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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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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也不敢为难，只说道：“如此咱家便回去邀旨，只是以石公子的大才，只怕还会有恩旨下的。”说罢便告辞而去。
才把使者送出大门，唐棣劈头就问道：“子明，博学鸿儒科呀？多少人求之不得，若举此科，便直接入馆阁，为何竟要拒绝呢？”当时当官的人，对于升官升得快慢，并不很在乎，而凡是能登台阁，升禁从的，官场上便引以为荣。这是北宋一代的政治现实，而一般试特科的，如贤良方正、博学鸿儒之类，一旦通过，就肯定有馆阁的美差等着，这些职位只领工资不要做事，而且经常可以见到皇帝，参赞机要，如果外放，至少也是一郡太守。真是前途无量的地方，石越竟然一口拒绝。难怪便是唐棣这样的人也有点想不通。
石越也不好解释自己的想法，只叹了口气，说道：“功名余事，富贵等闲，我竟是把这些事都看淡了。”
李敦敏本来是以为石越是效法古人，欲迎还拒，故意推辞，但是这时候见石越说话神情间有一种淡淡的落拓与伤心，心里暗叫一声“惭愧”，以为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心里就寻思着怎生想个法子替石越开解开解，得让他振作起来才行呀。
过得两天，眼见天气渐渐回暖，地上的小草开始变绿，树枝抽出新芽，鸟类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春天的气息一日浓似一日。这也是那些文人墨客呼朋唤友，携妓踏青，聚酒高会的好季节。唐棣几个人一起商议，便决定去城东北的五丈河边上踏青，石越一直忙东忙西，其实连开封城也不过是走了潘楼街到大相国寺这一段，最远就是去了几次城西的开封府，因此也想着出去走走，六个人租了三辆马车，带了几个书僮和几坛酒菜，浩浩荡荡往从东边新曹门出城去了。
第三节 终南捷径（中）03
出得城来了，石越便迫不及待的跳下马车，畅快的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才开始打量周围的情景。这条通往曹州的官道上，从汴京城里出来踏青的人们，倒似乎比那来往于曹州与开封的人还要多一些，大抵上富裕的人家都坐马车——不过此时都下得车来，在马车前面慢慢步行；也有倜傥的少年骑着白马按绺谈笑而过的；普通的人家则有坐牛车的，也有骑驴背书附庸风雅的酸儒——看着那摇头晃脑的样子，石越不禁好笑，不明白在那驴背上怎么能看得进书５，也有少数坐轿子的——当时的风俗，男性一般不坐轿，只有女性才坐——这些女孩子都偷偷的掀开窗帘的一角，打量着外面的春天，若被人无意中看见，便羞涩得连忙放下车窗的帘子，自己躲在车里面满脸通红；反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没有这许多顾忌，虽然她们并不和陌生男子说话，却是可以肆无忌惮的走在春风之中。
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种女孩子，既可以坐在车里缓缓而行，又可以毫不在意的掀开车窗的帘子，大胆的享受那轻轻拂面的春风。这些女孩子便是歌妓——她们有些是自己去烧香礼佛，希望有一个更平等的来生；有些则是和年青的少年一起出来，享受短短的人生。
当石越把眼光放到这些歌妓身上之时，突然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酒楼里泪眼盈盈的楚云儿，真是有许久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石越有点淡淡的牵挂，那个温柔解人，脸上永远挂着淡淡的笑容的女子……想到这里，石越不禁微微叹息了一下。
李敦敏却以为石越还是在感怀身世，便笑道对石越说道：“子明，四季轮回变换，草木乃无情之物，尚不为严冬所折，只待春日一到，便重焕生机。况兄之大才，岂不明顺天知命之理？若为身世而自弃，郁郁不欢，窃以为非智者所为。”
柴贵友也笑着劝慰道：“修文说得甚是，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有经天纬地之才，不可以轻易自弃也。凡事皆须往达观上想。”
石越见自己一句叹息就引来这许多话题，起先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可后来见众人神情关切，却也不禁感动，心里又有几分惭愧，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关心自己的人。口中嚅嚅，一时说不出话来。
众人却未免又要误会。柴贵谊连忙跳出来转移话题，无非是品评一路上所见的人物，又和桑充国由路上看到的美女谈到历史上的美女，天南地北一顿猛侃。
不多久便到了五丈河边上，石越吃惊的发现河边亭榭楼阁，重重叠叠，不知道有多少……众人都不是开封府人，都不知就里，找人问时，才明白那些庄园都是朝廷的勋贵、宦官的别墅，连绵一二十里，尽被这些人给占了。
桑充国感叹道：“富者广厦千万，贫者无立锥之地，只能寄人篱下，世间不公若此。”
唐棣笑道：“长卿不必感怀，子明曾言，理想世界当是居者有其屋，我辈若能同心协力，辅佐圣王贤相，三代之治，未必不可以复现。”他这一番话，一面是科举得意，未免意气风发，一面还是有勉励石越之意。
此时众人可以说都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唐棣这番话都不禁点头称是。当下找一个风景秀丽的亭子，一边煮酒，一边纵论天下大事，古今风流人物，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找些慷慨激昂的事情来说，盼着能让石越转意，进入朝廷，一展平生抱负。
石越心里惭愧不已，几次想把自己的想法脱口而出，却又怕到时候被他们当成“伪君子”看，只能暗自苦笑，拼命把这个谎圆下去。不料关心自己的人还真不少，当天晚上回到桑府，桑俞楚递给他一封信，却是苏轼写来的。石越拆开来一看，信中写道：
“子明钧鉴：
……闻君以自伤身世，遂无意于功名，而拒赴博学鸿儒之试，惟愿终老于泉林。轼愚，窃不以为然。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执政无道而隐，有居乱世而隐，有处太平之世而隐，当此名为太平无事，实则隐患深种之际，圣主在上，日夜欲求贤士共治天下，以足下之才，正当报效君王，匡扶社稷，何由而隐？凡伦常之理，君臣重于父母，大义重于私情，又岂可以一时身世之伤而自弃于天下？此愚所不解者也。又，若论身世之悲凉，孔子十七而双亲皆亡，足下双亲则未必不在人世矣，孔子不敢自弃，足下何由而敢自弃？所谓自古雄才多磨难，孟子亦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行苦其心志。足下之遇，良可伤也，然亦不可以自弃也……”
原来也是来劝石越不可以自弃的。
石越苦笑着把信收好，对桑俞楚说道：“伯父不用担心，我自有计较。”
桑俞楚冷峻的刀削脸上看不出什么神色来，他只淡淡的说道：“子明，你做事，我放得心。不当官也没要紧，富家翁少不了你的。”
石越听到桑俞楚言语中那淡淡的关心，也不再多说什么。自从现代回到古代，人与人之间善良的一面，他体会到的更多。在现代，除开自己的亲人与极好的朋友，谁会来关心你想的是什么？大家考虑算计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桑俞楚的话让石越没来由的感到一阵温暖，他开始从感情上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
石越一边想着这些让人心里充满温情的事情，一边往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走去。进到内宅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石哥哥。”听这声音，便知道是桑梓儿。
“梓儿？找我有事吗？”石越对桑梓儿一向特别的关心，完全当成自己妹妹一样宠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桑梓儿调皮的问道。
“你说便是。”石越斜靠在一根柱子上，微笑着。
“我听他们都在说你不想当官？是吗？”
“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石哥哥胸中很有抱负，是唐毅夫和我哥都不如的。如果不当官，怎么一展抱负呢？”
“……”石越一时无言以对，便笑道：“小女孩不要管太多。”
“人家已经不小了。我今年就十六岁了。”
“是，是……大女孩也不要管这么多，好好回去学画，春研墨，秋调琴，现在正是学画的好季节。”
“我正好画了一幅画送给你。”桑梓儿狡狯的笑着，从身后拿出一卷画来，石越这才发现她一直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接过画来展开一看，却是一个书生在月下舞剑，那个身影依稀便是自己，旁边用清秀的小楷题着一句诗：“欲吐草茅忧国志，谁能唤起赞皇公”——这是石越以前在她面前吟过的一句诗，不料她就用在此处，把石越比作是风尘三侠中的李靖，也是一番勉励之意。
※※※
有时候许多人的关心对当事人会造成一种压力，石越用自己的身世做借口拒绝参加博学鸿儒科的征诏，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士子们议论的话题之一。有人赞赏他无意功名的“高风亮节”，有人不以为然的说他“沽名钓誉”——当然，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若有哪个冒失鬼说出来，不免要遭旁人白眼：“若是换成阁下，还不定怎样，说人家沽名钓誉。”另有一些人替他惋惜，认为他这样的才华不为朝廷效力实在可惜；却也有一些人暗暗高兴，恨不得他再傻一点。继苏轼来信责以大义之后，王安礼也写了一封差不多内容的信，劝他节哀顺便，不要回避为国家效力……
对于那些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的想法，石越倒并不在意，他有固定的计划，不会为此而感到惭愧。但是对于欺骗了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石越心里的确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虽然马基雅维里“曾经”说过，如果你想骗人，就一定能找到心甘情愿的受骗者；但是如果这些受骗者中有一些人是真正关心你的长辈、朋友，做为石越来说，他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好受。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把这场戏坚持演下去，对于自己的声誉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如果诚实会严重损害到一个君主的利益的话，那么君主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撤谎。”石越不断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给自己打气，以求度过这道德上非常艰难一段时期。
“我快要变成一个政客了！”一时间，石越又忍不住要在心里谴责自己。自从回到古代，自己就一直在谎言中生活，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诗词有一半是在抄别人的，文章也有一大半是抄别人的，自己的来历明明很清楚，却要骗所有人说不清楚……自己以前怎么从来不曾觉得自己是这么会撒谎呢？
但是要说出真相吗？想想那后果吧？疯子、伪君子、大骗子、怪物……也许疯子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也许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我要当一个骗子吧？！石越无奈的想着。
受到自己道德心困扰的石越第一次讽刺性的发现，原来一直以为自己生长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应当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拘束，但是当自己回到一个普通人更讲道德感与真情的世界之时，却突然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一群善良的人们之间的骗子，你会受到多大的道德压力……石越有时候几乎有点渴望去生活在一个更肮脏的地方，这样自己至少不会这么困扰。
不过这毕竟也是只想想而已，对于人类而言，不管发生感情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只要一旦彼此之间有了真挚的感情，那就是很难割舍了。对于真挚的感情，每个人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眷恋。
困扰中的石越几乎是无意识的叫了马车去了碧月轩，找到了楚云儿。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坐在楚云儿的对面，静静的喝着酒，仿佛心情一下子就恢复了平静。
楚云儿这段日子听过无数关于石越的流言，当他进来的时候，她心里高兴得怦怦乱跳，却又不敢表现在脸上。当石越进来静静的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的喝着酒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针刺般疼的感觉。她默默的调了调琴，轻抚一曲，陪着石越喝酒。
两人就这么坐着，一个喝酒，一个抚琴，没有说一句话。可是两个人的心里，一个极度的宁静，温柔的宁静；一个却是快乐，从心灵到指尖都有幸福的感觉……待到天黑了，石越才起身，轻轻说一声：“谢谢你，楚姑娘。”也不待楚云儿回答，便转身离去，留下楚云儿一个人痴痴的发着呆。
第三节 终南捷径（下）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的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份的一场风暴。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新党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而在民间，则是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博学鸿儒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无非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主要内容，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另外还一部分内容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开《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这本书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当时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是合在一起出版的，要到朱熹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便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本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可以不引起轩然大波？石越费尽心思弄出这本书，并公开刊发的目的，一则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二则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的认知，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而石越便可以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三则是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一出来，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出来，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了，反正是东晋人献的，不是什么古以有之的东西，大家也能平静的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一篇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出版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界的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其后遗症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是石越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在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的名义，讲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的种种行为的解释。当时的宋代，在文化上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到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完全是一种客观需要。所以先有所谓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个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又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石越甚至大胆的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什么尊号；石越又提出来“求是”，要求大家做事讲证据，重实事。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争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让桑氏印书馆赚了个十足。而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疑古文尚书伪作论》，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的。
……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乾、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的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王安礼看一了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桑充国微笑道：“这还不明白？阴阳一体，方为宇宙。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也。”
……
“子明于《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析便成了家常便饭。而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便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殊不足道。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据说皇帝就曾经很认真的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王安石敛容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惟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矣。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又有人在皇帝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的答道：“此石越欲离间于君王与士大夫也，其心实可诛。”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且不管这种种议论，当《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虽然他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引以为嫌，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他长得如高大，看起来也像是个北方人——至少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可以相信得多，况且这个石越的确也是很有才学的，他又是司马光等人举荐过的，从私交上来讲，大家对他更无恶感。所以在旧党中，普遍也没有人刻意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诏——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旧党是不以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新党与旧党对于征诏石越的任命并无阻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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