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3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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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崇祯皇帝最后选中登莱总兵张可大，也完全是因为他的履历以及他在历史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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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三章　烧钱买卖

　　　　登莱总兵官张可大，与明朝末年许多军中的将领一样，都是世袭了两三百年的都司卫所将领世家出身。

　　　　具体说来，这个张可大的出身，乃是南京羽林卫的世袭千户。

　　　　算起来，他的祖上在当年应该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侍卫亲军出身了。

　　　　到了明末，这样的世袭卫所千户出身，可能会让其中许多人成为纨绔子弟，作为世袭武官连最基本的行军布阵、弓马骑射等等东西都不懂，却能够生来身居高位。

　　　　这样当然不好。

　　　　但是，这样的人纵有百般不好，却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非常忠诚可靠。

　　　　有的时候，忠诚比能力更重要。

　　　　特别是当一个人到了一定的高位之上，忠诚是更加重要的品质。

　　　　这一点在张可大的身上体现的就很明显。

　　　　原本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被杀之后的最大一次祸患爆发。

　　　　孔有德、耿仲明在被抽调前往辽东作战的路上，突然起兵造反，回师攻打登莱，接连占据了山东、登莱等地的数座城池。

　　　　当年冬季，孔有德、耿仲明率领大批叛军进攻登州城，没多久，因为城中内应开门登州城遂破，张可大率领水师军队退守登州水城，继续坚持抵抗。

　　　　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叛将遣人劝降，愿奉张可大这个登莱总兵官为主一起造反，但是张可大坚持不从。

　　　　最终，张可大率众坚守水城抵抗围攻，身边将领管维城、陈良谟、盛洛、姚士良相继战死，张可大见大势已去，令弟弟张可度、儿子张鹿征护送老母乘船出海转赴天津逃生。

　　　　按照当时的情况，他本来也可以一起逃走，但他没有选择逃走，而是在叛军攻入水城的时候，杀了妻妾，然后自杀而死。

　　　　让弟弟和儿子带着老母逃走，是孝悌，留下自己力战到最后自杀，是尽忠。

　　　　这样的人物，即使能力稍微差点，也仍然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要优先重用的，更何况张可大这个人未见得能力就差了。

　　　　张可大虽然是南京羽林卫世袭千户出身，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可不是全靠世袭来的。

　　　　世袭千户的出身，只是给了他一块敲门砖，要想在大明朝的武官体系里混到总兵官的高位，光有世袭的千户出身是远远不够的。

　　　　他真正担任武将实职，是以千户之身中了朝廷的武举之后，先是被安排到了广东当参将，数年之后，又调到了浙江舟山当水师参将，期间多有功劳，后升任副总兵。

　　　　又过了多年之后，张可大被调到南京，掌管南京以及整个江南的锦衣卫，再然后进入南京五军都督府担任都督佥事。

　　　　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将之调到登莱总兵官的任上。

　　　　张可大的这样一个任职履历，被军机处呈递上来之后，本就对其忠诚可靠比较放心的崇祯皇帝，传旨让他入京觐见。

　　　　崇祯皇帝问他对海战的看法，张可大说：

　　　　“臣闻当年朝鲜平倭之战，我朝大军水陆并进，大小百余战，前后耗时数年，耗饷千万，然而到最后，实决胜于海上！

　　　　“时倭寇渡海来攻，钱粮兵马源源不断，所仰仗者，海上倭船也！自其海上战败，倭船全军覆没，其陆上兵马遂无以为继，后乃有我大军朝鲜平倭之大捷！

　　　　“臣奉旨守登莱，以水师策应辽海，常思当年海战之胜因，久之遂有一得之愚。

　　　　“盖我朝水师福船高大如城，动行全仗风势，驱之非靠人力，而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且以桨手多故，所载兵力不足，故每战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所过皆碎，可知当年我朝水师之胜，实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也！

　　　　“故而以臣之见，海战无他窍门，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快船胜慢船，以快铳胜慢铳，更兼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者也！

　　　　“我大明海军之水师，若能以数十艘大舰，配千百门巨炮，从此自可横行海上，再扬国威于万里波涛！”

　　　　正是听了张可大的这番话，崇祯皇帝在召见张可大之后，就下定了决心，当张可大出任海军都督府的首任左都督。

　　　　对于海军的打造，崇祯皇帝本来还有着很多的话要说，还有很多的思路要跟张可大谈谈，但是听了他的这番话以后，突然发觉自己想说的那些话，与之相比，竟然全都是泛泛之言，隔靴搔痒而未深入实质。

　　　　以大胜小，以快胜慢，以多胜寡，这个道理，不管是搁在陆战上，还是搁在海战上，都是千古不变的胜战至理。

　　　　这个道理，不光是张可大知道，戚继光、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等嘉靖以来的那一批名将，谁不知道？！

　　　　那么，原本历史上的大明朝为什么不搞一支强大的海军呢？！

　　　　搞一支强大的海军，从辽海登陆，从朝鲜登陆，更甚者绕过朝鲜，从图们江口登陆，岂不比从全国各地调集十数万以至数十万大军，走山海关北上攻打后金国，更加有效？！

　　　　如果说当时的崇祯皇帝没有这个意识，那么当年打过万历朝鲜平倭之战的那些老臣老帅们也意识不到？

　　　　万历末年的时候或许是轻视女真，没料到他们那么难打。

　　　　但是到崇祯年间没有这个意识，或者不敢想这个战略，却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朝廷没有钱。

　　　　而海军或者说能战的水师，绝对是烧钱的买卖。

　　　　当初沈廷扬带着一批人马，跟着荷兰传教士范德烈下南洋，前往巴达维亚商购海船，之所以同意以十万两白银的价格，购买一艘已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役超过二十年的退役夹板船加利恩号，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远洋夹板船值得这个价。

　　　　原本历史上的崇祯皇帝会以这个价格购买一艘外国人的退役海船吗？

　　　　肯定不会。

　　　　而当这个消息被送回北京的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却立马果断地同意了。

　　　　即使是这个价格的背后仍然有着一系列附带的政治条件、贸易条件，他也都答应了。

　　　　除去其他的考虑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知道这个价格其实并不是太离谱。

　　　　类似荷兰东印度公司加利恩号这种千吨级的荷兰夹板船，拥有三层甲板，其中两层是可以安装火炮的炮甲板，在当时的西欧各国，虽然已经算是比较常见的大路货了，并不是最先进最强大的战船，但是其新船的造价，仍在三万英镑左右。

　　　　十七世纪早期的三万英镑，那可是不得了的，换算成当时的白银来计价的话，约在十万两以上。

　　　　若是船上中间两层火炮甲板上的每个炮位（约六十个），都配上火炮的话，那造价就更高了。

　　　　一艘这样的海军战船，从开工建造到拉到海上实现作战，总的造价就得在十五万两白银之上。

　　　　即使是这个时代荷兰人的造船成本，整体上比英国人的成本低上三成，那也得十万两白银以上。

　　　　当然了，这样造价的一艘船，在修修补补服役二十年之后，肯定是掉价严重。

　　　　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要是以新船的造价卖艘退役的旧船给你，你有什么办法？

　　　　除了打一场战争，并且通过战场上俘获这样的战船，你没更好的途径获得。

　　　　但是与荷兰人打上一场海战，胜负且先不说，就是打赢了，也抢到了船，你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怕也能够买上几艘这样的旧船了吧。

　　　　这样的旧船，其实当时郑芝龙的手里也已经有了，只不过这东西在郑芝龙那里更是视为生命，不仅你朝廷要不来，你要硬要，那也等于是逼他造反！

　　　　总的来说，这样的近代海军，绝对是烧钱的买卖，若是没有足够的银子，根本玩不起。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及其手下大臣不敢玩儿，但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不一样，再贵也要搞起来。

　　　　海军都督府左都督张可大走马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前往天津船厂，将崇祯皇帝拨款给他的海军筹建款项，拿出一半来，先以十万崇祯银圆一艘的价钱，一口气预购了十艘千吨级的仿加利恩号夹板船。

　　　　当然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建造完成，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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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四章　皇家产业

　　　　崇祯皇帝下令开工的这个天津船厂，虽然是官办的造船厂，而且是专门为朝廷生产建造远洋海船，特别是优先为海军都督府建造这种被张可大确定为大福级的海军战船，但是这个天津船厂眼下的全部资产，都是来自于皇帝内承运库的投入。

　　　　说到底，这是皇家自己的产业。

　　　　虽然此时，皇家与朝廷之间在财务问题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将来这一点是一定要分清的。

　　　　而海军的建设与投入，眼下虽然主要依靠皇帝的内帑，但是将来也是要由朝廷拨款投入的。

　　　　所以，海军都督府是海军都督府，而天津船厂是天津船厂，天津船厂造出来的大福级海军战船，当然不可能无偿提供给海军都督府，而是要由海军都督府拿钱来购买的。

　　　　眼下看，这么做意义貌似不大，不过是左手拿出来，右手收回去，但是现在不分割清楚这个账，将来的麻烦事就会很多。

　　　　至于海军左都督张可大将加利恩号这种标准排水量达到了一千吨的红毛夹板船，定为大福级，当然是因为其船体与载重，已经超过了明末时候的福船。

　　　　明末时候的中国福船已经看不见五千料的级别了，登莱水师、天津水师、东江水师、觉华岛水师以及舟山水师，其中最大号的福船炮舰，也不过是两千料级别的了。

　　　　五千料的福船，也就是被朝廷用作出师海外藩国的封舟的福船，在万历年间的时候，就已经造不出来了。

　　　　五千料的福船，听起来很大，当然看起来也很大，但是计算下来，其满载排水量也不过才六百吨下。

　　　　料，不是重量单位，而是容量单位，一料相当于一石，而一石大米的重量约为一百二十斤。

　　　　这样换算下来，五千料，就是五千石，合计六十万斤，这个规模看起来很多，但是再换算成吨，也不过三百吨而已。

　　　　当然，这个三百吨是当时福船的标准载重量，折算成为满载的排水量，需要翻一倍多一点。

　　　　不过即便如此，五千料级的所谓一号福船的排水量，也只是在六百吨下。

　　　　搁在郑和下西洋的那个年代，也就是十五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个吨位的福船，绝对是能够在海称霸了。

　　　　但是到了郑和下西洋二百年以后，也就是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这个排水量的海船，在西欧那些殖民强国之中，早已经算不什么大船了。

　　　　当然了，据说五千料的福船，并不是最大的郑和宝船，而且据说最大号的郑和宝船，其排水量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吨以。

　　　　若真是如此，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明朝海军的优势，就更加空前了。

　　　　因为，历史，直到十七世纪初期西欧各个殖民强国纵横东西大洋的时候，他们的造船技术，也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直到崇祯年间的时候，造船技术最发达的荷兰人，其木制风帆战舰的最大排水量，也就是最大号的下六层甲板的夹板船，才刚刚超过了一千五百吨的规模。

　　　　然而，不管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明朝的海军舰船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或者说拥有了如何空前的优势，等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毕竟还是没落了。

　　　　五千料的福船，也就是说排水量六百吨左右的一号福船，这个时候都已经造不出来了，就更不要提郑和当年乘坐的超大号旗舰了。

　　　　这也是为什么，张可大到了天津船厂之后，将仿制加利恩号荷兰夹板船的未来海军战船，定为大福级的原因。

　　　　虽然这种夹板船，此时已经不是最先进，最强大的夷船了，但是巨大的船体，巨大的载重，却比眼下大明朝南北方水师船队中排水量在三百吨左右的两千料福船规模大了一倍还多。

　　　　张可大亲自带着崇祯皇帝的旨意，来到天津，除了亲自向沈廷扬交代定购十艘大福级战船的事情之外，还给天津船厂，带了皇帝的一系列任命的官凭文书。

　　　　出身于福建莆田平海卫世袭千户的黄斌卿，跟了沈廷扬之后，深受沈廷扬的信重，被沈廷扬举荐任命为天津大沽口造船厂提举，而沈廷扬的大外甥黄仲荣以及亲自招徕的陈仲官，则分别被任命为左右副提举。

　　　　来自荷兰的传教士范德烈，则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通事。

　　　　来自热拦遮的破产商人范弗里特，也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里面所有红毛番的甲必丹，即队长，也即captain。

　　　　与此同时，来自热拦遮的托马斯德莱福尔，成为了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大匠师，而来自泉州的陈氏兄弟之中的老大陈胜官，则成为了小匠师。

　　　　这个所谓的大匠师、小匠师，则是宋应星等人主持的工学院，在开办了之后，授予其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官身。

　　　　匠人的称呼在中华自古以来就存在，什么石匠、木匠、铁匠等等，有着各种分类，但是在匠人行当里面，除了师傅与学徒的分别之外，却没有类似与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这样一种可以递进向的等级体系。

　　　　在工学院的第一期学员就要面临毕业授官的时候，工部尚书毕懋康领着宋应星等工学院的官员前来觐见崇祯皇帝，请示如何给这些工学院毕业学员授官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是一个关系着这个工学院能不能长期办下去的大问题。

　　　　不授官，肯定是不行的，首先，皇帝说话不能不算，其次，你忽悠一次，以后就不好使了。

　　　　工学院是崇祯皇帝设想之中要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即便是第一期学员不咋滴，你也不能言而无信啊！

　　　　然而如果按照当初皇帝承诺的给授官，而且给文官或者武官，那么必定要招致文官或者武官的反对。

　　　　因为人家的官身都是通过寒窗苦读，一次次科举考试而得来的，你这工学院里的匠人学徒，毕业了就给官，也说不过去。

　　　　另外，文官有科举，武官也有武举，都不是凭空来的。

　　　　想来想去，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想到了后世技术官僚的技术职称问题，给个工程师不就好了嘛。

　　　　崇祯皇帝将这个想法一说，毕懋康、宋应星等人立刻就明白了，没过多久，就给皇帝呈来了一个为各类匠人量身定做的一套官身薪酬制度。

　　　　如同各级官吏一样，工部与工学院搞出来的这套东西，自然也要分个三六九等，第一等就是匠师，第二等叫作匠士，第三等叫作匠工。

　　　　每一等里又分三等，最低一层的是三等匠工，最高一层的是一等匠师。

　　　　而一等匠师，就被称作大匠师，至于二、三等匠师，则被称作小匠师。

　　　　工学院的学员，根据所学科目以及毕业时按规定做出来的东西，分别授予三等匠师以下三等匠工以的身份。

　　　　凡是在工部登记获得了此类身份的，每年定期由工部根据等级发放一定的俸禄。

　　　　毕懋康、宋应星呈来的这个分级方法，立刻就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批准同意，如今不仅用在武备院下面的各个工厂作坊，而且也推广用到了白冶城一带的各个工部官办厂矿之中。

　　　　此时，自然也被沈廷扬照搬挪用到了大沽口造船厂了。

　　　　除了这些任命之外，大沽口船厂作为皇家产业，崇祯皇帝也没忘了让刚刚成立来专管皇家产业的内务府，派了一个皇后身边的内臣贾如皋，前来担任大沽口船厂的常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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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五章　官员升迁

　　　　张可大在大沽口船厂停留了三天，与沈廷扬、黄斌卿等人商量了十艘大福级战船的建造日程等具体事宜，然后就带着从人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天津。

　　　　因为，作为五军都督府之一的海军都督府，根据崇祯皇帝的钦命，正式确定设在了天津府。

　　　　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心目中，作为大明海军的总管衙门，海军都督府必须设在拥有海港的地方。

　　　　设在京师，固然方便皇帝、军机处和兵部的管控，但是远离海岸，却也会给海军都督府的文官武将们，指挥调度和整合眼下的各路水师，带来不小的麻烦。

　　　　最重要的是，海军都督府设立在沿海的地方，更有利于这些统领指挥海军各路水师船队的文官武将们，形成面向海洋的战略思维。

　　　　张可大视察了大沽口船厂之后，匆忙赶赴天津，与已经等在那里的右都督宁远伯李尊祖等人，一起筹建海军都督府衙门。

　　　　至于海军都督府的左护军，则由移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梁廷栋所兼任。

　　　　其右护军，则拟由东江镇监军御史瀛洲镇守府镇守使毛维张担任。

　　　　只是毛维张本人尚在瀛洲镇守府忙碌着调度支应麾下水师进军对马岛的大事，还没有接到崇祯皇帝调任其为海军都督府右护军的旨意。

　　　　另外，接替张可大登莱总兵官职务的人选，是与登莱镇一直颇多联络的东江镇左路总兵大将曲承恩。

　　　　曲承恩不仅熟悉朝鲜、辽东事务，而且对于登莱辽海之上的水师作战，也很熟悉。

　　　　这样的人选，兵部一推荐上来，崇祯皇帝立刻就同意了。

　　　　至于曲承恩所担任的东江镇左路总兵府总兵的位置，同样按照兵部的建议，由东江镇的另外一员老将沈世奎接任。

　　　　而毛维张身上的两个职务，东江镇监军御史和瀛洲镇守府镇守使，则分别由内阁中书舍人吕大器和东江镇副都统制使陈继盛接任。

　　　　吕大器不用说了，与史可法、张溥、夏允彝、牛聚明、李信等人一同考中进士，然后入选内阁中书科担任中书舍人。

　　　　如今史可法、张溥、夏允彝、牛聚明、李信同科进士，一个个飞黄腾达，被皇帝委以重任，而他还在老地方的老位置上兢兢业业跟着皇帝“学习”，也的确是到了该外任的时候了。

　　　　对于监军御史这个角色，崇祯皇帝最看重的是忠诚，对自己或者说对朝廷的忠诚，至于有没有军事能力，倒在其次。

　　　　尤其是在东江镇这个地方，需要的就是一个对辽东、朝鲜之于大明朝的关系这个大局有所了解有所领会的人。

　　　　而一直在内阁中枢任职的中书舍人吕大器，于实际政务可能缺乏经验，但是对于朝廷的大局，却是高于常人，特别是天天守在内阁大臣与皇帝身边，对于皇帝的各项想法，都很了解，让他去东江镇接替毛维张的监军御史，也是合适的。

　　　　毛维张在东江镇这么几年，不能说没有功劳，至少在拿下瀛洲岛这个问题上，是有大功的。

　　　　而且这两年多来，先后从东江、登莱、浙江等方向，移民上岛安置各种灾民难民乱民超过十万口，将瀛洲镇守府的辖地，一变而为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年输出战马超过两千匹的富饶之地。

　　　　这一点绝对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

　　　　不过，对于其担任的东江镇监军御史这个职责来说，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虽然一般人都与毛文龙处不到一起去，但是毛维张这个监军御史干脆避居瀛洲岛上，却是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虽然这么做成就了瀛洲岛，但却也使他并没有真正打入到东江镇的核心决策层中去。

　　　　除了当初跟着他前往开辟瀛洲镇守府的陈继盛、孔有德，算是被打上了他的烙印，脱离了毛文龙的掌控之外，其他东江镇的将领，远居瀛洲岛上的毛维张鞭长莫及，毫无影响力。

　　　　当然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崇祯皇帝也不会因为这一点不足，就亏待了有功之臣。

　　　　如今让他以当初一个七品御史，短短三年之内，升任海军都督府右护军这样一个需要由巡抚转任的高位，也算是一个补偿了。

　　　　至于陈继盛，那也不用多说了，就其历史上的表现来说，瀛洲镇守府镇守使这个位置交给他，崇祯皇帝绝对是放心的。

　　　　且张可大这个左都督布置了海军战船的建造事宜，匆忙赶回天津，开始着手筹建海军都督府衙门的同时，新的五军都督府其他四府左右都督、左右护军等武将文官的人选，也都确定了下来。

　　　　近卫军都督府，其左都督由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武定伯马世龙出任，其右都督由京师三千营提督勋臣惠安伯张庆臻出任，其左护军由山西巡抚张晓出任，其右护军由原京营监军御史文震孟出任。

　　　　武定伯马世龙离任之后，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的职位，由近卫军第一镇左副都统制使尤世禄升任。

　　　　张晓离任太原之后的山西巡抚一职，则由之前剿贼有功的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就地升任。

　　　　与此同时，张宗衡的山西按察使一职，则由剿贼有功的浙江按察使司兵备副使凌濛初由浙江升任。

　　　　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