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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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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王奥纳西斯生前有言：“如果女人不存在，世界上所有的金钱都将失去意义。”归根结底，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不仅是数字，就连人生也会变得比数字还要枯燥；不但一切的经济指标都失去了意义，就连经济本身都将不复存在。“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这句箴言应该镌刻在每一家证券交易所的最显眼处。
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
“眉眉我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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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邀我于情人节之夜共赴烛光晚餐之电邮已收讫。我知，今年的西式情人节，恰与吾国之元宵节相连，琉璃世界，中西合璧，金风玉露，你我狗男女恭逢此‘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愿能同年同月同日死’之境界，安有不亲自之理？可是眉眉你知吗，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春节在内，都是反情人的。而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
以上肉麻至极之语，摘自徐志摩1926年2月19日自上海致陆小曼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徐陆二人当时皆是新潮得不能再新潮之人，然而信函正文第一句里的“电邮”，却并非许多年以后E…mail的中文缩写，而是电报的意思（“眉眉”二字尤其会造成关联性误读）。基于摩尔斯电码的电报正是当年最酷最快捷也是最贵的通讯方式，除了热恋中的新潮男女，政客、军阀以及地下工作者都爱使用。
当然，这封信中的另一关键词“情人节”，却完全不存在像“电邮”那样的时代差异。与之相同的，还包括受到这一节日困扰的情人们的心情。也就是说，徐志摩这封信，腔调是软的，道理是硬的，诚可谓“话不糙，理也不糙”——尤其是“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一句。
绝大多数的节日之所以都是“反情人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节日都是家族以及家庭性的，特别是情人节前夕的春节（ 就字面意义来说，情人节才是名副其实的“春”节 ），而情人节却是非家族和非家庭（或前家庭）的，基本上算是反家庭的，二人世界对抗合家团聚。虽然暴搓一顿是这两个节日共同的特征，但是年夜饭和情人节大餐也只有以下两个相同之处：
一、都在夜间进行；
二、餐馆都订不到座位。
除此之外，从菜单到就餐人数，整个都拧着。对于那些身陷热恋状态，尤其是处于婚外恋状态中的男女来说，春节的苦楚更不足与外人道。根据我持续多年的观察，从大年初三开始，大小餐厅里就开始出现一对对怎么看都不像是合法夫妻的形迹可疑之男女。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看什么看？别看了，你丫猜的没错，我们就是在家里坐卧不宁、苦苦‘守节’并且连守了三天的旷男怨女！”
除了大部分节日与生俱来的“反情人”特质之外，情人之所以“最怕过节”，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在所有的节日里，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最“反情人”的，就是“节日卧底”身份存在的情人节了。
对于普天之下的有情人来说，情人节的“反情人”特质，莫过于它“非过不可”的强迫性。也就是说，做情人一定要过情人节，不仅“安有不亲自之理”？而且双方都必须同时在场，否则，“情人”这一身份的确切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所以徐志摩在元宵前夜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解释道：“我本该明天赶到京和我的爱眉宝贝同过元宵的，谁知我们还得磨折，天罚我们冷清清的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冷眼看人家热闹，自己伤心！新月社一定什么举动也没，风景煞尽的了！你今晚一定特别的难过，满望摩摩元宵回京，谁知道还是这形单影只的！你也只能自己譬解譬解，将来我们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情人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的严重性，已经把我们的摩摩逼到了主动拿新月社甚至拿“名分”说事儿的地步。要知道，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一旦向女方说出“名分”二字，其爆炸性并不亚于女方向男方所说的“我有了，是你的”。
事情正如罗兰·巴特在《 恋人絮语 》中所说的那样，情人们通常所感受到的那种忧伤，其实都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一旦决定舍弃恋爱状态，恋人便会忧伤地感到远离自己的想象。”情人若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正是“远离自己的想象”的一个大好时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春节强调的是父权家庭主义，国庆节弘扬的是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情人节所暗示的无疑则是男欢女爱——主要是异性恋的情爱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二人世界”的情人节和“合家团聚”的春节其实是“面不合心和”，殊途而同归的。前者只是后者必要的铺陈和演练。什么叫“有情人终成眷属”？终于成就者，名分也。用摩摩的话来说，那就正是“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暗喻：名分一旦定了，以后的情人节在不在一起过也就无所谓了。（就连情人节也抢不了，谁还抢得？！）从今往后，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美好的日子万年长，你我狗男女就踏踏实实地欢欢喜喜过个年吧。
后 来（1）
“节后病”是继各种年节之后被成功开发出来的另一种“需求”。
据说此病以暴饮暴食以及“生物钟发生改变”为主要诱因，临床表现为各种消化系统及心理疾病。近年来，前者的发病率或因饮食日见清淡而有所缓解，而后者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年节之后，尤其是长假后一周之内普遍感到分外焦虑，情绪低落，不想工作，万般沮丧，甚至怀疑人生。
病是开发了，惜乎未有解决方案。以我之见，乐极生悲是天底下最难受的病，更是最难医的病，治疗思路上，最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正确对待此类“事后”的善后问题，不妨横向地参考一下性生活心理研究上业已取得之各项成果。
我个人的性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在理论上提前接触到“善后”问题。人生不幸识字始，对于青春不幸萌动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识字者而言，《 赤脚医生手册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1970年9月第1版，1970年9月第1次印刷 ），几乎就是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惟一的、合法的并且图文并茂的自学成才者之启蒙教材（ 同样铁证如山的是，余秋雨老师肯定没有参与这个写作班子 ）。《 赤脚医生手册 》可能救过许多人的性命，作为性启蒙自学教材，《 赤脚医生手册 》当年虽未能救我于水火之中，但是从70年代直到今天，却有四字真言在我脑海里经久耐用地挥之不去，其曰：“呼呼大睡”。完整说法其实应该是“男同志（在事后）不要只顾自己呼呼大睡”，而应该关心女同志。
bla，bla……
男同志为什么就不能呼呼大睡？原始文本中肯定有详尽交代，只是对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男读者来说，字肯定是认齐了，道理也肯定是不懂的，牢记的只有绝对命令——“不可呼呼大睡”。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然而“呼呼大睡”却一直像一句咒语，浮现于每一次“吟罢低首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之际。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其兴也勃焉，忽焉其兴也”，男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女性来得慢，去得更慢。
呼呼大睡
如果性交是一种病，“病来如山倒”说的是男方，“病去如抽丝”指的就是女方。
故即便双方共同达到了高潮，男方于“山倒”之后，亦不可弃女方于不顾，绝尘而去，而应保持“泰山崩于眼前而不色变”的风度，将热度在高潮之后持续保温一段时间，耐心地陪同女方将烦恼丝一根一根地抽去，不可硬上马，必须软着陆。
很显然，就“节后病”而言，弃我而去的昨日之节日，就是那个呼呼大睡的男同志，身旁那位郁闷的女同志，不消说，即饱受“节后病”伤害的你我是也。
道理再清楚不过，惟一不解的是，“呼呼大睡”这四个字为什么会与上述老生常谈同样的脍炙人口，又何以竟成了“不负责任”的同义词——性别、教育及成长背景与我完全不同，即肯定没有读过《 赤脚医生手册 》的张小娴就曾白纸黑字地写道：“女人最介意男人在事后呼呼大睡。”
小娴还有一个前提：“男人可以有性无爱，但不可以没有床上礼仪，不懂床上礼仪的男人只是一头色欲狂徒。”也就是说，可以“有性无爱”是男人之天性或劣根性，不能“呼呼大睡”则是男人的礼貌及道德水准。所以，小娴在《 女人的床上礼仪 》一文中也实事求是地劝解女人：“事后不要缠着男人说话，应该理解他们是很疲倦的。大部分男人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女人有机可趁，将他去势。”
除后一个判断显然因作者本人的缺乏实践而有违常识（主要就“去势”在技术上的最佳时机而言）外，小娴大抵还算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相对于男性“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顽劣不化来说，“后来”的矛盾无非是一个“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问题，时间关系。其实，男人在“山倒”之后立马掉进谷底的那种沮丧，那种万念俱灰，除了搪塞以“呼呼大睡”，又岂是女人所能理解？而当一个男人活到了连“山”也再看不见，甚至记不起“山”为何物的时候，回首一生，那种今是昨非，那番痛心疾首，又岂是他自己所能接受？从长计议，“呼呼大睡”虽不算善类，但更不可取代以“事后烟”之类，后者更容易触发悲观的哲学思考，启迪厌世的广袤思维，倒不如乖乖地陪对方说说话，聊聊事后天。力不从心的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聊以敦厚人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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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招
关于善后一事，在网上所能搜到的建议，虽然文采略输，女权嚣张，却失之实用，大逊风骚。
此等技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大类：一、先小人后君子，动口不动手，聊聊“事后天”：“高潮过后，有时你根本不须用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即能将你俩的心紧紧相系，因为此时没有什么预期心态，所以在床上聊天，便成为一种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即能增进彼此了解与亲密感的最佳方法。”
至于聊天的主题，又可分为以下两小类：（一）扯淡类，即“这可不是一个谈论严肃议题，或是批判男友床上功夫的好时机。互相公开童年糗事，是此时比较适合的话题”；（二）企划类，即“详细地对他描述那些你没跟他试过，却又迫不及待想在下一次跟他玩玩的花招。也许那个‘下一次’就会因此变成你俩毕生难忘的经验”。第二大类，即“做爱后的你反倒精神百倍？不妨来个激情小游戏，还能让俩人的亲密感更上一层楼”，建议的游戏包括：“泡泡浴两性战争”， “洗个鸳鸯浴”， “打个枕头仗”，“放点音乐、来个裸体共舞”，等等，不一而足。
后 来（2）
以我之见，无论锁定什么主题，“事后天”都应慎聊。男方此时正处于身体和精神的绝对低谷，就算扯淡扯到极点，“敌疲我扰”之敌意毕竟挥之不去，尤其严重的是，在这种“敌强我弱”的状态下，一个没聊好，扯淡扯出一份严肃的赛后报告，而“互相公开童年糗事”分分钟会变成“互相揭发对方糗事”，还不如呼呼大睡。
“详细地对他描述那些你没跟他试过，却又迫不及待想在下一次跟他玩玩的花招”—— 这样的花招，表面上满怀豪情，展望未来，共襄盛举，其实无非是让意犹未尽的一方过过嘴瘾，聊事安抚一番。惜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对“事后男”谈未来事，对“今宵苦短”之人畅谈“来日方长”之事，庶几对牛谈琴，真是何苦来？至于种种“激情小游戏”，更是可爱到离谱的程度，假定双方在激情过后还有如此之多的剩余精力和余热，何不重振旗鼓，再战一场？
今宵苦短，来日方长
明天还是要继续，节要一个一个地过，爱要一次一次地做，故“善后工作”也不可就此草草了事，以致虎头蛇尾，晚节不保。
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完美“事后”呢？
古代文献中找到的最佳境界，见《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侍女乃进罗帛具香汤，洗拭阴畔，整顾裈裆。开花箱而换服，揽宝镜而重妆，方乃正朱履，下银床，含娇调笑，接抚徜徉。当此时之可戏，实同穴之难忘。”境界固然理想，个人卫生水准亦十分不低，但文学色彩和男权思想均告过重，读者诸君在床上万勿仿效。
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相比，能使上述问题一概迎刃而解的自然是梅开二度。
清人张潮曰：“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词曲为文字中尤物。”向以为，七大尤物中，令人惶惶然无以善后者，惟蟹而已矣。一定要把男女也计算在内，“男女之尤物”无疑是做爱。对待大闸蟹这一“美味终结者”的味觉善后，我能想到最浪漫也是最诚实的“蟹后”，就是再吃一只。同理，做爱的最佳善后，便是再做一次。
可是，仗着火力壮，一味死磕，终究谈不上什么善终。纵是一做再做，大战300回合，也总有一次善后需要处理。当然，若双方筋疲力尽，像一对战至第12回合的重量级职业拳手那样互相抱着对方喘息，值此时也，双方若能同时“呼呼大睡”则是再理想不过。
显而易见的是，此法风险过高，可持续发展性更低。只是方才提到螃蟹，突然触类旁通，计上心来：与其搞这搞那，男女双方何不离床就席，推杯换盏，暴搓一顿以做善后，岂不皆大欢喜？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让一种欲望填饱另一种欲望。酒足饭饱，四大皆空，正所谓今宵苦短，来日方长，能不各安天命，一夜无话乎？
治疗“节后病”，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思路，更为可行的是，年不能立马再过一次，好在一年之中尚有更多的佳节排着队迫不及待地接踵而至。假如春节已经过去，情人节（清明、端午、三八、五一……明年的春节）还会遥远吗？今宵苦短，来日方长。与其兀自沮丧焦虑，何不满怀对“来日”的憧憬，搂着呼呼大睡的“去日”一起呼呼大睡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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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教父（1）
第一次听到黄霑先生略带嘶哑的声音以及不怀好意的奸笑，大概是在1980至1981年之间，地点是暨大的学生宿舍，午夜的收音机，大概是商业电台的节目。黄霑在那个节目里讲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除了这一句：“老友，你有冇睇过小电影啊？”
彼时彼刻，小电影我当然还没“睇过”，我还是一个刚从上海来到广州不到一年的大一学生。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当时就在心里为这声音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坏人，传说中香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此人吧。
认定黄霑是一个“坏人”，同样也不妨碍我在内心的更深处对他心向往之，即便是坏蛋，也属于后来我们说的那种“有趣的坏蛋”。后来，我陆续又读了黄霑的《 不文集 》，看了他的电影——主要包括《 大咸湿 》、《 不文小丈夫 》、《 不文小丈夫之银座嬉春 》、《 不文教父带你嫖韩日 》等一系列三级片，他的电视节目——例如《 今夜不设防 》、《 不文骚 》、《 三个光头佬 》等等。可以这样说，自始至终，黄霑“不文教父”的角色以及地位在我心目中就从未发生过动摇——我的意思是说，直到最近读到内地媒体对黄霑去世所作的报道，再根据我个人对黄霑先生的认识，前者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消化。
我发现，大部分内地媒体这次对黄霑先生的报道评介，从头到底都在说他写了多少脍炙人口的爱国爱港歌曲，对以上“不文”作品却只字不提。电视台在北京作访问时，知道黄霑的人不多，但只要一提《 我的中国心 》，情况便大为改观。还有网民发帖回忆道：“来自香港的张明敏唱了首《 我的中国心 》，一夜之间便红遍了大江南北……那首歌的歌词就是黄霑写的……当时我就想，这人真厉害。然后就等着他的下一首爱国歌曲出现。”
《 我的中国心 》同样也激动过我的中国心，但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的中国心同样也因同一作者倾情演出的“不文骚”而骚动过。张潮曰：“读佛经宜对美人。”意思是佛经太过出世，面对美人读之，有助于抵消掉“出世”的消极影响。若以此观之，观“今夜不设防”而高唱“我的中国心”，是否亦有助于抵消“不文”的消极影响，可乎？不可乎？实在是一桩难以设想之事。不过，对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消费香港流行文化的粤语地区的广大消费者来说，类似的事情后来一直也没断了发生，例如非粤语地区消费者在90年代对周星驰“很有文化的误读”。
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作这样的追问显然有失厚道。隐恶扬善，人之常情。问题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曾经为人师表者，何以编纂《 不文集 》并再版六十有一？爱国歌曲作者怎堪充当嫖妓导游？粗口爆棚，又如何在天主堂里口诵《 圣经 》？有识之士曰：“黄霑是一个矛盾又复杂的混合体，这恰恰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此言极是，惟一要补充的是，这个“混合体”其实既不矛盾，更不复杂。人性本来如此，至情至性如黄霑者，更加不足为奇。说什么复杂，道什么矛盾，不如坐下，饮杯茶，食个包，将这个性情中人的才情表演爱恨交加地细细欣赏。黄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性情中人。要论人性之复杂、之矛盾，更为合适的例子是最近被李欧梵摆上了学术演讲台的周星驰。
“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笑着回答，讲一声，我系我。”这是黄霑生前所作《 问我 》的歌词。我相信，此数语正是黄霑一生真实或比较接近真实的写照。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一个（ 大学文科生的 ）中国男人的“真性情”，最起码被黄霑在戏上表演、发挥到淋漓尽致。2001年，黄霑在“百万富翁”名人版电视现场竟然把他至爱的女人的芳名“林燕妮”这三个字都当做粗口爆了出来。性情至此，夫复何求？真是爽到了最高点。
说到粗口，有一回我在广播道附近拦了辆出租车，上车不久，司机就按捺不住地感叹道：“你上来之前，黄霑刚下车。我真搞不懂，他老人家一路在讲手机，粗口不断，但是一上电视或电台，滔滔不绝，却是一句粗口没有，真不知他是怎么控制住自己那张嘴巴的。够专业，我服了他！”
据黄霑自道，他“从来不在电视上讲粗口，只是有一次在电台里讲了，但都剪了”。可见专业就是专业，又黄又专。专业之外，黄霑能令无数中国男性文科生又爱又恨垂涎三尺地做成了“自己”，除了他本人就是一个“勇敢的中国男人”以及香港的特殊环境之外，根本上，仍旧是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黄霑全盛时代的香港，可能是“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地方”，然而黄霑这一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功，其实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模型中成功“借来”的。也就是说，他成功地被大众定义为传统中国文化模型中的“鬼才”或“风流才子”。如果说人生如戏，黄霑用尽一生演的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片”。如唐伯虎、如李渔、如李贽、如徐渭（徐文长）等等，统统都是这一类型的合法原型，也统统都是性情中人，多才多艺，放荡不羁，“疏纵不为儒缚”。就连《 不文教父带你嫖韩日 》的结构，也与往往一开头就苦口婆心劝人“戒色”的中国古代色情小说惊人地一致——这部三级片的主要情节是，黄霑与两名同事借公干之名前往日韩浪游，虽有艳遇，结果不是受骗，就是染病，铩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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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教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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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黄霑在电视清谈节目《 三个光头佬 》里“熊抱”王祖贤，然后热情洋溢地称赞她是他自渎时的“头号性幻想对象”，并告诉她“成为男人的绮梦对象是女人至高无尚的光荣”。如果“不文霑”本人身后也不幸成为某些误读者的“绮梦对象”，九泉之下，他会不会同意这也是一种“至高无尚的光荣”呢？
夫妻相
肖像画家苏锡·马林给戴安娜王妃画像时，发现戴安娜和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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