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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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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
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
“又是他***……”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
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
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
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
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
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
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
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
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
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
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
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
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䁖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
“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
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
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
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
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
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
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
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眼睛看着远处老半天，把嘴凑在朱老明耳朵上，低声说：“大哥！这些年来，我老是这么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
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着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
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
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
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又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了大贵。”
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再也不说什么。他们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可是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
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运涛一辈子回不来，春兰一个人可是怎么过下去？
第三十节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
两人说着话，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打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了，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开了个门，用柳条子编了个栅栏，上面插着一些枣树棘针。西面围着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塘。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雪扫干净，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
江涛一看就问：“这是干什么？”
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干巴个子。
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
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上烟，打火抽起来。
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
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饭烧炕的，我一家子人，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子：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
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思右想，想不出他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
“大伯，春冬两闲的，你歇歇身子骨不好？”
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屋子里暖烘烘的。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在屋里呆着也是冷。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
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
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
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
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
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
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
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
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
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
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
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蹾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
“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
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
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
“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
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
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咶咶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
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
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
伍老拔问：“谁？”
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
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
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
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
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
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求个过年的法儿。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
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
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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