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第六部帝国烽烟-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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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日：“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做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虚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的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虚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
　　其四，秦末复辟势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强烈的施暴实践，最充分地反证出其诛暴言论的虚伪性。作为秦末复辟势力的轴心，江东项羽集团的大暴行具有骇人听闻的酷烈性。《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集团对平民与降卒的六次大屠杀，全部都是战胜之后骇人听闻的屠城与杀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此前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无计，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第六次外黄大屠杀，因一个少年的利害说辞而放弃。种种大规模暴行之外，项羽又恢复了战国大煮活人的烹杀，后来又有杀楚怀王、杀秦王子婴并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项羽集团频频大规模施暴，使大屠杀的酷烈恶风在秦末之乱中骤然暴长。号为“宽大长者”而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有两次大屠城：一屠颍阳，二屠武关。自觉推行安民方略的刘邦集团尚且如此，其余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则自可以想见了。
　　当时，不幸成为“楚怀王”的少年芈心，对项羽的种种恶魔行径始终心有余悸。这个楚怀王对大臣将军们忧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齿地说：“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之处，无不残灭！”故此，楚怀王坚执不赞同项羽进兵咸阳，而主张“宽大长者”刘邦进兵咸阳。剽者，抢劫之强盗也。悍者，凶暴蛮横也。猾者，狡诈乱世也。贼者，邪恶残虐也。少年楚怀王的这四个字，最为简约深刻地勾出了项羽的恶品恶行。这个聪明的楚怀王当时根本没有料到，因了他这番评价，项羽对他恨之入骨。此后两三年，楚怀王便被项羽以“义帝”名目架空。之后又被毫不留情地杀害。楚怀王能如此评判，足见项羽的酷烈大屠杀已经恶名昭著于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项羽本纪》后对其凶暴深为震惊，大是感慨云：“羽岂舜帝苗裔邪？何兴之暴也！”《索隐述赞》最后亦大表惊骇云：“嗟彼盖代，卒为凶竖！”——很是嗟叹啊，他这个力能盖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议的凶恶之徒！显然，项羽之凶恶为患，在西汉之世尚有清醒认知。孰料世事无定，如此一个恶欲横流凶暴骇人的剽悍猾贼，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为英雄，惋惜者有之，赞颂者有之，以致颂扬其“英雄气概”的作品广为流播。如此荒诞之认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个战国之世兵争连绵，没有过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灭六国大战，秦军也没有任何一次屠杀平民的暴行。秦末复辟势力却变成了疯狂恶魔，对整个社会展开了变态的报复，其残暴酷烈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无与伦比的大破坏大摧毁暴行，“楚汉相争”的短短几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飓风大破坏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昌盛的帝国文明在五六年中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社会大萧条大赤贫境地，以致西汉建政五十余年后仍然陷入严重赤贫而不能恢复。
　　作为历史谎言的生发期，说者的动机、手法与怨毒的心绪，已经在上述特征中得到了最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秦末复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画：言大而夸，辞伪而辩，行辟而奸，心逆而险。是故，其攻讦之辞无处不似是而非，几乎没有一条可以作为评判秦文明之依据。倘若忽视这些基本特征，而将其作为论证“暴秦”的历史依据，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时代应有的分析水准。
二、历史实践与历史意识的最初分裂
　　西汉以对秦文明的评判为轴心，历史的实践与意识出现了最初的分裂。
　　历经为祸剧烈的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取决于主导阶层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其轴心是社会主导阶层的文明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利益，而绝非领袖个人秉性与权力阴谋所能决定。文明视野与社会利益的广泛度，有一个具体的基准问题：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从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一特殊在于：西汉处在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唯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显得特别的重要。
　　西汉的开国阶层，基本是由秦末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其中坚力量之中，除了一个韩国贵族张良，刘邦集团的文臣武将大多由吏员、商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种人构成。而刘邦本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长）。虽有职业的不同与社会身份的些许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处于平民阶层。这一广大阶层，是孕育游离出战国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进取特质。从社会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意义上说，当时的士人阶层，是对历史与所处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认识的唯一社会阶层。基于这种社会根基，刘邦集团的种种政治作为，一开始便与项羽集团有着种种较为鲜明的反差。对待秦文明的基本态势，刘邦集团与项羽集团更有着重大的区别。项羽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彻底地有形摧毁，又彻底地精神否定，灭秦之后则完全复辟了诸侯制。刘邦集团则虽然反秦，却对帝国功业与秦始皇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文明框架，则一开始便采取了审慎地权衡抉择的做法。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权衡抉择。
　　这一过程，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谓“汉承秦制”，此之谓也。事实上，重新确立的秦制，也被整个社会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于两个核心：一则，如何对待具有强大传统的诸侯分封制？二则，如何对这种实际继承秦制而道义否定秦制做出合理阐释？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合理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难点，则是要在反秦的正义性与秦文明的历史价值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与说明。
　　对于分封制难点，西汉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协，至汉武帝时期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国有所倒退，也给西汉王朝带来了长期的恶果。这是“汉承秦制”历史过程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尽管西汉的妥协是有限的，然由于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实地分封制）带来的社会动荡连绵不断，故在西汉之后，这种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晋之后终于演变为完全的虚封制。也就是说，历代政权对秦制的实际继承，在西汉之后更趋完整化。这一历史现象说明。历经秦末乱世的复辟劫难，又再度经过西汉初中期“诸侯王”引发的动荡，历史已经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则基本道理：从秦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结局只能导致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动荡；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激荡而锤炼出的秦制，是适用于社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是有利于华夏民族长远壮大发展的。从实际制度的意义上说，秦文明在本质上获得了完全的历史认可。
　　然则，在历史意识的评判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
　　西汉王朝发端于反秦势力。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西汉政权不可能对秦帝国及秦文明在道义上给予认同。否则，西汉政权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义性。对于历来注重道义原则而强调“师出有名”的古老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将“吊民伐罪”作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于注重政治行为的道义原则。若对方不是有罪于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讨”或“伐”；既是天下“讨秦伐秦”，则秦只能是暴政无疑。这便是中国古老的政治道义传统所蕴涵的逻辑。
　　虽然，刘邦集团的社会根基不同，决定了其与六国贵族的复辟反秦具有种种不同。但在指斥秦政，从而使自己获得反秦正义性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其间区别，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与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国贵族对秦政是仇恨攻讦，是蓄意谎言。而刘邦集团的指斥秦政，则仅仅限于泛泛否定。
　　细察《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本人终其一生，对秦政的评判只有两次，且都是同一句话。一次是最初的沛县举事，在射入城邑的箭书上说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关中约法三章时，又对秦中父老说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还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刘邦在称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临死之年的冬天，下诏为战国以来六位“皆绝无后”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户守冢制度：陈胜及赵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户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对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封民户为秦始皇守陵，刘邦是唯一的一个。与之相对比的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儒家大臣已经可以明确提出秦始皇不能进入封禅之列，而汉武帝也采纳了。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国的统计官张苍为“计相”，并“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实际上，便是以萧何为总政丞相，以张苍为主掌经济的副丞相。以秦帝国经济官员为自己的经济丞相，刘邦实际推行秦政的意图是很明确的。这位张苍，后来在汉文帝时期一直擢升至丞相，总政十余年。其时，甚至连西汉王朝的历法、国运、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动。这种原封继承，一直延续到汉武帝。
　　与刘邦同代的开国重臣，也鲜有系统指斥秦文明的言论。最典型者，是大谋士张良。张良曾经是韩国末世的“申徒”（民政经济大臣），纯正的六国贵族，且其青年时期始终以谋杀秦始皇与鼓动复辟反秦为使命。但是，在投入刘邦集团后，张良却只以运筹谋划为任，从来没有涉足实际政务，也从来没有对秦政做出过公然指控。刘邦称帝后，张良便事实上隐退了。身为六国贵族，张良的政治表现前后有巨大变化且最终退隐，颇值得探究。历来史家与民间演义，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说之。实则不然，张良的变化，实际与刘邦集团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张良既不能使刘邦复辟诸侯制，又不愿追随刘邦实际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抛开历来的政治企图，而走入修身养性的“神仙”道路。此当较为接近历史之真相也。
　　刘邦之后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体相同：极少涉及评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几句宽泛指斥。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前，对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出于必须的反秦正义原则，仅仅对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须性的感性评判而已。于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为笼统的代表性说法。
　　这种感性指斥，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西汉对秦文明的评判，由感性向知性转化，开始了大规模的理念探究。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西汉政权已经稳定昌盛，开始了结文治武功方面的种种难题。武功方面，是大力连续反击匈奴。文治方面，则以阐释继承与否定秦文明的历史矛盾为基点，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法则。在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标的实现体现为两个方面：既涌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梳理华夏足迹的经典史书——《史记》，又涌现了大量的审视秦文明的言论与文章。
　　从总体上说，西汉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以及对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现出相对客观的态势。所谓相对客观，是西汉评判大体摆脱了秦末复辟者充满怨毒与仇恨的心绪，开始从论说事实的意义上评判秦文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西汉学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秦政，都极少引用秦末复辟者咒骂秦政的恶辞，都是在陈述自己认定的事实。尽管其中不乏大而无当的囫囵指责，但就其基本面说，相对客观了许多。但无论客观程度如何，西汉对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来越趋于理论化。
　　具体说，为西汉官方认定的《史记》相关篇章中，尚很少对秦文明作总体指斥。在《货殖列传》、《河渠书》、《平准书》等综合性叙述篇章中，都是铺叙历代经济功绩与地域风习，基本不涉及对历代文明演进的阶段性总体评判。即或在专门叙述意识形态变化的《礼书》、《乐书》、《律书》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在《礼书》中只有一段隐约肯定又隐约指责的说法：“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少所变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后的“太史公日”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辞，但远未达到秦末复辟势力那般一体咒骂，亦远未达到后世史家那般总体认定“暴政亡秦”。
　　汉武帝本人的态度，也是颇具意味的。
　　《史记·礼书》记载了一则基本事实：汉武帝大召儒术之士，欲图重新制定礼仪，有人便主张恢复古代礼制。汉武帝便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成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显然，汉武帝对复古是敏感的，也是严厉的，即或仅仅是礼制复古，也依然给予很重的批驳，将话说得分外扎实：汉也是历代之一家而已，没有自已的法度礼仪，何以面对子孙！敏感什么？警觉何在？其实际底线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为否定秦政而走向复古。这次诏书之后，汉武帝没有接受儒术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改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礼仪，完成了既不同于复古又不同于秦制的“汉家礼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汉武帝的颇具意味处，在于其始终自觉地把握着一则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对秦的否定而走向复辟，也不能如同汉高祖那样全盘继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对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难如后世那般走向极端化。
　　这一基本事实，透漏出一则值得注意的历史信息：即或已经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对秦文明的总体性评判已经明确持否定原则，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谨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统形式作最终的简单否定。《史记》中“非秦”言论的感性闪烁，以及这一时代诸多思想家对秦政秦制的评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几类汉初的贾谊。凡此等等，足证这一时期对文明演进史探究的相对慎重与相对客观。
　　西汉的官方历史意识，在汉武帝之后开始了某种变化。
　　变化的标志，是在官方声音中开始出现总体否定秦文明的说法。所谓总体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对秦文明的分析态度开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实，是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大论争。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如实记载了“贤良文学”与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争论。其集中涉及评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诛秦》、《周秦》、《伐功》、《申韩》、《备胡》等。贤良文学者，西汉之职业理论家也，儒生之群体也。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