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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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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现在已渗透到学校、舞厅和娱乐中心，依我们之见，它将继续向越来越年轻的人进行扫荡。它不再仅仅威胁极少数的12岁到18岁的人。例如，往往是侥幸之机决定一个13岁的幼女渡人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显的伤害或者没有沉溺于酒精。海洛因，没参加会道门或某个宣扬暴力的无政府组织。今天的年轻人对毒品有很强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于接受制药工业的诱惑一样。每个，或者几乎是每个年轻人都认识某个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这些人曾经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愿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动机与60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爱好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当年的嬉皮士的动机是开阔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则是要消灭它，对于那些酒精和轻型毒品的消费者也是一样。所以，今天难以把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分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药的吸毒者”这样的等级，因为从这级过渡到那级是很容易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公众舆论对问题的规模，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总是认为这是一股即将到达顶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会跌落下来。国会议员也向我们大谈“抑制”吸毒现象，好像如同拧紧“水龙头”一样简单。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日益增多的主观的社会边缘主义者。很多的年轻人避身于毒品之中，因为他们在学校，在工作环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关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与这个进程（其发展节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与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医药制品相比，已成为获得头等利润的源泉了。假如我们估计——而且是保守的——仅在西柏林的5000左右的一批人——他们是海洛因消费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资50万马克（通过卖淫、偷盗或抢劫），那么可以想象在全国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什么？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润的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区警察也没有力量限制他们，落人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轻型毒品的数量，只不过是消费量的一个微弱的零头而已。在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扩展成一个紧密的销售网。这样一来，就如同那些轻型毒品一样，人们到处都可以弄到海洛因。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未曾沾染毒品的地区了：只不过是各地区之间有所不同，传染危险的尖锐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每个大城市都有其“舞台”，毒品贩子将他们的销售点置于唱片舞厅和青年娱乐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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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无处不在肯定是其消费量日渐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一个追求“补偿行为”的年轻人不用费难便可以得到。而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很多年轻人忍受着一种莫大的烦恼，一种感到他们的存在没有意义而产生的愧疚。他们唯一的消遣便是每周一次到唱片舞厅去。
但是在那里，这部分数量日增的年轻人也少有交往的可能，特别是口头交往。在被音乐搞得头昏脑胀之后，失望地走出舞厅：他们又一次感到生活得毫无价值。
这些孩子和年轻人对现实不满，既不能从他们的未来获得鼓舞，也不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因为他们的童年——这个自发的。相对说来自由成长的。兔除他人操纵的、所以说是均衡的阶段，一般在他们进入学校后便告结束。从入学开始，他们的天地便是一个竞争和消极消费的世界。
在这些被剥夺了童年的年轻人身上，想象力是匾乏的，自信心和自制能力是微弱的。他们不停地追求着刺激，却不能形成自卫能力以对抗那些从他们年幼时便置身其中的消费社会的种种诱惑。
学校的选拔变得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他们的青春期开始便发现，尽管他们做出种种努力，他们未来的中等财力将不允许他们得到广告和商店橱窗所吹嘘的那些富于魅力的东西，进入那个从孩提时代就使他们着迷的世界。当然，有时他们做出一副蔑视这一切的样子，高傲地标榜他们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更多的人看到自己被拒于消费享乐之外，感到一种苦涩。
金钱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为了结识一个姑娘，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得在唱片商店里花上10、20或30马克，还不算最时髦的衣着、购买唱片和参加流行歌曲音乐会的开销。对于一个学徒工或中学生来说，这是沉重的。这样就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滴水汇成了河——年轻人用另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父母们无法为他们指出道路，因为他们自己还陷身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呢。他们的工作成果——过去的和将来的——不允许他们为自己提供他们追求的或人们告诉他们要追求的东西。与他们的孩子不同，他们并不放弃奔波，而是以双偌的努力尽心竭力地从事他们在西西弗的劳作，同时却丢弃了对他人的不幸的诸如友谊、互助、正直、理解的价值。
家庭生活被摧毁过程的规模已经引起了不安。在西柏林，已决定向不少的家庭派出“家庭助理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大学生等等）。他们在那里看到一种由于敌对情绪和缺乏气息相通的而造成的难以致信的精神不幸。离婚（离婚率不断上升）、常开的电视、自杀、滥用药物（真正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环境——还没加上青春期问题所带来的烦扰。这个男孩或这个女孩便处于这样一个有着多处出口的迷宫和若干条称谓不同的迷廊之中，其中有家庭、消遣、工作前景、校内竞争、性和梦幻。问题是他怎么从中脱身。他找到的出口可能朝向一个会道门，一个酒鬼团伙，也可能是吸毒。而海洛因这种最危险的毒品也是以创纪录速度“解决”所有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对于很多处于危险中的年轻人来说，关键性的障碍是毒品的价格昂贵，所以姑娘们就成了毒品贩子们先于一切的靶子。最近几年，在12到16岁的海洛因消费者中间，姑娘的增长数字远比男孩子们快得多。由于卖淫可以使她们易于得到钱，毒品贩子便把她们视为猎捕对象，从而任意地使她们成为毒品的依附者。
这一切往往是在音响舞厅开始的，方式非常简单。一个年轻的男人露面了：面相不凡，身穿符合这种场合要求的时髦衣裳。他和年轻的女孩子们搭话，她们发现他很出众，热情得让人倾慕。很快，他向他选中的受害者提供了第一批几小包海洛因，而且是免费的。他重复几次这种做法。于是，又一个姑娘“上钩”了，而她很可能把毒品引入到她的朋友们的圈子里去。
这种招揽生意的方式是小的二道贩子的特点，有时还得付佣金。与中间商和批发商不同，他们本身便是瘾君子，而他们获得的利润勉强地够他们维持生计，甚至有时候还得为他们本人需要的海洛因奔忙。他们不需要说服人的才干。年轻人喜欢冒险。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期望获得他人没有的经验，而在世界上这种经验越来越罕见，于是他们抓住了毒品贩子的“救援之手”。而在最初结识海洛因之时，他们确实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一种从所有的烦忧中解脱出来的感觉。
他们不大愿意离开这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超级支柱”，三次之后，精神上对海洛因的依附就形成了。此后，看他们使用海洛因频率大小，大约几周之后，又轮到了肉体的依附。吸毒者再也离不开海洛因了，否则就得忍受毒瘾发作时的种种痛苦症状，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毒品贩子的常客。对大部分瘾君子来说，他们组成了一条齿轮传动系统。假如哪个毒品小贩被捕了，第二天马上就有人代替他。每个瘾君子都希望自己成为二道贩子，认为这样总比去偷——小偷小摸或溜门撬锁——去卖淫能更惬意地满足自己的要求。换句话说，海洛因贸易的蔓延不但为他赢得了客户，而且准备了未来的销售人员。在柏林，已经是14到16岁的二道毒品贩子“当政”了。
在农村地区，毒品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其表现还不如城市里那么显而易见。而或迟或早，一批农村的年轻人会来到城市的大中心，因为在乡下的村镇上难于弄到他们所必须的数额越来越大的款项。
毒品瘾几乎总会把女人和姑娘们引向卖淫之路，而那些男性吸毒者，绝大部分专搞一些偷盗财产的犯罪勾当：一些去偷仓库，培训中心或者运货汽车；另外一些则去偷手袋、偷展品。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窝主，至少有个销赃点，把这些相机、录音机，小型家用电器、酒品等卖出去。但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人所委，这些赃物所值（当然不是它们的实际价格）只能勉强地给这些瘾君子弄来日常所需的海洛因的款项。
由于这笔款数在40到100马克之间起落，毒品舞台便带有永远为钱奔忙的痕印。因为每天必须搞到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的局限。这些吸毒者变得粗野、凶暴、彼此不交往。尽管海洛因的用量不断加大，但它的快感却逐渐下降。最后这种快感会完全消失：他们不过是为了逃避瘾发时的痛苦而进行注射。
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蒙骗我父亲，但无论如何，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对有些事表示怀疑了。我觉得他是在等着确凿的证据，而这证据不久就落在他手中了。
那是一天晚上，我发现已经没有第二天早晨用的兴奋剂了。但是我不能出去找，因为父亲在家。我偷偷地打电话给亨利，约他在克罗比小区见面。我父亲在苏尔克商店门前发现了我们，亨利刚好来得及溜走——但我父亲拿到了可卡因。
从我和亨利交往的开始，我把一切都讲了出来，我连扯谎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命令我和亨利再订一个约会，让他第二天，带可卡因到哈森海德公园来。然后，他给警察打电话，把一切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到公园去逮捕亨利。他们回答父亲说，他们不能这么干，应该进行符合法律程序的搜捕，而这样的行动又不是一夜就可以组织起来的。那么你们就不想抓住一个“少年诱拐犯”了？——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词句。警察要于的活太多了。至于我，我当然很高兴能避免充当钓饵这么一个下流的角色。
我早就想象过我父亲发现真情那一天的情景：我会被他打得半死，扔在楼板上。但实际上他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似乎被失望攫获了，几乎和我母亲一样。他和蔼地跟我谈，最后他想让我明白，就是真心和海洛因决裂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但他还没放弃让我做到这一点的希望。
第二天，他又把我锁在家中。他把吉妮带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我的瘾发得很凶。到了中午，我坚持不住了，就给亨利打电话。我求他给我带海洛因来。进公寓大楼的楼门需要钥匙，我会从我家12楼的窗子放下一根绳子去，最后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但是作为交换，他要我用那绳子送给他一封情书和我的一条内裤。没有交换物他的兴奋剂是不出手的。这可真是个商人，对吧。
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从晾晒衣服的塑料绳到睡衣上的腰带，一切能结成绳子的东西，我都找到了。我把这些东西连接在一起，真是长得要命。为了它能足够地长，还得没完没了地打结，没完没了地试验。然后，在毒品瘾中，我胡乱地涂写了一封“情书”。
亨利准时赴约。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绣花内裤，那是我亲手绣的，把它和那封信塞到电吹风机的套子里，然后把这个空中邮包从儿童室的窗子放了下去。还可以。亨利取出了“应付货款”，又把兴奋剂纸包塞进罩子里。很多人对我们的活计颇感兴趣。可这丝毫不妨碍亨利。至于我自己，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着一件事，可卡因。
它终于到手了。我正准备拿去加热，电话铃响了，是亨利。我们闹了个误会，他要的是一条我穿脏的内裤。海洛因已在我手中，其它对我都无所谓了。为了让那个家伙别再跟我捣乱，我从衣服篮里抓了一条最旧的裤权，从窗户扔了出去。裤权掉进了灌木丛中，亨利本来要走了，又跑回来去找它。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使用绳子那天的前三个星期，一张逮捕证就等着他了，不过是那帮警察没功夫来找他而已。甚至他的律师也告诉他，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不妙的境地。但是一沾姑娘的边，他就昏头胀脑了。
后来，在他的案件中，我不得不作证。我实话实说。一方面和其它的买主一样，我才顾不了他那么多呢！可另一方面，我也有点不忍心这么轻易地做出不利于他的证明。说来说去，他并不比另外的贩子们坏多少。他们都清楚，有毒品瘾的人把那点票子都用到买毒品上去了，这些人都是些下流坯。但亨利是个不幸的瘾君子，他的“毒品”，是年轻的姑娘们。我以为，他的位置不该在监狱，而该在精神病院。
一连几天，我都被关在家里。好在亨利事先已经给我带来了海洛因储备，我没有断毒。一天早晨，父亲离家时没有锁门，我溜了出来。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东游西窜，直到父亲又找到我，把我领回家中。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揍我。只是他显得更加失望了。
我就对他说，我独自一人戒不了毒。一个人整天给关在家中，这太苦了。巴普西死了，戴特莱夫进了班房，施特拉也进了班房。14岁的施特拉正在铁栅栏后面受罪，这我是听一个曾和施特拉关在同一间号子里刚被释放的女孩讲的。施特拉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自杀。她的唯一支柱，是恐怖主义分子——一些和她拘禁在同一监狱的红军派的姑娘们。她见过莫妮卡·贝尔贝里斯多次，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很多吸毒的人都觉得恐怖主义分子了不起，甚至他们有些人在陷到海洛因里之前，还试着参加到恐怖主义分子小组里去呢。在绑架斯莱那尔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也挺有吸引力的。但是，我讨厌暴力。我永远也不能伤害人，光是看见暴力景象就能让我大病一场。但我还是觉得波阿代尔邦的那些人可能对形势做了不错的分析：要改变这个腐朽的社会只能使用暴力。
施特拉的故事还真的使父亲动了心。他愿意使她出狱并收养她。我还说服她，只要把我们俩人，施特拉和我，放在一起，我就能从毒品这个钩子上下来，对他说来也是一样，这是为最后的运气而战了。我在父亲家度过的这段日子里，他用来对付我的方法肯定并不总是好的。但如同母亲一样，他已经尽力而为了。
父亲开始在各社会部门奔走，并且成功地使施特拉得到释放。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确实已经精疲力竭，比被捕之前还糟。我曾经答应在她来到我家之前把一切“清扫”干净，但我没做到。从第一天起，我就又把她拉下了水——不过，她迟早也会这样干的。还真有那么几天，我们认真地讨论“脱钩”的事。接下来，我们却研究出来一种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瞒混我父亲的方法。两个人要容易一点，我们把要干的分开干。我们甚至轮流到赛马场去，或是到选帝侯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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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场，去搜刮那帮开汽车的。
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所以这个也不再让我讨厌了。我们这帮有4个姑娘：施特拉和我，再加上两个蒂娜，她们俩的名子都是蒂娜，这纯属偶然。她们中的一个比我小1岁，刚满14周岁。
这种活我们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干的，一个要跟客人走的时候，另一个就大模大样地把他的车号记下来——这样可以使那些有意要和我们恶作剧的家伙们胆寒。这不过是防备那些拉皮条的小子们的一种自卫方法。我们不太害怕警察，有些警察路过的时候还从巡逻车里向我们打个友好的手势呢。在我的常客里就有这么一个挺友好的人，那是个非常滑稽的小伙子。他总是要求得到爱情，我就老得向他解释，拉客是一种营生，而不是谈恋爱。
需要这样解释的还不止是这一位客人，他们大部分都愿意瞎聊一通。一开始总是那些老一套的玩意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起这个来啦？总还是可以想别的法子吧，等等。这类的花言巧语最使我恼火了。有些人脑子里还冒出了搭救我们的念头。我就收到过有些人让我和他们合法结婚的请求。而这些美妙的感情却并不能阻止他们利用我们这些吸毒的人的困境来达到他们个人的满足，可他们偏偏又知道原因所在。这些家伙简直就像拔牙的野郎中那样说谎，他们自己已经是过着河的泥菩萨，却还想象着能来帮助我们。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没有胆量去找职业妓女。总而言之，他们对付女人都有些困难，所以便来找雏妓。他们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老婆、他们的家庭、他们过的那种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已经彻底地绝望了。有的时候，他们甚至露出羡慕我们的神气，因为，至少我们年轻。他们向我们打听眼下年轻的一代，他们的口味、音乐、言语。流行的服装等等。
有一回，一个50多岁的家伙，无论如何非要吸大麻，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年轻人都吸。于是他多给了我一笔钱，我们就一起去找二道贩子。我们跑遍了半个柏林，我这才发觉，在我们这个随便哪个街角都能弄到海洛因的城市，却在哪儿都找不到大麻。我们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才弄到一点。这个家伙在汽车里抽了这颗夹心烟。这么一件小事却使他兴奋异常！
干这一行能碰到一些莫明其妙的疯魔。有个小子曾在骑摩托车时受过伤，他就让人不停地敲那根接在他小腿里的钢棍。另一个展示着一张盖着图章的纸片子，好像是什么正式文件：一张不育证明——他不愿意用避孕套。还有一个比他们都混蛋的小子，自称是电影界的人物，他想让我先试一下子。后来，他掏出手枪，强迫我兔费侍候他。
我最喜欢的客人是大学生们。他们是用两条腿走来的，总的说来，他们相当窘迫。但我喜欢和他们聊天，谈论这个社会的腐败。我只陪他们，到他们的窝里去。而和其他的客人，都是在汽车里或旅馆里。那里才真叫惨呢：客人只多给10个马克，而我们连使用床铺的权力都没有，只是加个小床而已。
施特拉和我是用乱写在墙上或莫里斯商店柱子上的密码短语来联络的。用这种办法，在换班的时候，我们总能知道另一个人在干什么；要是父亲发明了什么新招术更好地监督我们，我们也能够知道。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对选帝侯街、赛马场腻了，觉得恶心的时候，我就到一家名叫“少年挑战者”的店里去呆上一会儿。店里分发着一些关于幼年吸毒者和美国雏妓故事的小册子，发放的人说多亏了他们，人们才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他们就在离雏妓和“音响舞厅”两步远的地方安置下来，以便在现场发展信徒。在“少年挑战者”，我一边喝咖啡，吃煎饼，一边聊天。等他们开始大谈慈悲的上帝，我就溜之大吉。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利用吸毒者：当他们发现我们走投无路时，就试着把我们招揽到他们的会道门里去。
我也看看选帝侯街和根特奈尔的大家具店的橱窗，它使我想起了属于我和戴特莱夫的一所住宅的旧梦。而这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不幸了。
我已经落到一个吸毒者生涯的最后阶段了。
当很难找到客人的时候，在犯罪面前我也不退缩。噢，我不会走得很远，我天生就不能干这个，我没有那么坚强的神经。有一天，一帮吸毒者想引我到一家银行偷窃时，我就泄气了。我的最伟大的业绩不过是用带有钢指环的手套打碎了一辆小汽车的玻璃，偷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而那还是在喝了四分之三瓶的苦艾酒之后，鼓足了勇气才干的。我通常是帮助吸毒者销赃，我还管给那些普通的小偷运送刚偷到的东西：把它们存放在自动寄存处去，然后再取出来。这能让我赚上20马克，可这比偷东西危险多了。不过，反正我不知道我到了哪一步。
在家里，我向父亲胡吹，说我跟施特拉吵架，我们俩本来说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觉得被另一个骗了。这真是像地狱一样。
很明显，我父亲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阵子时间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学校了，甚至到学校露个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们使我怒火冲天。我变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塞纳区那边平静地闲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亲了。
这正是一个吸毒者山穷水尽之时，烦恼无边，只想自杀。但我从来就是个胆小鬼，没胆量给自己扎上“火潦潦的一针”我还在找出路。
我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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