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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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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刘浩然下诏，命太子刘焕章监国，他带着皇后薛如云、皇贵妃秦罗，金紫光禄大夫李善长，银紫光禄大夫冯国用等人出巡。
自从北伐期间出巡过北方几省，刘浩然一直“宅”在皇宫和南京，很少出远门。他这次决定出巡南方诸省，就是想与的方军民官更好好谈一下，摸一下民情，实地调研一番。为将来的政治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大明宪章》的起草做准备。
三月初六。刘浩然在五千大内亲军的护驾下，出南京崇文门，皇太子刘焕章领孙炎、丁德兴、刘基、杨宪、胡惟庸等大学士、直学士、阁部尚书等文武百官相送，直至南城外十里。刘浩然拉着刘焕章的手，好生勉励了一番。然后又嘱咐孙炎等大学士几句，向南而去。
刘浩然出巡的第一站便是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休宁县，为得是护送“帝师”朱升老夫子回乡。朱升此时已经七十七岁高龄在历史上朱升死于；弛年。在本书给主角面子，多活了几年。明历四只时便乞骸还乡。刘浩然挽留道：“联年少丧亲，孤苦零落，今有先生为师，实为高堂，请老师委留时日，让联多尽孝道，以体人伦。”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朱升也不好说什么了，于是除了受领一个国史馆院士职位后。便谈出大明政坛，只是颐养天年。到了这两年，朱升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恐时日不多，思乡之情也更浓，便执意还乡，刘浩然也只好答应了。
到了徽州府。江西布政使叶宗茂、湖北布政使安然和安徽布政使徐茂诚赶来觐见。安然和徐茂诚不必说了，安然因为在云南布政使任上政绩显著，本来刘浩然还想让他在云南再干一届，但是安然身体有些不行了，刘浩然体恤他。便将其调回湖北这位置重要但是政务不繁的省份来，换了另一个能吏沈揩过去接任。
沈渭字尚贤。钱塘人，以明敏称，历任湖州知府、陆军部员外郎、广西参政，政绩显著。尤其是其任广西参政时，时当蓝玉在钦州练日本雇佣兵，其属下悍兵骄官专门刮练日本雇佣兵的明军官兵常肆祸于地方酒馆等处。百姓常与之械斗。地方官员惧于蓝玉圣宠，不敢言及，只得上秉省政。
沈渭闻之。自桂林疾驰直入钦州大营，面斥蓝玉言道：“将军乃圣上亲将，而今所为。岂不是有辱陛下圣名。”
蓝玉大吃一惊。不明就里，连忙向沈暂请教，这才得知原委，不由大汗淋漓。拱手向沈渭致歉：“末将忙于军务。于军纪有所疏忽，请大人恕罪，如无大人今日当头一喝，末将几成罪人。”然后连忙将犯事军官和士兵移交镇抚署法办，并传令三军，严申军纪，然后亲自行文向钦州府和广西布政司致歉。
沈渭回到桂林后，在省参议会上严责钦州知府。言道地方官员当以保民为要，钦州知府不闻不问，只知推谭，是为失职，所以要求将其撤职，以正纲纪。广西省参议会经过激烈争辩，最后终于通过了沈渭的建议，上报内阁吏部，将钦州知府夺职。
刘浩然听说了这件事，趁着沈偕到南京述职时召见了他，与他对言治政之道。沈渭言道：“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圣上风厉，以善法而行，则贤者举而不仁者远矣。”刘浩然善其言，便开始大力提携他。
而叶宗茂是朱升同乡好友，在江南入主徽州时就职婆源县令，修城积粮，招抚流离，在任六载，为政有声，后历任池州府知府，武昌府知府，江西参政。
“三位爱卿。今日联是护送老师还乡，但安置老师妥当再议他事。”刘浩然开门见山道。
回到休宁朱升老家，只见满山遍野却是枫树，朱升不由大惊，他离乡时可不是如此，略一思量便将目光投向刘浩然。
刘浩然微笑着道：“老师自号械林先生，足见喜爱“枫香晚花静，锦水南山影，之景，学生斗胆，从内库支钱，在这三山五岭全部换种上丹枫，并在枫林中结得草庐数间，做为老师颐养之所。请老师放心，学生并没有扰民。乡民听说是为老师养枫林，无不欢呼雀跃，慷慨奉土，积极应募。”
朱升对于刘浩然这种安排，心里倒也三分喜悦。尤其听说乡民不烦其扰，反为其荣，不由微笑起来：“陛下还是脱不了爱种树的习性。”众人不由莞尔。
刘浩然爱种树是众人皆知的，不仅在各省封土封山，迁居山民，而且还在东南、湖广、山东等人口稠密之地，以养林成材备海军之用为名，在山头、路边、河滩等荒地大行种树，并加以减赋税和官府补贴为奖励。种植百棵以计的樟树二香棒树二梧桐树等树木，减赋税若干，养活成材官府又补贴若干，十余年下来，大江南北到处绿树成荫，据统，计有六亿棵之多。别的不说，光是直道两边连绵不绝的全是树林，成为大明一大景观。历史上朱元璋就下令大造树木。估计在位期间植树十亿棵。
待到走近。早有休宁县令带着乡民前来迎驾。有宿老向刘浩然、朱升敬酒道：“天估大明，赐万民以圣明之君，泽被万里，恩惠千秋，万民兴哉，今小民斗胆，代十里八乡之黔首，敬陛下水酒一杯，聊表之万一。”说罢。便将酒杯举过头顶。
刘浩然网要接酒，旁边有侍卫武官伸手过来，按程序准备分酒出来验试，刘浩然止之：“此酒无毒，全是百姓们的一片深情。就算是有毒，如百姓意欲鸠酒进君，这说明我这个。皇帝做得不称职，则该饮此鸠
说罢，刘浩然结果酒杯，一饮而尽。众人见罢。不由连呼万岁。
过后，宿老又向朱升敬酒道：“先生贵为帝师，为休宁遗福，老朽仅代表乡亲敬先生一杯。”
朱升也是一饮而尽，过后才抚须叹道：“还是家乡的水酒怡人。”
在朱升新居暂居了几日，刘浩然便起身告辞，朱升相送十余里，执手向刘浩然悄声道：“立嫡传位乃是大事，我也老矣，不能为陛下谋哉。还请陛下慎之。”
刘浩然点点头，黯然道：“老师心意，学生已明。此关系大明千秋万代，学生自当慎思徐图，请老师放心。只是老师当好好保重身体，学生还要为老师筹办百岁大寿！”
朱升笑答道：“生老病死，天道循环，老而不死，是为妖，我一生淡泊，能为陛下之师，此生足哉。”
当刘浩然远行许久，回过头，还看到一个苍老的身影立在枫林之中，不由凝视许久。方才叹息一声，继续赶路。
第二百六十六章 出巡之农村调查报告
川浩然在休宁具衙驻驾。毙与二位布政使密谈，他们都哗一分杜身。不可能时刻相随，把该谈的事情谈完。他们也该各自回任。
“这里有李之明所写的《大明村镇社会与经济调查》，众卿先看看。”刘浩然拿出一份数十页的文件。旁边的国务秘书曾国宪则将相同的数份文件分给李善长、冯国用、安然、叶崇茂、徐茂诚等人。而这份“调查报告”的作者李道君则端坐在一侧，心里有点忐忑不安，静待众人对自己报告的评价。
报告分成两大部分，首先是社会风气和习俗，第二部分是经济现状。主要以富庶的江苏苏州吴县乌庄，中平的山东济南县久山村和较为贫瘾的湖北襄阳南漳县灌子滩村为调查和分析目标。
风俗，一取决于人，取决于人者谓之风声，一受制于土，受制于水土谓之风气。李道君分析了三个村庄的风俗，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风俗是上行下效，第二是有历史的传承。
上行下效的意思从地域上讲，即风俗习惯从都市影响城镇，城镇又影响村庄。例如，苏州富庶繁华，百姓富足，多重工商而好言法。乌村临近苏州，所以风俗相似，也多重工商而好言法；山东济南由于是中平之地。富足逊于苏州，故而以平实为主，工商农并重，法律和乡约并重，故而久山村也是如此；而襄阳虽然地处南北要冲，但是在大明整个环境中还处于工商业不发达，农业为主的地区，而南漳在襄阳府更是山地众多，土地贫瘾，百姓靠天吃饭。在这个环境下，灌子滩村自然是农业最重，乡约最大。
当然，李道君也指出大明风俗最大的源头在与皇室，人主好尚，所系甚重，刘浩然开工商，重法治，所以各地也行效之，只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所以效法的程度不一。
李道君指出，在村庄风俗上行下效的过程中，起着重要承接作用的分为几类人，一是诸仲，二是退伍军人，三是乡老，四是教师。而每类人起到作用的大小各地区也不一样。
乌庄经济发达。受到“商业社会”冲击最大，而教育程度也最高，几乎达到“三岁黄口能言三字经”的地步，再加上法治宣传、易风移俗等普及。所以原本以族长乡老乡仲为主的传统势力冲到极大的冲击。
刘浩然入主江南以来便有意识地对各地的宗族族权进行荆七瓦解和打击，一般都是通过法定成年分家、异地授地等方式进行。
在另一方面，由于大明官吏和“生员”即中高级知识分子无法享受特权，加上刘浩然通过政考、法考和学考等途径将以往的学历考试、“公务员考试”合为一体的科举尽数破坏，所以生员已经无法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只能获得社会尊重。而官吏加上司政、司法两大体系分立。所以他们无法单独控制整个地方。很简单的例子，县令、乡正为亲民官，但是他们无法像以前一手把持地方上的行政、司法等大权，百姓们如果觉得政令不妥，已经会开始牛试向都察院、按察司等司法体系官员申诉。这些司法官员虽然与行政官员同属大明官吏，但是不同属一个体系，从属关系几乎没有，他们本身又要出“政绩”自然会帮着百姓严究行政官员的施政不当不放。而这些权力看上去很大的司法官平时又与百姓无联系，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能介入。
因此在乌庄，乡老猎仲在风俗中的主导作用被录夺，取而代之的是退伍军人和教师。退伍军人被赋予相应的荣誉，伤残和立功军人又有赋税减免和补贴的优待，加上他们在军中又接受过一定教育，见过一定世面。回到乡中又是“民兵”预备役的主力，所以他们的话语权逐渐增重。李道君在文中举例道，乌庄有四位回乡务农的退伍军人。他们内部以退伍时军衔和所授勋章高低自动排序。推军衔和勋章最高者为主事人。互相非常团结。乌庄二三十岁的年青人又多以他们为楷模，惟他们马首是瞻。
而乌庄属于大明经济和教育发达的的区，人口众多，所以除了乡里有一所“中心童学”村里也有一所童学。童学里的教师不再是以前的“秀才童生”等人执掌，而是由苏州师范专学毕业，考取教师资格的教师担当。
秉承尊师重道的传统，乡民对这三位村童学的教师非常尊重，而他们的言行也在默化潜移着乡民老少。
在久山村，由于只有乡童学，没有村童学，则是乡伸、退伍军人的影响力平峙。在灌子滩村，风俗的主导权则牢牢地掌握在两位乡老和一户读过书的地主手里。
李道君还指出了这三个地区的宗族势力的大原本乌庄的宗族势力最大。因为它没有历经什么战乱，百姓在旧地居住了上百年，各氏姓宗族开花散枝，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但是这里也是受到“非宗族”力度最大的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个原本属于宗族势力势力最大的地区反而成了最弱的。向。乌庄原本以陆姓为主，计有三百六十二户，人口两千一百口。官府在这十几年刚一，丹里。利用成年授地的方强行”从乌庄分出百旨一。人口三百七十八人，又迁入外的外姓七十一户，人口二百六十一人，对乌庄的单姓大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二，是官府多项政策的导向，尤其是以“科举”政策和国民教育、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政策。原本科举当官可以光宗耀祖，为家人和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科举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耗费巨大，往往需要一个大家族支持少数“天才”专心读书，专攻科举，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成本”极高。而这些人一旦科举成功，自然会回报乡里和家族。李道君举了个例子。前宋期间。乌庄出了几位官吏士大夫，由于前宋对士大夫极其优待，赋税等各方面有优待，所以整个乌庄就“紧密团结”在这几位士大夫为首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种方式获取了经济等好处。而那些士大夫也处处以家族乡里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乌庄谋取了不少“优待”甚至这些优待不甚合法和损害邻村的利。
但是大明大兴国民教育和实行新的“科举”以来，教育成本极低，读书也不仅仅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于是家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禄丰厚、社会地位高以及可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其他特权，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无法为家族提供什么利益了。于是做为家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了。
在另一方面，随着大明社会福利保障逐年发展以及低田赋等政策，百姓们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户赡养老人不成问题，而且随着江苏、淅江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尝试，即百姓在缴纳田赋时，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粮食做为“养老基金”官府将这些粮食通过向城镇居民出售变成现钱，与劳工养老基金一样进行“投资”获利再用来修建养老院、发放养老补贴等手段反馈给“保险人”如乌庄这样经济发达的村庄，个人的养老已经不成问题。
至此，家族最大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养老敬老，扶助贫弱。子有所学。保障公益已经被官府取代。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山东济南的久山村。由于那里地处战乱之地，很多村民都是从他乡迁移而来，家族本身势力就不强，所以虽然那里的官府等社会保障不及乌庄，但是家族势力却很微弱。几近乌庄。
而湖北襄阳灌子滩村的家族势力却是最强的，那里虽然地处南北要地，受了战乱的波及，但是灌子滩村地处偏僻，受战火蔓延极少。所以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会保障能力又不及东部地区；所以家族势力强劲，依然把持着前面所述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
这也君身为族中宗老的乡老和地主能够拥有极高权势的原因。
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庄
乌庄的经济最发达，由于东南工商发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由于大明工商业发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蒋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速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保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超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超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冉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超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渊乒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线；打款曰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发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速发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耸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发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走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诸伸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仲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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