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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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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懑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深居简出，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撤离香港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都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被日军攻击后解除武装。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时，杜月笙正在陪都重庆，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香港的失陷，和上海英、法两租界被日军侵入，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徒、学生一下子沦入魔掌，生死不明，焦急凄苦，恐惧紧张得不得了。这一夜，他通宵不眠，和戴笠寸步不离，筹思如何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启德机场，派遣飞机，紧急救出那些人。
人多机少，这一纸名单的研拟，真是绞尽脑汁，煞费思量。
戴笠的一位好朋友“阿伍”是香港华侨，家资巨万，他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１２月初，阿伍应戴笠之邀，飞赴重庆瞻仰抗战的司令塔、复兴中华圣地。太平洋战争突起，阿伍在重庆大为着急，因为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赶不回去，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全部家当付之东流，于是这天纵然戴笠在百忙之中，阿伍仍然不顾一切的缠住他，一定要戴笠设法让他回香港。
灵机一动，戴笠当着杜月笙的面，告诉阿伍说：
“好的，我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己驾驶去香港。飞机落地，你便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请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请你注意，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紧要的人。”
杜月笙对这一主意赞不绝口，戴笠这个办法不但两全其美，而且快刀斩乱麻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当时香港情势的危急、秩序的混乱，航空公司未必会有人肯去。何况，阿伍驾驶技术之优良，又是熟悉他的人所一致公认的。
飞机一去接回哪些人呢？杜公馆人太多了，杜月笙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他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
戴笠抬起头来望杜月笙一眼，见他似已下定了决心，于是便不再多说，他开始振笔直写，两人有商有量的决定了先行救出陶希圣、颜惠庆、许祟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名单决定，便立刻打电报，请中国航空公司分别通知名单内的各人，应于１２月９日中午以前赶到机场集中，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到，换驾驶员马上起飞。
从１２月８日夜，到９日傍晚，杜月笙不眠不休，好不容易等到了专机安然返渝的消息，却是大出意外，昨夜拟订名单该接的人一个也没有来。
被这架飞机载运回来的，当然也是必须抢运脱险的重要人物，但是，跟杜、戴所拟名单上的诸人面目全非，名单所列者毫无问题的全部陷敌，但是，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一个个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该接的没有接来，杜月笙绕室彷徨，夜不兴寐，他一面想尽方法打通一条通路，利用人民行动委虽会的关系，将从重庆到香港，中间如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迢遥数千里的一条路上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全部动员起来，安排一条康庄大道，计划从敌人的虎口中救出这一批要紧的人，以及姚夫人、杜维藩他所有的杜门相关人员。
另一方面，杜月笙向戴笠建议，提供了疯狂大胆，而且乍看起来断无可能的计划。他要透过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堂而皇之地提出：沧落香港的许多朋友，都是杜月笙一再恳商拖出来的，如今因为香港起变，他们仓卒来不及安全撤离，这帮朋友在香港面临日军搜捕、暴民劫掠，尤其粮缺声中，三餐不继，可以说是陷于绝境，去死不远。杜月笙宁死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日本人如果欣赏杜月笙讲这个义气，帮杜月笙救这些好友，他将派徐采丞包一艘轮船，从上海直驶香港，把杜月笙的朋友们接回上海，住进日本势力还没侵入的法租界，以使杜月笙能够实践诺言，全始全终继续对这帮人有所照料。
戴笠晓得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而徐采丞和日本驻沪陆军部部长川本之流私交很好，杜月笙慷慨义烈的此一表示，经过徐采丞的穿针引线，运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这个计划可能会通得过。因此，他本人表示赞成，再经过杜、戴两人分向有关方面解释说明，一月底，杜月笙便给徐采丞去了一封密电，授计与他，叫他火速进行。
这又是抗战史中的一个奇迹。经过徐采丞的巧妙运用，竭力奔走，杜月笙疯狂大胆的计划居然获得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逐步的付诸实现。２月３日，徐采丞借到一架日本军机，由上海直飞香港，代表杜月笙安慰滞港诸亲友，他随身带了不少的钱，他要亲自安排杜门亲友逃离香港。行前，他已包好了一艘轮船，驶往香港负责接运。
在这时侯，滞港杜门亲友业已有人得到了消息，他们奔走相告，口耳相传，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之中，这些人原已觉得无望，准备束手待毙。杜先生派船来接的消息一到，真是绝处逢生，雀跃不已。可是其中还有波折，日本军机中途发生故障，徐采丞被迫降落台北，３日后修理好了，才续航南飞。这３天的音信中断使杜门亲友望眼欲穿，魂梦为劳，无缘无故多受了不少的罪。
２月６日，徐采丞专机抵达香港，他抵港以后立即驱车分访杜门亲友，给以紧急救济并且报告佳音，专轮准备于２月８日驶抵香港，他请各人早日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经过一艘专轮救出人间地狱、海上危城香港的，计有颜惠庆、陈友仁、曾毓凭、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和杜门亲友，苏州同乡，为数多达三百人，其中有不少人平安抵达上海法租界后，继续接受杜月笙的资助。
经由香港、出深圳紧急抢救的，包括陶希圣、蒋伯诚、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他们从香港沦陷以后便东逃西散，吃足苦头，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蒋伯诚躲进了九龙饭店，一天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前来搜查，把每个房间里的宿客逐一喊出来检查，临到蒋伯诚，日本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情急智生，蒋伯诚便指着他经常备有的大包，大声答道：
“我贩西药。”
杜维藩带着两个儿子在香港，徐采丞的专轮到了，他两个儿子便交由徐采丞带回上海去，他自己不敢回上海，香港陷落那天他还在交通银行办公，轮渡一断他回不了九龙，起先躲在花园台吕光家里，后来又与杨克天睡在告罗士打的走廊上。
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他没有顺利搭机离港，却得了“阿伍”的协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在香港失陷后王新衡便化装渡海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他往后的行动和脱走，一直都由香港渔民掩护。
杜夫人姚玉兰在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起飞以后，得到她闺中密友一只电话，告诉她说给她留了一个空位子，要走就快点来，姚玉兰回复她的惟有一声苦笑，她说：“我这边人多着呢，何况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在香港，杜月笙依然目标显著，风险极大，日本人可能下毒手，香港饥民暴徒说不定也动上杜公馆的脑筋，但是别人可以暂避，姚玉兰却寸步不容稍离，因为她一走开全香港的杜门相关人物就无法通讯联络，因此姚玉兰决心不避也不走，她要死守大本营。难得的是杨虎夫人陈华慷慨尚义，自愿陪伴姚玉兰和她同生死共患难，姚玉兰感动得热泪沾襟，她问陈华说：
“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你跟着我，能够死得不冤。”
幸亏有姚玉兰硬起头皮，咬紧牙关，死守柯士甸道不去，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才有了一个希望不浅的联络中心。
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如果投有杜公馆居中联络，分别通知。可能杜月笙、戴笠、徐采丞在渝沪两地用尽心机，煞费气力，其结果也是化为泡影。
香港撤退，杜月笙先公后私，先友好而后家眷，他为了顾全信义宁可牺牲妻子儿女。
这时由于日军占领了香港，渝港之间消息中断，在港的杜门众人开始设法自救，首先推派杜氏门徒陆增福，拎着脑袋去探路。陆增福历经千辛万苦，受过重重灾难，好不容易穿过危险地带抵达惠阳，他立刻发了一封长电禀报在重庆的杜月笙。这时，杜月笙已因忧急相并，心力交瘁，在病榻躺了多日，得到陆增福的这一个电报，他一跃而起，欢声地说：
“路摸通了，火速叫他们准备动身。”
开路先锋陆增福打过了头阵，第二批走的便是顾嘉裳与芮庆荣。这两位杜门大将在江湖上名声响亮。而且不分文的武的他们都有一套。但是他们还是“摸”着走，一步一步为营，时时小心。结果，顾、芮两位大将果告顺利完成征尘。消息传来，在香港的落难者大为振奋，他们开始集合成队，一一登程，姚玉兰、陈华同行洪门中人闻听是杜夫人给足了她面子，杨虎在广东工作时间很久，他又是中国海员的领袖，杨夫人的招牌亮出，也到处顺利无阻。在香港，洪门头脑为杜、杨两夫人谋到了奇货可居的日本军民政部发给“还乡证”。两位贵夫人化妆为广东乡间女子，蓬头垢面，粗衣粗服，姚玉兰化名王陈氏，推脱回一趟兴宁家乡，“还乡证”明文规定，三日之后不回香港，抓到了便要“军法从事”。
两位夫人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通过关卡，踏上广东省境，她们沿东江西上，一路吃的苦头和遇见形形色色的怪事罄竹难书，幸好平安无事抵达桂林。随后，千辛万苦在阴历大年初三那天抵达重庆。
杜月笙欢天喜地把姚玉兰迎到汪山。为了纪念一生之中这一次不平凡的旅程，姚玉兰穿上携来的乡间妇女衣服，再施原有的化妆，而在汪山附近拣一处极与粤西途中相似的背境，拍了两张照片。
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4）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韶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邵式军太太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交代说她家里满载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有４只。军统局人员问她：“可否记得４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邵式军太太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邵式军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４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邵式军太太：“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邵式军太太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坦白：“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原来，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饬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４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３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邵式军太太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４只经邵式军太太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邵式军太太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邵式军太太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斤斗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堆满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韶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
戴笠断然拒绝，他吩咐左右：
“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给吴绍澍。”
至此，吴绍澍求告无望，面如土灰，他搭讪辞出，静候法办。
第四部分 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1）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日本宣布投降。
当杜月笙听到大喜讯时，他正和戴笠在浙江西部的淳安。原来，杜月笙正和老朋友戴笠受蒋介石的委托在东南一带运送棉纱，准备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淳安成为光复上海的指挥部。
但是，当杜月笙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已是他进驻淳安的第２７天，亦即离开重庆东来的第４５日，８月１５日星期五，天气晴朗，将近午夜，已经就寝睡觉的人，突然被劈劈啪啪的鞭炮，夹着人语喧哗吵醒，乍听见哨杂声浪时，还吃了一惊，待到听到街头有人欢呼，才知道这是望眼欲穿的胜利来临，于是众人纷纷披衣起床，争相走告。杜月笙的一支人马全都集中在他房间里，有人在笑，有人鼓掌，有人直说“恭喜，恭喜！”但是也有人保持审慎态度，不敢轻易相信，他们之中有人说：
“戴先生呢？要问过了他才可以确信啊。”
这时又有人说：
“戴先生碰巧不在淳安，依我看，还是等着明天天亮看《东南日报》吧！”
顾嘉棠声音洪亮，快人快语，他正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就怕有人迟迟不信，扫了他的兴，他一拍大腿说：
“淳安人不是憨大，深更半夜哪会得瞎放鞭炮，欢呼胜利！就讲不是东洋萝卜头投降，至少也是前线打了大胜仗！喏，我早晓得有这一天，从重庆带来两瓶三星白兰地，我去拿出来，大家痛饮三杯！”
说罢，他起身入内取酒，酒拿来，他又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
“这两瓶酒是专为庆祝胜利喝的，要么就通通喝光，否则我不打开！”
大家正在兴高采烈，于是七嘴八舌地嚷喊：
“当然，当然，我们一定喝光！”
谁知顾嘉棠这一句话，其意不是众人。他一面开酒，一面眼睛望着杜月笙说：
“月笙哥，侬哪能不喝点？”
这便有点强人之所难了，杜月笙不怎么会喝酒，也不喜欢，中年以后，更是节制得很，而自从高、陶事件飞行高空得了气喘重症，他更是“性命要紧”，滴酒不闻。如今抗日胜利，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这是每个中国人人生欢乐的最高潮，一辈子里最值得纪念的一刹那，顾嘉棠要他破一回例，开一次戒，杜月笙怎好意思拒绝？
于是，他笑容可掬，兴致勃勃地说：
“好，给我倒半杯！”
这一来，众人的兴致更高，欢呼雀跃，连声地喊：“干了！干了！”
喜讯、佳音、美酒、良辰，人人开怀，个个畅饮。两瓶酒喝光，又有人随时献出珍品宝藏……
杜月笙很久酒不沾唇，这胜利之夜的半杯酒竟喝得他头昏眼花很不舒服，直想睡觉，众人怕他体弱吃不消，劝他去睡，但他又勉力支持了一会儿，才由徐道生敲腿，服侍他沉沉入眠。以后他说：
“抗战胜利那天夜里，半杯白兰地，使我吃醉了，睡了很香很甜的一觉。”
８月１５日，戴笠和美国特工情报官员梅乐斯在联袂返回淳安，这时，戴笠和杜月笙部下混合编组而成的忠义救国军已经从上海近郊纷纷向市区推进。
８月２０日，戴笠和杜月笙关门密商了几个小时，最后，房间一开，杜月笙便兴冲冲地宣布：“上海方面，安全已无问题，从现在起，大家可以着手包雇船只，整理行装，以便早日登程。”
他这么一说，随行各人喜出望外，不觉拍手欢呼，雀跃起来。
２３日，船雇好了，是一艘新下水的交通船，船名“健飞１７号”，拖船三艘，两大一小。杜月笙一行一直等到８月２９日，先后获悉已经先行的弟子吴绍澍、陆京士都已分别安抵上海滩，才从淳安西庙后的河边启碇。杜月笙在淳安，一共住了４６天，在胜利喜讯传来１９日后。一行同行者共３０人，除杜月笙一行，还有军统局人员８位和武装卫队，浩浩荡荡地向着上海出发了。
９月１日就可以到达一别八九年的杭州了。
杜月笙一行一路风光体面，热闹非凡地到达杭州。下午两点多钟过钱塘江大桥，大队船只正要过桥入杭，斜刺里钻出几个日本哨兵，叽哩瓜拉讲东洋话，拦住杜月笙等不许通过。这一意外使杜月笙大为不悦。抗战胜利，刚刚踏上新光复的国土，便触霉头，撞上蛮不讲理的敌军，他脸色铁青，挥挥手示意派人办交涉。
一会儿交涉办好了，日本军官亲自前来道歉，并且一路陪侍护送杜月笙一行通过警戒线，直抵南星第一码头，然后才作九十度的鞠躬而退，杜月笙一行舍舟登陆，西湖美景已经在望了。
杜月笙原定杭州一宿，便赴上海，可是西子之滨，应酬太多，尤其是上海滩远道来迎的人，诸如徐采丞，朱文德等都已先行抵达，还有许多要紧事商谈。上海人听说杜先生凯旋归来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许多徒子、徒孙如痴如狂，要举行盛大热烈的欢迎会。各界友好商量筹备了好多天，上海人将万人空巷，齐集上海北站目睹一别８年的杜先生风采，并且他们还要在通衢大道，北站附近，搭起一座座的七彩牌楼，表示对杜先生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杜月笙一听就眉头紧皱，断然说：
“那怎么可以！我杜月笙不过区区一名老百姓，杜月笙回上海，大家要搭牌楼，那将来中央大员陆续地来，又如何欢迎去？”
报了仇，戴笠却死了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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