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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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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两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定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佑五年(一○九○)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已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霍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七五),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担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妻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碱。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勰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须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个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个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个,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率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七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佑五年份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藉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颖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佑六年(一○九一)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佑七年(一○九二)六月,于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人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抵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剳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三面杨”,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涂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颖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佑六年(一○九一)又是五谷不登,饥谨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颖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佑六年,他在颖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觅、麦茨一齐煮粥吃。流匪蜂起,他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畤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
  在元佑七年(一○九二)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他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
  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交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消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消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监,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由于他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程度。远在元佑五年(一○九○)五月,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不须细说了。有些官僚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
  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久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
  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沓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太后交给了中书省,饬令速办。十二月十九日,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元佑六年(一○九一)一月九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
  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元佑七年(一○九二)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潭死之余,人如鬼腊。”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此一地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倘若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所需款项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他说:“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
  元佑七年(一○九二)五月十六,苏东坡又再谈宽免官债一事。他在自己治下,不管别的官吏如何,他把圣旨照自己的看法解释,宽恕了圣旨所列的一切案件,情况不明的疑案,则延期一年再办,等待朝廷决定。他深信人民的信用若不恢复,情况的严重不会和缓,商业也不能复原。巨债高利则像百姓项间的石头枷锁。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他又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有些人为买公产而欠债,还有青苗贷款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也有入欠市易局的债,而市易局已经废止,朝廷下令分十期(半年一期)清还,有人因旧债还不出而又欠了新债。此等情况和在杭州所上表章中列举的四种债务,共达十种之多,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苏东坡回顾一下全部情形,拟定了详尽的办法。最后,他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果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建。死亡半年,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率皆然矣。
  臣自颖移扬,舟过壕、寿、楚、泅等州,所至麻黄如云。臣每屏去吏卒,杀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日,犹以生。若丰年举债积欠,青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城民……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车,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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