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教育的拷问-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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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岁幼儿园入园率从41％降至34％，已低于“八五”末期的水平。其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各省市学前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几乎全部撤销，幼教组织与管理失去基本保障；许多地方公办幼儿园被强行改制，幼儿受教育权受到严重侵害，甚至在一些地方卖园风盛行，将幼儿园产权变卖给个人；教师的编制、工资、医疗、培训等缺乏应有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占我国幼儿园教师总数70％的农村幼儿教师，至今没有解决最基本的身份与待遇问题……”
……………引自《北京青年报》2003。3。4
1870年，当中国清末宫廷里太监还依然十分猖狂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安科那，蒙台梭利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位日后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儿童学前理论的教育家，她一定不会想到，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里，居然还有一批人为了进宫做太监而割掉一个男人为之根本的象征物。然而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必须以教育为本的年代里，我们却在大规模的灭杀蒙台梭利的梦想。我们正在放弃一个族类共同的生命序曲，我们正在摧毁一个个幼小生命健康成长的心路历程，我们正在割掉一个民族为之根本的前端教育，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创造力的精神太监者。今天，当我们的国民经济以每年7％增长的时候，我们幼儿园的数量却同样以7％的速度在每年递减，当我们的国有企业坚挺着国有身份而不惜巨额亏损时，我们有些地方却把公办幼儿园像变卖一个养鸡场一样卖给个人；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谁的工资都不敢欠，唯独可以明目张胆拖欠的就是老师的工资。于是，我们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严重的精神缺钙者，以至于我们很多人日后再怎么精神补钙也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精神佝偻病患者。我们正在拿自己的童年抛尸荒野，我们正在切割自己整体相通的精神经络，我们正在肆无忌惮地为了面包而毁掉了良田，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背离人类自身而越走越远。
然而更让人感到辛酸的是，一个已经失去童年的人，其命运并不会因为长大了而有所改变，一个从小就没有机会问出1250个为什么的孩子，等到他们一旦进了学校就仿佛进了另一所“精神监狱”，因为所有答案是被规定的；蚂蚁只能在菜园里而不能在大树下；上课时只能手放在背后听老师讲“影子”；牛顿的理论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个伟人；书上说的都是真理用不着怀疑；成功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考大学其它的都是歪门邪道；幸福的人生就是有房有车还有钱的小康生活……
“确定吗？”当王小丫用这种盛气凛然的语调一次次逼问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对自己所做的上述行为“确定”为一种人生的必由之路吗？如果我们凝视着王小丫那充满不确定及迷惑的眼神而颤抖地说出：确定！那么我们就将永远失去创造力而只能成为一个读书大王和考试高手！
美国科学史专家希夫勒教授认为，一个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应该具备以下十个条件：
如果需要的话，能够日以继夜地，年复一年地独自工作。
勇于承担责任。
有勇气，在关键时刻能坚持不懈。
能与别人合作，能理解别人是如何工作的。
有好奇心，特别对于人类和自然界的各种各样问题有好奇心。
爱好实验并力求准确。
有独立性，愿意探索自己特有的研究途径。
不但能够仔细地考虑自己的工作，而且有全局的观念。
在为一项科学研究项目奋斗时，即使暂时得不到什么荣誉、赞扬和报酬，也仍有责任感，坚持不懈。
富有想象力，具备像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那样的想象能力。
除了我们在老、中一代的科学家身上，我们还能看到这些优秀的特点之外，我们还能不能指望如今这一代“新新人类”能具备这些条件？我看真有点玄。因为这一代人是在一种畸形的生存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先天性地被剥夺了很多作为一个创造者所应具备的人格特征。现在我试图通过与上述十条相比，来看一看这代人到底具备那些特征：
一、不管有没有需要，我只能短暂的日以继夜地工作还可以，但要我年复一年地独自工作这不可能，因为我要享受生活。
二、我从小就没有人要求我要承担什么责任。
三、我有时候有勇气，但一碰到困难挫折就说不准了。
四、我从小就一个人孤独贯了，能否与他人合作这很不好说。
五、我的好奇心从小就被家长和老师们扼杀了。
六、我是爱好实验但从小就习惯了不会动手。
七、我打小就失去了独立性，连考大学填自愿都是我妈帮我填的。
八、要我仔细考虑自己的工作还可以，但你要我有全局的观念这办不到。
九、奋斗归奋斗，但干活怎么能没有报酬呢？这可是瞎掰的事，荣誉不荣誉倒无所谓，但钱是绝对不能少的，有钱就能坚持不懈。
十、要想象力最好跟我妈去要，我没有，至于那些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想象力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是学理工科的，理工科不需要这些东西。
几乎是一种完全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如此地彻底和干脆。这种背离所产生的结果，几乎都是我们教育的产物。因为我们从小就吃不了苦，所以我们不可能日以继夜年复一年地过着清教徒的生活；因为我们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责任，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一个人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我们从小是在暖房里长大的，所以我们就不具备到狂风暴雨中去跳舞的勇气；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们在与人合作时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因为我们本能的好奇心从小就被剥夺了，所以如今我们只能靠对金钱数量的好奇来刺激并维持一种所谓的“好奇心”；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多少机会来实验自己的人生，所以一个连自己都实验不了的人能有多大把握去实验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的视野中只有他者的影子；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富人光芒四射的环境里，所以现在你凭什么让我来作无私的奉献；因为我从小就只能说蚂蚁在菜园里而不能说在大树下，所以你现在却要求我必须要有想象力，这不是扯淡是什么？
由此可见，我们如今的教育很像是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它在灭杀一个人好奇的同时又要求他必须要有好奇心；它在摧毁一个人想象力的时候又希望他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它在埋藏一个人创造性的同时又竭力渴望他能攀登诺贝尔山峰；它在面对比尔·盖茨407亿美元身价而垂涎三尺的同时又要求别人无私奉献。
我们的教育真的得病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转化成一种不治之症！
失去原创的民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学术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的一所著名大学。在代表团参观该校一个著名实验室的时候发现，这里有好几位中青年科学家都是独身，于是，一向关心别人“个人问题”的中国人便好奇地打听起这几位科学家的私生活：“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只见其中一位科学家道出了缘由：“我们不是不想结婚，也不是没钱结婚，而是没有时间结婚。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大家研究的课题都是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奋斗，希望早一天获得突破，有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突破甚至工作了十几年。一旦工作取得了突破。则极有可能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诺贝尔奖。到那时什么都有了。而相反这样的成果如果不是自己取得的，那么自己这些年的所有心血都付之东流。科学发现从来只记在第一个发现者身上，从来讲优先权，所以我们必须奋斗。如果我们去过家庭生活，或许就在一个极平常的家庭事件中，成果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而这种成功的机会对于我们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引自《超薄学习》王东华编著
这是一个欧洲科学家非常坦诚的、毫不虚伪的心灵表白。他们没有那些所谓的为了国家和民族荣誉之类的豪言壮语，他们的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努力奋斗，争取科研突破，获得诺贝尔奖，在人生就此一搏中名利双收，享受成功享受生活。在这个表面上颇为“自私”的行为过程中，实际上它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们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执著工作，他们不结婚不是因为像我们那样找不到媳妇，而是为了一种目标而作出的自我放弃。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然而正因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在科研上取得重大突破而最终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
2003年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颁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在连续四年出现一等奖空缺的尴尬之后，来自上海的中科院院士蒋锡夔与他的研究小组经历了十几年的持续奋战，终于获得了2002度的国家自然科学的一等奖。尽管很多人对此次获奖的成果“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不甚了解，但作为一种基础研究，这项研究关系到“与导致宇宙生命形成的某种基本作用力有关，在生命过程中也和人类的疾病、衰老等息息相关。”
蒋锡夔院士和他的研究小组之所以能获得这项难得的一等奖，是他们数十人长期以来甘于寂寞和清贫、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他们拒绝了现实的诱惑而甘愿沉浸在“形而上”的虚拟世界中梦想未来现实世界的结果。就像前不久来北京访问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霍金，尽管霍金的研究成果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是极其渺茫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梦想，霍金的理论仍然博得了世界的一致好评，而霍金本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梦想而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由于太过于务实而往往对“不现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屑一顾，与此同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又导致了我们很多人根本就忍受不了长时间去从事一项“务虚”的基础科学研究，于是，一个失去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的国家，其发展的根基必定是寄人篱下的。今天，当中国已经挤身为世界IT大国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颗“芯”，当比尔·盖茨以傲慢的慷慨向中国人开放“源代码”的时候，我们似乎有点像乞丐一样受宠若惊。因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因为我们真正的市场是由别人来操纵的，当一个民族都在为科学发展而马拉松的时候，此时真正的领跑者却在终点的领奖台上领略着鲜花簇拥的欢乐和数点巨额奖金的狂喜之中。
这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缺乏“源代码”所不可避免的结局！
坦率地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如今我国科学的发展确实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在2003年2月28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参加了颁奖仪式，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然而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终端成果的关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真正提高？大家知道，任何一种终端成果都是在经历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后所产生的，一个优秀终端成果的产生必须要有一个同样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那些优秀的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那么就产生不了一个优秀的终端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视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比重视终端成果更为重要。而我认为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出在前端过程和中端过程上。
一位叫蔡方华的《北京青年报》评论员，他写了一篇题为“别再让自然科学大奖青黄不接了”的文章，发表在2003年3月1日的《北京青年报》上，该文这样写道：
……基础研究薄弱和创新精神缺乏，是存在于中国科学界的一个老问题。曾经有人做过一个回顾，在中国过去的百年里，能够具备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成果大概只有三到四项，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正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创新实力的标准。科技界创新乏力，既有文化的深沉影响，也有体制的现实制约，甚至沿袭多年的应试教育也有着潜在的应果关系，但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现行科技体制对原始性创新的激励不够，科研立项和成果评估存在着浮躁、功利的问题。再加之前些年片面强调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资金投入有所削弱，科学家们拿不出响当当的成果也就是料想之中的事。
在蔡方华的这篇文章里，属于前端过程的有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文化观念的深沉影响；而属于中端过程的有现行科技体制的问题、对基础研究经费削弱的问题等，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属于前端和中端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终端成果无异就是一种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了。因此如何加大对前端和中端过程的关注并予以改革，实际上是保障一个优秀终端成果诞生的重要前提。为了一个国家一等奖的出现，我们已经等待四年了，下一个一等奖的出现，我们要等待多久？
我始终认为，诺贝尔奖是体现一种创新思想的象征，她考验的是一个民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及新的思维方式，至于你的成果对世界有没有实用价值，那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重点，关键是：你必须用一种震撼的方式来为世人洗脑。
个性化思维与慧命
2002年10月10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瑞典文学院的礼堂中灯火辉煌，在这个晚上，谁将会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台下坐着本年度夺奖呼声最高的尼日利亚著名作家伊姆雷·奥克利，还有其他数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的是，200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最终却颁给了一位匈牙利作家，他叫凯尔泰滋。而使凯尔泰滋最终能获奖的是因为他的一部名谓《难以捉摸的命运》的小说。瑞典文学院是这样解释其之所以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凯尔泰滋的理由：凯尔泰滋的作品支持并肯定了个体用其脆弱的经历对抗“历史霸权”。
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凯尔泰滋及其作品《难以捉摸的命运》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是有着重要启发意义的。
凯尔泰滋是一个犹太人，他生于1929年，1944年他被德国纳粹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他又被转到了布痕瓦尔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小说《难以捉摸的命运》就是凯尔泰滋根据自己在集中营里的这段经历为背景而写成的。在西方，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说法，即：在奥斯威辛以后再写诗就是一种残酷。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纳粹以人类最残暴的方式来毁灭生灵的之后，一切对美好的歌颂便是人类的罪过。因此在我们所看到的全部有关纳粹的历史档案中，无一例外的是残酷和野蛮，凶狠和暴戾。然而凯尔泰滋在他的小说《难以捉摸的命运》里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人们描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在集中营中的真实感受。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凯尔泰滋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审视着那里发生的一切，少年凯尔泰滋把集中营的生活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生活，虽然到处充斥着残酷和暴戾，但生活仍然有着快乐的一面。凯尔泰滋真实地体现着一个孩子真实的感受，他没有遵循“在奥斯威辛以后再写诗就是一种残酷”的普遍观念，他始终坚持真实地表达自己和对历史的一种个性思考。他没有随波逐流，他用个体脆弱而真实的经历来对抗“历史霸权”。
凯尔泰滋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因为他在抗拒历史霸权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真实的个性化思维，尽管在一种既定的观念中凯尔泰滋违背了所有的人，当他的最终成功则应该归功于他对自我的顽强坚持。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伟大创造发明最为重要的人格因素。
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则让人深思的笑话：
一个杀人犯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伤心得不得了。正在伤感之际，忽然听脚底下有人唉声叹气。杀人犯很吃惊，就问：下面什么人？你住在什么地方？下面的人回答：我是教师，住在地狱的第十九层。杀人犯更吃惊了，说：不是地狱只有十八层吗？怎么出了个第十九层？下面说，这是阎王特设的。杀人犯说，杀人就是最重的罪了，你的罪难道比杀人还要重吗？那人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人有两条命，一是性命，二是慧命，杀性命只伤肉体，杀慧命毁掉的可是灵魂啊。就因为我生前误人子弟，杀了许多孩子的慧命，所以就被下到第十九层了……
这虽说是一则笑话，但它却寓意出一个严峻的当下现实。人的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有两条，一条是生命，这种命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性命，另一条命是人所独有的命，就是笑话中所说的慧命。慧命中包含着人之所以能够超越所有动物而成为人的创造力、想象力、伦理道德以及理性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慧命才是人之根本。如果说，生命的获得和延续是每一种动物的本能行为，那么人之慧命的养成和培育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如果由于教育失误而使慧命泯灭或变态，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微乎其微了。曾几何时，人类曾经多次把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接回人类社会中来培养其重新做人，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无济于事，在狼群中长大的人由于失去了生命在最初阶段转化为慧命的可能，而最终只能又回到狼群中去成为一个动物之人。因此对于人来说，教育是把生命提升到慧命的唯一手段。笑话中那位老师之所以被打到了第十九地狱，就在于他因失败的教育而毁灭了人的慧命。因此我认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慧命的质量，而一个人慧命的质量又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慧命的培育是一种前端行为，没有这个前端行为就没有后来的中端过程，而没有中端过程就不可能产生终端成果，没有终端成果我们就只能一直等待，而如果我们继续漠视对前端行为大力打造的话，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像等待“戈多”那样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把希望熬成白发苍苍的老人。
所以，如何通过教育来把人的性命提升到一种良好状态的慧命，是我们全社会应该首要来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学校教育，因为一个人在走上社会以前，其大部分教育过程都是在学校中完成的。因此学校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今后的命运。而在学校教育中，老师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我们老师本身的素质就很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什么高质量的学生来，而由于自己素质的低下而灭杀学生慧命的老师，便是那位在十九层地狱中活着的亡灵。
老师是什么
2003年2月13日，在全球教育网上，一名老师写下了一篇发自内心的“忏悔性”文章，该文对老师自身的反省是十分深刻和犀利的，我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以及所有老师都来看一看：
老师是什么
作者：“红尘比丘”
发表时间察看该作者文章红尘比丘，枉入红尘若许年，写诗作文，教书育人，自甘清贫，立志修行，在滚滚红尘享受孤独，在十字街头了悟人生，因而自号“红尘比丘”。
据说，前年10月15日，韩寒在南京签名售书时答记者问，谈到老师，他一脸的不屑，爆出了一番惊世之语：
“老师就是那些北大、清华、复旦没考上，落到什么师范；师范中学习好的都不当老师，考研；当老师的就是那些中、低级的，学习不怎么好的。也别把老师当成什么，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什么呀……我看老师更应该注意素质教育。”
这混小子，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没有老师的教诲，哪有你的今天？自己不好好学习，七门功课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竟然敢拿我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开涮，对咱老师进行冷嘲热讽？是可忍，孰不可忍！
冷静地想一想，觉得这小子挺厉害的，因为他说的毕竟是实情——而且是一般人不敢说的实情。
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某重点高中任教，每到高考填报自愿时，我发现那些成绩好的优秀学生，眼光无一例外地都对准了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名牌大学，胆子更大、更出类拔萃一些的，就挑选这一类名牌大学里的热门专业；那些分数很低的，宁可进中专也不进师专；高考分数没下来，师范院校采取提前招生等非常手段，也难以网罗到几个高分，偶尔有几个高分学子进入师范院校，也无非是那些胆子特小、自信心不足的小女生或者是因家境十分贫寒等原因而“心不甘情不愿”地“自投罗网”的，还真没有几个真心实意热爱教育工作的！
本人当年高考分数很低进了师范院校尚且“心不甘情不愿”的，更遑论高于我者！毕业之际某报社要我去做记者，后来家乡的教委通过行政手段将我等悉数召回，本人着实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回想当年在师范院校曾经一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学友，如今考研的考研，从政的从政，下海的下海，有点“本事”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