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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1912-第2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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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希桓娜稳宋┣椎闹泄酱常ü际匝“稳瞬拧６杂诤９刂霸保辛俗ㄒ捣止ぃ宰龅礁魉酒渲啊Ｍ笔敌锌己酥贫龋背陀芯荨Ｎ乐�**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时，陈澜生的神情中多少总带着一些钦佩之意，而他的话却让李子诚微微惊讶，惊讶于国人对这个“控制”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的态度之奇怪，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见一丝偏见。
“而更为难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国那里，认准了自己的身份——客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顾问”，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而在那几十年间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同样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关基本原则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同时，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此时陈澜生的话却完全颠覆了李子诚对赫德这个“殖民主义者、侵华代表”的印象。
“那时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国方才作出这一决定。”
沉默，这会陈澜生的解释让李子诚整个人一时间尽然无言以对，按照他的说法，赫德这个人，着实与历史书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说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而到了1899年则达26661360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满清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以至于后来，很多满清官员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待陈澜生的声音落下，李子诚却是笑了笑了。
“照这么说，咱们的赫德，到也算是个尽职的“顾问”。”
顾问也有尽职的，说到外籍“顾问”、“客卿”，中国和日本对待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人对那些“顾问”、“客卿”是大书特书，少数人是负面的，多数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还是明治维新的功臣，甚至后来还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贵族，而在中国，无一例个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几乎都是“殖民主义侵华分子”。
“应该说其非常尽职，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为那时满清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这会陈澜生的语气中多少带着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议无不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时局，就像是1865年递交的《局外旁论中》在分析国内外局势之后，几乎将清政府说的体无完肤，。政治上：“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随后其建议中国进行改革，如果当时中国能抓住机会，实施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又岂会有随后数十年，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许，在赫德离开中国时，他早就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
“同时赫德的另一个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所以这个骑墙者最终还是被英国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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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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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听了这么多关于赫德的故事，李子诚却是在心下感叹一下，无论怎么说，赫德都是英国人，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点毫无疑义。也许在另一方面，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嗯！也许用那么一句话来形容比较，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物，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
此时陈澜生对赫德的推崇，多少总让李子诚觉得的有些反感，于是便直接说道。
“也许是为了私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海关的工资是按业绩提成的，赫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统一的海关不复存在，赫德的经济利益将会受损。”
“总理，赫德固然是外国人不假，但看待问题、看待人，咱们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一叶遮目，不能只看到他是一个外国人！”
对于总理的说法，陈澜生显然有些不太认同。
“赫德固然在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拒绝出任驻华大使，他的理想是把中国经营为亚洲经济大国！再说了，列强瓜分中国，赫德更应该能混水摸鱼呢。事实，即使在赫德死后，他的继任，同样是英国人的安格联也并没有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产生的内乱而中饱私囊。与当时很多中国官员比较起来，这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品质。”
“既然如此难能可贵，那为什么咱们还要去免除他的职务？”
微笑着，李子诚从陈澜生的话中引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还不是动总税务司的时候。
“因为安格联不是赫德！”
陈澜生的话在李子诚的耳边响起。
“从个人品德来讲，赫德除了贪钱，还贪权，但至少其还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5年年，他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他曾指出：“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不过这些建议要到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
语间带着一丝嘲讽之意，临了可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又补充道。
“也正历如此，赫德才会成为爹不亲娘不爱的角色，在我看来，赫德怎么着也是英国那边的。而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赫德好像又是中国这边的。可这个人，在大清的镜子中，赫德好歹是个好官员，即使赫德对大清的忠诚是有限的，但他至少是敬业的。这就够了。可安格联却完全不同！”
望着总理，陈澜生强调道。
“在赫德将近离任时，他本来准备让他的妻舅裴式楷来接他的班；并早在年就精心设置副总税务司一职；由裴式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七年前赫德因病请假回英国时；奏请清政府任命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但英国政府却因裴式楷已60多岁以及其他一些考虑；没有听从赫德的安排。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公使；示意清廷于引年月改任安格联为副总税务司；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赫德远在英国；病入膏育；无力改变这一任命。而且安格联本来也是赫德的亲信；因此转而采取支持态度；给安格联去信祝贺；并指导他如何隐晦；但却必须坚定地完成总税务司的任务。事实，安格联却远不能胜任总税务司这一职务，至少在维护中国利益面，其绝不适合出任这一职务，从安格联就任总税务司一职开始，其一其干了两件“大事”！”
两件“大事”？陈澜生的话引起了李子诚的好奇，于是便放下茶杯注意听着那两件“大事”。
“在辛亥革命前；海关税款虽已被用作债赔各款的抵押；但仍由各地海关监督及其属下的银号负责收存保管；并按清廷户部财政部的指示办理拨付。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多数省区迅速响应；纷纷宣、起义；清朝濒临灭亡。各帝国主义国家表面伪装“中立”；暗中则互相勾结；伺机破坏革命。安格联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流谨一气；借口维护债赔款偿付信誉；由安格联指示起义各省海关税务司扣留税款；改存汇丰银行。接着又迫使清政府将仍在其控制下的东北、天津等处海关税款也存入汇丰银行。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驻华公使团；又乘机组织“各国银行联合委员会”；由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俄罗斯的道胜三家银行充任董事，并制定了《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办法》八条，根据这一办法，各关税务司每星期将税汇交于海的述三家银行，然后由总税务司按期通知拨付有关各国。那时清政府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清帝即将退休，自然全盘接受了这个办法。从此，海关关税这一巨额税款开始存入海英法两国银行，在民国元年关税税款为4500万关两之巨，而去年更达到7000万关两，巨额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即增强外国银行对我国金融业的控制，又巩固了外国税务司在我国海关的地位，这是安格联为我国海关干的第一件“大事”，其影响十分深远！”
此时李子诚总算是找回了一些历史教科中所熟悉的那种外国人所扮演的角色——外国列强侵华的重要代理人，虽不过是稍做讲解，李子诚便对那位总税务司充满了厌恶之意，这种人不换，还换什么人？
“而紧接着，安格联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控制“关余”，从而插手我国财政金融，所谓“关余”是指海关税款扣除海关行政经费以及驻外使领馆经费和关税担保的项后的余款，而关税中的绝大多部都付了债赔款，民国三年之前，关税尚不足以支付债赔款，但欧战爆发前后，先是我国实业发展，进口激增，随后银价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税收入也相应增多，于去年开始首次出现盈余达600万两，而至今年半年，关余已达1000万两，至年底可达2300万两，当然这与我国参战，庚子赔款中德奥部分停付有关。而这些关余本应由财政部自由支配，但是因总税务避控制了税款保管收支权，在英国的授意下，要求政府使用关余时必须提出申请，经公使团同意后方可由安格联拨付。而且……”
不待陈澜生说完，李子诚便面带怒色的说道。
“撤了他！”
原本，李子诚以为现在海关的畸形是赫德时代遗留的，可那曾想到，这海关的畸形竟然是由安格联这里开始的，有这么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掌握着中国海关，自己想实现关税自主，根本就是做梦，这样的人与赫德绝不同，赫德可以用老练圆滑来形容，至于安格联，根他的眼中根本就只有英国的利益，而没有中国的利益，如果自己试图实现关税自主，他恐怕会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无论是出于关税自主的需要，还是掌握“关余”充实国库，亦或是“掌握税款，确立中国银行央行地位”的需要，都必须要把安格联从“总税务司”的位置拉下来，否则他非得坏自己的大事，幸好现在补救还来得急。
“撤换，是一定要撤换，但是，总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国务院想单方面撤换安格联，怕会惹出一番是非！而且，虽说安格联从未考虑过中的利益，但是其在海关内部却推行了一些改革，解决了赫德时代的一些内部不平现象，没有合适的借口，恐怕……”
见总理支持自己，陈澜生在心下一喜的同时，又连忙劝说道。
“好了，澜生，你既然想拿总税务司开刀，恐怕已经有了主意，把你的主意说来听听！”
摆摆手，李子诚直截了当的说道，现在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耽误下去了，必须要抢在实施关税自主之前，把安格联这个位置拉下来，换一个合适的人选。
“总理，现在海关有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三年前刚成立的工务部，海务部负责测探沿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里的治安。而工务部负责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因为总理并不了解海关，在道出自己的建议时，陈澜生自然先向总理介绍一下海关。
“而海关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各项任命。”
陈澜生作着介绍，李子诚只是奉着一双耳朵，对海关的不了解，使得他只能听取介绍，然后根据他的介绍去分析他的办法能不能行的通。
“赫德曾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4年备忘录中所表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但是，事实在他担任总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的帮办。这些人中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公室工作。190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他肯定是想在人动文章，从陈澜生提到的这个“华洋”起，李子诚便在心下暗自思索起来。
“……除去被视为精英的内班人员，只有少数几名中国帮办外，在税务部的外班包括外国人和3352名中国人。在全部490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他们是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之中，除14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出港口船只的货物之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外国人中，英国人有454名，在57个监察长、副监察长和验估员的高级职位中，他们占了32个，余下的333国人为过磅员、值夜人、船员、卫兵、送信人、办公室听差、看门人、看守人和劳工。在港务科，40名指挥员、办事员、技师和炮手也都是外国人，其中英国人29名，而44国雇员则担任甲板船员、引擎室船员和船舱船员。在海务部工作的1239人中，只有少数中国人担任“行政”职务，这些职务基本又7名外国人的禁脔。在小小的公务部，33名雇员中14名为中国人。总之，6159名中国雇员，相比于外国雇员有1376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担任非下等的职务。所以……”
完整的背出这些数字之后，陈澜生方才看着总理说道。
“当年由于清政府对洋商洋行不熟悉，遂委托英国领事李泰国创建海关，对国外商品收取进口关税。本来清政府打算派一名中国人创办海关，但被户部侍郎文祥以“中国人有中饱私囊”之由给否决了，这才有了总税务司之始，而且赫德也曾多次在4、175、19、1902、190年的多份备忘录中所表达外国税务司署的意图，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而安格联在就任总税务司之后，亦在备忘录中提及此事，所以，总理，我们现在就要争这个人事权，尤其是被视为港口精英的内班人员，现在的海关的内班人员，或是由伦敦海关官署为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英国集团而招收，或是由几个外国驻北京公使馆直接向总税务司推荐，若想逼安格联撕破脸，从而使国务院能名正言顺的将其解职，只能以人事权为导火索。”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陈澜生反复推算过各种可能，最终思来想去，只有这个人事权，才能掩饰所有的“最终目的”。
“清末至今，我国求学于世界，有大量精通外文的年青人曾出国留学，他们完全能力进入海关，并胜任海关的工作，所以，财政部拟向总税务司署提出要求，对海关进行改革，以适应海关本土化发展。既停止招录外籍人员，中外职员在权利和义务平等，中外员工同工同酬，任命一名华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秘，派遣中方职员出国深造，同时规定各层职务本土化进度表，规定相应的倒计时，既时间表到期后，洋职即行以辞退，由本土职员接替！”
瞧着陈澜生，李子诚却是笑了起来。
“这些要求，只怕专横跋扈惯了的安格联恐怕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就会直接拒绝！”
“总理，咱们需要的就是他拒绝，如果他接受了，想掌握关税和关余，至少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咱们没那么多时间，可如果他直接拒绝了，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其免职，当然那时的态度需要强硬一些，固然安格联是英国人选择的总税务司，可如果咱们足够强硬的话，英国最终还是会认同咱们的态度，然后我们就在英国人没做出选择之前，首先任命一个总税务司！造成即成事实后，英国人也只能接受！”
望着总理，陈澜生却是不无遗憾的说道。
“如果不9年的条约规定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出任，任命一个中国总税务司到是再合适不过，但……”
“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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