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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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史中丞？他疑惑地偷看了赵顼一眼，心中又惊又疑，难道皇帝已经在筹划着大洗牌了？
　　　　他尚在惊愕当中，王珪已回道：“陛下，范纯仁品行素佳，才干资历，皆足当重任。以其掌刑部，必不致令陛下失望。”
　　　　石越顿时更加惊讶，就算王珪不希望范纯仁入主兰台，但范纯仁入主刑部，并一举成为执政大臣，对王珪又有什么好处？难道他已经认定范纯仁入主刑部已是无法改变之事实了？石越知道王珪实是皇帝的应屁虫，一时间更是疑心皇帝虽名为咨询，实则却是心中已有定见。
　　　　但这时节也容不得石越多想，他感觉到皇帝的眼睛正看着自己，当下也不敢去看王珪的神色，只向着皇帝微微欠身，飞快地理了一下思路，便说道：“陛下，若只是论品行、才干、资历，范纯仁入主刑部，都是极恰当的。只是……”
　　　　“只是什么？”赵顼听出石越话中的反对之意，亦觉意外，不由追问道。
　　　　石越抬眼正视皇帝的目光，大着胆子道：“恕臣大胆，臣不知范纯仁本人之意如何？”
　　　　“哦？卿是说范纯仁会不愿做参知政事么？”赵顼眼中的讶异之意更浓了。
　　　　王珪颇不以为然地摇头道：“子明看范纯仁也看得太高了些。世间有几人能面对执政之位而不动心？范纯仁又不是想做隐士的。”石越却只是笑着不说话。赵顼看看王珪，又看了石越半晌，奇道：“这么说来，卿已经知道范纯仁想去益州做观风使？”
　　　　这回却轮到石越目瞪口呆了，“范纯仁做益州观风使？”他推测范纯仁未必会愿意进政事堂，其实也殊无把握。毕竟象司马光那样连枢密副使都毫不犹豫推辞的人，就算是再怎么样标榜“君子”的人，也是极少见。更何况六部尚书兼参知政事，在当今的大宋朝算是权高位重，份量实际远重于枢密副使。但石越认定范纯仁入主兰台是司马光的战略部署，轻易不会改变，所以范纯仁未必会愿意急着进入政事堂，哪里想到范纯仁竟然真的拒绝，更加料不到司马光还有这一手。
　　　　但范纯仁自荐不到两天的时间，这还是极机密的事情。赵顼却不由疑心范纯仁轻浮起来。他细看石越的神情，却又不似作伪，不由得又放下心来，一面却也忍不住奇怪。因问道：“那子明为何竟会以为范纯仁不欲为执政？”
　　　　石越知道这个问题却是想不得，马上小心地回道：“臣其实亦只是猜测。臣在陕西之时，曾与范纯仁共事，知此公颇有乃父遗风，是公而忘私之人。刑狱乃是国之重器，但范纯仁十余年来，未曾断案论刑——臣不敢说范纯仁不能胜负，但万一有伤陛下知人之明，恐亦非范纯仁所愿……”
　　　　“原来如此。”赵顼笑道：“子明亦算是知人者。”又道：“不过，朕以为刑部尚书第一要紧的，倒是谨慎公正。至于敕律格式，断案决狱，士大夫岂能尽知？慢慢熟悉便好。范纯仁去益州，原亦是极好的人选。他条陈益州十四事，朕以为颇为他人所不及。只是朕现在少一个刑部尚书——刑狱关系天下苍生，总比益州要紧些。况且以范纯仁去益州，做个巡边观风使，譬如杀鸡用牛刀。这种差遣，令王中正跑一趟便可以。”
　　　　皇帝用王中正是用熟了的，熙宁初年，用他总制河东四路军事；王韶开熙河之先，也是令王中正先去观察形势——他回来的报告对皇帝最终下定决心要恢复熙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后保马法推行，也是王中正负责监督。这历历事迹，石越自然知之甚详，公平来说，这些覆历王中正也是功大过小，皇帝信任他也是有道理的。但王中正与王安石、吕惠卿关系都很好，为人刚愎好财，此人若然派去益州，只怕就是一个将益州逼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更何况石越当年想方设法令他不能参预伐夏之役，使他没立上这个大功，二人之间早已经结下仇怨。于公于私，石越在这件事上都无法沉默。
　　　　皇帝的话刚刚说完，他便立时离座跪了下去，顿首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赵顼未料到石越如此激烈地反对，几乎吓了一跳，脸色亦郑重起来。凝神听石越说道：“陛下，臣久抚陕西，颇听到一些传闻。王希烈在河东时，擅作威福，全然不是在京师时谨小慎微之模样，诸将送钱多者，纵然无功升官亦快；不肯送钱者，纵有功亦不得升官，河东诸将怨声载道。甚至折家百余年来，为国之藩篱，久镇河东，竟然也要贿赂一内官以自保！连当年王韶开熙河，臣亦听到传闻，王襄敏为全己志，不得不贿赂王中正，以求其不得从中作梗。此种种劣迹，臣虽未有真凭实据，然陕西、河东，知者甚多。臣非敢以捕风捉影之辞构陷王某，只是今日之益州，是非常之地——陛下，国朝素有‘扬一益二’之俗语，富庶之地，先前又未报有天灾，粮价怎会无故暴涨？臣亦听到风传，渭南兵变，是河北禁军不愿去益州‘送死’所致——无缘无故，又怎么会有这种谣言？所谓‘小心使得万年船’，为国家计，益州乱不得，臣以为，哪怕最后查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亦宁可谨慎一点好，总好过事后追悔莫及。是以王希烈这些传闻，若是平时，臣不敢言；然在此非常之时，臣不敢不言。若遣王希烈去，倒不如让范尧夫去。”
　　　　赵顼的脸色越听越凝重，到最后，整张脸都黑了下来。要知道，石越是极少在他面前如此赤祼祼地攻击任何一个官员的。这也是极得他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实在厌倦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而且往往也没什么证据，不过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人品——甚至连台谏的奏章也是这样，开头总是先将要弹劾的人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再开始正题，若依他们的说法，司马光、石越之奸恶，李斯、赵高辈相比都远远不及。这种论调，实在让赵顼感觉到厌烦。有好几次赵顼竟忍不住发作，当面反唇相讥，令得那些臣子极是狼狈。只有石越是个例外，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只是就事论事，极少涉及到对方的人品。而且，赵顼也清楚地知道，石越是极少攻击宦官的士大夫之一。
　　　　但正是如此，石越的话虽然只是根据“传闻”，却已经令赵顼十分恼怒。
　　　　宦官收受贿赂，并非不能容忍。但是，到了连折家、王韶都要行贿的地步，这便不是收贿这么简单了。何况开熙河乃是国策，王中正奉旨前去观察形势，他的一句话便事关朝廷十余年的国策，他怎么便敢因贿成言？！若非是王韶已经死了，否则便此一条，他也脱不了编管之罪！
　　　　而最重要的是，赵顼派宦官参预军机，为的便是互相监视。皇帝指望他们观察边将的一举一动，然后据实上报，但是宦官若然收受贿赂，与边将沆瀣一气，反倒成为了边将欺上瞒下的工具，那这些奄人对皇帝还有什么用处？
　　　　内外勾结，素来便是大忌。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着赵顼的情绪。
　　　　赵顼凶狠地盯着石越，冷冰冰地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石越抬头回视皇帝，从容道：“臣岂敢欺君？！”
　　　　“好！好！”赵顼连连冷笑，忽然厉声喝道：“来人！”
　　　　“奴才在。”在偏殿外等候的李向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慌忙跑了进来。
　　　　“你去传旨……”
　　　　“陛下！”“陛下！”石越与王珪不约而同地打断了暴怒的皇帝。
　　　　赵顼望了二人一眼，不待二人开口，他已经明白过来——此事若真要追究，便一定是大狱！而且涉及的，全是军中的将领。
　　　　“你去传旨，叫王中正去北京养病！”
　　　　“啊？”李向安不由愣了一下神，但他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差，不待皇帝发怒，连忙道：“遵旨。”
　　　　“让童贯去河东，问问折克行，叫他将送给王中正的礼物开张清单，给朕带回来。”
　　　　“遵旨。”
　　　　李向安这才意识到王中正出事了，慌忙叩头退了出去。
　　　　但赵顼犹不解恨，恨声道：“待此间事了，朕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王珪又妒又忌地看了石越一眼，皇帝对石越一面之辞的偏信，让他既感到羡慕，又十分忌惮。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早就告诉他，什么都比不上皇帝的信任。表面上的沉沉浮浮，都只是假象，臣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才是最根本的。在这一瞬间，他似乎完全明白了石越在熙宁朝数度沉浮，却始终打而不倒的真正原因——皇帝不管怎么样折腾着石越，甚至忌惮、提防他，但是心里却始终对他有一种信任。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的矛盾，但在这一瞬间，王珪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看来，应当让自己的儿子们多跑几趟石府才对……
　　　　即使是石越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王中正去益州——他在陕西颇竖恩信，无论地方官还是军中将领，找些人出来弹劾王中正并不是难事。纵然扳不倒他，也能滞缓皇帝的命令。石越其实也料不到自己几句话，竟几乎扳倒一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事情如此轻易，真真是出人意料。
　　　　“陛下，王中正的事不是急务，倒是益州观风使之人选，陛下不可不慎。”石越开始得陇望蜀，但他依然说得极为委婉，“臣以为益州之事，牵涉到朝局变动、一路生民、大宋数十年的国运，若是选错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这番话听在赵顼耳中，却颇觉刺耳。赵顼固然也疑心益州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依然也认为反对者的言辞，颇有点夸大其辞。所谓“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但是石越所说牵涉到“朝局变动”，却是点醒了赵顼。
　　　　的确要防着有人借机否定熙宁归化，甚至再次激化朝中的党争。
　　　　若这么看来，连范纯仁也未必是合适的人选。忽然，赵顼心中冒出一念头：难道吕惠卿举荐范纯仁为刑部尚书，竟也是担心……但他马上将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打消了，休说吕惠卿不可能知道范纯仁想做益州观风使，古往今来，也没有保荐自己的政敌当宰执大臣这种党争方法……吕惠卿还是识大体的，朝野中有些人，对吕惠卿的确存在着极深的偏见。
　　　　“那么子明心中可有适当的人选？”赵顼忽然问道，此时他已冷静下来，望着石越的眼睛中，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石越似乎没有觉察皇帝话中的试探之意，“臣以为，陛下应当择一位值得信任的元老重臣前往益州，一则陛下能信得过他们不会为朋党所利用；一则若万一益州局势果真不堪，他亦能压得住益州四司长吏，巡边观风使立时便变成安抚使，可以当机立断，处置事务；最要紧的是，元老重臣之经验，亦足可倚重。”
　　　　“元老重臣？”石越的话让赵顼的心动了一下。
　　　　石越缓缓抬头，直视着赵顼，从容说道：“臣以为，陛下或可征召王安石赴蜀。”
　　　　“王安石？！”
　　　　赵顼腾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
　　　　王珪的眼神中全是震惊。石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刚刚还在说“朝局变动”，难道他不知道，重新起用王安石，便是最大的“朝局变动”！况且，王安石复出，对石越有什么好处？虽然王安石的新法，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且多是面目全非，但是，王安石依然是开创了熙宁变法的人，他仍然是所谓新党的“赤帜”。退居金陵愈十年，人们对王安石的印象反而有了改变——他在相位时的刚愎自用、怨声载道，除了那些顽固的旧党，大部分人反倒渐渐淡忘；人们记得的，是他远在吕惠卿之上的人格魅力，无与伦比的人望。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石越、司马光、吕惠卿固然居功至伟，但是王安石的开创之功更不可没！石、马、吕之政绩，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站在了王安石的肩膀之上。王珪还记得《汴京新闻》上曾经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分析了熙宁朝的所有“新政”，最后发现，熙宁朝新政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扬弃。石与马所看到的问题，王安石早已看到，石与马本质上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解决方法进行修正，不过石越更加积极，而司马光则更加谨慎。这篇熙宁十六年刊发的时评，曾经受到广泛的赞誉，虽然在王珪看来，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故意将王、马、石三人并称，借此来隐晦地贬低吕惠卿，以表达对时政的不满而已。但是，这也证明了王安石在大宋政局中依然举足轻重。
　　　　石越居然举荐起王安石，这无异于玩火。
　　　　“王安石。王介甫……”皇帝来回踱着步，语气中掩饰不住激动。
　　　　石越默默地望着皇帝，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如他的表情那么冷静，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觉，石越的衣服也在微微颤动着。
　　　　在偏殿的君臣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石越与王珪这才告退。王珪因为轮值，便径回往南回政事堂，石越却是取道东华门出大内。他才走到东华门，迎面便见着几个宦官正服侍着雍王赵颢在门外下马。他虽然颇为忌讳与这位“贤王”打交道，但这时候却也不能故意躲开，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向赵颢见礼。
　　　　赵颢亦不料遇着石越，虽然亲王之贵，在宋之爵位中为最尊，但有宋一代，亲王位在宰相之下，石越名位，比于宰执，赵颢也不敢怠慢，连忙回礼，一面笑道：“小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子明，亦是在此东华门外。不觉便亦已是十余年了。”
　　　　石越忙笑道：“臣已是老了，大王风采却更胜十余年之前。”
　　　　赵颢笑道：“司马光常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子明这话，却有点言不由衷了。”又看了一眼石越，问道：“王禹玉呢？官家今日不是召见你们两个么？”
　　　　石越不料赵颢对禁中之事如此熟悉，亦不避讳，不觉愣了一下，方回道：“今日王禹玉轮值。”
　　　　“可是又‘金带系袍回禁署’了？”赵颢玩笑道。
　　　　石越亦不觉莞尔，他知道这是当年梅尧臣写王珪的诗，因王珪是典型的太平宰相，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经通判扬州，几乎是“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宋朝开国一百余年，他的际遇也是异数。当年梅尧臣作此诗时，王珪还只是翰林学士，经历坎坷的梅尧臣便非常羡慕他，因诗词唱和，半真半假的写道：“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石越因笑道：“王禹玉是天生富贵命，他人比不得。看看他的诗，又是‘晓日初临金阕动，春风正与玉杯期’，又是‘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金璧珠碧，不是富贵人，断不能写出这种富贵诗。”
　　　　赵颢哑然失笑，“至宝丹么？”至宝丹是当时的一剂名药，由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研制而成，其成分珍稀难求，因此价格昂贵。王珪虽是“欧门弟子”，以文名著称于世，但行文风格与欧阳修却绝不相同，因为他诗作多写得富丽堂皇，镶金嵌玉，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赵颢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惜子明已不肯作诗。”
　　　　“实是江郎才尽了。”石越连忙笑着岔开话题，委婉提醒道：“大王可是奉诏觐见么？”
　　　　“若是官家或太后召见，小王岂敢耽搁？”赵颢却是不买账，装作听不懂石越话中之意，依然笑容可掬，“不瞒子明，我是来说项的。几个奴才听到王希烈坏事，盯上了御药院的差使，跑到我跟前又哭又闹，非逼着我来说情……”他一面笑着说道，一面却望着石越，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希烈坏事了么？”石越一脸愕然的望着赵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怎的一点风声也没有？”
　　　　赵颢狐疑地从石越脸上将目光移开，笑道：“便是刚刚的事情。子明在禁中，难怪不知道。官家让李向安传旨，着他北京养病。不过这个时候，王希烈多半正在托人求情，不见一次官家，他哪能甘心便走？”
　　　　石越听出赵颢的话中似有提醒之意，王中正在宫中数十年，兼之宋朝的宦官，多数倒是家传的职业，可以说都是根深蒂固，这么不明不白被赶到北京，没明白皇帝的心意之前，王中正又岂肯束手就范？而皇帝的心意，也是会变的。皇帝也有却不开的情面。
　　　　但石越却也只能装聋作哑，因笑道：“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多留，又抱拳道：“下官尚有些些俗务，就此告退了。还乞大王恕罪。”
　　　　“子明自便便是。”赵颢微微笑道。望着石越匆匆忙忙上车离去，赵颢这才转过身来，冷冰冰地喝道：“进宫。”
第三章　谁持白羽静风尘（四）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宦官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便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申辨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以为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面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脱党争的形迹；一面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毕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而且万一真的有事，就牵涉到成都一路官员的命运，更不能随便派个人就好。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但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倒是这个经略使的人选。主帅一定要选有能耐的人。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的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忌能。心胸不广，怎么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拼死拼活，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顼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如果妒贤忌能，就难成大器。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顼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