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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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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４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也强大。大达轮船公司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这一劲敌的竞争，更是步履维艰，渐渐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
大达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镇江帮金融巨子陈光甫开设的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眼见大达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心里相当的着急；与此同时通州帮的实业巨子也在为此一问题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于是，镇江帮金融界和通州帮实业界人士频繁接触，最后，他们认为如果能找一位通天教主、大力人士做后台，再聘一名富于魄力、精明强干的经理，也许可以死马当做活马医，解除大达的危机，让它站定脚跟，起死回生。
他们想来想去，认定这一对搭档的最佳人选惟有杜月笙和杨管北。持这一主张最坚决的，是大达公司常务董事兼上海商业银行业务部经理越汉生。
很不凑巧，这时杨管北刚好盲肠炎开刀，在闸北仁济医院里休息。于是，双方在医院里开始了接洽。
结果，已经有了点眉目，忽然又横生枝节，掌握南通事业大权的吴寄尘，坚决反对杨管北去管大达公司的事，他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惟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寄尘公开反对杨管北，立刻便知道是“南通地产质询”结的冤。
原来早几年，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南通实业界元老张謇的得力助手，被张謇所倚重的吴寄尘为了解救大生的危机，竟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上海九江路２２号的整幢洋房进行出售，然后把售得的款项移作大生纱厂救亡图存之用。
这一来，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大哗，南通地产是独立的企业，跟大生纱厂无关，它毫无理由被牺牲了去救大生。吴寄尘是迫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大生的危机解除，上海南通地产的股权问题却又变得无法收拾了。上海南通地产的股东们要求召开股东大会，为保障本身的权益提出质询，要求吴寄尘赔赏全体股票所受的损失。
股东大会举行前夕，愤懑不平的股东们想起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到时候谁来提出质询？因为南通事业的股东多半是张謇的亲友和旧部，他们站得住道理却是碍不过人情，谁好意思去跟张謇的代表人吴寄尘细算账目，要求赔偿？
于是，有人提出镇江杨家的小开杨管北。杨家及其亲戚投资南通实业为数不少，小开本身是大生纱厂的董事、三厂的常董，又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杨管北年纪轻，冲劲足，他学的又是经济与法律。老一辈的有人找到杨管北一怂恿，杨管北果然答应担任开路前锋。
第一次开会，杨管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口口声声讲法律，要赔偿，吃亏的股东有了开路先锋群起而攻之、这弄得吴寄尘极不是滋味，更是对杨管北这个初生牛犊感到不悦。问题拖了又一年，赔偿仍然不见兑现，再召开股东大会时，吴寄尘请了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李耆卿担任主席，各股东因为血本无归，心情焦躁，于是纷纷发言，措词激烈，竟使李耆卿气得中途退席。从此，吴寄尘将所有令他难堪的账都记在杨管北身上，认为这一个后辈虽然年轻有才，却是不通人情，形同叛逆。
在纱布交易中夺交椅（2）
这时，杜月笙拖出来的老英雄，“大八股党”的老前辈，戴步祥、戴老二已牢牢地守在捕房紧急电话旁边。
电话铃声响，戴老二伸手一接纱布交易所十万火急的请求，戴老二声色不动地听对方把话说完，当对方迫切地在等待回音时，戴步祥轻轻地把电话挂断。
一次、二次、三次……
纱布交易所第四次打电话来，根据沈杏山转述的“锦襄妙计”，戴步祥终于开了金口：
“好，我会派巡捕来———看看苗头。”
又过了半天，四名巡捕懒洋洋地来了，经纪人一见如逢救星，正要迎上去诉苦。顾永园又在场子中央大声疾呼，他要求巡捕查封经纪人的账簿，以揭露黑幕，然后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诉讼。
交易所的人眼见顾永园根本就不怕巡捕，甚至他还想指挥巡捕代他“执行任务”，于是更加着慌，他们打电话给闻兰亭、袁履登。闻、袁两人一听交易所出现了带枪的人，顿时惊得脸色大变，他们叫交易所的人沉着镇静，切忌慌张，同时安慰说：
“不管来人是谁，都没有关系，我现在就去见杜先生。”
袁履登和闻兰亭驱车到了杜家，正待迈步入内，早有杜家的听差虚拦了拦，陪笑地说：
“对不起，杜先生还没有起来。”
闻兰亭好言相商地说：
“本来是不敢惊动的，实在是因为事情紧急，没奈何，只好烦你们进去通报一声。”
“真对不起，”听差两手一摊，“杜先生说他要多睡些时，我们底下人，那个敢去喊哩。”
闻兰亭和袁履登一想，这话说得也不错，总要找一位有资格，够交情的朋友，才可以把杜月笙从被窝里拖出来。两人一商量，自知资格不够，于是又驱车疾驶去求傅筱庵。不会想到傅筱庵也是高卧隆中未起。这两位大亨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去寻阿德哥———年高德劭、望重上海滩的虞洽卿。虞洽卿不但跟杜月笙够交情，还可以在他面前倚老卖老，他一听袁履登和闻兰亭的报告，当时就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了。洽老为人向来热心，着起衣裳上了汽车便去杜公馆。
杜公馆的听差看见洽老驾到，不敢再拦，让他带着袁、闻两人，直登二楼，洽老一面走一面在喊“月笙！月笙！”进门一看，杜月笙真睡着了，但是洽老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杜月笙摇醒，而且逼着他穿衣着裳，刷牙洗脸，然后３部汽车４个人，首尾相衔，风驰电掣地开到了纱布交易所。
交易所的经纪人，伸长颈子在门口等，远远看见杜月笙的汽车疾驰而来，犹如天降救星，他们一个个雀跃三千，回过头去便是声声高喊：
“好啦，好啦，杜先生来啦！”
这时候，顾永园还站在台上慷慨激昴，义正词严，在口若悬河地质问，一听“杜先生来啦”，也不觉呆了一呆，踮起脚来望时，一眼瞥见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陪着杜月笙驾到，他一看就明白了，毫无问题，他已经把风潮闹得很大，上海商界领袖全到，是他们把杜月笙硬拖来解决问题的。
方才顾永园在大呼小叫，厉声质问，风浪之猛仿佛把爰多亚路这幢大楼都要掀倒，如今杜月笙、虞洽卿和袁、闻两人在大厅门口一站，好像摇摇欲坠的大楼即刻恢复了重心。经纪人、交易所员工和心中有病的理事一起吁了口气，晃悠悠的一颗心，也稳稳妥妥落回肚子里了。
杜月笙面带微笑，一步步地往大厅里走，虞洽老等人反倒跟在他的身后，拥挤的人潮眼见杜月笙在进来，人潮速速的划开一条大道。
一直走到台下，杜月笙仰脸望着顾永园，笑容可掬地问：
“这位先生，可认识在下？”
顾永园连忙双手一拱地说：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就恨缘浅，始终没有机会拜见？”
“笑话，笑话！”杜月笙抱了抱拳，又问：“先生既然晓得我杜某人，我杜某人有一句话，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听？”
“杜先生的一句闲话嘛，”顾永园坦爽地说，“兄弟当然只有惟命是从。”
“多谢，多谢，”杜月笙笑了笑，“那么，就请先生赏光，到舍下去一趟。当然了，交易所这边的朋友也要请他们到一到，不管有什么事体，让我们从长计议。”
“好的。”顾永园很快地走了下来，“杜先生叫我去，我就去。”
大队人马一走，时间已近中午，纱布交易所虽然风平浪静，安静如常，可是，一上午的功夫就这么耽搁，只好改在下午再开拍。
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双方坐下来面对面谈，杜月笙和虞洽卿是仲裁人，张大帅没有露面，他在隔壁头很紧张地等消息。
顾永园理直气壮，毫无怯意，当着这么几位大亨的面，他还是一口咬定，这一次棉纱一路暴涨必定有内情、有毛病，他极力坚持查封经纪人的账，否则，他不惜身家性命，要告到法院。
好说歹说，摊出底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董事们承认了促使棉纱暴涨确实是为了打击空头，因而难免做了点手脚，但是，事已至此，骑虎难下，怎么个了法呢？
始终都在注意倾听两方言词的杜月笙，这个时候开口说了话：
“依我看是容易得很，套一句戏词：怎么来的便怎么去吧？”
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杜先生，请你指示一个办法，好不好？”
“官司呢，不要打了，今天下午，纱布交易所还是要照样拍。否则的话，事体越闹越大，风言风语传出去难听。各位以为如何？”
除了顾永园以外，在座的人一致如逢大赦，喜上眉梢，异口同声地说：
“杜先生讲的，极有道理。”
“不过，开拍以后，”杜月笙慢条斯里地又说：“要是行情再涨，做空的朋友，不是更加要上吊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一开拍，行情就要跌，让它跌停板。然后，后天再跌，天天都跌，一连跌它几个星期，跌回两不吃亏的原价，也好让做空的朋友补进来，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做多的人很伤脑筋了，他们搔耳挠腮，迟疑不决地说：
“这个……”
“不必这个那个了！”杜月笙接口很快，“就照我刚才所说的，怎么来的怎么去，非法获利，物归原主。各位既然会做利多的手脚，这利空的布置，想必更加容易。”
做多的人为之哑然，于是，双方正式成立协议。杜月笙的这一着，不知救了多少做空出毛病、急得要跳黄浦江的投机家，他赢得了这一帮人的衷心感激，另一方面，他公开露了这一次脸，使杜先生的威信普遍建立于商界人士的深心之中。结果以后但凡出了严重问题，他们都要借重他的片言解决。基于这种心理，纱布交易所一致推他担任理事长，杜月笙不干，让给穆藕初，后来穆氏出长行政院农本局，他才兼领了这重要的一席职务。
经过激烈角逐，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得到长足发展。他终于取得了在金融工商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
盯上航运业（2）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戚长辈纷纷的把股权移转给他，以使他持有够多的股份强化他在公司的地位。同时，杨管北也建议杜月笙不必去当空头董事长，杜月笙深以为然，于是也大量收购其股票；结果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里，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孝若为常务董各兼总经理，而以杨管北副之。此外还有杨志雄和胡筠庵两人，也当选了常董，杨、胡两位常董同为杜系人物。
这时，苏北一带遍地盗匪，声势滔大。由于盗匪多如牛毛，横行霸道，苏北各地交通几已继绝，商旅通过除非预缴“保扩费”，否则随时都会被劫。这样使得在一省之内，从上海汇钱到苏北，１００块钱的汇费高达２０元。盗匪使得苏北货不能畅运，大达轮船公司的货物也经常被抢。
杨管北上任后，立即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交通阻塞上打开大达公司的局面。他请杜月笙约来了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帮忙，高士奎在青帮比杜月笙高两辈，但是由于时局倒转，情势不同了，高老太爷不但对杜月笙很客气，而且还口口声声地喊杜先生。
高士奎一约便到，杜月笙告诉他说：
“有点小事情，想请高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
洪泽湖，位置在苏皖边境，早先是蚌埠通往清江浦的要道，后来因为烟波百里，成了强盗土匪的渊蔽。
高士奎听说杜月笙要请他走一趟洪泽湖，蓦地兴起怀乡之念，他欣欣然地说：
“３０年没有回过家了，既然杜先生要我去，我就走这一遭吧。”
杜月笙大喜，当下请问：
“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便，”高士奎答道，“反正我是闲人，明天后天都可以。”
送走了高老太爷，杜月笙又叫杨管北来，吩咐他送高老３０００块钱的“路费”。
杨管北不在青帮，但是他跟青帮人物很熟，就在他的手下，大达公司大裕轮的买办，众人称为孙大哥的便是一位大字辈，因此，他选大裕作为此行的专轮。
高老太爷抵乡，消息马上传遍清江浦，码头上黑压压的一片，数不清有多少人来迎接———其实，还有不少青帮人物一路远迎，肃候老太爷在船上吃过了晚饭，轮船驶向淮安，到清江浦时，他又接受了盛大热烈的欢迎。
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６天，天天欢宴，不曾一刻得闲。６日后，高老太爷乘车往杨庄老家。
在杨庄，高老太爷一住又是１０天。他的龙亲老眷，街坊乡邻，一拨儿一拨儿地跑来向老太爷磕头。高老太爷也忙着一家家的拜访、叙旧，他家中存有３００石米，加上自己带来的３０００块钱，一笔笔的送光为止。
到达杨庄的次日，高老太爷派人传个话，叫高良涧和临推头之间，亦即洪泽湖相隔最远的两岸，管事的大寨主吴老幺来见。话传过去，在第４天早上，这位苏北最有势力的大土匪头子挥桨如飞地赶到了杨庄。
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吴老幺向高老太爷三跪九叩首，执礼之恭出人意外。高士奎跟他叙一叙，这吴老幺居然也是“悟”字辈，算是老太爷的孙子。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1）
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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