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2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到时候你出了租界又怎么样？”
　　　　“只怕东洋人不肯放过我。”
　　　　“东洋人为啥不会放过你？”
　　　　“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洋人到中国来了就不要中国人了呀？”
　　　　“这个———我杜某人绝不做亡国奴，受东洋人的欺侮？”
　　　　“东洋人什么时候欺侮过你了？”
　　　　“啸林哥，你听到外面轰隆轰隆地炮声没有？你晓不哓得东洋人每发一炮，我们要死多少同胞？”
　　　　“对不起，我没有算过，我只要炮弹不在我的头顶心上开花就好。”
　　　　“啸林哥……”
　　　　张啸林阴阳怪气地又不答话了，身子一歪，闲闲地挑出烟膏自己烧烟泡。
　　　　又过了一会儿，杜月笙下定决心，毅然地说：
　　　　“啸林哥，无论如何，我们要一道走，老弟兄了，不分生死我们都要在一起。”
　　　　张啸林故意打个岔，反问一句：
　　　　“走到那里？”
　　　　“香港。”
　　　　“你在香港有田？有地？开得有银行？办得有工厂？”
　　　　“我什么都没有，”杜月笙诚恳地说，“但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给你几个钱一月？”
　　　　“啸林哥，你晓得我一生一世不会做官的。”
　　　　“那么，你要我跟你到香港去跳海？”
　　　　“不，啸林哥，少年子弟江湖佬，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你忘记了，月笙，你跟我一样，这一生一世就没有靠过父母，我们的吃喝用度是自己赚得来的，我们的花花世界是自己打出来的！”
　　　　“就是说嘛，啸林哥，我们到香港一样可以办事业、开工厂呀！”
　　　　“你省省吧，月笙！”张啸林手里的烟签“啪”地一声丢在烟盘里，他冷嘲热讽，先来一句，然后骨嘟嘟连喝几口茶，抹抹嘴，哇哩哇啦地一阵吼叫，“自从前些年，为了那烟土的事你我兄弟闹过一架，本来我打定主意，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何妨不来个‘萝卜青菜，各人各爱。’月笙你爱开银行、办工厂，当那首席绅士、当议长、会长、十七八个董事长，那你尽管去当。我呢，我爱洋钿，我要发财，我还是做我的土、做我的赌，等到国民政府当家，新生活运动一来，土跟赌都做不成了，我就在租界上住下来，赚到了钱，小乐意，赚不到钱，我回家啃老本。月笙，你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前尘往事，齐集心头，面对老友，杜月笙觉得非常难过，他只喃喃的喊了声：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4）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的一大悲剧，正因为中国军队打了胜仗，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居民们都出来看热闹，欢欢喜喜地像是过年，不料受伤的战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了两千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啼笑皆非。但是，上海同胞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抹去眼泪，态度更加坚强，他们没有埋怨，相反的都在称颂那位不知名的空军英雄。因为他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强使那架受创的飞机飞越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如果他跳伞逃生，任让飞机坠降，那更不知要带给上海人多大的灾害。
　　　　８月１５日，沪战的第３天，日本军机全面出动，猛炸京沪沿线，闸北虹口战况空前激烈。正在这一天的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到了一位神秘而又极不寻常的贵宾，使杜月笙欣喜莫名，矍然而起，一叠声地在喊：“戴先生，请进，请进！”
　　　　于是，这位贵宾笑容可掬地被请进客厅，他中等身材，一举一动充满活力，高额，两道剑眉，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诚挚而热情，马脸上鼻大、嘴阔，天庭特别的饱满。他便是戴笠，字雨农。从那一天他和杜月笙紧紧地握手以后，成为杜月笙最亲密的战友，如手足般的至交。戴杜的结合，并肩作战，使他们两人对于抗战贡献出莫大的力量。
　　　　戴笠，原名春风，又字征兰，浙江江山仙霞乡人。
　　　　抗战前夕，戴笠所领导的军统规模已很庞大，军统人员的活动范围从都市大城市直到边陲村镇，乃至海外各地。日本军方特意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蓝衣社”。
　　　　杜月笙和戴笠肝胆相照，都是至性中人，他俩之间结识甚早，早在上海滩，杜月笙对与戴笠便有过交往。现在，他和戴笠分宾主坐定，数语寒暄，戴笠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然而，这却使杜月笙大为犹豫。
　　　　因为戴笠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所提出的请求和计划，使做了半辈子太平绅士、社会领袖的杜月笙听来，太疯狂、太大胆了，几乎是疯人所为的事情。
　　　　原来，就在不到半月之前，戴笠在天津凭几则电令，无中生有，组成了一支２０００余人的军队，拥有长短枪７００多支。抗战爆发后，戴笠也电令军统天津站长王新衡设法组织“便衣队”，在敌军占领地区从事袭击敌军。由于爱国青年的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投效，不数日间便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劲旅，这一次的成就激发了戴笠的雄心壮志，他亲赴上海拜访杜月笙，想用“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扩大范围，建立一支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新军。
　　　　戴笠极其兴奋，滔滔不绝地向杜月笙透露他的惊人计划，他希望这支新军能有足够的兵力，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正式协助盟军作战。杜月笙知道这一地区是如此的繁复和辽阔，忍不住打断了戴笠的话，他试探地问：
　　　　“戴先生所讲的足够兵力，大致需要多少人呢？”
　　　　戴笠回答简洁而干脆，断然地说：
　　　　“最低限度，要１万人。”
　　　　杜月笙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一下子要组成１万大军，谈何容易？如果是打归打，呐喊助威、聚众滋事，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两界的庞大势力，白相人地界的无上权威，莫说万儿八千，便要十万、八万的人马，也是叱嗟可办，然而戴笠却是要编组军队，在顽强敌人的大炮机枪飞机炸弹之下，叫上海滩上吃油着绸、纸醉金迷的少年儿郎脱下便服，着上军装，长期离开家庭，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上火线去打仗。杜月笙就是自己能豪情气慨不改，脱得下这件长衫，再去当一名中将少将，可是，他能拖得动上万儿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牺牲吗？
　　　　戴笠看他沉吟不语，迟疑了一下，又更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抗战前途，与此大有关联，所以，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的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中央，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眼前一亮，与此同时，心中也做了决定。既然戴笠极力主张，蒋委员长也认为事在必行。那么，不管成功与否，结局如何，就惟有尽量的朝这个目标去做才行。
　　　　但是，他还不敢肯定地答复，先说道：
　　　　“既然这是一件大事，那我们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去让大家帮忙。”
　　　　“杜先生这个话说得很对。”戴笠剑及腹及，行动敏捷，答话时便已掏出了纸笔，“我们彼此商量，开一个筹备者的名单出来。”
　　　　两个人凑在一起，有商有量，不多一会儿，便开出了一张洋洋大观的名单，政界的要人，有上海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两界的则有吉章简、蔡劲军，杜月笙、戴笠都是当然委员，此外再拉上了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精通战略、擅长指挥大军作战的刘军长———刘志陆。
　　　　名单拟好了，戴笠很高兴地搓搓手说：
　　　　“准备的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
　　　　三极无线电学校便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距离杜月笙、姚夫人的住处不远，这个安排对杜月笙来说当然是很方便的了。
　　　　谈到行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募集，戴笠条分缕析，轻松地说：
　　　　“杜先生，募集１万人马，其实并不太难。我说的５个支队和１个特务大队，把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编一支队一特务大队，绰绰有余。还有正在受训的高中以上学生，要他们投笔从戎，自动参加，我想得个两三千人，应该没有问题。照这样算起来，杜先生你这边只要号召个六七千人，编成３个支队，就尽够了。”
　　　　这说得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马上答道：
　　　　“刚才我也想到了的，上海各区的保卫团，有人，也有枪，而且多少受过一点训练。他们的团长，多半是我的学生，譬如说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叫他们去问问保卫团的弟兄，愿不愿意参加？我想，找个千把人或许不是问题。”
　　　　“对呀！”戴笠欢喜得一拍掌，又提醒他说，“杜先生，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
　　　　“哪两个？”
　　　　“陆京士和朱学范。”
　　　　“啊！”杜月笙恍然大悟，当下便说，“戴先生的意思是到工人中间去征集？”
　　　　“当然了！”戴笠说得很有把握，“上海工人有１００多万，他们大都是爱国不肯后人的，请陆京士他们站出来一号召，集合几千人，那还不是言话一句。”
　　　　８月１５日，杜月笙、戴笠的一席长谈，便这么奠立了“苏浙行动总队”、“忠义救国军”的成立基础，同时也缔结了杜、戴两人生死不渝的真交情，使戴笠成为杜月笙一生之中最亲密挚切的好朋友，同时，更重要的，由于这一次会，竟使行年半百的杜月笙，在他往后的１４年生命中，命运与前程，全部为之丕然改变。
　　　　经过杜月笙、戴笠的一致努力，他们在短暂的一两个月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迹，一支出生入死，百炼雄师在指顾之间会卒成军，人数１万还超过了８００人。随后这一新编劲旅，分别由蒋介石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番号。行动委员会设３位常务委员：杜月笙、戴笠、刘志陆，１５位委员，杜、戴、刘和负责筹备诸人之外，又加上了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的俞作柏、张治中，此外还有杜月笙硬拖进去的啸林哥———张啸林。由于张啸林在抗战初起时便不断的发出颓废悲观论调，使杜月笙对他更为关切，防患未然，杜月笙的想法是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这时，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一天到晚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咯咯的枪响，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上海滩５００万人触目惊心，同样的也让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杜月笙自八一三战幕揭开，他便步入一生中最繁忙紧张的一段时期，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无其数的事物在等待他决定和处理。别动队的成立和编训急如星火，救国公债的幕集也势同燃眉，抗敌后援会里百事如麻，从脑满肠肥、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形容枯槁的黄包车夫，他们人人涌跃输将，各个争先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把所有的“后援会”办公地点堆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这许多慰劳物品和金钱，都必须逐日统计公布，并且送上前线。”
张啸林上了日本人的船（2）
　　　　“啸林哥！”
　　　　“虽说我有心桥归桥来路归路，各走各的，但是月笙，”张啸林声音一低，就仿佛有不尽欷吁，“今朝事体不同，我眼看你就要一脚往大海里去，见得到想得到的，我如果怕你懊恼而不说，那就是我对不起兄弟。”
　　　　“啸林哥，你请说。”
　　　　“我刚才说过，你所爱的那些调调儿，什么声望呀、名气呀、地位呀，现在你大约都有了，这个，你有你的本事，做老哥的不能不说一声佩服你。但是，你可曾想到？除了一个名，这些年来你究竟得了些个什么！社会公职担任了几十处，一只角子不拿，还要倒贴开销。银行开了好几家，各有各的后台老板，董事长、理事长挂了十七八个，说句不好听的，月笙你数给我看看，有哪一家真正是你杜月笙的财产？民国十六年我陪你玩枪，打共产党，那一年里你便欠了３００万大洋的账，替你还清债务的是烟土。这一次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十年以来，你哪一年不是挖东墙补西墙，我替你算算你身上背的债，最低限度也有个三五百万。你人在上海，还可以通融商量，你踏出上海一步，声望地位扳了个庄，就不晓得有多少只手向你伸过来！到那时候，你拿什么钱去还？”
　　　　提起这个恼人的大问题，张啸林以为杜月笙必将黯然无语，垂头丧气，不料，杜月笙却哈哈大笑，一开口便这样说道：
　　　　“啸林哥，承你指教，不过呢，对于钱财，我有我的看法，我不说什么‘生不来，死不带去’，‘钱财是身外之物’一类的话。我只是抱定一个主张，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存钱再多不过金山银海，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
　　　　张啸林是个大老粗说不过杜月笙，怔了半天，才缓和语气，换个题目来谈：
　　　　“月笙，你倒给我说说着，东洋人有哪点不好？”
　　　　“啸林哥，你不必考我，”杜月笙深沉地笑笑，“你要我说东洋人的坏处，只有一桩，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从不曾跑到东洋去杀人放火，到处开枪！”
　　　　“我再问你一句，月笙，东洋人对于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杜月笙答得斩钉截铁：
　　　　“就算有好处，那也是毒药！”
　　　　“即使是毒药，终归是好处！”张啸林却把话倒转来说，他又振振有词地道，“月笙，你可曾想到，东洋人来了，可能把全中国都变成从前的法兰西租界，到了那个时候，你、我、金荣哥还有无数的老弟兄，也许可以再开一个比大公司大十倍、百倍、千倍的大公司。”
　　　　杜月笙闭上眼睛，严肃地说：
　　　　“这些种种诱话，都是恶梦！”
　　　　“我看你要坐禅入定了哩！”张啸林非常遗憾地说，“好了，月笙，我们不必再往下谈，人各有志，无法相强。归根结底，我只问你一句：你以为我把心中的话，都跟你说过了吗？”
　　　　“说了。”
　　　　“那么，我也告诉你，”张啸林一脸苦笑地道，“我要对你说的，就只剩几句俗话了。你‘两眼不观井中水，一心只想跳龙门’，谨防‘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剃头担子一头热’，我只巴望你不要有朝一日懊悔起来，‘热面孔贴了冷屁股！’”
　　　　“啸林哥，不会的。”
　　　　“但愿如此。”张啸林叹口气，又扮出笑容来说，“月笙你几时启程？让我为你饯个行吧？”
　　　　杜月笙笑笑道：
　　　　“八字没有一撇呢，还早。”
　　　　“你我的话都说尽了。”张啸林不惜重复一遍，“从今以后，不论你我的遭遇如何，我们就算是问心无愧，彼此都很对得起了。”
　　　　“啸林哥！”
　　　　“你去忙吧，月笙，”张啸林忽又和蔼可亲地说，“我没有事，还想香两口。”
　　　　杜月笙又捱了一会儿，黯然辞出，回到家里，他像有了心事，悒悒不乐，久久不语。
日本人拉他，杜月笙避居公寓（1）
　　　　正当杜月笙毁家纾难，参加抗战，把支援前线、推销公债、编组新军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劲头十足时，日本军要、特务头脑、亲日人士和准备刀口舔血、混水摸鱼的汉奸却依然想得出法子，找得到空档，对杜月笙施以威胁、利诱。他们百计纠缠，想尽一切方法，不惜一切代价，想拉笼杜月笙，从而利用他在上海滩深厚的力量，帮助他们早日占领上海，彻底有效地统治并运用遍地黄金的上海滩。
　　　　拉拢正在一心抗日的杜月笙，乍听起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像个不近情理的笑话奇谈。但若认真分析起来，大风起于萍末，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背景与起因。日本人侵略中国，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上海滩上有一个路路皆通、无往不利的杜月笙，日本人早就百计笼络，希望拉他过去大加利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甚至于都每月列出经费预算专做杜月笙的工作，派人窥伺刺探、跟踪调查，将杜月笙的交往情形、生活状况列成专案，经常分析研判，向上级提出报告，作为争取杜月笙的参考资料。
　　　　日本对外侵略的主张分为三大派系，文人政客认为对中国应自经济侵略入手，进而掌握一切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海军觉得中国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不必浪掷兵力，挑起战火，他们主张向南洋和美国进军，认为日本陆军应该专为对付苏联而用。陆军以少壮军人和关东军系为中心，坚决主张先解决中国问题，取得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充作侵略全球的基础。
　　　　因此，日本海军对于挑起中日之战并不热衷。就在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时途经上海，他曾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到法租界华格臬路，登门拜访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非常惊讶，因为这位日本海军大将竟是专程前来眼他谈生意。永野修身推崇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长才”，“推心置腹”地说：“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能，应该放开手来做大买卖。”
　　　　杜月笙逊谢地说：“一来自己眼高手低，不是经营大事业的材料，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永野修身便立刻提出实际方案，他这个方案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惊喜交集的，他说：“日方准备投资日币３０００万元，和杜先生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我们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宋子文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生意抢过来。”
　　　　永野修身的提议大胆已极，但也非常切合实际，他为杜月笙描绘美的远景：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倘使说得更明白一点，日本陆军的势力在东北与华北、华中、华南则属于海军的，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操纵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广泛人缘，深厚潜力，莫说“中国建设银行”不足为惧，甚至他们能够掌握整个华中和华南的资源和贸易，倘若以发财而论，这一个机会实在是空前难有的。
　　　　尽管永野修身说得舌翮莲花，天花乱坠，杜月笙也晓得他有诚意，而且所说的话也是真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礼貌的态度，微微而笑，凝神倾听。等到永野修身把所有的话说完，杜月笙非答复不可了，他却是眉头微皱，连声苦笑地摇着头说：
　　　　“我是中国老百姓，无钱无势，永野部长先生未免太抬举我了。”
　　　　于是，永野修身赶紧声明，他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希望杜月笙不要祷词推托，说两句客气话敷衍了事。这样，岂不是辜负他一片诚心了吗？
　　　　逼着要摊牌，杜月笙只好这么说了：
　　　　“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谁知连这个说法都不能使永野修身知难而退，因为他还备有十分迁就杜月笙的第二套方案，那便是由杜月笙自己出面组建一家规模宏大的银行公司，其所需资金，则全部由日方供给，银行公司经营方法和日本海军方面的暗中助力全部按照刚才所说的办。
　　　　杜月笙简直无词推诿了，只好虚晃一枪，暂且避过这事，他说：
　　　　“这是一件大事，请永野部长给我一段时间，容我详加考虑。”
　　　　几日之后，他派人去拜见日本海军验沪武官，请他转告永野修身：
　　　　“前此谈，极感盛意，惟碍于国家民族主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八一三沪战既起，日本特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游说劝促杜月笙，甚至对他纠缠不休，利诱不行，又进行恫吓威胁，小角色施尽解数，无计可施，则更派出一等一的高级军政要人出面。日本人仿佛已下定决心让杜月笙留在上海，帮助他们统治这即将陷落的中国第一大都市。
　　　　但是，他们低估了杜月笙的爱国热诚，并且又将杜月笙对他安身立命所在的大上海之恋估计太高，他们认为杜月笙绝不会离开他的根据地———上海，舍不得放弃他在上海拥有的“庞大”事业。
　　　　更重要的日本人根据情报资料显示：杜月笙经济拮拘，债台高筑，１９３７年８月间，他积欠各银行和私人的款项，业已高达３００余万元。
　　　　于是，日本人对杜月笙“绝对走不了”的判断深信不疑，同时多方面的下功夫，游说杜月笙投日。由于许多二等脚色游说失败，曾经当过张作霖的顾问，日本关东军重要角色板西利八郎，居然高轩莅止，光临杜寓。
在天罗地网中离开了上海（1）
　　　　１１月初一晚上，大家用过了晚餐，杜月笙华格臬路古董间里，只剩下杜月笙、陆京士、朱学范和徐采丞４个人。
　　　　房内气氛肃穆，大家神情凝重，四人密商，由杜月笙先开口，他说道：
　　　　“究竟走不走？如何走？”
　　　　陆京士抢先发言：
　　　　“先生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