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风雨六载-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对桑廷良说，你马上向俱乐部去汇报，让郁总知道这件事。事情出在队员身上，尽管责任在个人，但影响的是申花队，要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教育管理还存在问题。
与桑廷良打完电话后，正好9点半中国足协开会。这一天的会议有一项议程：前4名的教练员答记者问。我带着对俱乐部搞秘密民意测验和今天队里发生的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满的情绪，参加了会议。
14。在成都会议上放炮
本来，我在会上不想更多地去讲队里存在的问题。队里出了这样的事，球队不光彩，我这个当教练的也没面子。但在记者问答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
天津日报记者张东站起来对我说：“我向徐教练问一个问题，你在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时，大家都知道你是管理很严的教练。但昨天，我坐在你们南方明星队的车上，见到你们申花队的球员抽烟，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次南北明星队，是在成都足球工作会议时举行的一个比赛，由南北两个阵营组成的球队参加比赛，我和广州太阳神队的主教练周穗安任南方队教练。申花队有5人人选南方队，他们是李晓、瓦洛佳、范志毅、成耀东和朱琪。因准备对德国凯泽斯劳腾队的比赛，成耀东和朱琪没有随我到成都，只有范志毅、李晓和瓦洛佳3人参加南方明星队。
我说，当时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晓坐在前面，他们没有抽烟。张东，你是不是看到范志毅在抽烟？尽管当时张东没有回答，但我心里知道，张东指的人，肯定是范志毅了。我便说，我确实在车上没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话，我肯定会制止的，并会进行处罚。
张东的这个问题，让我“刹不住车”了。我索兴讲开了。我说，我是强调管理的教练，我认为一支球队如果管理不严，是没有战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球队的成绩好坏与球队的纪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严，还要队员理解和配合。否则，再严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并不等于不出事情……“讲到这里，我马上联想到今天上海发生的事情，联想到俱乐部在队里搞民意测验时队员对我的不满。我脱口而出：在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况下，被队员反对的教练是好教练，而队员没意见的教练，大概有点问题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立时骚动起来，大家相互交头结耳，记者们更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足球队从体工队的机制转到职业队，但实际上职业球员的素质、道德及球员对职业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去。刚才张东说的问题是存在的。不要说抽烟，更严重的事还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赌也不少见。少数球员想少花力气多拿钱，管理上希望松一些，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的困难。但凡是搞过队的都知道，平时训练不刻苦，不严格，到时候你想拼也拼不出来。年初我们队中有一名队员生病，我派助理教练去探望，有些人就说我不关心队员。平时训练我是严一些，有时甚至骂人，个别队员就感觉到在队里缺少温暖，积极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对我说，根宝，你坚持严格要求是对的，但要注意工作方法。也有说，根宝，你批评队员，要注意场合，要给队员一点面子。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没有两全的东西的。昨天我们队有2名队员半夜跳窗出去，在娱乐场所给公安局抓住了。这时候，他们还有自尊吗？平时怪我们管得太严，但这个时候，我想他们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严些，他们就没有机会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爱，自己对自己都不爱，如何有自尊？有队员说在队里缺少温暖，缺少关心。什么叫温暖？什么叫关心？出了成绩，名利双收，这是最大的温暖，最大的关心。当我们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队后，球场上几万观众齐声骂我草包，其声之大，真是如雷贯耳。谁给我自尊？谁给我温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温暖？球踢不好，观众骂臭球，球员感觉到有自尊吗？他们会感到温暖吗？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自爱，才有自尊，懂得我们职业教练员、球员应该需要付出些什么，不在乎时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么能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荣誉和利益呢？这才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讲完后心情感到一阵轻松。我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记得坐在我边上的王俊生对我说，根宝你的话太绝对，有些教练不灵，队员反对，难道也是好教练？我说，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严的教练通常是不被球员喜欢的。
我确实感到，上海申花队今年能够获得第三名，确确实实就是严格管理和训练的结果。在这一年里，我对一些主要的球员，尤其对尖子球星是批评最多的。范志毅、成耀东、李晓有错我不去批评，难道我们者是批评替补队员？到时候谁会来服你？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才能带动全队的管理和训练。
在这方面，俱乐部，尤其是上海市领导给了我足够的支持，是我能够坚持严格管理，并能超额完成任务的最重要基础。我想起对辽宁队比赛时，范志毅在休息室里当众与我争吵，后来三天不归队时，陈良宇书记亲自出面为我打气，提出“申花队没有特殊队员”，严肃批评了范志毅的错误。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联赛中坚持刻苦训练，坚持抢逼围，打出了我们最好的风格和水平。
我在会上“放了炮”后，事后听到了许多反应，许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闻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讲话，当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训练，是一个教练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回忆这几年走过来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是对的。我甚至想，我已经干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怕。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球员炒教练之风非常反感。不少球员就是这样，他要做的十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对你有意见，反对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台不干了。但只要我在台上，我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坚持。
回到上海后，我听说俱乐部对我的发言不太满意。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民意测验”我本来就是“不及格”，我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我也要做些“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了范志毅，你给我讲实话，队里有没有民意测验这回事？小范给我装糊涂，他打着哈哈说：“啊，我不知道。”我说，你别装傻，俱乐部聘不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又没包袱。他只得承认了，但又说，“反正我没有写。”我问，你让谁写的？“我让陆玮打勾了。”后来我又问成耀东，他说有这么回事，又说：“这个事嘛，作为我们队员只有服从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写我们就写吧。”这件事情至今给我印象深刻，并令我非常不满，后来我与郁知非谈起这事，他也给我作了些解释。
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第三章 申花初烂漫
1。被续聘了
1994年，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吉林队的金光诛。如果不是他把点球罚出界，我们就不是第三名，而是第五名了。金光诛的这一点球，对我们申花队，对我本人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我甚至想，正是这个没有踢进的点球，才使我有机会继续执教申花，并在第二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庆祝会开过了，假也放完了，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1995年的工作将如何做？目标是什么？我没有底。更何况我会不会被俱乐部续聘，还是未知数，我等着俱乐部给我们“亮牌”。
虽然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市领导对此好像并不满足。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不止一次地说过，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说实话，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要求。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上海从30年代起，就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领头羊。上海足坛曾经出过李惠堂、孙锦顺等亚洲一流的球星，上海的足球应该重现历史，再现辉煌，应该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足球这些年一直在的低谷中徘徊，要重振过去的雄风，困难会很多。申花队目前所做的，只是打基础，打好基础最重要。1995年是上海足球关键的一年，但是这个目标究竟定在哪里呢？
1995年元月，俱乐部召开了董事会。在召开董事会之前，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找我谈话。沈立恭首先肯定了我在1994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我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工作方法上有所改进。对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也给予支持和肯定。另外，他还要我对新闻界讲话时应当注意尺寸。
郁知非说，我们一年来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不懂足球，不懂俱乐部管理的人来说，收获非常大。他还希望我今年再创辉煌云云。最后他们告诉我，俱乐部将继续聘用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
他们讲完后问我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我对俱乐部继续聘用我表示感谢。另外还对俱乐部的工作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关于这次民意测验的问题。我说，我对你们的这种作法有看法。搞足球队与搞企业和其他项目是不一样的，不能采用搞企业的方法来搞足球队。这一年的工作你们也应该看到了，一个球队虽然只有20来个队员，但管理他们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你郁总过去也对我说过，你管理一个几千人的企业很轻松，但管这20来个球员的申花队，怎么就这么多事情？我说，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韩复东，原来在部队是一个军的军长，是贺老总把他从部队调到国家体委的。1960年他率领中国足球队访问缅甸，回来后连说，带一个20来人的球队，比带一个军都困难。过去，体育比赛中充满了许多政治因素。足球队当时是随中央政府代表团出访的，因为政治需要，比赛必须0比0打平。按当时我们的实力，赢二三个球没有问题。好在只要是0比0，不把球射进网内就行了。结果是很顺利地打平，完成任务了。回到北京以后，双方要再打一场，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要求只能1比0赢。当然，做起来还是不太困难，只要打进1个球就可以了。韩领队认为最困难的，还是球队的管理。那时的球队管理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好上几百倍。球员都非常地自觉，训练和生活上根本用不着教练、领队像保姆般地去管，要说有什么问题，也不过是有点娇骄二气罢了，绝对没有出格的，更没有溜出的事发生。即使这样，他都觉得运动队难搞。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球队管理非常难，当然管理企业也很难的。但是管理球队与管理企业是不同的。我对俱乐部去年底搞的民意测验仍然耿耿于怀。我说，俱乐部怎么能听队员的呢？你们要听运动员怎么讲怎么讲，就像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下去教练的威信如何树起来？
郁知非马上对我解释道，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队员了解情况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谈了。
我的第二个意思是，俱乐部、主教练和队员三者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我为此曾特别请教了施拉普那。他告诉我德国足球惧乐部的管理方式，那就是球员对教练员负责，教练员对俱乐部负责。我说，我希望我们今后也能够参照国外先进俱乐部的管理模式，队员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如果有队员再找到俱乐部去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把他踢到我这里来。郁知非回答得也很干脆：一点没有问题。
最后，我说了球队建设的问题。我提议，外援内援的工作要抓紧。内援问题，根据陈副书记和龚副市长的指示，要挑最好的。我说，在你们决定续聘我之前，我已经就内外援的问题做了一些工作。我联系黎兵、郝海东和胡志军等，这些队员原来都是我国奥队的队员，我认为我讲话还是管一点用的。但是联系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郝海东是现役军人，转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的部队还没有转会一说。再说解放军队就指望着郝海东进球，少了海东根本不行。即使部队可以转会，以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可能让他走。胡志军从广州转到上海也挺难，主要是广州市体委方面有困难，他们不会放人。最有希望的只有黎兵了，他转会的可能性最大。
黎兵是我从贵州把他招到国奥队的，现在辽宁队。前不久黎兵到上海我与他谈起过此事，他也有意来上海。何况，黎兵的女朋友当时正在上海体院进修。但是没有料到后来黎兵去了广东。
这是我的疏忽了。我原想他女朋友在上海，工作应该好做些。不料他后来去了广东队。原来他是要去广州队的，太阳神俱乐部的人都到过他家去了。但广东队工作做得更彻底，居然在半道把他给截走了。后来在昆明我曾经问起黎兵，你当时不是想到上海来吗，为什么又走了？是不是那里的待遇比上海好？他说不是的，主要是怕外地人在上海与上海人不太好相处。广州那里更开放些，与外地人相处可能会好一些。
尽管如此，我想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细一些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改变。
内援我就只看中这三个。除此以外，还没有更合适的。这三个争取不到，“内援的名额”也就没有了。
外援方面，瓦洛佳与莎莎的作用在队里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外援是沈阳的莎莎，这个秃头“老毛子”在沈阳海狮队里是最有威胁的人物。94年我们第一场对沈阳海狮队，就被他冲得差点乱了阵脚。郁知非忙说，那你快想办法，赶紧去联系他，这个队员我们要了。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飞北京。沈阳队的教练谢尔盖也是俄罗斯人，他正好在北京，听说莎莎全都听他的。我会通过中国足协的杨秀武找到他，杨秀武会俄语正好请他当翻译。
申花队中的外援门将库茨是绝对不能再用了。1比6的惨败，给我们，也给这位当事的守门员造成了太大的心理创伤。但是蔡建林状态时好时坏，贾春华还不能挑大梁，守门员非得再找一个。我说，我还要去一次俄罗斯。
这次谈话气氛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统一。最后谈到了1995年的“指标”时，沈副区长和郁知非都说，你先等着，等我们开完了董事会后再说。
我便退出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门外休息室等着。我只是俱乐部聘用的球队主教练，不是董事，不能参加董事会。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我想得很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董事会才开完，我被叫了进去。一进去，但满屋子的人都抬头望着我。我忽然觉得，我这个董事会成员之外的人物，这时却成了主角了。
参加董事会的董事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俱乐部总经理郁知非、副总经理孙春明，黄浦区体委主任施翔和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贡献。他们首先向我表示，我被聘用为1995年赛季申花足球队的主教练。这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只是“过过场”。而后郁知非代表董事会向我表示，董事会认为申花队今年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这使我有点吃惊。
我必须承认，我们1994年取得前三名是有运气成分的。我们的真正实力，其实与大多数球队相差不了多少。如果最后一场吉林队金光诛的点球罚进，我们就是第五了。因此我说，我第一年的目标是争取前六，今年是不是提出争取前三？最好不要提确保第三，更不要去提争第一。说实话，争取前三的指标，已经是非常难了。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的争取前三的指标，其实与六位董事会的意见差不多。只是市领导对申花俱乐部提出的争前三的指标不满意，郁知非和沈立恭有压力。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讲争第一。
果然，当我讲完后，沈副区长便插话道：“根宝，我个人想法，你能不能提一下争第一？”我说：“沈副区长，争第一可真不行。国安提出永远争第一，与我们要求争第一是不同的。他们提的只是口号，没有兑现的具体时间，而如果我们定下，就得去实现。我提出的争取前三，我认为已经是相当难的了。还是给我留点余地吧。”
沈副区长又说：“如果你争到了第一，区政府奖励你三房一厅！”我说：“你即使给我六房两厅我也不能提啊。”
后来我才知道，在董事会上确实也讨论过要争第一，但大家都认为有困难，便希望我自己提出来。贡献还出了主意：根宝的脾气要让人去激的。你激他，他才会提。于是，沈立恭便来激我了。
当时我感觉争前三已是非常难的，根本没敢想拿第一，因此也没有想去争个三房一厅。但偏偏那一年我拿了冠军。这也许就是“命”，你想要的不会有，没有想到的，却有了。
争第一的事就这样没了结果，董事会也就不再坚持在接下来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最后我仍像第一年时那样地表态：“如果完不成前三的指标，我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没有一点压力，浑身就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我便飞北京。今年要打出好成绩，外援是个重要的环节。我不能再犯引进黎兵时的错误。一定要把那个秃头莎莎请来。
在北京找到了莎莎的教练谢尔盖。他一日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并向我保证，只要他开口，莎莎没有不答应的事。
我们把话挑得很细，甚至定下了许多条件，如：莎莎每月的工资是1200美元，伙食费每天60元人民币，赢一场球奖3000元，平一场1500元，每年探亲一次，夫人探亲三个月，吃、住，托运超重费均由俱乐部负责。关于转会费，谢尔盖提出5000美元，这在当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然而，就是这5000美元，使秃头莎莎的转会有了麻烦。谢尔盖让我当时就把钱交给他，由他来转交给俱乐部。而事后我才知道，莎莎并没有什么惧乐部，这5000美元的“转会费”实际上是要进谢尔盖自己腰包。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说必须莎莎到申花队后钱才能给你，而且由俱乐部给你。如果我现在给了钱，到时候如果没来人，我找谁去？
谢尔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是两周后带人来。但我回到上海等了两周多，谢尔盖和莎莎都没有来。后来有人在沈阳海狮队看到了莎莎，他依然穿着海狮队的球衣在训练。不用说，这事又黄了。我们谈得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我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认为当时没有交钱。但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交了钱，莎莎就真的会来？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幸亏我没有交钱。当时的转会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好像这不是堂堂正正地交易，而像是贩卖人口似的。
2。二赴俄罗斯，我带回高佳
外援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再次北上俄罗斯，因为�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