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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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的就成，我们在投出去无数份简历仍不见回信后，便将月薪、保险、公积金等要求从简历中一一划去，只留下最后一条，管饭就行。
　　　　当这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仍不能把姑娘嫁出去，不能让我们先找个落脚点的时候，姑娘沦落到胡同里做了“鸡”，我们被发配到街边当了“鸭”，同命相连，这是残酷的社会将导致的最终结果。
　　　　我在这一时期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毛姆的《刀锋》，极其欣赏书中的男主人公，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居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非常之了不起，我很向往过他过的那种被别人称之为“晃膀子”的生活，如果有缘与他相识，我会非常乐意地与他干一杯，亲切地把他唤做“哥们儿”。
　　　　马年在辞旧迎新的贺岁声中到来，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为了风调雨顺，事事顺心，我穿着周舟买的红内衣，红内裤，红皮带和红袜子迎来新的一年。
　　　　大年三十的夜晚，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视机前，和家人一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着落，我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一次次感到失落。
　　　　新年过后，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我消瘦了许多回到学校，想起大一那年的春节，我吃得油光满面回到学校，三年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班里同学相继找到心爱的工作，经常西装革履地站在镜前照来照去，或聚集在楼道交谈彼此的薪水、前途和单位女同事，看到他们春风得意的样子，我便心情沮丧地钻进被窝，极力不去听到他们的谈话。
　　　　早上，我随手拿了一份报纸去厕所，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一则招聘广告，是一家名为《乐器爱好者》的杂志社因扩大版面，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数名。
　　　　我掏出手机，拨通报纸上刊登的电话。
　　　　“喂，您好，《乐器爱好者》杂志社。”一个声音妩媚的小姐向我问好，不知道这句话每天要被她重复多少遍。
　　　　“您好，我想询问应聘记者的事宜。”
　　　　“您稍等。”小姐甜甜地说。
　　　　电话中隐约传出小姐的声音：“主编，有人想应聘记者。”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
　　　　“喂！”一个男子的声音。
　　　　“您好，我想应聘记者。”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的是机械，在校期间搞过乐队，对乐理知识和乐器比较了解。”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想正说在拉屎，但还是言不由衷地说：“我是应届毕业生，今年７月份毕业。”
　　　　“你的专业不适合这个工作，再说了，你还没毕业怎么能叫应届毕业生！”
　　　　“所谓应届毕业生，就是指今年７月份毕业的这批学生，你连这个概念都不清楚还能当主编，可见你们杂志社水平之低劣，傻逼！”我及时挂断电话，不愿再为此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电话费。
　　　　这泡屎拉得我郁闷至极，掏出手纸草草了事。
　　　　周舟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工作，此前她一直在证券公司实习，表现尚佳，颇受老板赏识，他决定将周舟作为员工招至公司旗下。周舟和这家证券公司签订了协议，如果不出意外，周舟将会在此工作至少两年。
　　　　协议签订后，周舟就因学校的事务不多，正式去公司上班。老板省去她的试用期，直接按正式员工标准发放薪水。周舟月薪是三千五，加上各种将金、分红等其他收入，平均每月挣到了五千，此外，公司还为周舟提供一间宿舍，位置在国贸桥附近，因为同屋的那名女同事近半年将会长驻上海，为公司代理业务，所以，我索性将生活用品等物搬进周舟的宿舍。
　　　　我们的生活非常之幸福，每天早晨七点钟，周舟在我的怀抱中醒来，穿衣打扮后于七点半钟拿着一个汉堡和一瓶“鲜橙多”出门上班，她要花１０元钱打车至三公里外的证券公司，在七点五十左右走进办公室。
　　　　周舟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投资者，帮助他们解决投资方面的疑难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些手里有钱的人在对是否购买股票举棋不定的时候，周舟通过三言两语向他们描述一下炒股票的无限风光和其乐无穷，帮助他们做出最后决定，说白了就是拉他们下水。
　　　　周舟下午的工作是坐在洒满阳光的办公室玩“扫雷”游戏，因为这是她在不旷工又无所事事时惟一可做的事情，她现在的水平已经达到在８０秒内排出高级任务中的所有地雷。
　　　　我每天在周舟开始工作两个小时后起床，不叠被子，因为晚上还要把它盖在身上，通常是先打开那个女同事留下的“建伍”音响，边听音乐边洗漱，完毕后打开电视，躺在床上看一会儿ＮＢＡ，或是一部ＶＣＤ，然后坐公共汽车于午饭前返回学校，在食堂吃过饭后，去系办公室溜达一圈，看看有什么单位来学校招聘，系里又下达了什么新指令，将这些事情做完，回到宿舍，和同学抽烟、打牌、玩游戏到天黑，然后返回周舟的宿舍，准备和她共进晚餐。
　　　　周舟的宿舍摆满我们共同购买的物品，一个很高的ＣＤ架，上面插满正版、盗版和打口ＣＤ，床头书柜上堆满各种现代、武侠、言情和恐怖小说，冰箱里塞满各种简易食品和啤酒、饮料，大衣柜里挂着一条条我们喜爱的牛仔裤和夹克衫，看到这些东西，我总会产生自卑的幸福感，因为我目前尚无经济收入，父母给我的生活费仅够满足自己的伙食需要和再多喝两瓶啤酒、多抽两盒烟，这些东西全是周舟的薪水购得，作为一个男人，我没能在此方面做出贡献，却在享受女人带来的衣食无忧，实在无法心安理得。
　　　　周舟对此毫无怨言，依然挣来钱两个人花。
　　　　我本人对去外企工作毫无兴趣，因为那里的刻板、教条和对外国老板的俯首贴耳让我无法接受，可周舟极力希望我到外企工作，不仅有丰厚的薪水，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按时上班，准时下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不愿我整日游荡。
　　　　为了顾及周舟的感受，我还是将简历投到日本某著名品牌驻中国的分公司，几天后，接到面试通知。
　　　　周舟听说这个消息后异常高兴，非要拉我去新东安买衣服，我说没有必要，随便穿件什么东西，能遮体就行了，可她执意要为我购置一套出门的正式行头。
　　　　最后，周舟为我购得一套１７００元的“报喜鸟”西服，一条３００元的“啄木鸟”领带，一根２６０元的“鳄鱼”皮带和一双５１０元的“花花公子”皮鞋，穿上这些东西，我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如约来到这家日本公司，正如郑勇在对外企所评价中所说，女职员一律穿着裙子，暴露出腿部，只是从许多条腿中却看不出任何修长匀称的曲线，裙子底下露出一截截又短又粗，同藕一般形状的肉体。我想，有如此腿部形状的女职员可能是日本老板特意招来的，这种特征在大和民族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只有这样，老板才能在异地找到故乡的感觉。
　　　　我隔桌端坐在日本老板面前，上面插着中国和日本国旗各一面，他“＃￥％￥％％·＃￥％…＋＃……”地向我介绍公司情况，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把日本佬说的每句话翻译给我听，我的目光频繁转换于这两张脸上，导致了不得不将他俩以某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这名年轻的中国女翻译是否被那个日本佬糟蹋过。六十多年前，日本鬼子可没少糟蹋中华儿女，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涌起掏出打火机把桌上的日本国旗烧掉的冲动，日本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对我国进行政治和领土的侵略，１００年过去了，他们又在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不仅占去我国家电、汽车行业的大部分市场，还要把我国大学毕业生招进他们公司，为他们卖命，受资本主义剥削，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而一些大学生却因为高薪抛弃了国家的利益，对外企趋之若鹜，我宁愿待业在家，也绝不给资本家任何有利可图之机，咱不能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我要高呼：全力支持民族工业！
　　　　爱国主义情怀一直荡漾于我心中，我和日本佬的谈话并不融洽，在结束谈话前，他问我是什么血型，我并不知道这与应聘有何关系，但还是告诉了他，我是Ｃ型血，日本佬听了为之一震。
　　　　我还想告诉他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然后再把脚抬到桌子上，脱掉鞋让他看看我的红袜子，或者站到桌上先让他看看我的红腰带，再褪掉裤子，撅起屁股，让他看看我的红内裤，但鉴于他对“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的不了解，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跟他说了一句：“仨油那拉！”便起身离开。
　　　　走出公司，我对着大门又说了一句：“八格压路！”
49
　　　　“我知道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能从中获得我所需要的，我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每个礼拜都会新人替旧人的。”戴雪的话让我吃惊不小，想不到时间竟然将一个人改变得如此之大，想当初她对我是何等矜持，我可真是生不逢时。
　　　　后来，我和戴雪又聊了一些往事，她接到一个电话，是电影制片厂叫她去给卡通片配音，我说：“这么晚了，他们还找你去。”
　　　　“这帮人都愿意晚上干活，效率高。”
　　　　“配一次音给你多少钱？”
　　　　“义务的，就这我还让导演占了不少便宜呢！”戴雪临走前给我留下她的电话说，“有空儿找我玩。”
　　　　也就是在这一天，杨阳离开酒吧，不再待在那里唱歌。这天晚上，在杨阳唱歌的时候，台下一个醉醺醺的酒客指着他大声喊道：“那孙子，你丫唱的是什么狗屁东西，换个歌儿！”
　　　　杨阳瞟他一眼，没有停下。
　　　　酒客又喊道：“**，你丫还挺牛逼！老板，过来！”
　　　　老板毕恭毕敬地走过去：“先生，您有什么事儿吗？”
　　　　“让丫唱个《心太软》！”酒客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拍在桌上说。
　　　　老板走上台，附在杨阳耳边低语了几句，杨阳拿起麦克风说：“我不给傻逼唱歌！”然后便背着吉他离开酒吧。
50
　　　　两个月后，我接到韩露的电话，她说老公去德国培训，已经走了半个月，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很无聊。我说如果你实在待不下去的话，我过去陪陪你，她说你来吧。于是，我按韩露给的地址去了她的新家。
　　　　在韩露装修一新的房间里，我们拥抱着上了床。此后，我便经常同韩露来往。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待在周舟的宿舍，收到韩露发来的一条短信：今晚过来吧，我等你。
　　　　我给周舟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周末回家，然后匆匆出门。
　　　　深夜，我和韩露被她的手机吵醒，她见手机显示一个陌生的号码，抱怨说：“谁呀这是，讨厌！”
　　　　我拿过手机一看，顿时惊呆了，这个号码正是周舟宿舍的电话。
　　　　就在我拿着手机束手无措的时候，韩露拿过手机挂断电话。
　　　　完了，我心想，韩露挂断电话等于向周舟表明此时我就在她的身边。
　　　　一分钟后，韩露的手机收到周舟发来的短信：对不起，打扰你和邱飞了！
　　　　原来，我急于出门，将手机忘记在周舟宿舍，她看到了韩露发给我的那条短信。
　　　　怎么办？我头脑中充满焦虑，月光透过窗口洒下来，照亮床铺，我已无心睡眠。
　　　　第二天，我离开韩露家，临走时她问我：“没事儿吧？”
　　　　“没事儿！”我随口应付了一句。
　　　　我回到周舟的宿舍，门紧锁着，我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收拾得很整齐，周舟不知去了哪里。我打开电视，躺在床上，发现手机就放在枕边，便给周舟拨了一个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周舟没有接。我又给周舟发了一条短信，叫她快些回来，我想她。然后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屋内已经一片漆黑，我打开灯，感觉腹中一阵空虚，冰箱已没有任何食物，只好去超市买方便面。
　　　　我从超市回来后，见周舟正坐在床边看电视，我问：“吃饭了吗？”
　　　　周舟没理我。
　　　　“你要是没吃我就多泡一袋。”
　　　　“不用！”周舟盯着电视屏幕说。
　　　　面泡好了，我端到周舟面前说：“你先尝尝。”
　　　　周舟一扭头说：“不吃！”
　　　　我只好端着面自己坐在椅子上吃。
　　　　我吃完面刷了碗，周舟已关闭电视，钻进被窝，我也洗漱上床。
　　　　这是周舟第一次背对我睡觉，而且是我们第一次睡在两个被窝，往常床上两条被子中的一条是我们在天冷的时候用来压脚的，可今天却把我和周舟分开。
　　　　我看着周舟的后脑勺，把脚伸进她的被窝，碰到她光滑的小腿，周舟蜷起腿，将被窝裹严，把我的脚暴露在空气中。
　　　　我又伸出胳膊，从后面搂住周舟，周舟一甩肩膀，说：“拿开！”
　　　　我没有撤回胳膊。
　　　　周舟又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呀！”
　　　　我无奈地收回胳膊。
　　　　两人一夜无语地睡去。
　　　　次日清晨，我醒来时感觉一个温暖又光滑的身体睡在自己身边，一条胳膊绕过我的胳膊，搭在我的前胸，我闻到熟悉的周舟的气息。
　　　　我搂紧周舟，她醒来，同我死死地抱在一起。
　　　　杨阳离开酒吧后没有了经济收入，退掉了长虹桥的房子。田红走得太仓促，没有带去她放置在那座房子里的东西，杨阳把田红的衣物和化妆品统统收入纸箱，打开窗户扔下去，正好砸在门外吆喝着收废品破烂的老头面前，他打开一眼，尽是珍贵物品，以为天上掉下馅饼，欢喜不已。
　　　　杨阳将唱歌阵地由酒吧转移到地下通道，东单、四惠、积水潭、东直门、魏公村等处的地下通道经常被他光顾。他每次席地而坐，将琴套摊在面前，抱着吉他自弹自唱，从不在意过往行人的目光。
　　　　小贩的叫卖声、急匆匆的脚步声、交谈声掺杂在一起，杨阳一张口，他的声音就会在这些噪声中脱颖而出，吸引路人注意，纷纷掏出钱丢进杨阳的琴套。
　　　　钱的数目也是因人而宜，面值不等，多到十块，少到一分，相差一千倍。有些人会留给杨阳五块钱，再从琴套中找回四块零钱，也有个别人趁杨阳不注意多拿几块，还有一些人特意把一毛钱放在琴套外面，让杨阳去捡，但杨阳不捡，任它被风吹到天涯海角。
　　　　我问杨阳，如果是一百元的钞票你捡不捡，杨阳说，一百元的钞票比一毛钱重许多，不会被风吹走的。
　　　　杨阳在地下通道唱歌引来不少商家，有三个卖矿泉水的外地妇女总是围在他身边，认为杨阳那么声嘶力竭地唱，一定会口渴的，口渴就要喝水，而她们正是卖水的。
　　　　她们像火警等待人家着火一样，蹲在杨阳对面盼望着他尽快口渴，然后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把自己的水推销给杨阳，她们甚至用舌头在自己的嘴唇上舔来舔去，以此引诱杨阳喝水，启发他口渴的感觉，但她们在尝试了各种催人喝水的办法后，杨阳没有渴，她们却先灌了一肚子矿泉水。
　　　　杨阳的声音越来越小，音质也渐渐沙哑，她们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
　　　　但让妇人们大失所望的是，杨阳从怀中掏出一个太空杯，里面盛满黄澄澄的茶水，看得她们直眼馋。
　　　　太空杯的容积是有限的，那些茶水眼看着就要被杨阳喝光，妇人们坚信，山穷水尽的杨阳定会给她们带来收益，可杨阳却收拾好东西，走了。
　　　　妇人们认为，杨阳这么早离开地下通道会影响他的收入，为了多挣钱他明天一定会唱到天黑的，到时候肯定少买不了她们的矿泉水。
　　　　第二天，她们满心欢喜地背着许多瓶矿泉水来到地下通道，一脸奸笑地蹲在杨阳对面，听他唱了一首又一首歌，看他喝了一口又一口水，太空杯即将干涸，天色尚早，杨阳没有离开的意思，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临。
　　　　杨阳又唱完一首歌，拿起太空杯，发现里面已经没水，又放下，妇人们开始在一旁磨刀霍霍。
　　　　杨阳环顾四周，妇人们心中顿升希望。杨阳见左右没人，便从怀中掏出一个大可乐瓶，里面依然盛满沏得很酽的茶水。
　　　　“天啊！”某妇人一声惨叫，响彻地下通道，格外惊心动魄。
　　　　杨阳在地下通道只唱两种歌，一种是他自己写的歌，另一种是许巍的歌。
　　　　一天，周舟下班后给我讲了许多公司的事情，利润怎么样，哪个同事怎么样，还提到了她的老板，一个即将四十岁的未婚男子，有房、有车、有女人，就是不结婚。
　　　　周舟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我说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我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某网站做助理编辑，这家网站要求我立即投入工作，我的无所事事正好得以解脱。
　　　　第二天我满怀激情去上班，既然要求马上工作，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在等待我去处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沏茶、倒水，如果不是因为这家网站所在的写字楼有保洁和值班人员的话，我很可能还要担负起扫地和打更的工作，对此我愤愤不平。后来一想，谁也不能一下子就做到很高的职位，从低到高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我端起水杯坦然走向饮水机。
　　　　这家网站在国内声名显赫，经常会有明星来此做客“名人访谈”栏目。一日，此栏目请来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我非常喜欢他拍的电影，因此特意给他仔仔细细地冲洗了一个杯子，还放了一大把茉莉花茶，可他在做节目的一个小时里只喝了两口水，然后便将那多半杯茶水留在桌上而去，不知道他在出门的时候是否注意到我失望的眼神，可惜了我放的那一大把茶叶，他却连个“谢谢”也没有说，哪怕是同我握握手或拍拍我的肩膀。
　　　　每当有名人来此做节目时，编辑们便会同名人侃侃而谈，互换名片，或是再相约去什么地方吃顿饭，而我却要坐在角落里保持着精神高度集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的茶杯和烟灰缸，我不明白，为什么“编辑”只比“助理编辑”少两个字，而工作性质却如此差异巨大。
　　　　最不能让我容忍的是，网站老板的奢侈生活让我感到极度不平衡。那天，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向楼下张望，看到肥胖的老板正揽住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的腰肢，俩人并列站在一起，俨然就是一个数字“１０”。他们钻进一辆停在路边的“宝马Ｚ３”轿车，汽车划出一条弧线，驶向远方。
　　　　片刻后，“宝马”轿车驶回，老板走出车门，来到旁边一辆“奥迪Ａ８”轿车前，打开后门，取出一个提包，走向一辆“奔驰”，坐进驾驶舱，驾车离去。
　　　　也就是说，老板至少拥有三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再想想自己每次上班时坐的那三辆车，惭愧不已。
　　　　我每天上班都要先坐四十分钟的３４路公共汽车，为了能有一个座位，我还要徒步七分钟走向单位的反方向，那里是３４路车的始发站。下了３４路，我要换乘１５路，一直坐到终点站，然后穿越两条马路，再等十分钟的３４２路，坐五站地，下车后就离公司不远了，这段路程开汽车过去仅需五分钟。
　　　　老板不仅在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比我少之又少，而且还比我舒适许多，他可以打开音响想听什么就放什么，而我耳边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妇人们的争吵声和售票员催促我出示车月票的声音，有时车厢内还会响起某位女同志高喊的声音：“谁的手？臭流氓！”
　　　　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仰靠在真皮沙发中，悠闲地欣赏道路两旁风景，身旁坐着美女或后车座趴着宠物狗，可我却要在拥挤的人群中金鸡独立，含胸收腹，一只手紧攥车内栏杆，另一只手时刻保护着兜内为数不多的几十元人民币，并用警惕的眼光留意身边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借刹车扑到我身上同我拥抱在一起的人，我经常因为精力过分集中于此而忘记下车，坐过了站。
　　　　老板的车内到处洋溢着香水的芬芳，可我却沉浸在各种不可描述的气味之中，说来奇怪，我每次坐车总会闻到一股屁味，而且这种情况偏偏在堵车时发生，空气不流动，气味仅局限在我周围，我屏住呼吸，脸已憋成猪肝色，可汽车却迟迟不启动，我透过车窗向前张望，堵得死死的，无论我怎样心急如焚也无济于事，就像妻子生孩子，丈夫使不上劲干着急。车内的屁味越来越浓，我已忍无可忍，生不如死。
　　　　老板和女伴坐在急驰的“宝马”车内，只需轻轻按动开关，就可打开天窗，任风吹在身上，享受飙风的快感，可我却不舍得带周舟挤公共汽车，公车里倒是也有天窗，可这个天窗却因日晒雨淋同车身紧紧锈在一起，只有十个民工共同努力，才能将它打开，但没有十五个民工就别再想把它合上，即使合上，依然会留有一条缝隙，尽管这条缝隙宽度不过三四厘米，但赶上下雨天，足以使乘客们在车厢内还要撑起伞或披上雨衣，这时候车内会多增添一个售票员，但她的任务不是卖票，而是用一个茶缸子把车内积水舀出窗外，泼在马路上。
　　　　为了乘车方便，我办理了一张月票，这件事情做得意义非常，这张月票使用率极高，除了公交司机和售票员或坐在车上睡着的人，恐怕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