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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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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几乎一直是自己挣钱给自己买海洛因。我非常成功，我可以挑选顾客并由我来定条件。从不选外国人。在地铁动物园站的女子们看来，外国佬是最差的一类，她们说：他们总是想骗人，又没有钱——他们一般付的钱超不过20或30马克——另外，他们做爱总是想搞个够，又不用避孕套。
我一直不和别人睡觉。这个只能留给戴特莱夫。这是我们惟一的私人生活。我只是用手干，后来采用“法国式”的方法，由我来摸那些家伙，而不是由他们来摸我，这样还不太可怕。我最不愿意让他们碰我。如果他们想碰我，我就骂他们。一点儿也不让步。
我总是愿意立刻就谈条件。我对那些很想与我纠缠的人根本不屑一顾。这种人不自爱，会占去我很多时间。找一个接受我的全部条件的合适的顾客，我往往要花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很少有像我第一次去马克勒贝格家那天那样手中有许多钱。
马克勒贝格是我和戴特莱夫共同的常客。我们有时一道去他家，有时分开去。马克是个诚实的家伙，很喜欢我们俩。显然，靠他劳作的工资，他不能继续付给我们150马克一次，可他总是设法给我们40马克——够买一针毒品的钱。有一次，他甚至把储钱罐给砸了，一分一分地给我数了40马克，又从一个茶托里拿了几个钱添上。我急需时，我能先从他那赊20马克。他有钱时，就赊给我。
马克总是有吃的东西给我们，给我的是桃汁，我最爱喝的饮料。给戴特莱夫的是粗粉布丁——他最爱吃的。这是马克自己做的，而且冰箱里总是有。他知道我很喜欢干完活儿后吃点儿什么，所以他就买了酸奶酪和巧克力什锦。鞭打他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形式。一旦这个手续完毕，我就吃、喝、与马克聊天。
可怜的马克越来越瘦。他的钱都付给了我们，他却连肚子都填不饱。他很习惯同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一起非常幸福。同我在一起时，他几乎不再结巴。他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报纸，只是想了解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是不是没有增加。一天，我来到他家，准备打他一顿挣20马克，可我发现他脸色铁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巴得厉害。他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叫戴特莱夫·w的人是今年无数海洛因的牺牲品之一。当我告诉他，我刚离开我的戴特莱夫，他活得很好时，马克高兴得快要哭了。他反复劝我们戒毒，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说那玩意儿也会把我们害死。我冷冰冰地回答他，假如我们戒了毒，就不会再到他那里去了。他不说话了。
我们跟马克勒贝格的关系很奇怪。我们恨所有的嫖客，也恨马克勒贝格。但是我们发觉这个家伙并不坏（大概主要是我们需要40马克时，他从来不找麻烦）。另外，我们有点同情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比我们还不幸的顾客。他孤单一人，只有我们俩。他为了我们毁坏了自己，这点我们从未想到。以后，我们还会毁坏其他的人，我们的顾客们。
我们有时在马克家里过夜，我们睡觉前大家一起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他把他的床让给我们，他睡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们都处在吸毒的恍惚之中，马克勒贝格放着古怪的唱片，戴着一顶长假发，裹着一条上等皮毛的大衣，像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似地手舞足蹈。我们看着他，笑得要死。突然他失脚跌倒了，他的头撞在缝纫机上，他昏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十分担心，叫来一个医生：马克是脑震荡。他为此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不久，他失业了。他以前从未吸过毒，甚至从来没有试过。他现在身体彻底垮了，被可卡因摧垮了。他求我们去看他，只是看看他。但是不能向一个吸毒者提这种要求，这不合他的口味。首先，他不可能向别人提这个要求，另外，大概主要是他没有时间，他整天都在疲于奔命地弄钱，为给自己买毒品。戴特莱夫向马克勒贝格解释了这些，马克向我们发誓，他一旦有了很多钱就给我们。戴特莱夫不客气地说：“一个吸毒者就好比一个实业家。他每天都要密切注视他的收支平衡。他不能以同情或友谊的借口赊账。”
初次拉客后不久，我很高兴碰见了好朋友。一天，在地铁站，我在等一个客人……我看见了巴普西。这个小姑娘，几个月前在“音响舞厅”向我要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巴普西屡次从家中逃跑，抓空吸几口海洛因，又被送回她祖父祖母家。
我们互相望着，立刻都明白我们走了同一条路，我们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对重逢感到十分高兴。巴普西变得瘦骨伶仃，胸和屁股都没有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漂亮了。她的金黄头发垂在肩上，发式做得真绝，她非常妖艳。我立刻看出她吸足了海洛因。不用细看她的瞳孔，就能发现它胀得像大头针的头那么大。但是，我敢肯定某个不知道内情的人，不会马上想到这样一个迷人的少女是吸毒者。
巴普西很平静。不像我们其他人从早到晚都在搞钱。她向我解释，她不需要去当妓女，她可以给我注射用毒品和吃的东西。
我们走上台阶。无需讲叙我们各自所做的事情。但是巴普西没有立刻告诉我，她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和可卡因。她只是向我透露，自从她离家逃跑，她的家里人对她格外严厉。她每天晚上7点到8点必须回家，根本不可能逃学。她的祖母严密地监视着她。
没办法。我追问她。她说：“我有一个常客，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他人挺好。我坐出租车去他家。他不给我钱，光给我海洛因。每天给四分之三克。也有别的女子去找他，他也是这么做，他直接给她们海洛因。只不过现在，他爱上了我。我在他那里呆一个小时。当然，我不做爱。绝不这么做。他只是要我脱光衣服，跟他聊天，他不时地给我拍照，或者替他手淫。”
那个家伙叫亨利。他有一个造纸厂。我已经听说过这人，一个很不错的客，直接给海洛因，这样就可以避免东奔西跑地买海洛因。我羡慕巴普西，最晚8点就口到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早上，比我们的生活安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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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普西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大堆注射器。他们用的是一次性使用的针管，很难搞到。我用的注射器，针尖都钝了，每次注射时，我都不得不在火柴盒的磷面上磨一磨。巴普西答应给我三个针管、三个针头。
几天之后，我碰见了施特拉，也是在地铁动物园站。施特拉是巴普西的朋友。我们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当然施特拉也在吸毒。她没有巴普西的运气好。她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的母亲跟一个意大利朋友开了一个小酒馆，并开始喝酒。施特拉总是到钱柜里去偷钱，但是有一天，她从母亲的那个朋友的钱包里偷了50马克，被发觉了。从那以后，施特拉再也不敢回家了。
我们俩立刻讨论起顾客。施特拉在我面前把她最好的朋友巴普西给贬了一通。原来巴普西已经彻底堕落了。那个亨利是个恶棍，是一个又胖又讨厌的老家伙。巴普西跟他睡觉。施特拉说：“要是我，这简直就算完了，跟这么一个家伙睡觉。另外，她随便就跟任何一个客睡觉，只差没跟外国佬睡觉了！经常用手淫，这活儿还可以干。可是怎么能做爱呢！”
我感到震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施特拉这时向我讲这个。不久，巴普西告诉我，亨利是施特拉的常客。难怪施特拉对他的要求了如指掌。后来，我也去了亨利家。
施特拉后来告诉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是最“掉价的”。“在那里，尽是些被榨干了的女子以及外国佬。我才不能让讨厌的外国佬一天到晚缠着我呢。”
施特拉接的客是开车的人，在选帝侯街的“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几乎全是十三四岁。我认为这么做很可怕，随便钻进一辆小车，无法知道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对施特拉说：“我认为，这比去动物园站还糟糕。有些女子这样干只能挣到20马克。要接两个客人才能买一针毒品，我真不能这么干。”
我们俩争论了近一个小时，争论是去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掉价儿”呢，还是在选帝侯街拉客“掉价儿”。但是，我们很快都同意一点：如果巴普西跟那个老家伙睡觉，那她就比“掉价儿”的女子更“掉价儿”。
连着几个月，巴普西、施特拉和我几乎天天争论这个有关我们拉客的“名声”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竭力想向自己向别人表白，自己还没有堕落到最低的台阶。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说另一个人的坏话。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不要被迫去拉客。我跟施特拉重逢的那天，我们就认为可以不去拉客：我们可以用扒窃或诈骗的手法来弄钱。施特拉很有一些点子。
她有一个最好的点子，于是我们立刻溜到一个大商店“卡德威”里去试验。在厕所里，必须等到妇女们关上小格子的门。一般她们都把挎包挂在门的把手上。一等她们宽衣解带坐在马桶上，我们就立刻从外面把门的把手猛地往下一扳，挎包就落在地上，我们能很容易地从门下伸手捡过挎包。那些妇女们自然不敢追我们到街上，她们穿好衣裤的那功夫，我们早就跑远了。
施特拉和我因而监视住“卡德威”的女厕所。但是每次施特拉都说：“快点儿，我都厌烦死了。”她不想一个人干，也确实需要两个人四只手，以便能尽可能快地把所有的包抢走。所以，我们在女厕所的行动失败了。而且扒窃又需要胆子大，我从来都做不到，也越来越不行了。
这类的尝试失败了几次之后，施特拉和我决定一起去拉客。去地铁动物园站，我坚持要去那里。我们两人一起拉客。拉客很要冒些风险。风险之一是我们喜欢悄悄地进行，但我们互相注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同意去哪儿。俩人一起拉客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欺骗，如果一个嫖客不愿意遵守条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防范。而且接客的速度也快得多：一个负责上半部，一个负责下半部，三下五除二就完了。
另一方面，找一个愿意给两个女子付钱的顾客不太容易。有些顾客害怕要两个女子；有经验的家伙知道，一个女子伺候他时，另一个女子可以很快地把顾客的钱包偷光。我们三个中间，施特拉竭力坚持要两个人一起去拉客：因为她看起来已经不怎么像孩子，她比巴普西和我更难拉到客。
巴普西最容易拉到客。因为亨利已经可以提供她所需的东西，所以她只是为我们干。她凭着她那一副13岁的天真少女的脸蛋——她从来不化妆——扁平的线条，她正是那些家伙到“小雏妓”角来寻找的对象。有一次，她一小时内接了5个客，挣了200马克。
戴特莱夫。阿克塞尔和贝尔恩德立刻接收巴普西和施特拉人伙。现在我们是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总是手挽手，我当然是挽着戴特莱夫。但是其他两对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一个很要好的小团伙。每个人都可以诉说自己的烦恼——实际上什么都说——向哪个伙伴说都可以。当然，大家又不停地吵嘴，这在吸毒帮里是家常便饭。我们堕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只是海洛因及其带来的问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不敢相信除了连接我们小团伙的东西外，在不吸毒的青年人之间还会有一种友谊。吸毒帮，至少是“初学吸毒”的人中的这些哥儿们义气，对其他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巴普西和施特拉两个女孩子的到来，给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带来了影响。我们像以前一样相爱。但是我们吵嘴越来越多。戴特莱夫动不动就发火。我跟巴普西和施特拉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他很不高兴。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以致于他不再帮我挑选嫖客。我就自己干，或者跟巴普西和施特拉一道干。戴特莱夫指责我跟嫖客们睡觉，他非常嫉妒。
我跟戴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但我不再依赖他。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种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子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子们却继续吸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吸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紧张得快绷断了。我们身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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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只有54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燥，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例如，他说：“你以为我想跟一个与肮脏的嫖客睡过党的女人睡觉吗？”
我说：“我最厌恶一个跟鸡奸者鬼混的人。”如此等等。
大多数的时候，我最后都要哭起来。情况也不总是一样：有时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有，有时我们俩人都哭。当我们其中一人犯瘾时，另一个很容易把对方彻底击垮。随后俩人又像两个小孩似地，互相拥抱着蜷缩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堕落的身影。我们互相厌恶，因为我们都很丑恶，于是我们彼此攻击与自己干同样事的对方，想表示自己还没有丑恶到这种地步。
这种谩骂、好斗当然也发生在不认识的家伙们之间。在地铁站，我一看见提包购物的有钱阔妇人就发怒。于是，我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烟，钻进不准吸烟的车厢。如果她们表示抗议，我就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不高兴就请到别处去。我最喜欢从最后一排座的阔妇人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这使全车厢的人都气愤，有时，人们粗暴地把我赶出来。我的所作所为我自己都气愤（看见巴普西和施特拉这样做我也生气）。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住我的行为。
我完全不再管别人怎么看我。当我浑身痒得难受时——随时都会出现，一件衣服碰了你，甚至只是隔着化妆层——我就搔痒，根本不管旁人。我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在地铁里脱下靴子，或者把裙子撩到肚脐，我惟一看重的，是小团伙的伙伴们对我的看法。
在吸毒帮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重要。吸毒者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再属于哪个团伙。我认识几个“老吸毒鬼”——他们注射毒品已经至少五年了，还没有死。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复杂。这些铁石心肠的人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给他们的评语是：个性很强。给人讲认识他们，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我又瞧不起他们：他们才是彻底的堕落。尤其是他们使我们这些年轻吸毒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家伙连一丝一毫的道德、良心或同情心都没有了。一犯瘾，他们能痛打你，让你交出可卡因。这伙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叫马努·勒—菲鲁。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他的外号对他真是名副其实。一看见他，那些卖毒贩子溜得比见了警察还快。只要他抓住一个卖毒贩子，就把可卡因全抢走。很简单，他一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所以，至于那些小吸毒者们，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我正在注射时被他撞见。我刚刚躲进一个厕所里打针，突然我看见一个家伙从隔板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面前。是马努·勒—菲鲁，别人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他的惯用伎俩：躺在女厕所，等一个女子进来注射毒品。我知道不给他肯定要打人，便立刻把毒品和针交给他，他走出去，站在一个镜子前，自己打针。往脖子上打。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怕，这是他惟一还能扎进针的地方。他像一口猪似地喷血。我想他大概把针打进了动脉。他不再看。对我说：“谢谢。”就走了。
至少我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我敢肯定。因为要想跟马努·勒—菲鲁活得一样长，必须身体非常结实。我可不是这种身体。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一切都越来越围着拉客和接客转。小伙子们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大家还是互相感兴趣，互相帮助。我们小团伙里的女孩子也互相交流经验。慢慢地，我们接客的圈子缩小了。对于我来说是新客，大概早已是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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