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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套:一个套子引发的血案-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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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梁天雷所说的话你也听到了，在他给人蹬三轮的时候，夏华支持他一笔钱，帮助他开饭店。他以为是夏华偶然碰到他，恰巧坐上他的三轮车。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夏华故意找上他的。这件事情我最清楚，因为是我把梁天雷蹬三轮车的事情告诉了夏华。
早些年，夏华刚混出头，他回家爱跟我打听老同学的情况，问谁混得好，谁混得不太好。他明确表示，他现在手头有些余钱，如果哪个老同学家庭有困难了，他能提供一些帮助。
那时候，我知道梁天雷混得不好，我看见他在大街上蹬三轮。说实话，看到昔日的老同学落魄到给人蹬三轮，我也觉得很痛心，可是我只是一个穷老师，没有任何能力帮助别人，我就把他的事情告诉夏华。
后来，梁天雷不蹬三轮，开始干饭店。我并不知道是夏华帮助了他，夏华从不给我说他帮助了谁，他从不让我宣传他的事。要不是今天梁天雷主动说起这件事，我真不敢确定最后还是夏华帮助了他。
说实话，夏华也给予我很大帮助，他没有直接帮助我，而是帮助了我弟弟。我弟弟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我不放心他，就托夏华帮我照看我弟弟。夏华对我弟弟很照顾，给他找工作，教他做生意，我弟在广州买房子成家前期都是夏华『操』办的。
人都有良心，我弟到现在也很敬重夏华，提起夏华就是华哥待他怎么怎么样。要是我弟知道夏华死亡是我告密造成的，他肯定会骂我。要是梁永雷知道夏华死亡的真像，你认为他还会请我喝酒吗，肯定有多远要多远让我滚蛋！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老同学得到过夏华的帮助，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把夏华死亡的真像公布出去，我相信没有一个老同学会站在雨泽的立场支持他，没有一个老同学敢公开说这样的话：雨泽做的不错，他是警察，夏华是罪犯，哪怕是老同学关系，也该抓，也该杀！如果你连朋友也能毫不迟疑的开枪『射』杀，谁还敢跟你交朋友呢……”
谢成杰心里压抑了很多情绪，他借着酒劲毫不顾虑的往外宣泄。
徐虹不再说什么，只是当一个听众，静静听他诉说。她有所感触，常雨泽以前之所以不敢告诉她，也是同样的顾虑吧。
她开始重新思考常夏二人在警车上谈话的情况，她认为常雨泽以前所述可能有所隐瞒，两人在车上很可能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夏华本来不打算回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在她和常雨泽接连两次的“热情”邀请下，他才冒着被抓的危险偷偷过来。他行事非常谨慎，最后还是被抓，并且常雨泽正是抓捕他的警察之一。他一定认为这都是他们夫妻二人设计把他诱骗回来，他没有愤怒情绪是不可能的。
两人在警车上谈话时，夏华是否当场指责常雨泽利用老同学感情诱捕他呢？如果他这样指责，常雨泽一定会站在警察立场驳斥他，两人自然会发生争吵。夏华既然明知道是常雨泽把他诱骗回来，又亲手抓捕他，他还会让他帮忙行贿徐安宁吗？
夏华挣脱手铐后立即跳进水塘，按常雨泽的描述，夏华试图逃跑，所以他才开枪。而徐虹实地考察了那片水塘，在正常情况下，夏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七八名警察的眼皮子底下从水塘里逃出来。夏华是聪明人，他不可能做徒劳无功的事情，相反，试图逃跑还会给他加重刑责。他这样做一定另有目的。
那么，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夏华有把握在多名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逃走，那片水塘就在他家门口，他自小在这片水塘游泳长大，非常熟悉水塘的底细，这片水塘的某处有可能存在暗渠或者可供藏身的洞『穴』。另一种可能是，夏华只是佯逃，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常雨泽身上栽脏，让常雨泽背负协助他潜逃的嫌疑，常雨泽利用老同学的感情诱捕他，他为此非常恼怒，他就采取这种方式报复他。
至于是不是以上两种可能，随着常雨泽的一声枪响，都无从查证了。无论夏华是否诅咒过他们，还是费尽心机的图谋逃掉，最后都是常雨泽取得“胜利”。张锋的结局与夏华非常相似，无论他怎么聪明狡诈，在常雨泽的“枪口下”，他最终还是失败者。
为以往发生的这些事情，徐虹只感到深深的无奈和难以名状的悲哀。
谢成杰的情绪宣泄完了，酒劲消散大半，头脑也清醒多了，他最后感伤说：“我今天告诉你这个事情，并非是故意卖雨泽的赖，站在他警察的立场，可能他做的对，但是，无论如何在感情上都让人难以接受，雨泽做事还是有点太冲动。
以后，我永远不会再跟第二人说这件事情。我不想破坏雨泽的形像，在老同学心目中，雨泽一直是好警察，好哥们。就是他跟你闹那么大的新闻时，同学们说起来也没有骂他卑鄙无耻的。那都是我男人的立场，可能对你有点不公平。
你跟雨泽的官司打完了。我看新闻说，他跟你诚心道歉了，你也原谅他了，我们老同学还是觉得你们以后应该再走到一块，毕竟你们以前的感情都在那放着呢。”
徐虹谢了他的祝福，她以前接触到离婚官司时，看到曾经恩爱无比的夫妻在法庭上视若仇敌，还难以理解。经过她跟常雨泽的这场感情纠葛后，她才认识到人的感情是多么脆弱。
美好的感情需要长久的呵护和精心的培育，但是，一旦遭遇狂风暴雨的摧残，美好的感情就象温室的花朵迅速枯萎凋落，而代之的则是刻骨铭心的痛恨和憎恶，而丑恶的感情比美好的感情更具生命力和竞争力，所以，人人才要时刻留存一颗向善向美的心，所以，人人才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来维护人世间的真善美。
这些感触在徐虹心里只是泛起一些涟漪，很快又恢复平静，她现在无心考虑感情，她要集中精神打下一场官司，这是她心中的执念，她必须尽快完成。
她并不认可谢成杰的话，世界上没有永远不破的秘密，与其把丑陋的真像掖着藏着，不如彻底公布出来，人只有直面真像的勇气，才能学会坦诚和正直。社会公众只有看到社会真像，才能产生客观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才能向着阳光的方向发展。
就如此事，谢成杰认为夏华死亡的真像只有他和常雨泽二人知道，他就没有想到，常雨泽开枪时现场还有多名警察，他们也知道真像。到了现在，知道真像的人更多了，即便他还能保持沉默，殷蔓蔓就不会说出来吗？既然做过了，就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
………………………………
58不速之客1（一）
徐虹迎来一位不速之客，杨晓辉坐火车从深圳来归德看望张锋，他不知道张锋已经被殷蔓蔓送到香港治疗。这是张锋受伤住院以来，第一个主动来看望他的朋友。
徐虹本来不想见杨晓辉，告诉他张锋没有在归德，直接打发走他，可是，她又有些问题想问问他，就赶到火车站，约见他。
她有些事情问问他，为什么他要找她代大张村的老支书张云会打官司。
火车旁边有家西式快餐店，徐虹请杨晓辉吃简餐。杨晓辉背着挎包，手提旅行水杯，还是一副推销员的干练打扮，由于坐了二十多小时的火车，满脸疲惫。
两人打开话题，杨晓辉首先表示歉意，他说他早就该过来看望张锋，一直拖到现在，他觉得很对不起张锋。他说及张锋时很谨慎，尽量不触动徐虹的情绪。张锋受伤之前，他并不知道张锋跟徐虹之间有那么微妙的关系，随着一审二审官司在网上暴炒，他了解了许多信息。
二审法庭上，徐虹取消了对常雨泽的杀人指控，仅是指证他开枪伤人，她原谅常雨泽网上散发日记侵犯她名誉权的法律责任，她对法庭证明张锋在案发前存在过错。因此，网上对她的评论也发生变化，认为徐虹终究还是考虑夫妻感情，对丈夫常雨泽手下留情，而对曾与她发生过婚外『性』行为的张锋有所放弃。
徐虹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聆听。杨晓辉还不知道有关夏华之死的故事，不知道殷蔓蔓雇佣张锋实施报复的秘密，否则他根本不敢当着徐虹的面谈论张锋。
杨晓辉从挎包里拿出整整一叠钱，推到徐虹面前，共一万块，他希望徐虹帮他把这些钱转交给张锋。
徐虹没有接，她看出来杨晓辉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仔，并没有多少钱，他跟张锋也只是普通朋友关系，并不是张锋的嫡系“诈骗团伙”，他能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真是难得。她随口夸赞一句：“你真是大方啊。”
杨晓辉连忙解释说：“不，这不都是我的钱，我只有两千，那八千其实还是张锋的。去年，他给我转了八千块钱，帮助我解困。现在他受伤住院，我还他八千块，另外我再送他两千块，很抱歉，我没有更多钱，只能拿出这一点点。”
徐虹诧异问：“他怎么会给你钱？”张锋本人是诈骗犯，以骗人钱财为业，怎么会大方到主动送人钱财？
杨晓辉给徐虹讲述一段故事：几年前，他大学毕业，来到珠三角找工作，先后在东莞、深圳等几家工厂打工，深受长年加班之苦，而且就餐及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工作中，他目睹工友受虐、被殴惨状，深受触动，于是在厂里发起成立工会组织，走出自我维权第一步。结果，他被工厂以为带头闹事为借口辞退。
他开始自学法律法规，借来几千多元，租下一间民房，挂起“深圳市外来工协会”的牌子，专为工友维权。他几次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注册，均没有成功，民政局根本不受理他的申请材料。民政局要求“外来工协会”必须挂靠某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而他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外来打工仔，哪个市级单位会正眼看他呢？
虽然“外来工协会”没有注册成功，他仍然借积极行动，多次发起有关“维护外来工尊严，保护打工者权益”的宣传活动，还组织发起“取消劳动仲裁处理费，减轻劳动者维权成本”的万人签名活动，他的宣传活动深得工友们的赞成，许多工友积极加入他的活动。
最初，他免费为工友服务，帮助工友做了几个劳动争议案子，很快钱花光了，全靠借债和工友的赞助勉强维持。这时候，幸好有热心公益的企业和境外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劳工维权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轨。
就在“外来工协会”在深圳工友中间刚刚取得一些影响力时，当地民政局找上门来，批评他的“外来工协会”为非法组织，立即予以取缔。
不得已，他到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深圳市春风工友劳动争议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性』质，继续为广大工友提供权益保护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援助。
但是，好景不长。去年秋，他的服务部先后遭到当地基层工商、税务、安监、消防等单位上门查问，甚至多个部门同时上门检查。莫名其妙地，房东单方面终止租约，要求他的服务部搬迁，停水停电，甚至出现暴力『逼』迁。他为此报案，而警方认为是租赁纠纷，不予制止和立案。
杨晓辉这才发现，不止他的劳动争议服务部遭受厄运，深圳市其他劳工ngo即民间公益组织如“手牵手工友活动室”、“圆典工友服务部”、“打工者中心”、“青草工友服务部”等都相继被关停，关停情况与他的服务部如出一辙。
“为工友做点实事为什么这么难呢？”杨晓辉他们心中无尽惆怅。他们这些劳工ngo实质都是民间公益组织，他们并非以此发家致富，而是给广大工友们提供社会援助。主要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理咨询、文化艺术娱乐、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务。
毫无例外，这些劳工ngo无一家能获得地方民政部门的批准注册，他们要想生存下去，要么顶着非法的帽子，要么改换身份，变成个体户『性』质，即便这样，还是遭受取缔的命运。
因为这些事情，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们这些草根ngo向『政府』部门发出呼吁，希望上级领导对这些草根ngo保持宽容之心，毕竟这些民间劳工组织在化解劳资矛盾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呼声最后都不了了之。
服务部丧失了立身之地，各项活动无法开展，杨晓辉心灰意冷，想放弃这种公益『性』的活动，打算到某个私营工厂打工挣钱，他已经成家了，还要养家糊口，昏昏噩噩过一辈子算了。
这时候，有几个热心朋友鼓励他，让他坚持下去。人人有结社的自由，这是国家宪法精神。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化，终有一天，国家会放开这类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只有坚持，才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只有坚持，才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张锋就是那几个鼓励他的热心朋友之一。杨晓辉以前并不认识张锋，张锋主动在扣扣上跟他联系，他说他以前在深圳打过工，得到过他的帮助。
杨晓辉的劳工服务部曾经让成千上万的工友受益，张锋可能就是其中某个工友吧。
张锋通过他网上公布的帐户直接转给他八千块钱，他说他现在是某小营企业的销售副总，手里有些余钱，先转给他八千块让解决燃眉之急，以后有需要了他再支持。
杨晓辉非常感动，下定决心重开他的劳工服务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他的行动代表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心愿。
他的讲述简洁精练，虽然他的生活经历很曲折，但他没有任何煽情的语调，无论是说窘迫的生活，还是虚无缥缈的梦想，他的眼神都散发着自信和微笑。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活动家，如果国家允许用这个词语表达的话。
徐虹听了杨晓辉的讲述，深受触动，她身为律师，亲手处理过几起职工维权的案子，非常明白劳工组织对工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有一起案子她到现在还记忆尤深。
那起案子，被告工会『主席』与原告职工同时站在了法庭上，她作为职工的律师出席。法庭上，她问工会『主席』一句话，只是一句话，“你是代表职工的利益还是代表资方的利益？”她的问题让工会『主席』哑口无言。法庭当场宣布工会『主席』身份有异，不能代表被告方出庭。
工会『主席』天然就该是职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板的代言人，因为这个工会『主席』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公司董事长任命的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表老板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几乎都是单位一把手任命的，没有一个工会『主席』是真正通过工人投票选举选出来的，因为各级工会本身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各单位也是如此。
在劳资纠纷中，工人几乎都是弱势一方，这时候，如果工人背后有劳工组织的强力支持，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当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现状是，工会只是在国营及大型企业建立，并且名不符实；沿海发达地区众多私营企业很少建立工会组织，即便有也是走样变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劳工组织保护自身利益，对不起，地方民政部门不同意，国家认为已有工会存在，其他劳工组织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关切问：“你现在的劳工服务部还顺利吧？”
杨晓辉说：“当然不顺利，还有很多麻烦。那些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就象防贼一样，生怕我们组织工人闹出事来。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可是在这些『政府』部门看来，工人罢工就是闹事，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工人如果只是个人受到损害，他可以起诉工厂老板，可是，如果是整个工厂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呢，工人们就不能集体抗议吗？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我们从不想争取多么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劳而获，我们只想获得我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因为我们付出了辛勤和劳动。即便这样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发牢『骚』说：“我学过历史，解放战争时期，那些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纺纱工人、码头工人，他们罢工也好，闹事也好，书上都是用赞美的语气，尊称为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他们的抗争行为大书特书。
但是到了现在，那些下煤矿的工人、纺织厂的女工、电子厂的工人和码头车站的搬运工都变成了农民工，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谁也不认为这些农民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前面加上‘农民’二字就变味了，充满了歧视和轻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这方面的社会弊病，不要说职业平等了，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这是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只是想问她感兴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邀请我帮大张村的张大伯打官司时，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这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杨晓辉慌忙解释：“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提携农村青年’。
当时，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到农村调研，体验农村生活，报导农民呼声，我们的影响很大，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
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都想替农民做点事，但是，我们也有分歧。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留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主要靠打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
张锋则认为，无论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
他说，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
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有益的，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精神深深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感情。从他的谈话看来，张锋志向“远大”。根本不象是一个职业诈骗犯的言行。她问：“张锋跟你说过他的情况吗？”
杨晓辉：“其实，我跟张锋不太熟悉，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谈论各自的家庭情况。他以前大致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孤儿，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吃过很多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他想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徐虹：“网上有关我跟他的事情你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经给他打完了，结局如何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过错。以后，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要再找我。
张锋现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钱，他以后的治疗还是殷蔓蔓负责。你想问他的情况就直接问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板，她不会在乎你这点钱。”
她给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机号，她既然要起诉张锋，就不会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律师。”杨晓辉明显看出徐虹对张锋态度不佳，迟疑片刻，鼓足勇气说，“其实，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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