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3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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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士卒筹措粮草军需。

　　　　这其中就难免发生许多与建虏后金国的汉奸们进行走私贸易的事情。

　　　　原本的历史上，早在天启年间就有许多朝臣上书弹劾毛文龙与建虏贸易，而毛文龙也一再上书给自己辩护，他的理由是派了商队过去，不过是乔装打扮侦察后金国的军情而已。

　　　　毛文龙甚至与黄台吉还有一些书信往来，不过对于朝中的弹劾，毛文龙一概用兵不厌诈来为自己辩护。

　　　　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文龙终究是有功之人，而且在历史上终究也没有投靠满清。

　　　　这一世，不仅朝廷的财政情况有所好转，对于东江镇的支援可以说很到位了，而且朝鲜国回到了大明朝的怀抱之中，继续承担着东江镇数万兵马的三成粮草军需。

　　　　特别是崇祯皇帝从朝鲜强割过来的安东镇守府、图们镇守府以及平壤元山一线以西的广大土地，都成了东江镇五路总兵府开展军屯、民屯的地方。

　　　　如今的东江镇各路总兵府，粮草自给早已经绰绰有余。

　　　　再加上崇祯皇帝每季度按照三万六千人的饷额，按时拨给东江镇监军御史掌控的饷银，东江镇上下钱粮无忧。

　　　　在这种情况下，东江镇的将帅们只要不是太贪婪，那么在崇祯皇帝三令五申的禁令之下，应该不会铤而走险，再与建虏后金国偷偷贸易了。

　　　　不过，即便如此，崇祯皇帝也并没有完全放心，除了驻在皮岛的锦衣卫东江千户所和东瀛贸易公司总部之外，从崇祯皇帝身边派出去的新任东江镇监军御史吕大器，以及图们镇守府右协参将尤景和，都负有明里暗里监视东江镇将帅的责任。

　　　　与此同时，这一世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这一带的形势已经与原本历史上完全不同了。

　　　　这片地区再也不是原来历史上有毛文龙一个人说了算的地方了。

　　　　复州城以南特别是金州城以南，如今全都在旅顺镇守府的控制之下。

　　　　平壤到元山以及到咸兴地区，则处在平壤伯刘兴祚兄弟的控制之下。

　　　　毛文龙的一举一动，以及麾下安东镇守使毛承禄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些人的严密监控之下。

　　　　尤其是东江镇左路总兵府的总兵官换成了沈世魁接任之后，从鸭绿江口到旅顺镇守府一带的沿海岛屿，都在沈世魁的控制之下。

　　　　即便是安东侯毛文龙想要与建虏贸易，他也没有多少机会与空间了。

　　　　崇祯皇帝安排了这么多后手在东江镇上下，以及在毛文龙的身边，也不怕他阳奉阴违与建虏私下联络。

　　　　一旦他这样做了，不光是将来朝廷平定了建虏之后有了充分的理由收拾他，就是那些之前与建虏打得你死我活的东江镇不少部将，恐怕也会与他离心离德了。

　　　　且说崇祯皇帝将自己考虑已久的策反科尔沁左翼蒙古人的事情，安排了下去之后不久，杨振与邓天河这两个御前侍从武官，就带着天策卫的两百人马，与哈斯干一起离京北上张家口去了。

　　　　而崇祯三年的时光也倏然而过，转眼又到了这一年的尾声。

　　　　大明朝京师的周边地区干旱依旧，不仅在夏季的时候滴雨未下，而且自进入冬季以来，也没有一场降雪。

　　　　好在崇祯皇帝之前就未雨绸缪地，给内阁、户部以及漕运总督衙门定下了储藏起运粮食，以及从南方乃至海外购买粮食的思路，让他们赶在了大运河被冻结之前，将数不清的南方漕粮，运送到了户部仓场。

　　　　到了十一月下旬的时候，沿着通州运河两岸分布的户部仓场之中，特别是自从崇祯元年以来一直就在增修扩建的粮库之中，堆满了被提前收购运来的各种粮食。

　　　　三百六十多座大型粮仓里，填满了来自南方的稻米和来自北方的土豆、包谷，以及如今已经在南北方都推广种植了的番薯。

　　　　这些以各种粗粮为主的粮食，在户部仓场短暂停留之后，将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东、宣大、归化以及河中地区。

　　　　而来自未尝遭遇干旱的南方地区的稻米和番薯，接下来将被南京户部和闽浙总督府从海上继续运往北方，或者在天津上岸，转运京师，或者运往旅顺口和觉华岛储藏，然后分送彼处驻军。

　　　　崇祯皇帝之前交办给南北榷政使司，告知中外海商携带稻米减免关税的方法，也陆陆续续地开始显现效果。

　　　　不光是来自南洋公司、东瀛公司采购自南洋与朝鲜的稻米，不断地被运送到天津上岸。

　　　　而且属于葡萄牙人、荷兰人的那些来自满喇甲、安南、暹罗、巴达维亚的商船，也携带着大量的稻米，纷纷前往广州、濠镜澳，与南洋公司直接开展易货贸易。

　　　　吴惟华、高起潜、张祥等人，指挥着这个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膨胀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的南洋公司，用佛山出产的生铁、闽浙出产的茶叶、苏杭出产的丝绸、江西出产的瓷器，与葡萄牙商人、荷兰商人直接交换来自南洋的稻米，然后再走内河与陆路，运往大明朝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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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三三章　垄断贸易

　　　　南洋公司自从成立之初，就垄断了大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除了东番岛之外的全部贸易，所得的利润自是极为可观。

　　　　也因此，到了崇祯三年七月的时候，只是短短半年多过去，吴惟华就撺掇着监事内臣高起潜，给皇帝写了密报，请求崇祯皇帝传谕南京户部尚书苏茂相和两广总督王之臣，允许葡萄牙人的商船停靠广州港，并且让南洋公司垄断与葡萄牙人在广州和濠镜澳的贸易。

　　　　荷兰人与大明朝的贸易地点，一开始是在澎湖，后来改为大员，也就是荷兰人所盘踞的东番岛南部地区。

　　　　现在，郑芝龙与荷兰人的战争虽然早就停止了，但是郑芝龙却并没有退出大员地区，相反，他还在大员地区修筑了大员城，让自己的亲弟弟郑芝豹率军驻守此地，以免荷兰人再次从一鲲身岛上的热兰遮城渡海登陆。

　　　　而相应的是，作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的条件之一，崇祯皇帝同意荷兰人的商船在开海通商的广州港停靠，与南洋公司贸易。

　　　　因为垄断了与荷兰人在广州港的贸易，南洋公司获利巨大，吴惟华也好、高起潜也好，包括东厂出身的张祥，对于跟红毛夷人之间的通商充满了兴趣。

　　　　等到云集濠镜澳的葡萄牙人，一提出前往广州港贸易的要求，吴惟华等人立刻就答应代为申请。

　　　　之前与濠镜澳葡萄牙人的贸易，更多的是走陆路。

　　　　如果可以直接让葡萄牙人的商船驶入广州港，那么载货量与贸易额都会大幅攀升，利润自然也就更多。

　　　　对于吴惟华、高起潜等人的想法，崇祯皇帝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

　　　　反正南洋公司的收入属于内务府的内承运库，也就是属于崇祯皇帝自己的内帑。

　　　　至于原本广州等地做海贸的海商，要么自行前往濠镜澳、满喇甲、热兰遮城、圣萨尔瓦多、圣洛伦佐甚至巴达维亚，与葡萄牙人、荷兰人进行贸易，要么就将自己的货物交给南洋公司，由南洋公司这个“二道贩子”经手贸易。

　　　　由南洋公司代理贸易，对于两广地区的许多海商们来说，当然意味着原本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今后要由南洋公司拿走，但是这样做却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安全，没有太大的风险。

　　　　后世广州著名的十三行，干的就是这样的中间商买卖，他们垄断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贸易，即便是向朝廷交了重税之后，仍然个个富可敌国。

　　　　这样的好事，崇祯皇帝当然要先抓在自己的手中了。

　　　　与此同时，从南洋公司的垄断贸易中看到了巨大商机的张彝宪，也在七月末的时候，趁着周皇后喜得皇子代表宝和公司向宫中进献宝物的契机，说动了周皇后向皇帝递了一句话，使得宝和公司顺利获得了在登州港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贸易的垄断权。

　　　　也就是说，来往登州港的荷兰商船与葡萄牙商船，只能与宝和公司在登州港的商行，或者获得宝和公司代理权的商行进行贸易。

　　　　这也正是吴惟华、高起潜等人掌管的南洋公司，在广州大获成功背后的特权。

　　　　这个张彝宪，在历史上曾以懂财计而知名，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曾经让他当了总理户部与工部事务的中官，并因此在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一世，崇祯皇帝虽然没有那么重用张彝宪，但却也并没有像对待同为潜邸老人的徐应元、杜勋那样，找个机会将之处死，而是经过考察之后，还是渐渐地用了起来。

　　　　崇祯三年初，崇祯皇帝将宝和公司从东厂日益庞大的势力之中拆分了出来，并让张彝宪主持了这项事务，同时也提拔他担任了宝和公司的掌事太监。

　　　　宝和公司的前身，是天启皇帝时期的宝和三店，经过东厂连着几年来的抄家行动，除了大量的田产宅院变卖为银子直接纳入内承运库之外，宝和公司所拥有的各类商铺、店面、酒楼、作坊，以及珠宝字画、珍宝古玩等东西，真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经过大半年的人事调整与统计核算，张彝宪从东厂接手的属于宝和公司的各种资产，几乎遍布原来大明朝的南北两京十三省所有的通衢大城，估值更是在千万两白银以上。

　　　　这么大的家业，掌握在张彝宪这个掌事太监的手上，既让他振奋，又让他感到空前的压力。

　　　　宝和公司不是别人的产业，而是皇家自己的产业，更是后宫之中两个皇后，即天启皇帝遗孀懿安皇后与当朝周皇后，以及几个妃嫔直接参与持有的产业。

　　　　宝和公司上面，不光是有内务府，还有宫正司，内部更是不知道被方正化留下了多少或名或暗的东厂探子。

　　　　这个情况，让张彝宪不敢掉以轻心，事事以赚钱盈利让帝后和诸妃们满意为第一考虑。

　　　　作为一个以懂财计知名的内臣，张彝宪深知南洋公司成功的秘诀，所以在正常经营宝和公司遍布各地的庞大产业的同时，也把目光瞄准了海贸，而且是垄断性的海贸。

　　　　在广州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的贸易，被南洋公司垄断了。

　　　　而泉州、宁波、上海这几个地方，如今却是江南那些世代豪商们的天下，知道轻重的张彝宪不敢轻易插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新开的通商口岸登州。

　　　　张彝宪通过皇后周氏表达出来的这个想法，被皇后说给崇祯皇帝知道以后，很快就被崇祯皇帝拍板同意了。

　　　　对崇祯皇帝来说，在这个时代完全放开大明朝民间海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并不一定是好事。

　　　　在他看来，先把这样的事情，垄断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不仅更加容易控制贸易的规模和种类，而且也与荷兰动因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国家型公司更对等，能使大明朝在贸易中不至于处在弱势地位。

　　　　今后，至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摸索之后，再选择逐步放开民间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自由贸易，这样做，会对大明朝的这一边更加有利。

　　　　说起来，还是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对大明朝南北的榷政使司，以及设在各个通商港口的市舶司官员们不放心。

　　　　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独有的物产，比如说茶叶的种植与生产，比如说瓷器的烧造，比如说各种特有的果树苗木动植物什么的，都是在中国商人与西方殖民列强的贸易之中，被西方人带走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茶树了。

　　　　茶叶历来都是中国与西方殖民列强之间非常大宗的贸易物品，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茶树的种子和树苗被西方商人带走，最后在印度和非洲试种成功。

　　　　很快，中国的茶叶出口量，就急剧下降了。

　　　　原本的历史上，崇祯皇帝并没有从开海通商入手缓和财政困局，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一世，自从崇祯皇帝决定开海通商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会提前出现。

　　　　真要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可就是大大的罪过了。

　　　　所以，他一方面要求户部与南北榷政使司制定了严格的关税条例，以及禁止出口物品的清单，将川滇闽浙等地的茶种茶树，列入了严禁出口境外的名单之中，另一方面，就是想办法尽量将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这两家如今在东方比较活跃的殖民列强之间的直接贸易，控制在皇家贸易公司的手里。

　　　　毕竟，像南洋公司、宝和公司、四大恒与东瀛公司之类的这些皇家贸易公司，通过内务府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他们在执行皇帝的意志的时候也更坚决。

　　　　所以，崇祯皇帝不仅授予了南洋公司在广州港以及濠镜澳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人的贸易，而且也授予了宝和公司在登州港以同样的特权。

　　　　只是如今荷兰人、葡萄牙人的商船来往闽海海峡的时候，需要向郑芝龙旗下的澎湖市舶所缴纳高额的关税，所以北上登州港的荷兰商船、葡萄牙商船，眼下还比较罕见。

　　　　能够前来登州港贸易的，也只有少量本来来往于长崎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荷兰商船。

　　　　不过这些商船同样受到了载来稻米即减免关税的诱惑，从日本长崎带了一些稻米过来冲抵停靠交易的关税。

　　　　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却总比没有要好上一点，最起码登莱镇的粮食储备，却因此而在一直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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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三四章　简陋村庄

　　　　如今，登莱镇的巡抚和总兵官，早已无权再插手东江镇的事务了。

　　　　但是登莱镇却依旧是东江镇、旅顺镇守府和瀛洲镇守府的大后方。

　　　　凡是前往上述三地去的人马物资，不管是朝廷拨付的钱粮，还是来自山东和淮北的移民人口，都要经过登莱镇的水师，或者是登莱巡抚签发出海的民船转运。

　　　　八月末朝廷颁布的《招垦令》，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早就顺着东西南北的驿道，传遍了大明朝内地的两京十三省。

　　　　从九月开始，山东布政使司治理下的各个州府，受到了旱灾影响颗粒无收的佃农与灾民们，就开始响应朝廷的号召，往北方逃荒和移民了。

　　　　崇祯皇帝密旨安排给山东布政使司的移民任务，即不拘男女老幼总计五万口的移民数量，到十一月末的时候，已经超额完成了。

　　　　在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国祯的共同努力之下，除了一万多口扶老携幼的灾民，经过北直隶从喜峰口出关北上热河屯垦之外，剩下的三万多口，都是经过登州港渡海北上。

　　　　其中一小半，一万余人，被旅顺镇守府接收安置，另外一大半，两万多人，则被东江镇五路总兵府特别是新设的图们镇守府接收安置。

　　　　与内地的这些督抚和州县官们忧虑灾民作乱的想法不同，不管是李信也好，还是安东侯毛文龙、平壤伯刘兴祚也好，包括图们镇守使尚可喜等人，都把山东登莱移民过来的内地汉人，当做一笔财富。

　　　　也不管这些人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北方之后，能够不能安全顺利地度过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就只是敞开了怀抱，来者不拒地接收了来自内地的移民。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唯有有了这些移民而来的人口，他们才能建起来一个个为驻军就地生产粮食的军屯、民屯，也才能招来大批砍伐树木、整修城池的民夫，同样也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可以补充战损的兵员。

　　　　他们这些得封世爵世土的将领们，也才能招来耕种土地的佃户。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中、归化、集宁、热河等等奉命接收移民的地方。

　　　　这些在内地州府治下总是被视作负担与隐患的流民，如今在河套、塞北、关外那些新近设官治理的地方，却是实打实的一笔财富。

　　　　到了十一月末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紫禁城中，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河中巡抚孙传庭、宣大总督杨鹤以及热河巡抚马士英的奏报。

　　　　朝廷的招垦令发布三个月以后，塞外边地的人口正在不断地增加。

　　　　河中巡抚孙传庭，在河中的东胜（后世鄂尔多斯市）、九原（后世包头市）、朔方（后世巴彦淖尔市）等地，累计接收和安置了来自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的逃荒汉民，五万四千七百八十一户，男女老幼共计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六十六口。

　　　　其中，比重最大的一批汉民，就是失去了家园的甘肃河西之地的汉人百姓。

　　　　这些人因为之前梅之焕的提议，也因为李邦华、袁崇焕的决策，彻底放开了官军手中控制的西北长城一线各个关口，使得他们逃出了河西，也逃出了生天。

　　　　如今这些人，顺其自然地在朔方镇守府和九原镇守府控制下的地方重新获得了土地，重新编户齐民，归入了河中巡抚的治下，并在旱涝保收最肥沃的后套平原上，开垦了大量的农田。

　　　　与此同时，宣大总督杨鹤则在宣大地区的抗击建虏之战结束以后，就开始奉命收拾被建虏蹂躏破坏成了几乎是一片白地的宣大地区。

　　　　宣大关内的地区，也就是大同府和宣府原来的辖地还好一点，虽然百姓死伤惨重，户口十不存一，但是村庄、城镇里至少还有房屋，还有成片成片阡陌纵横的农田。

　　　　根据皇帝的指点，宣大总督府通过出售与拍卖的方式，优先分配那些上好的农田，获得了一笔无偿安置其他流民出关屯垦的银子。

　　　　而那些身无分文的饥民流民，则按照与宣大总督府之前的约定，或者通过提供定期的劳役，来换取宣大的土地；或者签订契约，接受以较高的地租无偿得到宣大的土地。

　　　　宣大总督府以这样的方式，在宣大地区运行了将近一年，使得朝廷在重建宣大之地的问题上，减轻了极大的负担。

　　　　大量来自南方的商人，在宣大购买土地，然后然后自发地从江淮地区招来流民，在这里办起了商屯，以便就近生产边军都督府需要的粮食，来换取如今由边军都督府、户部以及内务府三家共同控制的盐引。

　　　　随着晋商集团的根除，之前控制着宣大边地贸易的商人势力基本上被清了个干干净净。

　　　　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朝廷的开中法，会因此而废止，或者会不废而废。

　　　　因为在大明朝的治下，总是会有一些商人，愿意为了获取食盐买卖的利润而往边地运粮的。

　　　　不过也有不少精明的江浙商人，为了避免长途跋涉运送粮食的损耗，干脆就在边地左近大量购置土地，招募流民耕种，直接以出产的粮食换取盐引。

　　　　这种形式的募民屯垦活动，就叫作商屯。

　　　　而如今在宣大边地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许多这样的商屯。

　　　　杨鹤就任宣大总督之后，在宣大地区推行的鼓励商屯的政令，虽然在宣大地区造成了一些新的土地兼并情形，一些来自江浙的豪商，动辄购地三五千亩之多，以至于朝堂之上众议纷纭，但是崇祯皇帝却并没有下令叫停。

　　　　一方面，这是当初自己在朝廷的招商旨意之中答应过的。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些多半都是出身南直隶的商人，从陕西、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甚至江淮等地，招徕和安置流民灾民，其效率或许比官府安置要高上一点。

　　　　最重要的是，以商屯形式进行的规模化农业耕作，在许多方面都会比单纯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有优势。

　　　　特别是在水利设施的修建与改进上，在良种的选择培育上，比传统的小农耕作有优势。

　　　　至少，这么做不需要朝廷花费一分银子，而且因为有了向这些有钱的商人们出售土地所得的收入，宣大总督府还从中大大地赚了一笔。

　　　　若不是这样的话，朝廷原计划在宣大边外安置大量移民的计划，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即使勉强推行下去，效果也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如今大同边外的归化城里，才过去了不到一年，之前战争的遗迹已经消失不见了，来自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移民，早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从杀胡口出关，前往归化城外寻求分得土地了。

　　　　到了八九月份，朝廷的招垦令正式传遍天下之后，山西、河南布政使司都担负有向归化城一带移民的任务。

　　　　于是在本地官府的鼓动与解送之下，有了更多因为天气干旱土地绝收的山西、河南佃户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扶老携幼，举家北迁，找寻活路，从得胜口、杀胡口出关开荒的人流络绎不绝。

　　　　就这样，到了十一月末的时候，单只是归化城内外安置的移民，就已经达到了两万六千六百八十一户，男女老少累计七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口。

　　　　归化城外的哈屯河两岸，以及归化城所在的土默川上，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涌现了一片又一片的耕地与村屯。

　　　　而移民们烧荒开垦形成的草原大火与漫天浓烟，更是在入秋之后让归化城一带笼罩在一片厚重而呛人的烟雾之中。

　　　　如今，归化城以南，通往杀虎口的官道两边，每隔上十数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