继春这样做，虽然让朝中的清流言官们十分不齿，朝野风评简直差到没朋友，但是他的职务，却是一年一个台阶，轻轻松松地就干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高位。
而许国荣这个人物，则在崇祯三年正旦大朝会的前夕，才算是回到京师，正式交卸了崇祯皇帝之前交给他和另外一位都察院御史姜思睿的巡视天下驿路、清理天下驿政的钦差事务。
许国荣与姜思睿回到京师之后不久，就被崇祯皇帝任命为都察院巡驿副都御史和巡驿佥都御史，专司监察天下驿政事务。
驿政事务归兵部管，他们上书议论兵部尚书的人选也算是合情合理。
不过，这几个人上书请求免去孙承宗的兵部尚书一职，却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阴谋，或者揣摩错了皇帝的心意。
这其中的原因，只是因为孙承宗刚被授予了一等宁城伯的世爵。
大明朝的文官集团不管是东林党人，还是非东林党人，在对待宗室藩王和勋贵世家的问题上，还是很有默契的，态度很少有不一致的时候。
世爵勋贵不得出任六部堂官，也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后大明朝廷的一个铁律。
特别是一些非常杰出的文官比如明初的刘基，中期的王阳明，原本是文官集团的顶梁柱，封了伯爵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勋贵世家的一员，想当六部尚书，或者成为内阁阁臣也就没有了机会。
勋贵要么在家闲着，要么只能出任武职，也就是担任南北两都五军都督府里的世袭职务。
这一次，孙承宗封了一等宁城伯，旨意一下，就成了朝中文官们争议的对象。
对于他的内阁辅臣兼军机大臣的职务，没人敢轻易提出质疑。
毕竟针对孙承宗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李邦华也要受到牵连。
要想同时以这个原因，免去两位内阁辅臣的大学士职务，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如果提出免去孙承宗兵部尚书的职务，那却是很有可能的。
这几个人的奏疏一上，崇祯皇帝很快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事情。
孙承宗挂着兵部尚书的名头，但在京师主持兵部工作的时候却也不多，一直都崇祯皇帝直接向兵部几个当值的侍郎交办任务，也并没有耽误什么事情，相反效率还更高。
同时也是出于将孙承宗这个曾经东林党的同路人，从东林党的那一边拽出来，进一步将文官集团的那池子水搅和得更浑一点，崇祯皇帝就很快同意了这几个人的奏请。
而接替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的人选，崇祯皇帝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在同意免去孙承宗兵部尚书职务的同时，直接就定了直隶总督南居易来接任这一职务。
因此，这次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宣布的第三件事请，就是对直隶总督南居益的任命。
南居益在任福建巡抚的时候，曾经督率水师船队，在澎湖一带大战荷兰人的舰队，并且取得了胜利，使得荷兰人不仅不敢再骚扰福建沿海，而且狼狈撤离了澎湖列岛，最后逃往大员而去。
可以说，南居益算得上此时整个大明朝上下的督抚大臣之中，对于海外形势，特别是对于海军的重要性，比较有认识的一个人了。
这也是崇祯皇帝自从让南居益起复之后，一再提拔重用他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下令撤销了天津巡抚这个职务设置，以前兵部左侍郎、现任天津巡抚梁廷栋，接任南居益的直隶总督职务，并且下旨将直隶总督驻地由通州迁往天津城。
天津三卫在卫所改制之后，全部改为了州县，而一个天津巡抚，实际上也就管理着几个县以及沿海的防务，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将梁廷栋升为了直隶总督，然后撤销了天津巡抚之设，将天津降格为府，由原来担任天津兵备道的沈廷扬兼任天津知府。
沈廷扬奉命出任天津兵备道并专职督办大沽口造船厂事务之后，就开始在天津沿海大沽口辟地设厂，招募船工民壮，倾力修造船坞。
这一次，沈廷扬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以及招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工技师，从巴达维亚回来之后，先是带着范德烈、毕德诺等人到了京师，与理藩院交接。
紧接着，就又请了旨意，马不停蹄地赶回天津造船厂，带着一帮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工，以及他一路上从闽浙沿海、广东等地招揽的大明船工，将那一艘价值十万两崇祯银圆、而且刚刚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翻了个底朝天，将其中每一层甲板、每一个船舱，每一个舰炮舷窗，包括每一根桅杆，每一节龙骨，甚至是每一个铆钉，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在荷兰船工们的瞠目结舌之下，沈廷扬更是下令，将这一艘花费重金购入的庞然大物“加利恩号”，一层层、一根根、一块块地拆了个稀碎。
等到二月底的时候，这艘远道而来的“加利恩号”，就只剩下一根巨大的龙骨，停留在大沽口皇家船厂的新建船坞里面了。
这些情况，崇祯皇帝从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报之中了解得一清二楚。
不过，即便是没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报，崇祯皇帝对沈廷扬的做法也心中有数。
因为正是他自己，让沈廷扬这么做的。
花费了重金以及做出了许多让步和利益交换才求购得到的这艘远洋夹板船，当然不能只是让它当作一艘未来的海军战船来使用，而是要让它成为一艘母船，作为一个模板，为大明朝未来的海军生产出数十艘甚至是数百艘同一级别的远洋战船。
让沈廷扬这个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总办，担任天津兵备道的同时，再兼任天津知府，就是为了让他拥有更大的权限，全力以赴招募船工、民夫，照着拆解和恢复“加利恩号”获得的全部式样、尺寸和造法，仿造出同样大小和性能的远洋夹板船来。
不是崇祯皇帝看不上大明朝自己的福船技术，实在是永乐年间的造船技术和大工，保留下来的太少。
如今大明朝各方水师船队之中的福船，不管是大小也好，性能也好，都远逊于永乐、宣德年间的水平。
当然，即便是恢复到了永乐到宣德年间的福船设计建造水平，福船的设计本身也已经不太适合十七世纪的这个时代了。
大明朝的封舟选择福船的样式，看中的是他的高大、威武、气派和华丽，因为大型的福船就像是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堡一样壮观。
这个海上城堡拥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可以承载的军队数量很大，装载的火炮也很多，可以带上大量的补给物资，航行的时间很长，等等。
但是他有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它宽大的船身、非流线型的设计，使得它的航速很难快得起来。
虽然都是风帆战船，但是与同样的风力气象条件下，福船的速度可就没法跟荷兰人专门从事远洋航运的夹板船相比了。
………………………………
第七八一章 孰忠孰奸
崇祯皇帝在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决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他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击退建虏进攻之后的收尾问题。
漠南也好，河套也好，以及陈继盛、孔有德等人占领了的豆满江以南和以东的土地也好，打下来了，就要尽快纳入版图，尽快派出文官武将去驻守。
招降纳叛也好，招收移民垦荒也好，总之要尽快将新占领或者说新恢复的土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这件事情，皇帝通过眼下的军机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来做，完全不允许内阁、都察院以及六科廊插手或者议论。
崇祯皇帝把它拿到朔日举行的建极殿朝会之上，也只是当众公布一下子，走个过场而已。
在这份当中公布的，一系列总兵和镇守使的安排之中，新晋安远伯曹文诏及其武烈营，被调离了热河堡。
接替曹文诏镇守热河堡乃至蓟镇边外广大领土的人物，是蓟镇总兵官尤世威。
尤世威与马世龙一样，都是孙承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将，这一次带着蓟镇的大军，跟着孙承宗出征塞北，一直都是作为孙承宗的中军使用。
因为蓟镇边军的主力原本都是步兵，所以在往西追击豪格镶黄旗大军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也因此，一直跟在孙承宗身边处理各种繁琐营务的蓟镇总兵官尤世威，也就没有能够立下显赫的战功。
不过即便如此，崇祯皇帝让他移镇热河堡，也不是让他去当比一个边镇总兵官职级要低上一级的镇守使。
而是借此机会，正式改蓟州镇为热河镇，让尤世威带着整个蓟镇军队彻底移镇到边外去。
崇祯皇帝也在这一次的安排之中，将人口、耕地和城池数量已经上了一点规模的热河镇守府，撤销掉了镇守府的建制，直接比照内地设立了三司衙门。
新设的热河三司，即是热河承宣布政使司、热河都指挥使司、热河按察使司，自然一切都是按照内地行省的建制来布置了。
尤世威带着蓟州镇的营兵移镇热河堡之后，自是继续担任热河镇的总兵官。
而原本居于其下、受其节制的三屯营总兵官王世钦，则被任命为了热河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一职。
此前已经移镇边外，分得了大量土地的三屯营将士，也由营改卫，仍由原任总兵官王世钦统带。
热河堡、八里罕、宁城堡，以及西到多伦部、北到喀喇沁、东到辽东镇之间，这两年陆续涌向出来的大量军屯、民屯，也统一纳入到了热河都指挥使司的管理之中。
与此同时，那位在朝堂之上劝谏崇祯皇帝不要讲惩处晋商扩大化的吏部右侍郎孙居相，则被外任为新设的热河布政使一职。
布政使虽然品秩很高，但是从京官吏部右侍郎这样的关键岗位，被调到新设的热河布政司，去当一个根本没有多少百姓和民政事务可以管理的布政使，任谁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明升暗降的招法。
不过孙居相本人在朝堂之上当场聆听了对他的这个“升迁”安排之后，但是诚心诚意地领了旨谢了恩。
因为自从在朝堂之上没有沉得住气，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继春等人当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之后，他的心里就始终忐忑不安，担心什么时候，崇祯皇帝会找个什么借口罢免了自己。
毕竟他提出的建议不仅没有被皇帝所采纳，而且事情的发展远比他当初预料的还要严重。
虽然蒲州张氏和王氏多数人保住了性命，但其他四十多人被判处凌迟，而一百多人被判处绞立决，还是让他的心中大为后怕。
若是崇祯皇帝或者说只是锦衣卫想要收拾他，那么同样是农商出身的老孙家，只需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屈打成招，就会被狠狠地牵连进去。
万幸皇帝不愿意在朝中看见党争，不愿意将西党这个罪名坐实，否则的话，以贾继春、王国兴等人之间的“勾结”，老孙家很可能就在皇帝的一年之间就万劫不复了。
因此，自从那次朝议之上与贾继春撕破脸之后，孙居相的心中留一直不平静。
如今亲耳听到皇帝对自己的“处罚”公布于众，而这个处罚还是一个相对体面的“处罚”，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与次相应的是，在平定西南战事之中立下了功劳，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川东兵备徐如珂，则在这一次报请人事安排的时候，被兵部和吏部一起推荐了上来。
在水西之乱平定之后不久，徐如珂、李仙品、刘可训这几个四川云贵军队的兵备道和监军副使们，就被朱燮元以及继任的南京兵部尚书武之望推荐了上来。
但是随后不久，北方战事紧张，皇帝和朝廷封赏了西南几个领兵大将之外，对于这几个督军参战文官的重新任用，始终没有提上日程。
这一次，自然被京师的兵部和吏部重新提了出来。
于是，徐如珂因为搭档定彝伯侯良柱立下了平定水西之乱的功劳，由川东兵备直接调任新设的热河按察使司的首任提刑按察使。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这个新设的热河三司之上安排了一个统管军政事务的热河巡抚。
这个热河巡抚的人选，崇祯皇帝十分出人意料地越级提拔了大同知府马士英，让这个在坚守大同之战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大同知府挂了一个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名头，一跃而进入了地方封疆大吏的行列。
后世清修的明史将马士英列入了奸臣传，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却也是传奇的一生。
忠也好，奸也罢，他总还算是一个颇有能力和手腕的人。
满清入关之后，兵临南京城下，马士英的最后选择，虽然可悲，但却并不可耻。
他选择了狼狈逃走，而没有选择坚守，但他逃走之后却没有投降，而是一直转战各地，最后兵败被俘之后面对众多昔日同僚的劝降，马士英选择为大明朝守节尽忠。
因为他始终不肯投降，最后被满清的湖广总督斩首。
至少这一点，比起许多痛骂他为奸臣的东林党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就这一点来说，在明末的历史上，孰忠孰奸实在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一个人只有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能够让人们看清楚。
也许，这就是所谓盖棺论定的本义吧。
其实，自从得知马士英在大同知府的任上，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就想提拔他，不过考虑到自己改变了历史，将祖大寿给安排到了大同镇总兵的位置上，让马士英继续留在大同或许能够应付某些不时之需，所以就没有急于调整他的职务。
这一次，林丹汗跑了，进军漠南的建虏军队也溃败而去，原本漠南的大大小小蒙古部落，不愿意投奔大明的，要么跟着林丹汗跑了，要么跟着女真人跑了。
剩下的本地部落，或者往北投奔了漠北蒙古，或者跟着**褚虎尔、多尔济达尔罕等人归降了大明。
大同镇作为边镇的地位，其重要性自然跟着下降了。
范复粹功过相抵，原职不动，马士英在大同也没有升职的空间，自然要换个地方提拔了。
………………………………
第七八二章 四镇守府
崇祯皇帝一道圣旨撤销了热河镇守府的建制，不是他对曹文诏有意见，也不是他对镇守府这样的建制不满意。
而是热河镇守府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设置。
在他最初推出这个新的建制的时候，就是出于一个临时性的目的，一旦汉人移民的人口，及其开荒屯田的面积，增加到了一定数量，他就要撤销这个建制，然后将其所辖的土地真正收归华夏的版图，收归朝廷的手中。
崇祯皇帝当然不会怀疑曹文诏及其所部武烈营的忠诚，但是朝廷制度的设计，却不能建立在对某一个人人品的信任之上。
毕竟镇守府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设置，及其镇守使军权与财权合一的制度，长处与短处一样突出。
其长处是，镇守府军政军民合一赋予了镇守使完全不受制约的权力。
这个专断的权力，在远离京师，远离朝堂的边疆地区非常有必要。
但是这个长处，也正是它的短处。
那就是镇守使的权力不受制约，容易发展成为唐朝中后期节度使那样的藩镇军阀。
不是崇祯皇帝对曹文诏的人品不信任，而是蓟镇边外热河堡镇守的这个地方，对于大明京师来说，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
一旦拥有专断权力的镇守使不得人，那么这个地方立刻就会成为一个能够直接威胁京师的重大隐患。
而将人口、城堡、军屯、民屯等条件相对成熟的镇守府，改为与内地一样的民政、司法和军事三权分立，然后上面又有一个得力巡抚坐镇的行省，那么这个隐患也就不存在了。
崇祯三年正旦大朝会过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崇祯皇帝一边享受着难得的后宫享乐时光，一边默默地在心中盘算着镇守府的设立与改制问题。
该设立的还要继续设立。
而条件相对成熟、该改制的，自然也不能耽搁。
其中，首当其冲的需要改制的镇守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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