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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巴比伦-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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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问起我，为什么去学会计。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读的是文科班，可以不用考化学物理，理科是我的弱项。去填招生表的时候才发现，夜大的文科专业只有两个：文秘和会计。我他妈的很郁闷，我还以为自己能读个中文系什么的，结果只有秘书和会计让我选择。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该读哪个，后来招生的老师急了，让我不要磨蹭，我就问他：“您看我是像秘书呢还是像会计？”老师端详了我一会儿，摇头说：“都不像。”我只能闭着眼睛填了个会计，不像就不像吧，也许老了以后能像。
小噘嘴说：“反正，胡科长没说要送你们去上三班，但你们小心点，我听说糖精车间要扩产啦，缺人，明年至少要调一百个人去上三班。”
有关一百个人去上三班的事情，后来被证实确有其事。一时间，白班工人风声鹤唳，三班工人幸灾乐祸，甚至有些基层干部都打起包裹，要求调动到别的厂去。糖精车间的新厂房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中，眼看着它一天天造起来，大家的心一天天沉下去。这中间还地震过一次，可惜震幅太小，光是把河边的泵房给震塌了，耗子全都跑了出来。糖精车间安然无恙，他们说，这车间投产以后，里面的动静就等于是七级地震，这房子除非扔炸弹，否则不会倒。
我考上夜大以后，整个夏天就在等开学，心情非常糟糕。但我爸妈心情好极了，我妈都快哭了，认为我要求上进，是个好青年。我爸爸强忍着激动，用深沉的嗓音对我说，家里在我这一辈上没出过大学生，光出过我堂哥那样的流氓，所以我这是光耀门楣的壮举。我看了看咱家的门楣，心想，爸爸，一个野鸡大学也值得你这么激动吗。
我想退学是没门了，感觉是上了贼船。我妈在楼道里宣传了一圈：“我们家小路考上大学了。”邻居不明白，就问：“咦？你们家小路不是在糖精厂做电工吗？现在大学又开始招工农兵了？”我妈说：“不是工农兵大学，是夜大学。”邻居就说，小路真上进啊。然后回家去拍自己儿子的头皮，要他向我学习，一边做工人一边读大学，既赚钱又拿文凭，全世界的美事都被路小路一个人独占了。
那时候我们楼里有个读高二的小子，重点中学少科班的，眼镜片子跟瓶底一样，而且罗圈腿，看起来像个残废。残废的妈妈也教育他，向路小路学习啊，不甘堕落，发奋图强。残废很不耐烦地对他妈妈说：“夜大算个屁啊！我初三就能考取夜大了。”残废的妈妈就狠狠地教育他，说他太不谦虚。其实，残废说得一点没错，夜大算个屁，不但文凭没鸟用，还有可能连累老子去造糖精。后来，过了两年，残废没去考清华北大，而是考了个佛学院，剃头做和尚去了。残废的妈妈哭了个半死，到我家来诉苦说：“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让他像小路一样考个夜大呢。”我这才知道，天下的母亲，都具有一种非凡的预见能力，当初她让残废向我学习，原来并不是学我的上进之心，而是学我的入世之心。我妈也是如此，夜大的文凭无法让我去厂里做一个会计，但至少能让我娶一个读中专的姑娘，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娶到个读本科的。这也是一种入世精神，可惜我和残废都不能体会母亲的一番苦心。
当时那种氛围之下，我想退学是不可能的了，除非抱着让我妈哭死的决心。这事情不能干，我有三个舅舅，一起扑上来揍我的话，就算我是土行孙也跑不掉。
九三年，他们说，我和长脚都可能去糖精车间上三班。首先，我们两个都考上了夜大，这种人天生就应该去上三班造糖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令其想死。其次，我是什么技术都不会，只会拧灯泡，很容易被淘汰；长脚则是他们班组的头号牺牲品，如果上头要抽人去造糖精，长脚肯定是第一个被出卖的。
那时候六根给我们出馊主意，要想发达，就去泡厂长的女儿。厂长的女儿是化验室的，你看见她就会想起我们厂长，两个长得实在太像。都说女儿像爸爸，但不能像到那种程度，晚上跟她睡在一起，乍一睁眼，还以为是睡她爸爸，这就太恐怖了。这姑娘一如厂长，矮胖，圆脸，戴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身材脸蛋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跟爸爸戴一样的眼镜，那就天知道了。厂里的工人不正经，说她戴四个胸罩，胸口两个，脸上两个。
我们一听要去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一起摇头。六根说，你们别臭美了，这姑娘可高傲呢，见谁都不理的。我们就一起点头，是的是的，厂长的女儿她当然有理由高傲，而且也应该难看，否则人人都去泡她，她忙得过来吗？
六根说，听说秦阿姨正在给四个胸罩的姑娘找对象，把科室里的未婚男青年翻了个底朝天，其中颇有几个跃跃欲试的，既然科室青年都不怕死，我们这些做电工管工的就更无所畏惧了。我和长脚犹豫了半天，我说还是让长脚去泡吧，我名声太臭了。大家都表示同意。长脚说：“我竞争不过科室青年的。”后来鸡头在长脚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使之恍然大悟，鸡头说：“你他妈的泡上了她，你不就是科室青年了吗？”
长脚又说：“那我去泡她，小路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一起朝他后脖子拍去：“你他妈的泡上了她，小路还会去上三班吗？”
工厂里泡姑娘是花样百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拔气门芯。我有个姑姑是工人，年轻时候很美，有一天她下班发现自行车气门芯没了，正在发愁，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工，该青工非常关心地说：“自行车坏了？我来修。”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个气门芯。我姑姑年少无知，三下两下就爱上了这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后来他就成了我姑父。
还有跑到班组里去吹牛的。还是我的姑父，到我姑姑班组里，对着其他人狂吹，说自己会缝纫，会打毛衣，会烧菜。一边吹牛，一边用眼风扫我姑姑。我姑姑在旁边听着这些，心里越发倾慕，八十年代会打毛衣的男青年绝对是珍品。后来结了婚才知道，屁，他什么都不会。我姑姑也是瞎猫拖上死耗子，姑父凭着这手狂吹的绝技，若干年后做上了全厂的党委书记。
有关糖精厂的化验室，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只有电工可以自由出入。化验大楼有上百根灯管，几乎每天都有坏掉的，平时都是攒齐了一起换，遇到电工心情好，也可以去主动跑去换灯管，检修电路。泡化验室的姑娘，乃是电工的天职。但是，化验室对长脚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长脚是管工，化验室里有很多灯泡，有很多烧杯，有很多仪表，就是他妈的没有管道。假如长脚随随便便跑进去，可能撞上女化验员换衣服，那他就惨啦。女化验员都是穿白大褂的，白大褂下面就是胸罩和裤头，如果他撞上的不是四个胸罩的姑娘，而是两个胸罩的老阿姨，一种可能是被送到保卫科，另一种可能是被就地强奸掉。
后来六根出主意，下次去换灯管，带上长脚一起去。这个主意虽然很糟糕，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长脚化装成电工混水摸鱼，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
那天我们借口检修电路，统一换灯管，几个电工一起跑到化验室去，顺便带上了长脚。结果，千算万算，忘记问一声四个胸罩的姑娘在不在。她那天正好调休。长脚非常沮丧，在化验室百无聊赖，他就主动爬到桌子上去换日光灯管，不料被电了一下，直接从桌子上滚翻在地。倒霉的长脚被两个阿姨抱着，阿姨大声喊他的绰号：“长脚——”我们跑过去看时，长脚脑袋枕在阿姨臂弯里，好像将死的烈士，另一个阿姨在给他按摩胸口。这情景非常不堪，我们都看不下去，收拾起工具全都走了。走出化验大楼时，听见后面一阵脚步，长脚连滚带爬地跟着我们跑了出来。
鸡头说，长脚实在太差劲了，看看小路吧，陪小姑娘嗑瓜子，给小姑娘讲笑话，换一个灯泡得四个钟头，妈的，四个胸罩的姑娘看来得小路去对付。长脚就说：“小路，你去对付也一样，泡上了别忘记把我也调到科室里。”我只能哼哼哈哈地敷衍他们，心里很担忧。我们电工班的人都是碎嘴，这消息假如传出去，厂长知道我们这么泡他的千金，恐怕会把我和长脚都送到锅炉房去。
九三年我和长脚的运气好到了家，本来很有可能去锅炉房的，结果，我们厂长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来了个新厂长。科室青年的求婚行动立刻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想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了。我们也顺杆子往下爬，这姑娘简直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去碰，碰了她，很可能被新厂长送到锅炉房去。政治斗争真残酷啊。
新厂长上任，我们都期待着糖精车间扩产的事情能搁浅，谁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但要扩产，而且要大大地扩产，使我们厂成为全球糖精的主要生产基地，让其他的糖精厂都倒闭。三班工人的缺额，从一百个猛增为一百五十个，所有的闲差都要重新整顿，连食堂里运泔水的都不例外。大家咒他断子绝孙，他也确实没有小孩，泡厂长女儿的计划彻底落空。
回忆我的九三年，除了考上夜大以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妈高兴：我入团了。
秋天到来的时候，陈小玉来找我。陈小玉是新调来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模样甜甜的姑娘。那时候流行这种甜妹型的，我夸她长得像著名歌星杨钰莹，她听了还挺高兴。如今要这么夸她，估计就是找抽了。
陈小玉说：“路小路，你还不是团员吧？”我点了点头。说起这个我就自卑，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模仿班级里的优等生，打过入团报告，从初二一直打到高三，每年清明节之前我都要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剖析一番。但我不大会写入团报告，把自己形容得无比惨。学校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我们是吸收团员，不是施粥。你再回去斟酌斟酌。”过了几天，我去打人，把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打成了神经病，看见我就发抖，半夜里梦见的不是裸体女人，而是我翘着二郎腿对他诡笑，他居然还为此遗精，简直见了鬼，只能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被学校里知道了，团支部书记又把我叫了去，说：“前几天我说错了，你不用斟酌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个人档案。我在小说里读到，档案是一种与你自己密切相关、而你自己却不会见到的东西。比如小学老师给你写了个评语：该生很淫荡。这条评语入了档案，就是在你脸上敲了个金印，古代叫黥刑。这个黥，你自己还看不见，别人却知道。要洗脱这种罪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会有第二个老师为你正名：该生其实不淫荡。第二个老师通常会说：该生的淫荡隐藏得很深。这他妈就彻底完蛋。没有人能证明我不淫荡，除非我是阳萎，但阳萎也可以做到心淫身不淫，隐藏得很深。
我把人打成神经病，此事确凿无疑，并没有冤屈了我。只是，梦遗到底算不算神经病，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入档案，我也不知道；如果入了档案，我是不是还能入团，这我更不知道。后来陈小玉让我入团，我便确信，曾经把人打得遗精的事情并没有入我的档案。我觉得自己以前虽然做过不少坏事，但也有过救人为乐的好事，做了电工，读了夜大，还有一个挺不错的女朋友，简直已经到了人生的顶峰，目前确实是洗心革面的好时机。
有关入团，我心里很欣喜。人都有一种向上的积极性，即使在最堕落的时候。被枪毙的人看见阳光还会觉得欣慰呢。我对陈小玉说：“入团申请书该怎么写呢？”陈小玉开玩笑说：“你大字不识几个，写入团申请书，简单一点诚恳一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听了这话，非常之沮丧，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吗？
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我对陈小玉说，我在厂里表现很差，经常被胡得力抓迟到，奖金扣得只剩下个位数。我这种人能入团，自己都觉得惭愧。陈小玉说：“你不是救过赵崇德吗？ 好好表现，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没优点啊。”
我说：“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开心就好。”她听了就特别开心。
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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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
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
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
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
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三班女工的脸上。别人都夸她好看，还说她脸上是职业性的笑容。我当时不解，职业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吗？
与科室女青年相映成辉的，是科室男青年。他们在午饭时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之相比，生产男青（就是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下流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像马达。谁是科室男青，谁是生产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显得很特别，我手里是一本《收获》，但我其实是个电工。
我的这种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视，认为我是在装逼，其次是被生产青年鄙视，认为我还是在装逼。只有陈小玉和图书馆的海燕说，路小路是个有点天分的文艺青工——请注意，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青工。
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
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
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在那幢楼里，白蓝、陈小玉、海燕，还有各色各样的科室女青年，她们也像那些书，被我的记忆整理之后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年轻时遇到了那么多姐姐，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姐姐们都去哪里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我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名声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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