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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2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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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只有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进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事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怨，为人臣者，岂可遂以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在从容奏秉，亦不至于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恁地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国身为枢使，反说什么待从容奏秉，如此岂是忠君？直是庸相误国！”
韩维被他骂的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做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唯一法门，便是只有更加卖力地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石越并不将王珪放在心上。当年能入学士院者，自然不可能是无能之辈，且不论人品如何，会不会治国，至少书读的肯定不少，文采学识，亦必出人之上。王珪以久任翰林学士而拜相，那就一定是个聪明人。但这时王珪却已经六十七岁，人生有时极为讽刺，王珪虽然安享富贵尊荣，养尊处优，身体反倒不及生活朴素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健康。别看他此时衣着整齐干净，雪白的头发与胡子梳理得一丝不苟，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仙气度。但石越却知道，他经常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犯糊涂，便在元旦大朝会上，石越还看到王珪悄悄擦拭口水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状况又如此，王珪竟然还不自请致仕，贪恋爵位，确实有点不知好歹——只要石越将他在元旦朝会上流口水的事情随意宣扬出去，台谏与清议，便马上会赶他致仕。
“王公所言，只恐亦不见得是忠君！”石越方想着这些事情，范纯仁早已接过话来，用带着淡淡讥讽的语气说道，“便是皇上病情有所好转，这些事情只恐亦对皇上康复不利。若果真是契丹大举犯界，为宗庙社稷，迫不得已，也就罢了。但今日之事，究竟如何，却还不一定。君实相公之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一有风吹草动，便用这些事来烦扰皇上，恕某直言，某实是看不出忠君在何处！诸公若以为为人臣者需有所以避忌，何不以此事请示太后而后行？太后与皇上母子一体，又素有德望，既得太后许可，便就是皇上许可了！”
范纯仁说这些话，连看都不看王珪，只是望着王安石、司马光、石越。石越心中暗暗称赞，不待王珪反应过来，便点头说道：“范公所论，颇为妥当。”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范纯仁又道：“以在下之见，一面固然要如君实所言，暗加戒备，以备非常。但契丹这么大动静，苏轼、朴彦成不可能一无所知。还是要等二人奏疏，方知详委。朝廷固不畏战，然国家正处多事之秋，若能化解战事，哪怕是设计缓一两年，亦要争取。”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狼虎之邦，只怕”郭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
辽国将要大举南侵，皇帝一度昏迷同样的消息，对于司马光与石越来说，是当头重击；但对于赵颢来说，却几乎如同天降甘露。
作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颢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颢，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变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颢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这让赵颢欣喜若狂。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颢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个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颢坚信，高太后再怎么厉害，也终究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决定女人和母亲的行为的，除了感情还能有什么？更何况是至亲的母子之情！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漂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她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地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如若皇帝病逝之时，大宋内有益州、交钞之患，外则面临契丹大举南犯的险境，这样的时刻，人心自然会思立长君。赵颢发动兵变，就会有更大的正当性，遭遇更少的阻力。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此时的赵颢，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李昌济与吕渊可并不如赵颢这般乐观，他们只知道形势正在朝向自己不利的一面发展，但二人也都知道，赵颢之意已决，已无法再劝。但而人对石得一等人的说辞，却不是赵颢所想的“母子之情”，他们说的非常简单，也非常现实——众人谋划已久，即使此时退缩，将来也终有事发一日，到时都免不了族灭之罪。与其如此，还不如搏一把富贵。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颢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只要牢牢绑住石得一，令他没有退路可走，那就并非没有胜机。而如若能将守义侯仁多保忠拉拢过来，形式便会更加乐观——无论是李昌济，还是吕渊，都对西夏人抱有极深的成见，在他们看来，夷狄之人见利忘义，不知恩义，是唯一有隙可乘的四重、五重班直。只不过这个守义侯看起来一直在待价而沽。
但此时皇帝随时可能大行，却实在也拖不得了。李昌济与吕渊悄悄交换眼神，而人都明白，这时候，已经没有再留筹码的必要！
“若仁多能顺应天命，孤自当不吝爵赏。他是想做太仆寺卿，掌管天下马政？还是欲进密院？或者想要钱财，孤都可以许他。”这是赵颢慷慨的许诺。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河东折家，世世方镇”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做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颢断然拒绝。
吕渊悄悄拉了拉李昌济的袖子，摇了摇头，止住了还想说服赵颢的李昌济。
“大王放心臣曾游历天下，早年亦认得几个河西番僧，恰巧与仁多家交好，正可游说。世人莫不爱高官厚爵，何况仁多保忠一夷狄？亦不必非裂地侯之不可。”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秉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日次以来，既可以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间的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四）
的确如李昌济、吕渊所料，辽人的异动，几乎吸引了两府诸公的全部注意力。自一月三日当晚起，石越与司马光在禀报太后、皇帝后，便以皇帝疾重，宰相须宿卫之名，二人开始轮流在政事堂守夜，以备“非常”。他们防范的，当然不是雍王，而借着这个名义，可以迅速地处理一些突发事务。不仅进奏院、通进银台司的奏疏都在记录后直接送到政事堂，两北沿边州军、职方馆、驻外使节的报告，也径送政事堂，以免耽搁时日。
这些举措并没有招来怀疑，皇帝的病情已向天下公开，朝野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两府的举动，不过是让世人知道皇帝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京师中必会因此有些谣言出现，人们也会心怀忐忑，但汴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两代皇帝的去世，倒也不至于回惊慌失措。
这个时候，只有知道内情的宰执们，才会感到紧张。契丹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尽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一雪前耻，重振威名，人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宋军天下无敌的妄想。但是，一旦听到契丹有可能真要南侵的消息，即使是两府的宰相们，心里也会显得底气不足。辽国不仅在军力、国力上，远非西夏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君明臣贤、名将如云，又占有地利——西夏最鼎盛时，也只能威胁到渭州、延州，但辽国一旦发难，河北、河东诸路，乃至于开封都会沦为战场，二者之不能相提并论，自司马光、石越以下，都心知肚明。
因此，当一月三日的晚上，回到府中的石越听到下人禀报范纯仁前来拜访事，也没有感到特别惊讶。
雪后轩同时亦是石府的暖阁。范纯仁见着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方才听贵府的下人说，子明从明日起，便不再来这雪后轩了？”
石越一愣，范纯仁又打量了一眼雪后轩中富丽堂皇的布置，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可真是可惜了。”
石越笑着摇摇头，道：“再也不能住了。昨日去君实相公府上，才走得几步路，便受冻不住。若能一直待在汴京，倒也罢了。万一要去河北，岂能还这么讲究？将帅若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最易离心离德。不早点改改习惯，到时候就晚了。”
范纯仁望着石越，道：“我却是但愿子明不要去河北。”
石越听出范纯仁话里有话，却装作没听出来，笑道：“总不能叫君实相公与荆公去，他们年纪大了，让他们受这颠簸之苦，我却过意不去。”
“若果真契丹南下，自是非子明不足以安定局面。君实相公也罢，荆公也罢，统率三军，非其所长。”范纯仁直率地说道，“但子明果真以为，此事再无挽回余地了吗？”
“范公之意是……”
“子明府上可有地图？”范纯仁忽然问道。
“地图？”
范纯仁点点头，道：“去年白水潭除了一部天下四夷图，不知……”
石越把目光转向侍立在身后的侍剑，侍剑忙笑道：“我记得藏书楼里有一张，但不知是否便是范参政所说的那张……”
“那还不速去取来。”石越吩咐道，一面疑惑地望着范纯仁。此时下人已将汤酒、各色点心果子送上来，范纯仁却看都不看，只望着石越，又问道：“子明可知道白水潭有一个天下社？”
“略有耳闻。听闻这天下社是大程先生倡立的，原打算叫‘契丹、西夏研究院’，苏子容以为这个名字不妥，这才改名‘天下社’。”
范纯仁点点头，道：“天下社之宗旨，是专门研究四夷外国之情实，帮助朝廷决策外交用兵等大事。天下社的成员，有不少人曾经持节出使外夷，他们亦专门拜访曾出使外夷的官员、远赴四夷贸易的商贾，请他们口叙见闻。还有人整理有关四夷之史籍，有人甚至苦学胡语，欲译介契丹等国著述……”
石越惊讶地望着范纯仁——他并非为天下社的抱负而惊讶，而吃惊于范纯仁竟对天下社如此了解。
范纯仁又道：“据我所知，天下社刚刚出了一册小集子，不过坊间可能买不到。他们没有刻印，只请人手抄了十余本。除去送了一本给枢密院以外，其余的都是在亲友之间流传。只不知子明是否见过这本小册子？以我之见，其中有几篇字，颇有可观处。”
石越摇摇头，道：“我算是孤陋寡闻，若非范公提起，断不知还有这等事。”
“此亦不足为怪。他们行事谨慎，若非犬子正思恰好也在天下社，我亦不会知晓此事。”范纯仁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取出一本寸许厚的小册子，递给石越，又说道：“这是我特意到书肆雇人抄的。子明可看看第十页与第二十五页的两篇文字。”
石越忙接过书来翻开，却见书中全是蝇头大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但字写得甚是整齐可观。他知道当时虽然印刷业已经比较发达，但还有很多书，或是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刻印，或者刻印较少，因此在书肆中，便专有一些家境贫苦的书生，给人承揽手抄书卷的活计，以此糊口。范纯仁找人抄书，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倒也不以为异。
当下他依言先翻道第十页，却见那篇文字讲的是作者拜访十余位曾经去契丹贸易的商人后所听到的讲闻。文中大都是些契丹百姓平常的生活细节，而其中有一段，被人用醒目的朱笔圈出。他轻声念道：“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一面不解地望了范纯仁一眼。
“所谓法禁日严，当是指熙宁十四年后，朝廷颁布的三条主奴敕令。”范纯仁解释道，“主人殴奴婢死，以凡人论；彻底停止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广州等地富人所蓄鬼奴，责令限期释还，逾期以卖良为贱论。”
石越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这三条敕令，石越背后推动之功，亦绝不可没。
历史上，宋代奴婢地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果成，其中甚至出现过反复，比如在当时，主人杀害有过五年以上主仆关系的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刑。虽然这比汉唐已经是极大进步，但较之南宋中后期主人杀害奴婢必须抵命，奴婢的地位还显得过于低下。而其时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的事虽然大幅减少，却还依然存在，这个弊政一直道南宋初年以后，才彻底取消。石越一直暗中致力于推动从法律上给予雇佣奴婢彻底的“良人”地位，虽然阻力重重，但这两条敕令的颁布，却无疑已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法律已经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而且社会上亦以雇佣奴婢为主，所谓卖身为奴为婢，都有一定时限，已经更近似于一种劳动力的买卖；而奴婢死在主家，官府也必须进行调查……加上这两条敕令，可以说奴婢之地位，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至于范纯仁所说的第三条敕令，却正是范纯仁本人的杰作。宋代广州富人蓄黑奴，是早已有之之事，当时广人称为“鬼奴”，至熙宁间海外贸易繁荣，从广州至南海，蓄鬼奴更是蔚然成风。宋朝法律严禁人口买卖，尤其是卖良为贱，最严厉者将被判处死刑，所以当时曾布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但当时南海地区急缺劳动力，人口买卖屡禁不绝，地方官员便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广州一些富商尤其骄奢，对本国雇佣奴婢，他们还有所忌惮，对鬼奴却是毫无人道可言。这条敕令便是由一起殴奴致死的案件而引发的，一富商无故打死家中鬼奴，贿赂地方官后，竟被判无罪。当时范纯仁还在吏部，他的一个学生在广州某县做主簿，听闻此事，便写信给他鸣不平。范纯仁勃然大怒，立即具章弹劾，皇帝令大理寺按问。当时“主人殴奴致死以凡人例”的敕令尚未颁布，大理寺便定了个无故杀奴的罪名，拟了流刑。但范纯仁却不肯善罢甘休，再三上疏，要追究卖良为贱之罪。最终大理寺说他不过，定了那富商死刑。并因此颁布敕令，无论鬼奴原本是良籍还是贱籍，因其国绝远，难以验问，故都视为良籍。凡过去蓄鬼奴之商人，一律赦免其罪；而要雇佣鬼奴，也必须重新签订契约，与宋朝之雇佣奴婢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此敕一出，南海地区天高皇帝远，还可以缓缓拖拖，但对广州等地的富商来说，却是绝大的打击。当时雇佣一个奴婢，以五年为期，价格平均大约在两三百贯。而鬼奴力气很大，干活更是一个人抵两个人，改为雇佣的话，不仅以前买奴的钱打了水漂，平均每年六十贯的雇佣费用，即使不发月钱，至少也要管吃管住。这蓄奴的成本一下子就变得高昂起来。
明白了这些原委，范纯仁用红笔全出来的这段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定是南海的海商开始钻法律孔子，打起了辽国奴婢的主意。无论范纯仁所说的三条敕令也罢，还是许多有贯保护奴婢的法令也罢，主要保护的，是雇佣奴婢，这在大宋而言，亦是最主要的奴婢。但同时宋朝也存在极少数贱籍奴婢——即是罪犯活罪犯家属、战俘等被籍没为奴，这些贱奴婢地位远低于雇佣奴婢，也很难改身自己的身份，更加不会有雇佣期限之说。虽然这种奴婢在宋朝极少，但在北方的辽国却多的是，而更重要的是——宋朝是承认辽国的契约文书的！
所以，从这“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短短二十四字中，便透露出很多事实。一定是有高丽商人到辽国买这种贱籍奴婢，然后转卖给宋人！辽人将一个奴婢以一二百足贯卖给高丽商人，当然认为非常昂贵，要知道如今一匹马也不过二三十贯！但高丽海商将之转手卖给宋人，从南海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来看，即使卖到四五百贯甚至更多，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艘大船载几百奴婢不成问题，一趟下来，仅单程卖奴婢，就可以获利近十万贯！
“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石越不由得冷笑道。
但范纯仁并没有表示愤怒之意，只是淡淡说道：“子明且再看看第二十五页。”
石越迅速如言翻到第二十五页，原来这一篇文章，却是介绍辽国与国中阻卜等部族关系的。范纯仁也用朱笔圈出了好几处文字，石越仔细读去，全是有关辽军征伐这些部族后所掳掠人口的记录。其中有一处尤为醒目，范纯仁用朱笔圈了后，又在旁边特意加了朱点，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几个商人在熙宁十七年的见闻——两只辽军为了争夺俘虏，竟差点内讧！
石越震惊地抬起头来，望着范纯仁，一言不发。
范纯仁在暗示什么，已是不言自明——辽军已经加入了这场贩卖奴婢的游戏。以往辽军征伐叛乱部族，往往以牛羊马匹为最大目标，而现在，他们的主要战利品，已经变成了俘虏！
但范纯仁特意告诉自己这些，与辽国即将南侵、宋廷将采取的对策这些事情又有何关系？
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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