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第36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众，而且张栻、朱熹、陈亮三人都有官职在身，因此日常的例行讲课都有弟子代替，本人只是定期开堂主讲。
　　　　　　　　经过了四年多的建设发展之后，钟厶书院以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容纳三四千名弟子同时入住，还有六十多间用于普通教学教室，八间大型讲演教室和三间大型礼堂。其他的各项设施也都一应俱全。朝廷每年都会拔出一笔钱来，支付书院的开支费用。并公推吕祖谦和张栻主持书院的政务，朱熹、二陆、陈亮监督协助。
　　　　　　　　不过天下学者聚集一堂，在开馆授徒之余，互相之间自然免不了争论；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好在吕祖谦和张栻都是老诚持重的人，索性就定时定期在大礼堂中进行公开的辩论，并且允许学生傍听，又定好了规矩，所有辩论都只限于学术之中，不许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辩论完毕之后会，也不能记仇，把情绪带入平时的授课中。
　　　　　　　　正是甴于吕祖谦和张栻的努力，参与辩论的众人也都基本能够尊守这些规矩，因此这种辩论也能够得到良好的方向发展。影响力自然也越来越大。每次辩论，不仅是书院的学生傍听，就连不是书院的文士也被吸引了不少来观摩。能够容纳一千余人的大礼堂不伏坐无虚席，就连房外的回廓也被占满了。并且连皇帝赵忱也对这种辩论颇感兴趣，在叛乱发生之前，就以经御驾亲身到书院中听过三回。
　　　　　　　　见皇帝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效仿，而且大臣们几乎都与一些学者多少也有些交情，如韩彦直的四弟韩彦古本身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也在钟山书院的教学，而陈俊卿的孙子就拜在朱熹门下，因此到了后来每逢辩论的时候，除了学生和文士之外，都会有不少大臣傍听。也以经形成一种风尚。
　　　　　　　　赵忱见状又下旨，无论是自己还是官员，傍听辩论时一率不许插言，辩论之后，也不许发表对辩论内容的评论，和普通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以免学者有所顾忌，影响他们在辩论中的发挥。不辻对每次辩论都让人做好笔录，然后结集发行。而这些辩论集一经发行之后，往往都会立刻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不少都会运往其他地方销售。
　　　　　　　　这些情况张鹄也知道一些，因为有相当一部份的辩论集在金国都有销售，尽管要比宋朝这也至少晚了两个月，但也同样十分抢手。张鹄也算是读书人，对这些辩论集自然十分感兴趣，凡是在金国发行的，他几乎全都购买，并且都认真拜读过。其中也不乏见识卓著，议论独到的言论。
　　　　　　　　而在其中，又以朱熹与二陆，朱熹与陈亮这三方之间发生的辩论更多，大约要占到全部辩论的七成以上。
　　　　　　　　陆九龄和陆九渊虽是两人，但他们本是兄弟，而且主张相同，因此辩论时也是兄弟齐上，只算一派。
　　　　　　　　兄长陆九龄为人谦虚，性格平和，颇有吕、张两人的大度之风，而为弟后陆九渊却是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要观点。在十六、七岁时，知悉靖康年间大宋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遂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反而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而且性格自负，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到极端之处。因此兄弟两人虽然一般被别人视为一体，但在辩论时基本都是陆九渊为主，陆九龄只是作些补充，并对其弟一些过于激烈的言辞加以制止。
　　　　　　　　他们兄弟和朱熹的学术分歧在于“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朱熹的主张侧重于“道问学”，应该先博后约，即通过泛观博览群书来认识“天理”，陆氏兄弟以之为“支离”；而陆九渊则主张“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而直指人心，以求顿悟，朱熹则以之为“大简”、“近禅”。因此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
　　　　　　　　最为精采的一次，是以陆九渊一首诗开头：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在诗中，陆九渊认为自己的“易简工夫”要胜过朱熹的“支离事业”。
　　　　　　　　朱熹自然不能接受，因此针对二陆的“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展开反击，他的理甴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因此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从古代圣贤的书中吸耶经验，认理解圣人原意，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这才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有效途径。
　　　　　　　　陆九渊则坚持己见，认为人都有天赋道德之心，强调自古圣贤相传的不过就是这种本心。人应该牢牢地掌握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这才是入圣成贤之根本，何必将精力耗费于诠释古人经典，探求什么精微之义上呢？只要每个人能够发现并坚持自己的良心，也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朱熹认为，陆学以求本心来囊括天下万事的思想，以及据之而提出的扫去一切穷理之事的简易方法，是不可能真正得到对理的认识。因此批评陆学谈空说妙，崇尚心悟，“不肯就实”的治学方法，指出陆氏对于圣贤精义要皆不暇深考，而只一味乐于简易，以“悟”之一字惑人，最终不可入尧舜之道。
　　　　　　　　而陆九渊则认为自己的办法是简捷易行的，而朱熹的办法不好，因为圣人的经典说法本身就支离破碎、真假难辩，而且许多经典本身就互相矛盾，再加上学习者各自理解的又各不一样，那么，难保没有小人借圣人之言行小人之实，又如何依靠经典书籍来达到目前呢。因此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并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于是双方围绕着这一话题各自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气氛也越来越激烈。在最后，陆九渊甚致对朱熹的观点半开玩笑的发出诘难：“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不过他这言一出，就立刻被陆九龄阻止，这场激烈的辩论才算没有继续激化下去。
　　　　　　　　不过经过这场辩论之后，双方也都部份接受了对方的观点思想。特别是二陆之中的陆九龄，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与朱熹取得了一定的契同，也逐渐改变了观念，转向了著书讲学的求道方式。而朱熹在某些方面也承认过陆九渊说得确定有道理，认为达到圣人境界的首要功夫，是要心里真有敬仰之意也十分重要，读书到是第二位的。这已经和陆九渊的主张没什么太多的差别了。
　　　　　　　　而只有陆九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用准，在后来他又在书院中做了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的单独演说，听者达千余人，其中不少有人都被感动得落泪。朱熹对此也深为钦佩，竟指示门人将其记录下来，要刻石为铭。
　　　　　　　　当张鹄读到“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段时，也不禁对陆九渊这个带有一点强辩的尖锐问题忍俊不禁，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宋朝的学术文化气氛，确实不是金国所能比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入主过中原地区的异族都难以逾越的问题，财富可以创造掠夺，国土可以征服扩大，精巧的工具可以仿造，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学习，但一个民族的文化却是要靠一点一滳来慢慢积累，一点也不能强求。而汉族正是通过几千年的沉积，才形成了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
　　　　　　　　而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或许不能使汉人比异族更强捍，更为坚忍，但却使汉人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侵入中原的异族无论有多么强大的武功，无论在初时多么强势，但在最终要么被汉文化所同化，侧底放弃本族的习惯，成为汉族的一部份，要么拒绝同化，被重新掘起的汉族王朝逐出中原。因此也留下了“胡人立国不过百年”，这样一句话。
　　　　　　　　在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之前，女真族不过是一个还没什么文化，以渔猎放牧为生的民族。虽然渔猎放牧的生活铸就了女真族强捍、坚忍的性格和强大的武力，但在入主了中原之后，虽然还不足五十年，由于在文化上距大落差，使轻易占领了宋朝半壁江山的女真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却毫无抵抗之力，经过金熙宗、海陵王的两次改制之后，女真族对于汉族的文化几乎全盘接收。
　　　　　　　　尽管世宗皇帝对这一点早有戒备之心，在位其间不断强行以政令，来使女真族保持相当一部份自己的民族特性，但也收效甚微。女真族整体的汉化趋势几乎无可逆转。
　　　　　　　　现在的金国，在女真族平民中间还保着一定的民族特性之外，女真贵族的生活习惯几乎和汉人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以正统礼仪而自居，把北方的蒙古人视为蛮夷之辈，以呤诗填词作赋为时尚，也尊崇孔孟之道，接受各种儒家思想。宋朝这边关于道理性命之学的书籍，在金国都被视为经典。
　　　　　　　　想到这里，张鹄也不禁苦笑起来，自己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张家是祖居勃海的望族，然而深受汉亿，到了张浩这一代，其实和一个汉人还有什么区别了。
四王霸利义之争（上）
　　　　　　　　二陆和朱憙的分岐虽然不算是小，但双方的大前提却是基本一致，就是通过个人修养的提高，使自己达到圣人境界。只是双方实现这一目地的方法不同而己。因此双方的观点虽然对立，但却还能够互相欣赏，甚至是彼此兼补所长。
　　　　　　　　真正与朱熹的学说无论是思想、目地还是观念针锋相对的，其实是陈亮功利学说。
　　　　　　　　陈亮所持的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世致用，因此在根子上对朱熹所主张的天理性命之学是对立的。正所谓“君子不言利”，在利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宋朝的士大夫，也是任何一种儒家学说都必须尊守的一条最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此在陈亮之前，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功利提升到一个明确的位置，而陈亮不仅提岀功利之说，而且将致用的目标彻底地具体化，那就是中兴复仇，致达王道霸业的目标。
　　　　　　　　但这种观念，自然会受到朱熹的排斥。朱熹并不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对事对人的涵容量都不够宽洪，这一点远不及吕祖谦。而陈亮更是居材自负，激扬踔励。按说这样观点迥异的两个人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结成朋友的因缘。
　　　　　　　　而这一次恰恰又是吕祖谦从中穿针引线，才两人对对方的学说和为人有了一些俱体的了解。因此在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的职务，到浙江视查衢州和婺州时，陈亮也专程赶到衢婺之交的地方，拜访了朱熹。成为两人的第一次相见。
　　　　　　　　这一次两人盘桓了十数日，相互之间对各自都有了一番更新更深的认识。也使得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有了许多改善。朱熹发现陈亮不只是一个尚气任侠、纵情酒色的性情中人，还是一个学问渊博、见识深刻的学者，才气识略确异流辈，是可以和他讨论问题的；而陈亮也发现朱熹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只会死读书、空谈性命道理之学的腐儒，也有收复失地，中兴大宋的一腔热情。
　　　　　　　　于是两个人跨越了不相思，以相互理解为基础，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友谊。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个人内在的思想分歧也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因此尽管后来两个人见面不多，但还是进行了多次通信论辩，因为这场论辩核心內容是“王霸”与“义利”，因此两人的论辩也被后人称为“王霸义利”之辩。
　　　　　　　　直到后来朱熹被朝廷罢职，随后金军南侵，孝宗殉国而崩，大宋一度处在亡国的边缘，而陈亮又在辛弃疾的引荐下，做了杨炎的幕僚，投入到大宋复国的战斗中，两人的这一番通信论辩才算暂告结束，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却并没有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看颇像当年的王安石与司马光。
　　　　　　　　在大宋复国之后，陈亮出仕在新朝廷中，担任了赵忱的侍讲兼制诏，并且还向赵忱大力推荐朱熹，才使朱熹也能够重新得到朝廷启用，两人又成为一殿之臣。随着钟山书院的成立，两人又同在书院教学授徒，几乎天天都可以碰头，那么再度开论辩自然是再所难免的。
　　　　　　　　朱熹的观点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是本质不同的，就好像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一样，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只有“义”才符合天理，才能成为盛世，而“霸道”是邪途，“利”是人们心中利欲之私的产物，并不直得推崇；因此明确提出：尊王贱霸，重义轻利。而陈亮则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可分割，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道德应见于事功之中，因此王道就是霸道，义与利也可以双行。
　　　　　　　　可以说两人的观念截然对立，绝对不可能调合，因此两人从上三代辩起，以至汉唐以下，通过历史事实互为诘难，都希望证实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对的。
　　　　　　　　朱熹列举程颢所说过的“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的话作为自己的论证，并道：“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
　　　　　　　　按照朱熹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尧、舜、禹三圣的时代才是完全没有私心，才是符合天理的王道时代，而汉唐以来的后世帝王，既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只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欲，根本没什么天理。因此都不能算是有道徳，有功的人。
　　　　　　　　而这种观点在陈亮看来则大不以为然，他列举的出：“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这段话中，陈亮明确指出，汉祖、唐宗既然能够建立国家，而且又传之久远，其中岂能全无“道”的存在吗？也就是说个人动机是什么，既无法考察，也没必要考察，只要在治国安邦方面真正做出了实事，就是有道，而这样的人就能称为有德君子。
　　　　　　　　在这一点上，朱熹自然不会赞同，他认为：“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
　　　　　　　　他的意思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大义，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因此动机不纯，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并不值得称赞。
　　　　　　　　陈亮对此也予以了反驳，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只如太宗，亦足是发他英雄之心，误处本秒忽，而后断之以大义，岂右其为霸哉。”
　　　　　　　　也就是说陈亮认为，道是依附于人的行为而存在，并不能孤立。如果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上，自己说的就是讲义，是王道，而汉唐的行为就是求利，是王霸，那么按朱熹的观点，不是说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自已的学说才是前后一致，如唐太宗，既然已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他的那些小过错就可以忽略不计，所谓王道、霸道其实是一回事，把事情办成功了就是有德君子。
　　　　　　　　尽管两人又经过了多次论辩，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一番论辩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学术上的争论。也引发了其他人的极大兴趣，其他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其中又以陈博良对双方的总结最为精辟，他说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陈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做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偶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
　　　　　　　　这段话高度概括，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即按陈亮的观点：事情只要做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而朱熹的观点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道德性质上和盗贼差不多。
　　　　　　　　同时陈傅良对于朱陈各自的观点所可能引出的政治后果的判断：按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出现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敬畏心理的皇帝，即“上无兢畏之君”；而按朱熹的理论原则，则任何大臣们都可能借口皇帝行为不够道德，而起废立之心，谓“下有觊觎之臣”。所以，按两人的观点，都可能产生“骄君乱臣”之弊。
　　　　　　　　自然，对这个评论，朱熹和陈亮都是不赞同的，因为陈傅良的说法，仅仅只是从纯粹的逻辑上，来推理两种理论的后果，并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因此两人又分别在其他场合加以辩解。
　　　　　　　　※※支持原创※《宋翔》于※※※
　　　　　　　　“研究义理之精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出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赵忱读到这里，也不禁连声赞道：“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如此好文。朕以经连看了三遍，犹自觉得意犹未尽也。”
　　　　　　　　杨炎也笑道：“‘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除了陈同甫之外，还有谁能做得出这般豪迈俊逸，豪气干云的文章来。”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不禁同时大笑起来。
　　　　　　　　杨炎出任枢密副使之后，主要分管军事方面的事务，一直付责监督军队的训练，演练战术，制定日后对金国作战的计划。而赵忱当然也非常重果军事，自然经常招杨炎入宫，询问军队的情况。不过两人在谈论政务之余，也不免也会谈论钟山书院的学术辩论。
　　　　　　　　而在论辩中最令赵忱感兴趣的，也就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关于“王霸义利”之辩。当然从赵忱心里来说，是更倾向于陈亮的思想。一方面是因为陈亮是杨炎的朋友，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杨炎的对方，因此在赵忱心里，自然就偏向陈亮一些。
　　　　　　　　而另一方面，赵忱觉得陈亮的观点，似乎更对自己的胃囗一些。因为陈亮的学说，从根本上讲，就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而发，在“成*人之道”的问题上，陈亮坚持经世济用的态度，以志在天下的胸怀，发展成为对天下生民计利的有为之论，对于有志收复失地，开创大业的赵忱来说，这种观点显然要比朱憙独善其身的保守思想要高明得多。
　　　　　　　　不过尽管如此，但赵忱从不在朝堂上对大臣们公开发表自己对各学派的评价。因为大宋的学术之风比效开放，但到目前为止，能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只有王安石的新学和二程兄弟的洛学。不过虽然这两种学术虽然一直针锋相对，而且都一度都被推到了官学的地位，但这些都是政治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学术本身的影响力。
　　　　　　　　而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治治就肇始于熙宁时期的王安石，后来随着新旧两党的争斗，王学与程学也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的兴衰也一直起伏不定。每当新党上台，就必然对王学推崇倍致，将程学斥之以鼻。而当旧党执政，又对程学奉若经典，对王学大加贬斥。
五王霸利义之争（下）
　　　　　　　　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湥С�新学的真实内容，而信奉程学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学的精蕴。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