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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天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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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明朝晚期，思想的活跃，不过是社会混乱动荡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明末的战乱，统治真空其导致的结果，并不能说明明朝比清朝优越，这样的说法根本谬误，综观世界历史，凡是思想活跃，思想家层出的年代，大部分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英国如此，法国如此，德国如此，绝对不是什么战乱导致的结果。
希腊和罗马的大部分思想家，都生活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的社会之下，相反到了野蛮民族入侵罗马，思想家就寥若晨星，整个西方世界在长达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中陷入了黑暗愚昧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没有一个是生活在所谓的乱世之中，恰恰相反他们生活的法国是整个欧洲大陆上最为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明代思想家的活跃，思想革新的出现，是明代社会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本身具有内在活力，内在革新性的表现。否则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贫穷饥饿相伴，战乱始终的非洲，应该是思想最活跃，思想家的产量最高的地区，可是事实又如何呢？
满清的万马齐喑，人才禁锢，稀少，根本原因不在于其稳定的统治，而在于其空前的残暴黑暗的压制措施。
有人喜欢拿清末和明末相比，问题是清末，中国还有自己的思想家么？一切的思想，无论套上了一层什么外衣，本质上都已经西方舶来品，在文明根基的思想哲学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成了西方的附庸。把明朝晚期，中西方之间完全平等的文化思想交流和清朝晚期末期，西方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满清大小奴才主子不得不屈辱的跪在他们的西方主子面前乞食求饶相比，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
以上毕竟还都是空话，不能说服人心。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某些人疯狂歌颂赞美的满清主子康熙的一件逸事。看看某些人吹嘘的康熙，究竟是怎么开明睿智，聪慧无比，看看这个做了几道平面几何题目就洋洋自得，就害的大小奴才们激动的浑身觳觫战栗，屁滚尿流，颂圣的肉麻词汇，源源不绝，喷滚而出的康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看见满清统治下，科学技术在中国残败没落，甚至过去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实在看不下眼去，于是他把过去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了一些他自己的翻译和著作，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并加以刊行流传。
说起南怀仁，确实是传教士当中的异类，和其他传教士不一样，他并非把科学仅仅当成传教的手段，他本人就对科学技术有非常浓厚的热情兴趣，而且有相当的才能。关于他的贡献作为，在下面还会介绍。现在单说他的这部丛书，这部书本身也不是他的新著作，主要还是明朝翻译出版的书籍的汇集综合，按照他的想法，明朝的崇祯皇帝能热心鼓励赞助的书籍，他现在又加以整理汇总，让康熙过目一下，然后“镂板施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明朝的崇祯组织人力对西方科技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大规模翻译研究，现在不必要求你满清再去这么做，那至少把过去已经做好的东西加以整理保存发扬流传，总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然而他，却真的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碰了一个大钉子！愚昧到极点的康熙，也确实呢看了或者说翻了这部书，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书很轻松很仁慈地发还给了南怀仁！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这样的记载：“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就因为康熙的愚昧，没有被刊刻，不仅没有刊刻，而且也没有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而残本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说起来写《康熙起居注》的那些御用奴才和文人们，留下这段记录，本来是想作为康熙如何英明睿智的证据，现在却反成了康熙等满清主子奴才愚昧而又无耻嘴脸的标本，这大约是他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吧。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后在隆武元年被清兵俘虏，不屈而壮烈殉国），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被清兵俘获，不屈服，削发为僧，在康熙十年，被满清统治者抓捕，在“惶恐滩”——就是文天祥北上抗元路过，所写诗句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可笑的是，明代人早就知道的科学常识，到了满清主子奴才那里居然就变成了“于理实为舛谬”！
“我把你的祖先象猪羊一样屠宰，牛马一样驱使，你反倒匍匐在地，为我歌功颂德！”
康熙五十三年朝廷多次下令禁书，并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大清律例》）此后，在雍正二年，乾隆三年，乾隆十八年，乾隆十九年，嘉庆七年，嘉庆十五年，嘉庆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和同治十年，满清政权不下十余次的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书，查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及时间之长，都为世界文化史上所绝无仅有。
大明朝的御史可以记录下皇帝和太后吵架。
大明朝臣工可以反对皇帝的决定。
大明朝皇帝和朝臣的庭议被印上报纸全国公示。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是精神和尊严之魂。我们当今高谈振兴中国，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首先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敢面对，连自己的过去都要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抹杀篡改，我不知道这样的“振兴”是要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往何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希望这只是龚自珍的一句警言，不要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性悲剧。我们只有首先具备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和民族魂魄，国家
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因为正国需先正其史。
我们暂且不去说当今中国人还有多少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济世之德，也不说还懂得什么老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大智慧，更不必讲佛家的“慈悲”心肠，但说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已经被破坏的惨不忍睹了——春节燃放烟火成了“污染环境”；清明踏青祭祖成了“丑风陋俗”；端午祭拜屈原成了“迷信活动”；元宵外出赏灯成了“不安全隐患”、中秋回家团聚成了“旷工偷懒”……我们一切的文化传统都被无视践踏，弃如弊履了！相反，在短期利益效应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洋节洋俗、卡通韩剧摇荡着中国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过完了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再过官方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九月十日教师节、十一国庆节、（西历）元旦、……。从国家法令上看，没有关于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乞巧节、重阳节、腊八节、孔子诞辰、释迦牟尼诞辰、老子诞辰等等的法定节日规定，只留下一个春节，还要提倡移风易俗，尤其是禁放驱邪禁恶、宣泄情绪的鞭炮。
现代中国，是一个全盘西化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世界弃儿。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在满清的禁毁、无知者的自暴自弃中都消逝了。我们唯一能骄傲的，是那世界都不承认有5000年的历史（有史可考的只有3500年）。我们这些有着傲人传承的后代们，到今天，却只能学那阿Q精神来自我满足，真的只是满清禁毁的错么？
正文 早熟而不成熟的思想启蒙（转）
更新时间：2009…5…9 15：17：56 本章字数：12073
早熟而不成熟的思想启蒙
————————作者：刘志琴
内容提要：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不同，在西方文艺复兴多表现为情感的解放；在中国则以政治伦理的觉醒为制高点，冲击君主专制，表现为理性的早启。
在〃非君〃思潮中，民歌、民谣本是一支生力军，民间的异端言行，是对封建秩序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中蓬勃滋长。
从〃非君〃到〃抑尊〃是中国政治思想的飞跃，思想家们提出种种抑制君权的设想，然而没有新兴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君权，只能沦为泡影。催生新社会的动因先天不足，致使某些新质因素胎死腹中。不现实的早熟思想，却以它的先验性，在后世放出光华。
一、席卷社会的非君浪潮
晚明思潮起伏跌宕，汹涌澎湃，诸如放纵声色，追利逐欲，回归童心等异端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越出传统礼法的藩篱，然而这并非是中国早期启蒙的主要特征。在西方中世纪神权压倒一切，人文启蒙主要是反抗神权，以解放情感人欲，伸张人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作用。在中国，封建伦理的最高权威是君主专制及其意识形态，不动摇这高压在民众精神上的盘石就不足以构成启蒙思想的主潮。作为异端之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不绝于缕，在义和利、理和欲、情与法之争中，有关利、欲、情的论辩都不失有助长个性之义，在实践中又常常汇入纵情声色的欲流。每当王朝末世，政治腐败，礼制失控，就会出现僭礼败度的景象，也不乏有愤世忌俗和离经叛道之论。但是有价值的命题并不一定都有启蒙的意义，凡是启蒙的必定具有民众性和社会性。晚明思想启蒙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主要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和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蔚为社会性的思潮。
要说忠君观念，自有君主以来就已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是在先秦，忠君并不是最高信条，儒家的“民贵君轻”，道家的“圣君无为”与法家的“尊权重君”，都作为不同学派的政治学说，互有消长。从秦始皇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以后，朝纲独断，天下事无论大小一切听命于君主，“尊权重君”才取得绝对优势。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忠君又予以“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论证，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这三纲是天意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忠经》一书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把忠君与尊天、敬祖融为一体。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既是人间的至尊，又兼有天子之贵，族长之荣，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从而成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宰和绝对权威，这才系统地建立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伦理体系，忠君自此成为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
从秦汉以来历代统治阶级莫不利用法制的、哲理的、神学的一切手段树立对君主的绝对迷信和盲从。明代是皇权统治最严酷的一个王朝，朱元璋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集权措施，包括收回相权，大权独揽；肆意删节《孟子》；屠杀功臣；兴文字狱；不准宦官、外戚干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专制王朝。过度强化中央集权的后果，是把皇帝的权威推到极至，君主不论是昏是暴，是白痴还是幼儿，为臣的只能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不能说一个不字，任何对君主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甚或破家灭族。直弄得君要臣死，臣不死不足以尽忠，对君主效忠到如痴如迷、若愚若傻的地步。
然而，这种情况到万历中叶以后，出现急剧的转变，由于神宗踢开官府敛财，直接委派宦征收地方税收，引起官员强烈的反抗，在全国掀起反对矿使税监的城市民变。在这期间批评、抨击皇帝的奏疏连篇累牍，仅在《神庙留中奏疏》所见，就有数十篇之多，载于《明史》的也屡见不鲜。户科给事中田大益说：“臣观下数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根总在货利一念。”（1）又说：“陛下驱率虎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衅自上开，愤由怨积，奈何欲涂民耳目，以自解释，谩曰权宜哉！”（2）工科给事中王德完指责神宗：“（皇上）祗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元之死生。民何负於君？而鱼肉蚕食至於此极耶！”（3）有的直指“皇上嗜利心滋，布满虎狼，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掘冢剖棺，抵充皇上私藏，而未曾锱铢佐国。”（4）大理少卿李三才数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并警告皇帝说：“天人共愤，大难将作。”“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5）神宗三十年不上朝，创下中国历史之最，官员对其极为反感，给以无情的揭露，御史冯从吾说：“近颂敕谕，谓圣体违于，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於宫，声闻於外。陛下每夕必饮，仅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6）有的历数皇帝犹如夏桀、商纣、周幽王、宋徽宗等六大昏君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7）有的痛斥神宗“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8）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官僚士大夫以批鳞为荣，或以抵牾执政博取清流的美名。《国榷》以“批鳞君子”称誉敢于抗上的人士。由此可见，这些慷慨激昂的奏疏已超出一般的讽谏，它所起的效果已不仅仅是规劝帝王的过失，而是对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诉，客观上成为与皇帝离心的力量而汇入社会性的非君思潮。
在朝的大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归庄的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王世贞的《鸣凤记》，用戏剧痛斥严嵩父子，揶揄到先帝嘉靖；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
讽谏帝王并非启蒙。当王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官僚士大夫中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对皇帝劝谏，指出皇帝的某些过失，唤起皇帝励精图治，这本是封建伦理道德所许可的行为。像这样抨击君主成风，直闹到街谈巷议，连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这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在明末抨击君主专制的思潮中，民歌、民谣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冯梦龙进行了集大成的收集、整理，并提出“情教说”，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改为“情胆大如天”的褒词，但是它的价值并不仅仅是鼓动情欲至上，重要的是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谚云，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於伤亲也；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於匡君也。由此言之，忠孝之胆，何尝不大如天乎？总而名之曰情胆。聊以试世，碌碌之夫，遇事推调，不是胆谦，尽由情寡，鸣呼，验矣。”（16）在这里，儒家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忠孝，被改换为情感的表现，至忠至孝的行为，都是源于“情”的有胆有识，并非出自天意所归，这就撼动了忠孝的神圣性。冯梦龙在《明清民歌时调集》中还说：“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如此，倘亦论世之林公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9）这一“发名教之伪药”，可谓一语中的，在歌咏者是叙私情，可对礼教的冲击，在社会上掀起越礼逾制的浪潮，其后果又超越私人情感的宣泄，渗入伦理政治设防的禁区。至今在冯梦龙的研究中，只把“情教”说的启蒙意义，看成是对情欲的伸张，或是从文学领域评价，那就低估了“情教”说对政治伦理的冲击和分解作用。
在他收集的民歌中，也表现出这离经叛道的意识，在他的《明清民歌时调集》中，有一首名为《多》的情歌说：“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一首《黄山谜》说：“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真是亘古未有之高论。
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在市井谣谚中广为流传，这不得不使统治者震惊。万历王朝的首捕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的社会情景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10）户部尚书赵世卿发出警告说：“窃见海内人心思乱下家而九，河南福建仅其萌兆，凡有心识无不拊膺嗟悼，皇上何苦不知？”（11）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言＋卖＋言）愁叹，难堪入听。”（12）像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纷纷出动，非议朝政，抨击君主，在社会上更是家传户诵，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讥讽朝廷，自上而下形成社会风潮，这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在民间对封建伦理的冲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都熟知《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殊不知，在明代还有一个比孙大圣更有造反精神的土地神，明清刊本《土地宝卷》说的是土地公公逛南天门，受到天兵天将的阻挡，“土地曰：‘乞众公方便，将门开放，我今随喜。’众神闻言，（言＋虎）一大惊，众神大咤一声：‘你这老头，斯不知贵贱，不晓高低！你在这里还敢撒野。’土地曰“：‘我从无到此，随喜何碍！’青龙神将走将过来，（舀）着土地，连推待搡。众骂老不省事，一齐拥推。土地怒恼，使动龙拐，望众打去。众将一躲，打在南天门上，将天门打开。天门开放，毫光普遍，六方振动。。。。。”
土地一出手，天兵大败，玉帝又下令：“‘差众神兵，左右天逄，率领天兵天将，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同去围住，拿将他来。’众神排阵，一拥齐来，围住土地，各使兵刃，踊跃前来，土地观见，不慌不忙，一柄拐去，指东打西，遮前打后。天兵虽多，不能前进，难得取胜，土地这拐使开，无有遮挡，万将难敌，只打的个个着伤，头破血流，天兵后退。”土地爷再次还击又大获全胜，不免得意洋洋，乐呵呵地唱道：“土地呵呵笑，我把天宫闹，神兵不能敌，听唱雁儿落。”“土地拐一根，摇动晃乾坤，神仙敌不住，听谓《柳摇金》”待到天兵再次围攻的时候，土地又往地下抓了一把土满天一洒，害得这些天兵连眼都睁不开，弄得玉帝无奈，向佛求救，佛遣派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助阵，岂知土地立即倒在地上，化作树木森林，烧起漫地大火，只烧的天兵袍破甲烂，奔走无门。天帝眼看招架不住，又调动大闹天宫的孙行者来对阵，谁知这齐天大圣又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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