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生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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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姐来我的办公室，沈书记在她走后，也向我说：“你少和她说话！”
从级别上及个人利益上讲，沈书记的话，我是要听的，我应该站在领导的一边，我的工作的调动是经过夏处长同意的。但是，按照社会上给予我的正面教育来说，池姐是对的，夏处长是错的。而在这个单位里，却好象反了，夏处长虽然已调走，但他的威势仍在，并且根深蒂固。领导们、干部们恭敬他，从那天我去吃饭就能看出来，大家都谦恭地听着他说。但我也有我自己的思考，尽管沈书记是我的领导，也尽管以大多数人的态度为对，当池姐进了我的屋子时，我没有冷淡她，仍像对其他的人一样，微笑着对她。
这个环境，池姐很不喜欢，每天强迫自己来上班，每天面对那么多讨厌她的人，要听那么尖刻的话。
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调到别的单位？”
“哪个单位的领导还敢要我？到哪都一样，官官相护。咱这儿你还不知道，就像一个人，你动了这根神经，那个神经也跟着动。到了别的单位，也不一定能给我安排好，还不如在这儿呢，熬到退休吧。”
池姐说的，我能理解。我原先认识一个团委的干事，党员，人长得很秀气，对谁说话都很客气，很礼让，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好。几年之后，我见了他，却不是这样了，他已升了官，到了某个业务单位当站长，外行管着内行，别人又不敢言语。他说话散漫了，嘴里还常喷着酒气。后来，我从我们财务人员林姐的口中得知，那是她的弟弟。我说他干得还挺好，升得挺快。她说：“他和范局长是联桥。”她连说了两声。家族关系是他们爱炫耀的，升得快也就找到原因了。
这也是党内的一种怪现象。当你在一线时，在下层时，你得好好干，得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带头作用，比较专业的说法是：“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当你干到了一定的级别，这些就对你像没有约束了，或者你不必受它们的约束了，不用跑到前面干了，也就是如我们的一位部长说的，“有腿儿了，支支嘴就行！”某些领导干部在忙着吃、喝、玩、乐、“一条龙”（桑拿、洗浴、按摩、找小姐）。一位局级领导干部的一家人出国旅游，回来后，拿了一大把的票子，问哪个基层单位能给报销？基层单位的领导抢着给报，还怕去得晚了，抢不上呢！
池姐原是财务科的科长，举报后，已降为科员。
我是楼上唯一一个跟她说话的人。
接任池姐的科长职务的，是原来的一位副科长，关姐。关姐是科班毕业，局里组织的财务人员考试，她虽不是太用功，但成绩总能名列前茅，她的聪明和基本功是可见一斑的。
关姐是我们办公室里长得最漂亮的，肤白，眉毛是修剪过的上挑眉，挺鼻，精巧的嘴，再加上尚好的身材，她还有一头不用染，就很黄的头发，很美。有一点不足的是，有了皱纹，她毕竟四十多了，年龄在那儿呢。
关姐和沈书记说话是很随便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沈书记在和别人说话时，领导的架子端的是很正的，和关姐说话却不端。别人说不了的，关姐可以说，沈书记也不反驳，眼里像也有欣赏。别人要不来的，关姐可以从沈书记处要。沈书记若装做不给，关姐则可以抢来，比如一只笔。
我去沈书记那儿，如关着门，我要敲一敲才进的，但有时，听不到他的说话声，我会以为他让进了，或不知里面有没有人，我推开门进去瞅瞅。那次就是，我进去了，却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一幕：沈书记和关姐并坐在沙发上，两个人挨得极近极近，他们的腿已贴上。两人见我进去，慌忙分开，沈书记拿着手里的一张纸，指给关姐看，像是要安排工作，关姐也像是在倾听。
关姐刚当上了科长，就承包了单位里的食堂。挂的牌子是职工食堂，真正的职工在里面吃饭的却很少。食堂的外面很简陋，那几个字掉了漆，退了色。食堂里面的装修却很豪华，像宾馆，还有包间。常在食堂里吃饭的是单位的领导，他们好象极少回家吃饭。他们不但在里吃饭，还打麻将。打麻将在我们那简直就是一种“风尚”，白打的少，几乎都动钱。有一次，我遇到了工作上的事，要请示书记和处长，我就去职工食堂找他们。祖处长和沈书记正昏天黑地地打麻将呢！每个人的一旁都有钱。他们已打了一宿。
祖处长见我去了，说：“咱们收了吧，让下面的人看见不好。”
他们这才散伙，也实在是打累了，至少需要半天的休息了。
我出门前，听祖处长向沈书记说，“局长从咱们这儿拿走了一百万，连个票子也不给，咱还得想办法把这笔帐平了。”
财务室的人忙得要命，古姐来我这时，我问她：“你们在忙什么？一个星期了，怎么连饭都顾不上回家吃？”她们天天在单位吃，食堂的人把饭给送到办公室去。
她说：“做假帐。”
我说：“我们文字工作有做假的，你们财务帐应该是一笔是一笔，怎么能做假呢？”
“啥做不了假呀！要不也不能这么忙，我们做的是两笔帐，一笔是应付上级检查的，一笔是自己的内部帐，不能给上边看的。”
一0四
　　　　　　　　　　　　　　　　　　关姐承包时，又赶上年了底，正是财务最忙的时候，忙工作，还要忙着陪领导打麻将，黑天白天连轴转。她实在熬不住了，向领导们说，她可不可以晚上不玩了？领导们说不行！关姐说我给你们找个人陪着，领导们说就得关姐陪！机关的人也有同情关姐的，说关姐真有战斗力，搁一般人，早“撂片”（指不行）了。关姐也和我们说：“有啥办法呢？非让我跟着玩，不玩不行。”关姐还真能，工作没仍，麻将也没仍。
有一天早上，我刚进了办公室，就听见一帮人在议论，打扫卫生的朱姐和别的人上来问我：“你看到墙上写的什么了吗？”
我说：“没看见，哪个墙上？”
“大门哪儿的墙上。”
“没看见。”我进大院时，因怕迟到，骑自行车的速度太快了，光顾着赶时间了，根本就没往墙上看。
“写的……没看见就算了。”
赵副处长也来问我看没看见？他还让我去看看。
这时，有人说擦掉了。赵副处长问是谁擦的？有的说是楼下的两个人擦的。
赵副处长又问我：“写的是沈书记和财务小关的事，说他们两个……哎呀，你没看着，太可惜了！”
那上面究竟写的什么字，没有一个人向我完整地说出来，但我从他们欲言又止的话中，能猜出个大概：沈书记和关姐的关系不正常。
沈书记上我的办公室来了，问我：“看没看到墙上的字？”
我说：“没看到。”
“我怀疑是赵副处长写的。因为每天他来的都是最早的，他对我有怨恨，他是最有可能，也最有机会写的。”
我劝他说：“赵副处长不能做这种事。”
沈书记说：“我猜就是他！”
沈书记走后，赵副处长也来我的办公室了，他也提起了墙上字的事。他说：“沈书记怀疑是我写的，还来骂我来了，我也骂他了，俺俩干起来了！你没有根据就赖我写的呀？他凭啥就赖我呀？他还去了财务室，坐在桌子上骂半天呢！”
这件事越传越广，全单位的职工都知道了，也传到了单位之外。沈书记也是很会主动做工作的人，他知道这种事会传到他的直接上级——党委。沈书记就把党委的人请来，主动向他们汇报这件事，至于怎么说的，只有他和党委的人知道。谈话的结果是沈书记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上面的事摆平了，还有下面的。
沈书记在职工大会上，首先做了发言，对发生的事先是以高姿态向职工们认个错。接下来就是对那件事的全面分析，自身的行为分析得少，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分析那上面的字是哪方面的人所为，从他那抑扬顿挫的发声中，我听出了他把矛头直指向了赵副处长。骂完了，赵副处长就上了台，不是与沈书记对骂，而是安排工作，说完了就下来了。
对这场讲话，沈书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他是照着稿子念的，这篇稿子，他没有用我给写，恐怕是太信不着我了，他也知道我说不出那样的语言，况且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也不便跟我说。
他这么一讲，全处的人都听出了他是在职工大会，泻他个人的私愤。有话语权的，充分享受话语权的，只有他自己，别人不能上去说。而且，沈书记的语言很激烈。全处的人好象只有他一个人气愤，不，应该还有一个——关姐，但关姐没有像沈书记那么表现。
开完了会，沈书记去了我的办公室，说：“怎么样？我讲的还行吧？为了这个讲话稿，我一夜没睡！他们挑不出啥来！”
关姐仍像平常，不过不太上沈书记的办公室了。
在单位里出了这事，最乐的人应该是赵副处长和池姐了。
那几天，池姐也表现得很高兴。她上我的办公室来，像发现了大秘密似地问我：“你发没发现沈书记走道偏？”
“偏？”
“就是往一边倒，不走直线。”
“……是有点偏。”
“你看，是吧！他是脑子有病了，所以，老往一边偏。在走廊里，你再仔细看他，走着走着，就往一边去了，他再往回拐。回来了，走着走着，又跑偏了。这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和几个人说了，他们也都说是。”
沈书记的那场讲话，使他的威信大大降低，在民主测评中，仅差几票就不合格了。他的民众威望低于刚来的祖处长，低于在材料处呆的比他的年头还长的赵副处长。如果沈书记没有达到规定的票数，他的职位就将动摇。
我们每周五例行的党员会议照开不误，用沈书记的话说是：雷打不动。
沈书记事先找好了报纸，选好了文章，从挨着他的人开始，每个人念上一段。他选的，当然都是好文章了，但是，党员们听没听得进去，就难说了。有的党员在会上剪着手指甲，沈书记说了两遍“别剪了”，我们仍然听到了那清脆的“咯——咯——”声音。沈书记大怒：“谁在剪脚趾盖呢？！”那声音才没了。
沈书记和我说：“书记本来就没实权，你越不抓，越没人吊乎你。”
我们那儿的人爱用“吊乎”来形容“勒”，形容“理”。
沈书记带我们念的、学的，与他自身的行为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我能看出来，他自己也并不全信那报上写的，我们开完了会，他仍去后院打麻将。有人说，看一个人爱好什么，信什么，不是看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而是看他在八小时之外做什么，他在什么上投入的时间多，他就是爱什么，总是坚持做的那个，肯定就是他喜欢的。根据这个，我推断出了，沈书记爱麻将，信麻将。
一0五
　　　　　　　　　　　　　　　　　　我接到了一个通知：邓副局长让我给他写另一篇讲话稿——在全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还是那个程序，我克服了不熟悉业务的困难，写完了。
在我送稿子时，还碰上了顾主席。他见我在邓副局长的办公室，奇怪地问：“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没等我答，邓副局长就向顾主席说：“你不是说有个能写的去材料处了吗？咋的，伊依在你的手下时，我不能随便用；现在不归你管了，我还不能用啊？”
顾主席走后，劳资处的处长进来了，他对邓副局长说：“上面下来一笔款，是给困难职工的补助，咱们往下发不？”
邓副局长问：“一共多少钱？”
“八万多块钱。”
“那几个钱还发啥！”
“你是说不发了？”
“不发了！”
“不发，我就不做这个表了？”
“别做了！”
八万多块钱，对领导们是个小钱，对职工就是大钱了，特别是对困难职工，虽然分到他们的头上，人均没多少，但也许能帮他们度过关坎。
上边的政策到了下边，执行起来，就有变动。
这次写稿，除了大家对我的恭维之外，我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古姐来我的办公室说：“邓副局长总找你写稿，这就像剪头的一样，用惯了谁剪，就老爱让谁剪，不爱找别人给剪了。”
她说邓副局长是我的一个回头客。这个比喻令我不舒服，好象仅仅是邓副局长的一个习惯，那个艰巨而又被很多人羡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把我的努力、学习、奋斗给抹杀了，把我几夜不睡、苦思冥想的成果给抹杀了。但又一想，她说的也是对的吧？做得好了，人才会再来找你。
这两次特殊的任务也传到了工会，黎部长给宣传的多。
黎部长要我给他写个大的汇报材料，与邓副局长的正好碰上了，要的都很急，一宿写两个大稿，我整不出来，我向他如实说了。
黎部长说：“伊依行啊，你还给邓副局长写讲话稿呢！行！你写吧。我再想想办法。”
这真是个怪现象，别的领导想安排给我的工作遇到邓副局长布置的工作，都自动给让路。这不是我个人的能耐，而是邓副局长的权力影射。
还有一个人的宣传，就是赵副处长。在局工会的部长们全来我们单位检查工作时（顾主席有事，没来），赵副处长说：“你们局工会不行，留不住人才！伊依让你们单位给甩出来了，你们不用，到了俺们单位，人家邓副局长用了，给他写！”
部长们没有一个人搭话的，很多人低着头。
我下基层，与部长们没有关系，当然也不是说怨顾主席，当时的条件就是那样，作为顾主席，要全面综合把握。我谁也不怪，只怪我来的不是时候。
赵副处长也是好意，是为我说话，但他说出来的话，也会使有些人有想法。
邓副局长完成了他的讲话任务，我完成了我的写稿任务，对邓副局长和我都属于工作，但是对我的周围却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沈书记对我的态度，转变的特别大。再就是别人对我的评价。颜如说，局工会的人有的往上调了（如天秀），有的办内退了，只有我一个人下来了，其他的都没动。换句话说，我是局工会唯一的被裁下来的、被甩出来的人。虽然顾主席做得很周到，为我一个人，跑了几趟材料处，但是，这仍然改变不了大众的看法。邓副局长有秘书不用，偏用我这八杆子打不着的刚被减下来的人为他写稿，这就使公众对我另眼相看了，他们也公认我不是“庸才”，邓副局长也不能用一个庸才为他写稿子，那么，我就很自然地被人归为“人才”了。
局里召开了宣传报道员会，我们单位的领导让我去了。
在会上，我受到了表彰，得了个证书。
会议快结束时，组织部门的人向我们大家齐的钱，每人交二十元，全体去了饭店。
项梁总编也去了。
他向我说了招聘的内幕。
他说：“当时，党委书记保了一个，党委副书记保了一个，我推荐的是你，他们不让去，非让他们的人进报社。报社里有个闲人了，让写稿写不出来，我再整俩这样的人来，都不干活，出不了‘菜’，我成天下去跑……”
他说的是小宁吧？
项总编说：“我也来了犟劲了，我推荐的人，你们不是不用吗？那么，你们推荐的，我也不用，咱谁的也别用！我就这脾气！你看着了吧，公开招聘，招聘完了，报社一个也没要，就电视台的要了一个播音员。”
招聘的真相浮出水面了。
出于对招聘的不满，我说出了我给邓副局长写讲话稿的事。
你说说我这个人，这不爱要我，那也不爱要我，真正写东西时，想到我的人又多了。我也窝着一股火呢！不是看我不行吗？还有看我行的呢！
一0六
　　　　　　　　　　　　　　　　　　项总编一拍大腿，“伊依，行！我肯定把你整报社来！只要你愿意来，你放心，不超过两年，我在这个位置上，肯定让你来！”
我的工作局面刚刚打开，我妈就从北京回来了，事先连个电话也没给我打。
妈妈说：“我这次就是来接你和孩子的。你明天上单位把工作辞了，去北京。伊水和伊江在北京卖书卖的可好了，一天卖两千块钱都是少的，还不爱去呢！你去吧，伊水说了，一年保你挣十万！”
“我不去！我在这工作好好的，我也不想挣那么多的钱。”
“不去不行！你不和领导说，我去说！我明天就去，说你不上班了，我给你把工作辞了！”
“妈——你不能……”
“上北京去！那么好的条件，还不去？你自己在家，我能放心吗……”
妈妈太武断了，她不应该把她的意志强加在我的身上。我不喜欢做生意，也不爱做生意，我对钱没有那么大的爱好，从我的性格和我这些年的经历看，在单位里，我能做得很好，我的价值也体现在工作中。刚刚好了，又要走了，我怎么向关心我的人说这些？尤其是顾主席，我更不好开口说自己要走。
妈妈看来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了。她说伊水准备要孩子了，让我帮帮妹妹，如果我不帮，就没别人能帮她了。
妈妈她说的这后一句话，让我左右为难。妹妹遇到了困难，我不帮她不好。如果去了，我就不能再回来了，上班又不上班的，三番五次，单位又不是给我个人开的。我再走，就没有回头路了。
妈妈很了解我，她抓住了我的弱点的。
妈妈的软话，使我不能硬磕了，我说我去。
“这就对了！”
我向领导、同事告了别。
我又去了顾主席的家，把这件很难张口的事向他说了。
顾主席说：“你决定去了，就去吧。局里马上有一批买断工龄的，还给一笔钱。你不行，就办个这个手续吧，能得一笔钱，但就是和单位脱离关系了。”
顾主席向我透漏了这个内部消息。
妈妈把电话线拔了，她让伊妹把房子租出去。
电话线一断，举凡就再也打不进来了。我把他给我的他和他家的电话号码放进了灶坑里，看着那跳动的火焰，看着它们化为灰烬，我的一行泪淌了下来……今后，如果不是特殊情况，我和他将不会再见了，也许到死。
他去寻找属于他的幸福吧！
我与妈妈、孩子一起去了北京。
安顿下来后，妈妈带着我和孩子去逛街。
在街上，有两个杂耍的人，被一帮人围着，我们也挤了进去。
有两个人在中间，一个是中年人，留着一撇黑粗的胡子，像个很正派的庄稼汉；另一个是四、五岁的小男孩，庄稼汉说那是他的儿子。
庄稼汉说：“我要给大家演示一个祖传秘方的奇效！这个秘方谁想买，我还不收钱，我只给有缘的人。”
正说着，从地下的一个蒙着布的笼子里跑出一条蛇，他的儿子抓起来就玩，有的人吓得直躲。
庄稼汉说他的儿子：“你把它放里！”
“它自己跑出来的。”
“什么跑出来的！你不动它，它能跑出来？”
“是它自己跑出来的嘛。”
“你再胡说，我就揍你！”
庄稼汉的一只脚要上去了，我和几个围观的人给孩子做了证，那只脚才没踢到孩子的身上。
庄稼汉不去管孩子了，又向着围观的人说：“我请大家来是干什么呢？是想让大家当场试一试，效果好了，给我做做免费的宣传，好不好？”
“好！”妈妈带头喊的。
“能不能给我做宣传？”
“能！”又是妈妈第一个喊。
我和妈妈正站在对面，她向我直挤眼睛，让我也跟着她喊。我不喊，瞅着妈妈乐。
庄稼汉继续说：“咱们这膏药，是用蛇油做的，刚才跑出来的蛇，大家看见了吧？蛇是真的，咱这膏药也是真的！腰疼腿疼，跌打扭伤，药到病除。信不信，咱们当场做实验。有谁愿意做实验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六个，还有没有？这些人，咱们能不能都给做？能！但是每个人都做，时间就挺长。咱们选两个代表行不行？”
一0七
　　　　　　　　　　　　　　　　　　“行！”还是妈妈带头喊的。
“谁先来？”
“我！”妈妈向前跨了一步。
“你不行！岁数大，咱们不给岁数大的人做。年轻人有没有？有没有腰扭过的？”
先后有两个民工摸样的人站了出来，庄稼汉详细地问了他们的情况后，在两人的后腰上分别贴了块膏药。
庄稼汉说：“我的这个方不是用来赚钱的，是治病的。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令我不愉快的事。在水碓子，我刚给人发了一贴膏药，还没等我走远呢，人家就把这贴膏药贴到电线杆上去了。”
围观的人笑声停了后，庄稼汉说：“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咱们要像征性地收一收费。这笔费用揣不到我的兜里，那么谁能得到呢？还是你！这次宣传结束后，我还会把钱还给你，大家相不相信我？”
“相信！”妈妈表现得很积极，其他人的喊声稀稀拉拉的。
庄稼汉又说：“声音不大，你们能不能大点声说相不相信我？”
“相信！”这次的声音大多了，也整齐了。
妈妈跑向了我，低声说：“这是祖传秘方啊！你咋不喊呢？”
妈妈又跑向了她的原位置。
庄稼汉说：“既然大家都相信我，那么，举举手我看看，现在有几个人能拿出一百块钱的？这钱，我再次声明，我不会要，做完宣传，还得还给你们！……两个……四个……六个……七个……，还有吗？我再问，有几个能拿出二百块钱的？……两个……三个。有几能拿出一百五的？一个……三个……四个。能拿出钱来的，把钱先拿出来，攥在你的手里。我再说一遍，这钱我不要，做完宣传，还得给你们。你们自己记好，我从这里一个一个收，自己一定要记好，别记错了。”
妈妈给了二百，庄稼汉像是又不忍，又返给妈妈五十块钱。
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