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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之惊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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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银集团诸多提高银价和推动《白银收购法案》的理由中，“中国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当时仍然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大国，有大量的白银积累（虽然中国政府在1928年就要求放弃银本位，但由于中国国内银行的抵制和国内使用白银做货币的习惯，中国是当时唯一一个事实上仍然坚持银本位的大国（见《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汽车和小麦，有助于美国摆脱当时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认为，提高银价可以借此打击中国的工业，削弱中国商品与美国商品之间的竞争，因为银价低导致中国的购买力低，中国人只能购买本国的便宜货，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减少了美国货在中国的销售，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具有破坏力的竞争者”。若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美国的企业家和农民。
二、白银收购法案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贵银贱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当时实行银本位制（中国虽然实行银本位制，但在1933年4月6日废两改元之前，银元和银两并用，各地各银行也自行铸造发行银币，成色不一，这些银两之间也还存在比率，例如天津两的一百等于上海两的一百零六（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99页），总之，当时国内的币制是比较混乱的。），国内流通和积淀的白银数量很大。例如，1931年中华民国流通的银币总额估计有17。07亿元之巨，其中外国所铸银币约为8000万元（上海《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见《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1页。），1933年上海宝银登记汇总的当时各银行所储备的白银为1。46亿两，其中以英资汇丰银行的白银储备最多，约有3600万两，而当时国内最大的中国银行的白银储备还不到2000万两（《中华民国财政部档》，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3页。）。对此金贵银贱现象，当时国内也颇多议论，其中不乏担忧财富缩水以及外债负担加重之虞，例如工商部工商访问局曾指出“中国为今日世界唯一用银国家，银价之跌落，其关系广及整个的国民经济”、“中国又为债务国家，银价跌落对于国家财政上影响尤大”、“因银价跌落而致中国国富无形损失巨万，亦为理论上必然之归宿”（工商部工商访问局：《关于银价波动的报告》，1930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6页。）。
但由于白银对于当时之中国，绝非普通商品，同时也为货币本位，白银价格的涨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论，还必须从币值的角度来看银价涨跌。在大萧条年代的头几年，银本位实在是中国的福分，因为，当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制，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包括白银的价格在1929年的大萧条后急剧下降（例如从1926年到1931年，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分别下降了58。8％和49。7％（汪熙，1992）。），这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中国实行了一种类似于浮动汇率的外汇体制。例如在1929年时，中国的一元银币在外汇市场上相当于36美分，此后两年内，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上的银价下降了40％，中国的一元银币只有21美分，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因此，中国的出口货物按照中国国内货币（也就是银币）计算的价格并不会下降，反倒有可能上升（注意如果按照黄金计算的价格则要下降），进口货物的价格则会上升，其结果是当时中国的出口虽然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也小于世界总出口下降的幅度（见Friedman（1992）。）。因此，在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盈余，1931年中国进口白银4545万两（据中国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55页。），在世界其它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国内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
1931年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中国的货币尽管相对于美元仍然在贬值，但相对于英镑、日元和卢比却升值，世界经济的衰退开始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32年被迫净出口白银735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要不是当时国际上白银价格继续下跌以及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比较低等原因，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当美国于1933年放弃金本位时，中国的货币对美元也开始上升，从1932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赤字继续靠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净出口来弥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却迈入衰退，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白银价格迅速上升，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由于中国在1935年11月进行货币改革之前，还一直是银本位国家，美国的购银行动导致白银价格上升，立即对中国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一）大量白银通过合法出售或者走私流到境外
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亿9千4百万盎司白银，国际白银价格节节攀升，1935年4月达到81美分。国际银价的上涨虽然也推动了国内银价，但国际银价上涨得更快，中外银价差距扩大，1934年10月中旬时，每一个中国银元（约含银0。7555盎司），所含白银的国际价格比国内价格高1/4以上，到1935年春天，国际银价超过国内银价已达到50％（见汪熙（1992）。），出口白银每千元即可获利300－400元。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的征收根本无法遏制白银外流，不过增加了白银的走私量而已。首先是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中国政府虽然多次颁布法令禁止白银出口，且在1935年4月与外资银行签署禁止白银出口的“君子协定”，但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力，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上海的中外资银行抛售白银致使政府和实业债券下降10％，上海中心地产价格下降15％，工业债券下降7％。其二，在1934年中国的白银出现了先由内地向上海集中，后来又由上海向内地分散的两次转移，其目的就是要向境外转移，当年的1－8月，内地向上海集中白银2969万元，但在9月份之后，白银流向突然转向，从9月到12月由上海流向内地的白银高达8897万元，比1933年全年由内地流向上海的总和（8189万元）还要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白银出口征收出口税和平衡税，导致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香港出境或者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第三，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的大量白银走私活动导致中国政府对白银出口失控，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讨论。
（二）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国际白银涨价意味着中国货币的大幅升值，加上白银大量出境，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中国物价下降，国内白银流通量减少，信用收缩，利率上升，严重的通货紧缩，诚如当时中国政府驻美公使馆所言“种种迹象证实，上涨的通货价值，就中国来说，实为灾难，因为它带来了通货紧缩”（“中国政府驻美公使馆1935年2月1日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16页。）。中国的批发物价指数1934年比1931年下降了23％，当年下降了6。5％，1935年又再次下降2。5％，农产品价格1934年下降了6。9％，1935年再下降3。7％，同时由于信用收缩，1934年7月的市场利率为5％，到9月的时候就上升到了12％。
（三）贸易恶化，经济衰退
一方面不断上涨的货币价值严重侵蚀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的通货紧缩和生产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内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中国的进口额也同时迅速下降，因此，中国总的对外贸易额在白银价格上升之后，出现了下降。例如1934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出口量只有1930年的21。8％，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以1926年为基数，上海的出口产品物价指数跌到72％，对外贸易额以1933年为基数（约12560万海关两），1934年下降为80％，1935年下降为76％，其中，进口下降得更快，分别下降到77％和68％（引自汪熙（199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例如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年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这个数据是根据刘大中：《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转引自汪熙（1992）。Brandt和Sargent（1989）引用了Rawski等人估计的另外一组数据，1933年的中国农业产出为166亿元，仅比1931年少15亿元，但是这组数据受到了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怀疑。）。这一破产倒闭之风甚至连部分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也不能幸免。美国的白银政策并没有像白银集团所宣称的那样，既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又增加美国的对华贸易，相反，这个政策却把中国仅有的一点东西也拿走了，连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司长也都承认“我们收购白银快要把中国人的血抽干了”。
最后，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产生了一个在美国人看来，没有预见到也无法预见到的是，中国在白银价格不断上涨，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加剧和生产下降等诸多因素挤压之下，选择了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彻底改革了中国的货币制度。虽然在当时以及现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币值的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发端，但是却使中国日后踏上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表述为：“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上白银价格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甚大，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白银价格波动的危害，迫切希望能够稳定银价，然而美国国会仍然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致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之边缘。联想到当时中日之间处于全面战争前夜的形势，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显然是帮了日本人的忙，不啻助纣为虐，连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最后也承认美国的白银政策正符合日本人的意图。当时，日本一方面大量走私白银，在中国银价每盎司40。5美分与世界银价65美分之间投机牟利，利用走私白银所积累的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同时，将中国的白银滞留北方并最终劫掠之（典型者如日本劫掠中国政府在华北金融财产的“平津白银事件”。），并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只剩下3500－4000万外汇与黄金储备），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
美国当初收购白银主要是为了补贴美国国内白银生产者，顺便提高中国的购买力也是白银参议员们的一个理由，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真正的赢家却是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有意帮助日本人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当时美国很担忧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势力以及日本海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能力，期望能够给予中国某种程度的帮助以牵制日本，但美国人也想不到日本通过走私和劫掠中国的白银并在伦敦等地出售而增强了国力，因此摩根韬哀叹道“假使我是被日本花钱收买的，那么我一直在挣着我的工钱。”可以想见这个后果也是美国人始料所不及的。现在国际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更加紧密，两个国家间针锋相对的政策博弈，其结果也恐难为人所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事未必不会重演。
黑龙会原型－日本特高课
20世纪上半叶，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不择手段搜集情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特高课为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战线上与美军作战，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随侵华战争转变职能
特高课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隶属于日本内务省。最初，特高课是一个应付国内事变的机构，但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和远东的需要，日本政府开始逐渐转变特高课的职能。比较显着的一个标志是：日本驻外国的使领馆官员在搞情报工作的同时也配合其他间谍情报机构进行谍报活动。
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都设有一个特高课，来负责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特高课的任务有5项：第1项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第2项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第3项是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第4项是监视伪高官言行。第5项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除此之外，日本宪兵队也与之配合增设了特高课兼管反间谍业务。如着名的左尔格苏联间谍案就是由日本宪兵队联合特高课侦破的。
特高课间谍下场悲惨
特高课未在中国建立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情报搜集活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国内地广泛活动的日本黑龙会。1906年，日本又在朝鲜设立“一进会”刺探朝鲜秘密，这个机构为日本吞并朝鲜立下了汗马功劳。自此，日本在远东情报机构开始大肆扩张。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日本率先在东北建立了用于刺探中国情报的特高课。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网罗了大批间谍，如特高课第二课的高级间谍川岛芳子（中文名字金璧辉）和另一个特高课高级间谍南造云子等人，窃取了大量情报。
土肥原贤二最早成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中国东北秘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汉奸网。他利用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作为大本营搜罗情报，并兼营贩运鸦片。土肥原以开办鸦片烟馆为手段，使他麾下的中国和白俄情报人员染上了大烟瘾，以此来控制他们。由于在东北把间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一跃成为全东北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一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1935年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
淞沪停战协议
一九三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派张治中率第五军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一面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列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鸣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依据国际联合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驻华英国公使蓝普森驻华美国公使詹森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附件第一号
本协定第二条规定之中国军队地位如下：查照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
附件第二号
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之地方如下：
此项地方在附连四地图各别标志为甲、乙、丙、丁，并称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一）。双方订明：（一）吴淞镇不在此地段之内；（二）日方不干涉淞沪铁路暨该路工厂之运用。
地段（二）。双方订明：万国体育场东北约一英里许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军队使用地段之内。
地段（三）。双方订明：曹家寨及三友织布厂不在此地段之内。
地段（四）。双方订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东面通至该墓之路在内。
关于此项地方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委员会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军队向上列地方之撤退，于本协定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关于开始撤退起四星期内撤完。
依照第四条所设之共同委员会，对于撤退时不能移去之残疾病人或受伤牲畜，采取必要办法，以资照料，并办理其日后之撤退事宜，此项人畜，连同必需之医药人员，得遗留原地，由中国当局给予保护。
附件第三号
共同委员会以委员十二人组织之。中国及日本两政府暨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３月４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与会友邦代表，即英、美、法、意各驻华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
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事宜，由委员会斟酌办理。
该委员会之决定，以过半数行之。主席有投票取决权。主席由委员会内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之。
委员会依照其决定，以其认为最善之方法，监视本协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条之履行；并对于履行上述各条之规定有任何疏懈时，有促使注意之权。
杜月笙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着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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