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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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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之夜（2）
这是韩少功后来在《山南水北》中对当年知青生活的一段回忆。尽管如此，很多知青的革命热忱并没有减少。一个知青学习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农民夜校也办起来了，其油印教材由韩少功编写，并自掏腰包印刷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如此深奥的内容居然成了夜校教学主题。韩少功亲自担任教员，向农民演讲，但是效果很差。农民只是想来识字，对发生在十几里以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兴趣。基层干部对外国名字更是疑窦丛生，连“马克思”听上去也有作乱之嫌。终于，一张抨击茶场某领导多吃多占的大字报，使夜校终遭打击和夭折。“我曾经真心想为农民争利益，没想到他们向干部揭发我。我贴大字报，反对农村官僚权势，农民出卖了我。”（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们不过是认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虽然说得在理，但他闹完了拍拍屁股就会走，而他们祖祖辈辈都要在这里生活下去，都是乡亲邻里，怎么能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对于韩少功这个少年书生来说，现实逐渐露出了严峻和坚硬的面容。别说“农村包围城市”，就连反对农村一个小官僚，也是鸡蛋碰石头。当他从公社“隔离审查”回来之后，农民都躲开这个敏感人物，很多知青伙伴也注意与他保持距离。他后来对同志们断言：对农民根本不能抱以希望，只有知识分子才是历史的火车头！——当时他正与湖南靖县、沅江县等地的青年同道暗中打交道，甚至与广东、广西等地的异端分子拉上关系，打算共同组建一个地下团体。
正是在韩少功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向一系列知识领域发起进攻，用他们的话来说，“一定要混进知识分子队伍”。
茶场里的学习小组不久就成鸟兽散。知青们开始厌恶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劳作，装病请假，外出盲流，找干部拉关系，总之逃离就是一切。汨罗江上那片冰凉的月色，已不再能激发出浪漫诗情，只能唤醒肉体劳累和精神失望的双重痛苦。特别是自1969年第一次招工之后，一批批的知青回城了，当工人了，领薪水了。大家的境遇迅速分化，不能不使留下来的伙伴内心惶惶。原以为大家要在这里共同生活一辈子，没想到人生还有变数，社会等级分明，多赚钱是硬道理，革命大话当不得饭吃。每个人都从集体主义幻想退回到自己本身，开始认真考虑生活出路。很多人突然成熟和世故，学会了相互之间争夺机会的明争暗斗，甚至学会了向领导送礼品或者抛媚眼。自然，首先被招工的知青是那些家庭背景好的，或是与领导们关系好的，有特殊才能的也比较容易被招工单位看中。
知青们情绪颓落使韩少功十分灰心，伙伴们一批批离去也让他不无悲愁。他能一个人坚持到最后吗？
当一个知识分子的念头，就是在这个时候浮现。这里既有受挫乡村之后的理想调整，也有个人生计的庸常考虑——虽然流产的乌托邦仍残留在他内心深处，成为一个没有完成的梦，一朵没有结果的花。虫声四起的夜晚，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子外面的空地里拉小提琴，直到月明星稀，寒露侵衣。
1972年春，他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长岭大队，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在这个新的知青户中，有一位女的叫梁预立，比韩少功高一年级，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们的恋爱也许早了一点，但作为政治乌托邦破灭以后的替代，人伦感情的乌托邦建立了。长岭的夜晚蛇特别多，这些花花绿绿的诱惑者走进了伊甸园。于是，汨罗江流淌的不再是英雄的热血，而是少女的秋波；江上的月亮盈亏也代表着生理骚动的周期。
但韩少功与梁对双方关系十分克制。梁是舞台上的演员，韩是后台乐手，两人在公开场合并不怎么说话。当梁调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以后，两人居地虽然相隔只有几百米，但一个星期也只见上一面——这是他们的约定。因为韩少功新的计划正在展开，宝贵的工余时间需要交给读书和写作。一盏没有灯罩的油灯经常亮到深夜，灯烟滚滚之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常常发现自己的鼻孔已被油烟熏黑，脸上也黑花花的。当他们见面时，梁听他的读书心得，看他的习作草稿，也了解他的各种胆大妄为，包括与外地诸多异端青年的秘密交往。梁当然知道前面可能的政治危险，也许杨曦光就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但她并没有在爱情面前表现出犹豫和退怯，这使韩少功十分感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霸气书库
汨罗江之夜（3）
困在山旮旯里，既不能考大学，也不能进工厂，理工科知识派不上用场，就只好读点文学书籍。“当时没有其他的书可看，我自己抄了三大本唐诗宋词”一批作为“内部读物”的黄皮书，长篇小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什么的，成了青年们私下传阅的宝贝。有时候，韩少功为了借一本书，可以翻山越岭，走上几十里山路。浩然，赵树理，周立波，王汶石，杜鹏程，马烽，等等，都是他油灯下的启蒙之师。柯切托夫，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海明威，等等，更让他整夜整夜地激动。有些书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已经翻烂了，没有书名和目录，他看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书，直到多年以后买回来，才发现这本书自己早已看过。
他的小件文学作品开始在汨罗县和岳阳地区的文艺杂志上发表，被点名去省里参加过两次创作培训班以后，乡村干部开始对这个姓韩的刮目相看。他成了公社文化站的半脱产辅导员，从此有了更多伏案的时间。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汨罗县两大秀才，一是知青作家黄新心，一是文化局干部、老牌大学毕业生胡锡龙。用韩少功的话来说，他的语法和逻辑知识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农民作家甘征文，则使韩少功对乡土生活更加博闻广识。因为频繁到省城出差，他此时还结交了更多文友，包括后来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后来成为导演或经济学家的一些能人，包括贺梦凡、张新奇、贝兴亚，等等。这是一个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学小圈子，结束政治极权是他们的共同心声。莫应丰写作“反书”，以《将军吟》公开指控“文革”，就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下秘密开始。在“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思想摸索更为自信，几乎顾不上什么艺术修养，就仓促上阵闯入文坛。韩少功后来以《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伤痕文学”中频频发力，与这个圈子内的互相激励和互相启发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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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文字生涯是从大字报开始的。妻子梁预立在1985年为韩少功的《诱惑》所作的跋中这样追忆：“我记得，又送走一批伙伴招工回城之后，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路》，就是在队长家的堂屋里写成的。那时他在我们知识青年中算是能写点什么的了，出黑板报，或是为文艺宣传队编点什么说唱剧、对口词、三句半，等等。他不满足，就写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写作开始于1972年，但那篇题目叫《路》的处女作始终没有发表出来。1974年，他相继在《湘江文艺》、《工农兵文艺》、《湖南日报》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评论文章，但囿于当时的出版检查制度，似乏善可陈。那里的编辑也有擅自修改之权，因此作品中哪些属于编辑，哪些属于作者，也不是十分清楚。这些作品充其量只有助于韩少功结束知青身份，调入汨罗县文化馆从事文字工作，相当于出击之前的潜伏和迂回。
韩少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写作，可以成为社会学、文化学分析的个案，但在文学、美学上，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价值。在如火如荼的狂飙年代，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人的思维高度意识形态化。当时，即使最有才华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有深度、有品质的传世之作。对于他本人，则主要是完成一个个人成长和砍柴之前磨刀的过程。在他至今出版的各种文集和选本中，几乎没有给这个时期的作品留出位置。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一样，那些作品已经沉入记忆的海底，处于被深度遗忘的状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人们不会想到去打捞它们。
汨罗江的岁月是漫长的，在这里韩少功由一个十五岁少年历练成一个持重的青年，从皮肤缝隙间伸长出来的青色的胡须，野草一样遮住了他的半个脸孔。他对那段特殊的生活是真诚的，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的，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难于走出记忆的纠缠。特别是汨罗江上的那轮圣洁得可以杀人的月亮，始终徘徊在风轻云淡的天空。古罗子国的山水人情成为后来韩少功展开人物故事的背景，汨罗地方楚文化的遗风，包括人们对事物的泛灵理解，也成为他小说语言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爸爸爸》和《女女女》中，全套运用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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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大民主（1）
1977年，韩少功接受了来自县文化馆的一个任务，撰写传记文学《任弼时》——因为这个县正是任弼时的故乡。为此，他有机会到北京、江西、四川、陕西等地，采访一些革命###和根据地。对王首道、王震、李维汉、胡乔木、萧三、罗章龙、刘英、帅孟奇、李贞将军等先辈的采访，使他对革命生活和革命时期的人性有了具体、丰富而不同于教科书的了解。爱情、性欲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等，都伴随着革命的历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奏和花絮，使它显得复杂多义而又罗曼蒂克，超出后辈人的景仰和想象。
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国家恢复停止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他怀疑这次高考能否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并对参加考试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此前他曾经参加了1973年那次流产的高考，自信成绩不差，因为出现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在考场交了白卷，便全都取消了。据说那次他们的试卷还未评分就化成了纸浆。这一年，他都在外头忙着革命老区资料的收集，直到考前不久才回到单位，发现青年朋友差不多都报名了，才有些动心，终于在朋友们的纷纷鼓动下，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下了决心。他填报的是武汉大学，按照成绩单完全可以录取，但是他的几位朋友卷面成绩不太理想。为了大家今后能继续在一起励志探索，韩少功把志愿改为湖南师范学院。踏进岳麓山下枫林如火的校园，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刊登在权威的《人民文学》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七七级和七八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常特殊的届别，他们是从1966年以来十几届初高中学生中经过考试遴选进入校园的，机会非常难得。七七级进入校园的大中专学生有二十多万人。“同学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考来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和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以及军营的大哥大嫂或老伯老婶，人人都有人生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得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对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一定是坏事。先读了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级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几个思想圈子的人物几乎都进了这所学校。这时的韩少功和他们一样，还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同莫应丰、张新奇、贺梦凡等人组织了“五四”文学社，一见北京出现“民主墙”，也在长沙市闹市区和湖南师范学院校内搞起了“民主墙”。他们把五一路的一面墙变成自由论坛，一夜之间贴满大字报，呼吁为“###”平反，批评湖南省领导在“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沉默，反对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闹得长沙城沸沸扬扬。湖南省委派人到处调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学院领导觉得韩少功主持的中文系《新长征》壁报十分“出格”，有政工干部不断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韩少功与老插友梁预立就在民主声潮中定了终身，他们的恋爱史像中国抗日战争一样持续了八年之久。
1979年5月，韩少功在硝烟弥漫的广西和云南前线采访还未回来，他的短篇小说《月兰》得到前辈诗人李季的支持，在他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月兰》写的是一个当时十分普遍的贫困乡村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自家养的几只鸡下田觅食，被县里派来的工作队用农药毒死，主人公月兰承受不起随之而来的小孩交不起学费、老人无钱医治等窘迫，投水自尽，让身为工作队员的“我”良心无法安宁。小说发表后，立刻在苏联转载，被台湾电台广播。因为揭露农村政治生活的阴暗面，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直接对抗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让老作家康濯十分为难。他当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为了保年轻的韩少功过关，他亲自为这篇小说加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严厉的质问和批评还是风生水起。全国性文学评奖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尽管《月兰》在读者推选过程中的得票率相当高，但最终被取消参评资格。不过，韩少功可以自慰的是，他收到几百封农民来信，对他为民请命的小说表示感激和支持。其中有一个农民在信中说，他给全村人读了这篇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这难道不是更有意义的奖赏？
校园里的大民主（2）
这篇小说应视为韩少功登上文坛的标志。这一年的10月，作为湖南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参加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那时文学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作家的头上绕着七彩光环。
韩少功的大学四年，正是“伤痕文学”在中国盛行的时期。伤痕文学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脉，它借助人道主义的情感和思想资源，以悲惨沉痛的故事，对1957年来历次###和错误观念对人的摧残进行了投诉，揭露了一些社会存在的弊端。故事越是悲惨就越是感人就越能引发社会共鸣。那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似乎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地方倾泻。韩少功在那批作家中是较年轻的一个，他写的《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分别获得了1980年和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也获得好评，并改编为电影，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1981年，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月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韩的家庭亦属于伤痕不浅的一类，但他的作品关怀的更多是社会和人生理想问题。在《西望茅草地》中，他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颠覆当时流行的把生活和生活者简单化的倾向：“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小说《飞过蓝天》写的是理想的放弃与坚持。在“文革”结束，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城市的时候，公社知青户里最后一个知青“麻雀”，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资源，只好把寄托自己精神的一只鸽子，献给了从北方城市来招工的要人，最终也还是不能如愿。于是，他破罐子破摔，企图以让别人厌恶和惧怕的方式达到目的，玩忽职守怠慢责任，终日沉湎于酒精和游戏之中。有一天，他在游猎中开枪打死了一只鸟，而这只鸟正是他送给别人的鸽子“晶晶”。文章通过对鸽子“晶晶”挣脱牢笼，从北方返回南方，百折不挠地寻找自己家园和主人的过程的抒情性叙述，表达了作者对曾经激荡过一代人的超越世俗利益的红卫兵情怀的执拗坚守。经历过困苦生活的韩少功深知物质利益对于人存在的意义，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拒绝把物质欲望视为人生的究竟。
大学四年对韩是十分重要的。韩称在这时期他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学后期，他开始接触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尼采和萨特，一度兴奋了他的神经。他开始对神秘、复杂、阴暗的人性进行思考。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王蒙、金观涛等更多新锐知识分子，曾与王蒙在书信中讨论切磋，与金观涛在岳麓山下漫步长谈，与北岛、蒋子龙、陈国凯、苏炜、吴亮、南帆等文友结下友谊。他的知识视野豁然变得辽阔，心态也渐渐冷却下来。在多种主义方法的交叉观照下，世事与人心变得光怪陆离，游移多义，定义和结论越来越难以独断。对于很容易走向极端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是真正厌倦了，一直亢进不懈坚定不移的韩少功变得迷惘和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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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文学的根（1）
1982年7月，韩少功走出了湖南师范学院大门。按照成绩，他可以进入党政部门、报社、电视台、出版社、文联一类同学们争相挤入的单位，但他必须为他###中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被分到湖南省工会干校，在当时情况下不够热门的单位。由于他持有结婚证和子女生育证，学院大概不能把他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去，制造新的两地分居。临别之前，同组的同学到韩少功家聚会，梁预立为他们准备了具有湖南风味的菜肴。大家的心情各自不同，但都异常兴奋，共同约好五年之后的这一天再次在这里会合。结果，五年之后的这个日子，只有一个名叫杨晓萍的同学，从遥远的南方风尘仆仆前来践约。
到了工会之后，因为写作上的特长，他被安排在《主人翁》杂志社当编辑。第二年，他的政治命运也渐有转机，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1983年他成为湖南省政协的年轻常委，1985年2月从《主人翁》杂志副主编的任上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当上一名不用按时上下班的专业作家，后来还被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成为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一员。如果有志于政治仕途的进取，他的前景甚为可观，但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比如经常在省政协常委会上缺席，至于省青联的主席团会，更是一次也没去过。以至于某机构考虑提拔新人时，有的权威人士发话说：“这个人太不爱开会啊。”
从1982年到1985年，韩少功在悲观中沉默，演绎多年的人生逻辑终于到头，他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坚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种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着他的生命。他看到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这种艰难不在于某种体制和某个保守分子，而在于民族心性的难以转移。他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阴暗叵测的利益计较和心思谋划，一种温馨中包裹着的凛冽。在他理想的帝国里，太阳正坠入黄昏之中。这个时候，他还不能以天空和太阳的名义，对黑暗中蠢动着的一切给予谅解和包容，厌恶和蔑视之情氤氲于胸，沉郁之中，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孤高显示在他翘起的下巴上。
这时，文学正是朝阳产业，男女作家们勤奋地写作。年轻一些的，则以最新潮最时髦最洋化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卑琐的心理隐私，他们自信地抨击一切，却从来不检点自己。文学由神圣的事业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种状况同样使韩少功感到厌倦，他对文学，至少是眼下大行其道的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笔会和活动产生了厌倦，觉得带着女儿韩寒到街头随便走走，比和同行一起瞎聊更有意思一些。
他开始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在那些已经获得社会成功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和同辈作家们热衷的都是问题小说，即以揭露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为使命，带有很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而这种沿革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所凭借的武器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道主义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许多人眼里，人性的贪婪和私欲的膨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个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对集体、集权、公共、平等的极端追求转向另一个极端，就可以消除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事情让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学必须像奸细一样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内部，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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